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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達在他的著作《明信片》這本書中,借其主人公之口,寫了下面這段聳人聽聞的話:
“……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影響倒在其次),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
在這里,我又遇見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國學生,她正在考慮論文選題的事情(比較文學專業)。我建議她選擇二十世紀(及其之外的)文學作品中關于電話的話題,例如,從普魯斯特作品中的接線小姐,或者美國接線生的形象入手,然后再探討電話這一最發達的遠距離傳送工具對一息尚存的文學的影響。我還向她談起了微處理機和電腦終端等話題,她似乎有點兒不大高興。她告訴我,她仍然喜歡文學(我也是,我回答說)。很想知道她說這句話的涵義。”①
以上引用的德里達或者他的作品主人公在《明信片》中說的這段話實在是駭人聽聞,至少對愛好文學的人是這樣,比如像我,以及在文中與主人公對話、正在尋找論文選題并且有點兒不高興的美國比較文學專業的研究生。這位主人公的話在我心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有焦慮、有疑惑,也有擔心、有憤慨,隱隱地或許還有一種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沒有了文學、情書、哲學、精神分析這些最主要的人文學科的世界里,將會是什么樣子。無異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德里達在《明信片》中寫的這段話在大部分讀者心目中可能都會引起強烈的疑慮,甚至是鄙夷。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們強烈地、發自本能地反對德里達以這樣隨意、唐突的方式說出這番話,盡管這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傳播媒介身上發生的這種表面的、機械的、偶然的變化,說得準確點兒,就是從手抄稿、印刷本到數碼文化的變化,怎么會導致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情書——這些在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終結呢?它們一定會歷經電信時代的種種變遷而繼續存在?(問號為作者所用—譯注)當然,我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寫情書!當然,我可以在連接著因特網的電腦上創作并發送文學、哲學作品,甚至是情書,就如同我以前用手寫、打字機、或者印刷出來的書來完成這些事情一樣。但是,精神分析學這門原本依賴面對面的談話(interlocution,被稱為“談話療法”)的學科怎么可以束縛在印刷機的控制之下,并進而迫于數碼文化的轉向而走向終結呢?
德里達這些唐突甚至有點兒近乎放肆的話在我心中產生了強烈的反感,正如那個研究生在聽到德里達這樣古怪的建議后心里涌起的想法。順便提一下,阿維塔爾·羅奈爾對德里達這個建議卻另有一番理解,而且,毫無疑問,她沒有把它當作德里達對正面提問的回答。電話中的普魯斯特和德里達的《明信片》都出現在了羅奈爾的名作《電話簿》中,并以自己的方式預言了新一輪電信時代的到來。勞倫斯·里克爾斯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一樣,也早就在現代文學、精神分析和文化中概括然而鮮明地提到了電話②。
然而,德里達就是這樣斷言的:“電信時代”的變化不僅僅是改變,而且會確定無疑地導致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情書的終結。他說了一句斬釘截鐵的話:“再也不要寫什么情書了!”可是,這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說,德里達這些話——不管是他(或者《明信片》中的主人公)跟那位研究生的,還是你我在那本書中讀到的——在我們的心中都激起了強烈的恐懼、焦慮、反感、疑惑,還有隱隱的渴望,這些話是“恰如其分”的施為性話語(“felicitous”performativeutterance)。他們實踐著他們的箴言而間接地帶來了文學、情書等等的終結,正如德里達在最近一次研討會上所講的,說“我愛你”這句話,不僅僅會在說話者心中產生愛的波瀾,而且還會在聽話者心中產生信念和愛的漣漪。
盡管德里達對文學愛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喪鐘》(Glas)和《明信片》,的確加速了文學的終結,關于這一點,我們已經從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文化中(比如歐美國家過去200年或者250年的歷史文化)得知。在西方,文學這個概念不可避免地要與笛卡爾的自我觀念、印刷技術、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獨立國家概念,以及在這些民主框架下言論自由的權利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只是最近的事情,開始于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西歐。它可能會走向終結,但這絕對不會是文明的終結。事實上,如果德里達是對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對的),那么,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終結。
