倫理網絡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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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化在本質上是與現代性緊密相連的大眾消費文化，而現代性同奢侈消費的關系密切相關。奢侈消費是現代社會逐漸世俗化的主要體現之一，松巴特等人指出，奢侈消費是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它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商品方式和組織形態的形成。這其中的主要動力機制是，處于知識權力結構核心的資產階級看到，他們可以通過建立一種大眾消費文化獲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在所謂世俗化的現代性的“祛魅”運動中，不僅有主體控制自然的向度，還有一種主體順應自然的逆向運動。前者強調理性控制，意味著人為自然立法，與生產過程有關；后者強調將人的本體從理性下移至“本我”、感性和個體，主張凡是自然的欲望都應當滿足，是感性縱欲的，與消費過程相關。如果將此兩個向度概括為自由，即前者是與主體自主性相關的積極自由，后者是與個體放任相關的消極自由，那么不難理解控制自然和順應自然的巧妙配合在玉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同時，必然也會因為自主性的膨脹和被誘導的消極消費而導致自然的異化和自我的異化。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性理論未嘗不是迎合了這種合謀。

基于倫理的網絡文化戰略的出發點在于，揭示各種烏托邦想象背后的知識權力結構的宰制性，引入一種責任的觀念，使網絡空間作為一種公共資源和公共空間能夠在微觀生活中發揮其賦予權力和解放性的功能，同時也必須看到網絡權力結構的差異和無秩序也潛藏著創造力和生長性的力量，完全以真實世界的標準框定虛擬生活并不總是適宜的，而作為一種制度性的戰略則在于建構一種反思與批判性的網絡文化，使人們能夠通過獨立思考和相互磋商找到虛擬生活的方向。

1.從烏托邦原則到責任原則

翻開大多數關于網絡文化的書籍，所討論的問題都集中于諸多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集體想象，如網絡就是新生活、電子人、電子全景監視（奧維爾之1984和“老大哥”）、言論自由、互動式交往、巴別塔（文化際溝通難題）等等，它們之中，有的認為網絡技術不僅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新的生活形式，還能使現有的社會問題（如缺乏社群溝通等）得到改善；另一些則認為網絡空間的發展會導致集權統治，會使人最終喪失自我走向毀滅。實際上，任何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構想都不是深刻的反省，而只是大眾消費文化現象的延伸，僅是對于網絡文化現象的簡單化處理。面對網絡空間所帶來的倫理挑戰，我們必須認識到正確的倫理抉擇絕不是對某種烏托邦想象中的信條的遵守，而應該引入一種對人自身的責任。

在網絡文化的建構中，最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美國人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執著。其內容是：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和禁止宗教活動自由；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申冤的權利。由于言論和出版自由權被神圣化，任何針對網絡內容的控制都遭到了強烈的反彈（甚至使用反黃芯片的做法也受到了質疑）。最后，為不侵犯個人言論自由計，只能設法控制言論自由的不良后果，以約束那些濫發有害信息和以此牟利的人。這與美國一些堅持生命的超越價值的團體反對墮胎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其實，言論自由之類的抽象原則本身并不錯，但如果將其作為網絡空間的一種烏托邦特性加以無條件的捍衛則是難以自洽的。顯然，這對于不相信這條原則的人或網絡有害信息的受害者來說并不是什么圣經。

網絡文化的迅速發展正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人們必須遵循一種新的責任原則。這種新的責任原則不再僅僅要求人們對某種烏托邦的信念負責，而強調人們應該朝向未來，對可以預見的后果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對此，雅斯貝爾斯指出，我們對人類最遙遠的未來，對人類歷史的保存負有責任。責任倫理大師漢斯·尤納斯發出的責任的絕對命令是：按照那樣的方式行動吧！在你之后仍然存在一個人類，而且盡可能長久地存在。保爾·利科對尤那斯的評論是：“就尊重人的簡單概念而言，命令是新事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它超出一種由相互關心而保證的鄰近的倫理。在技術時代，責任延伸到我們的能力在空間與時間，在生命的深處所能及的遠處。”

現在，問題的重心必然轉向一個現實問題：如果我們的公共選擇是健康的網絡文化（如果不是如此本文的所有討論都是無意義的），誰應該為網絡文化的健康發展負責？麥金太爾（A.Mcintyre）曾提出三角色理論來描述現代性，他認為，現代性中具有倫理代表性的三種人是消費人、心理治療家和管理專家。這是一種價值與手段分裂的“社會生態”，一部分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個體，另一部分人則是聲稱能夠服務于任何目的的專業人士。這使人聯想到韋伯所稱的沒有心肝的縱欲者和沒有靈魂的專家。因此，不論是消費者還是專業人士都應該對網絡文化的發展肩負起責任。尤其是擁有知識能力的專業人士，他們不應僅僅販賣技術樂觀主義以鞏固其權威性，而更應該為增進積極的文化消費作出應有的努力。

如此呼喚責任原則也有某種理想主義甚至烏托邦的成分，但是，我們的確已經生活在一個倫理在最終依據上受到挑戰的時代，可愈是如此，對于責任倫理的要求就愈為急迫。

2.走出公共電子牧場的悲哀

網絡是一種公共資源，而人們對待公共資源的態度往往不甚明智。人類生物學家蓋瑞·哈定〔GarretHardin〕將這種現象形象地稱為“公共牧場的悲哀”。

“公共牧場的悲哀”這個典故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英國。那時，大多數村莊的邊緣都有一片“公共牧場”。附近的村民可以在上面放牧。如果他們能夠明智地使用這些共有地，就可以逐漸增加自己的財富。但是，人口增加以后，出現了過度放牧的現象。雖然這種行為對大家都不利，但因為公共牧場沒有人進行管理，人們僅從自己的立場進行盤算，他們只知道誰增加牛只，誰就多得一份利益，而只分擔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損害，結果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的同時，毀掉了自己的長遠利益。最終，群體在公共牧場的行動自由，使群體利益遭到毀滅性破壞。在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上，每天都在演繹著這樣的悲劇。

在網絡空間中，這種“公共牧場的悲哀”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談到網絡版的公共牧場，我們也許會立即聯想到網絡帶寬有限：如果每個人無限制地接入網絡中下載或發送大量的資料，對個人來說是回報性的選擇，對集體來說則是災亂性的。但這種現象可以由下載速度進行調節，除了個別的信息濫發行為外，沒有太多規范的必要。實際上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網絡空間中的文化氛圍，或者說所謂虛擬生活的“民風”。

首先是信任問題。由于虛擬生活可以匿名進行，這對人們的信任關系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全球電子鏈接WELL上，一度有人要求以匿名（仍然保留某種與身份相聯系的簽名）的方式召開網上會議，結果如同玩游戲一樣，參與者以一種邪惡的方式開始講述關于對方的故事，彼此相互攻擊。雖然人們最初接受了這種攻擊，但當有人建議以不簽名或仿冒簽名的方式進行時，遭到了大家的拒絕，而且會議進行了兩周之后，人們紛紛要求管理部門中止會議，因為會議上人們的破壞性太強了。WELL的創建者斯圖爾德·布蘭德and）說：“人們之間的信任被破壞了。毀掉容易，重建難。”從心理學上講，網絡上的信任缺失會給許多人造成傷害。顯然，盡管人們在網上都是在使用虛擬的假面具與他人打交道，但是鑒于人們的人格氣質和自我控制能力各不相同，蓄意的欺騙往往更容易擊中輕信者，給他們造成極大的傷害。毋庸置疑，如何在虛擬生活中適當引入信任機制對于提高虛擬生活的質量是有一定意義的。

其次涉及信息內容和交往方式。由于網絡的匿名性和虛擬性，使得許多人將網絡視為獵奇與宣泄情緒的場所和尋求隱秘嗜好的同道的途徑。毫無疑問的是，商業化運作的網絡公司及時地抓住了人們的這種文化消費心態，為了留住網民，在網絡內容上追求流行化、花邊化甚至庸俗化，網絡和傳媒對網絡交往的宣傳也有很多言過其實之處。其中許多內容很難說是積極的文化消費。這就是網絡的傳媒運作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網絡信息內容被視為網站的饋贈，既然是饋贈，內容的質量就被放在第二甚至第三位考慮了，這種情況在個人網頁的情形中也同樣存在。至于網絡中的交往方式，一種容易被接受的立場是，不管是何種關系，只要兩相情愿就可以進行。但這些關系并不僅僅影響到相關人，一些不良的關系模式容易在網際廣為傳播。根據這些分析，我們看到使網絡信息內容和交往方式變得更加健康和積極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文化戰略，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作為一個后發民族國家，如果在網絡文化上沒有自主意識，沒有一種建構健康的網絡文化的勇氣，難免會遭遇新的文化認同危機。簡言之，現在流行的消費性的網絡文化是具有一定的腐蝕性的。對于中國來講，在娛樂性的消費之外，還應該尋求一些有益于提高國民素質的發展路向。這項工作的職責主要不在國家，而在于網絡信息企業和廣大的知識階層。

3.適度保持虛實之間的張力

虛擬生活中的失范現象，使一些人認為應該完全以真實世界的倫理規范來制約虛擬生活，但這實際上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的虛擬生活自有其價值和意義，重要的是如何建構一種網絡文化氛圍，使人們在虛擬與真實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要在虛擬和真實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首先應該消除虛擬生活的神秘性，鼓勵網際探索。信息瀏覽能力和對虛擬生活的了解已經成為人們理解當代世界的一個重要方面，應該允許人們依據個人的興趣在網際瀏覽信息和選擇各種形式的虛擬生活。隨著網絡的發展，我們必須接受的一個事實是，虛擬生活將成為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很多人，特別是青少年，將會以網絡作為他們學習和擴大交往的工具，同時，網絡交往會隨著人們的網際經驗的增加而自然形成一些基本的規范，而這是我們難以預見的，故對于虛擬生活我們應該持一種開放立場。顯然，這種開放的立場也應該是審慎的。我們必須看到對于虛擬生活的各種形式的夸大性宣傳中有一種烏托邦式的網絡文化自我中心主義。例如，許多人聲稱：十年后虛擬實在將成為性撫慰的主要手段，令人興奮卻又安全可靠。但實際上，網絡空間有一種固有的雙重性，即盡管虛擬身體為各種新的虛擬活動提供了機會，但虛擬身體無論有多完美，依然不能替代真實身體的體驗。而且這種虛擬身體與真實身體的沖突還會帶來一些新的壓抑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壓抑是，網絡空間的匿名狀態在不斷地誘使人們進行一些“不為人知”的反社會行為，如非法入侵他人電腦，偷看他人郵件等，而這些行為的最大危害是使人們處于罪的快感和悔恨交加狀態。簡言之，網絡空間是不得不打開的潘多拉的魔盒，如何對待真實和虛擬始終面臨兩難抉擇。

與此同時，加強虛擬生活與真實生活的聯系是未來網絡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突破口。電子商務、真實社區的互助服務和公共參與都需要真實與虛擬的連接。從交往的角度來講，網絡可以使人們在真實社區中的聯系更為緊密，而這不失為消解現代科層制度和都市生活隔膜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避免過渡網絡沉溺的一種方法。但是，我們在此不愿意勾勒出某種烏托邦的前景，因為我們不能斷定在社會服務體系完善的現代社會中，地理區域上接近的現代人真心愿意擴大相互交往。這顯然是一個實踐性的問題，不同情況下的結果也不盡相同，無法作出臆測。

此外，我認為，應在一定程度內容忍網絡空間的無序性和網絡文化的消極性。由于在網絡空間中身份具有流動性，傳統的規范倫理模式不再完全適用。在虛擬生活中，除了最基本的不傷害原則外，其他所有的倫理規范都需要通過商談共識模式形成，因此虛擬生活的無序性是網絡文化必經的一個發展階段，倫理規范就是在人們對無序性感到難以忍受時開始為人們所直覺，再由討論達成的共識。使此問題變得更為復雜的是，即便真實世界中的權威機構不能容忍某些網絡空間的無序性，如網際反社會言論，也未必能夠及時有效地制止。從這種角度來講，網絡的確改變了權力合法性的來源，社會總體權力結構仍保持至上而下的宰制性特征的同時，附加了一種逆向的自下而上的草根性。但顯然，這種草根性是離散的、塊莖狀和游牧部落性的，即便能夠在微觀上形成某種整合性的民主機制，它也未必能夠超越其有限的視界，故我們對網絡空間在總體上整合無序的能力也不作烏托邦式的想象。說到網絡文化的消極性，我們應該容忍的原因是所謂積極和消極是相對的，其后果因人而異，并無絕對的標準，除了對于極端反社會和違背社會公共道德規范的必須加以限制外，對于一些不甚積極的內容則應持寬容態度。這一方面是現實經濟利益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則體現了現代社會對個人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的尊重。簡言之，我認為，消極性和積極性是十分復雜的，對于大多數虛擬生活的積極性和消極性的判斷應該由個人通過批判和反思之后作出倫理抉擇，而不應完全依賴于外界作出的是非判斷。為此，需要使網絡文化成為一種具有批判和反思性向度的文化。

4.建構批判和反思性的文化

網絡空間是一種技術－文化現象，從建構理論的角度來看是一個社會文化建構技術與技術型塑社會文化的并行互動過程。簡言之，網絡空間如何發展、虛擬生活如何進行，取決于相關利益群體的選擇，應該倡導一種參與式的網絡文化。網際存在由電子書寫建構，網際交流完全依賴于語言的溝通，但由語言和符號的交流到建構具有批判和反思性向度的文化還是有很長距離的。建構批判和反思性文化關鍵是要有批判和反思的態度，而大多數人寧愿選擇沒有深度的無反思的生活。因此迫切需要有人思考“如何選擇一種更好的虛擬生活”，以引發普遍的關注和討論。

在網絡時代，建構批判和反思性的文化的核心任務就是對網絡文化本身進行批判和反思。顯然，這種批判和反思應以大眾為本位，故其主要任務不是去代替大眾思考而是讓人們自己去批判和反思虛擬生活。因此，在此過程中的思想者不應再以立法者的立場去為大眾規定何謂積極的虛擬生活，而只能以某種闡示者的態度說明自己的詮釋及前提。這樣的詮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去蔽”功能，即它使人們看到，原本只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的諸多生活安排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批判和反思性文化的功能是減少網絡知識權力結構對微觀生活的壓制。這種壓制往往通過調動自我的欲望使自我不能自拔，是一種尤為隱蔽的控制方式，而最終的受益者是知識權力結構中的優勢群體。對此，我們不想開出馬爾庫塞式的“大拒絕”之類的烏托邦處方，但堅持認為需要一種使人們對此有所領悟的“去蔽”，即揭示其背后的價值取向、利益分配和權力格局。我認為，作為文化建構能獲得這樣的功效就足夠了。批判和反思性的文化建構有時候也需要某種程度上的集體行動。一般來講，作為文化運動的集體行動是象征性的，以意愿的表達為主要訴求，這種集體行動一般是自愿的和有限目標的，而不是缺乏反思的原教旨主義的和圣化的，其形式自然也大多是非暴力的。在集體行動中，如何明晰地表達立場無疑尤為重要，只有明晰的表達才可能使知識權力結構作出象征性的妥協，同時也能夠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知識權力結構所作出的妥協是有限的。

進一步而言，批判和反思性的文化建構為微觀生活政治的展開鋪平了道路。當人們通過反思和批判理解網絡知識權力結構的真象之時，就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力量，它會促使網絡知識權力結構改進其宰制方式，人們則進入新一輪的批判和反思活動中。簡言之，公眾與網絡知識權力結構是一種“生態”關系下展開的進化序列，兩者間存在一種文化共生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