德里達在《明信片》這本書中表述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新的電信時代的重要特點就是要打破過去在印刷文化時代占據統治地位的內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dichotomies)。在書中,作者采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過時的形式對這個新時代進行了諷喻性的描寫,即不僅引述主人公與其所愛(一位或者多位)進行的大量電話談話,而且還利用正在迅速消逝的手寫、印刷以及郵寄體系這些舊時尚的殘余:明信片。明信片代表而且預示著新的電信時代的公開性和開放性(publicityand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閱讀,正如今天的電子郵件不可能封緘,所以也不可能屬于個人。如果它們正好落在我的眼皮底下,如德里達在《明信片》和他令人欣羨的散文《心靈感應》③中展示的明信片和信件,我就會使自己成為那個接收者,或者,我被奇妙地變成了那個接收者,那么,那些正好落入我眼簾的明信片或者電子郵件上的信息就是為我所寫,或者說,我認為它們是為我寫的,不管它們到底是寫給誰的。在我讀以上我從《明信片》這本書中引用的段落時,情況就是這樣。說話人傳達給那位研究生的壞的甚至是討厭的信息——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和情書將會終結——也同時傳達給了我,我也成了這個壞消息的接受者。在書中,由于主人公的話而使那位學生心中產生的強烈反感也同樣在我的心中產生。
或許,德里達在上面引述的這段話中所說的最讓人心驚的話就是:比起那種導致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和情書終結的新的電信統治的力量,“政治的影響倒在其次。說得再準確點兒,德里達的原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的統治(politicalregime)是第二位的。我認為,“從這個意義說”,是指他不否認(我也不會)政治影響的重要性,但是,新的電信統治的力量是無限的,是無法控制的,除非是以一種“不重要”的方式,受到這個或那個國家的政治控制。
眾所周知,在西方,始于19世紀中葉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從以商品的生產和銷售為中心的經濟向越來越以信息的開發、儲存、檢索和發送為主導的經濟的重大變革。現在,甚至連貨幣都首先是信息,它以光的速度通過電信網絡在世界范圍內兌換和發放,而同樣的電信網絡也在以數碼的形式傳播著文學。例如,亨利·詹姆斯的幾部小說現在可以從因特網上看到,而其它大量的文學作品仍然屬于現在這個正在迅速走向衰落的、在印刷機統治下的歷史時代。
照相機、電報、打印機、電話、留聲機、電影放映機、無線電收音機、卡式錄音機、電視機,還有現在的激光唱盤、VCD和DVD、移動電話、電腦、通訊衛星和國際互聯網——我們都知道這些裝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領會到了它們的力量和影響怎樣在過去的150年間變得越來越大。正像三好將夫(MasaoMiyoshi)以及其他人曾經提醒我們的那樣,在世界上各個國家和人們中間,對這些設施的占有及其相應的影響很不均衡。目前,在美國只有50%的家庭擁有個人電腦,當然,這個比例在其它許多國家還要小得多。但是,不管以這種還是那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每個人的生活都由于這些科技產品的出現而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可以上網,這種變化還會加快,就像當初電視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一樣。這些變化包括政治、國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個人的自我意識、身份認同和財產等各方面的轉變,文學、精神分析、哲學和情書方面的變化就更不用說了。
民族獨立國家自治權力的衰落或者說減弱、新的電子社區(electroniccommunities)或者說網上社區(communitiesincyberspace)的出現和發展、可能出現的將會導致感知經驗變異的全新的人類感受(正是這些變異將會造就全新的網絡人類,他們遠離甚至拒絕文學、精神分析、哲學的情書)—這就是新的電信時代的三個后果。毫無疑問,各種電信設施的出現在拓寬人們感知視野(例如,電視就是耳朵的延伸)的同時,也危及到了各種個人的空間和自由,它的后果或者是由于反動保守的民族主義(往往是分裂的民族主義)而致使曾經穩定的國家或者聯盟內部形勢惡化,就像今天在非洲和巴爾干半島發生的事情一樣,或者是激起人們對種族滅絕(genocide)和“種族清洗(ethniccleaning)”的恐懼。正是出于對這些新科技產品的恐懼,相關的預防措施也應運而生,例如,美國國會通過了《通訊文明法案》(CommunicationsDecencyAct),旨在控制因特網的不良發展態勢。顯然,這一法案并不符合憲法,而是對美國憲法所保護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的破壞。法庭已經做了這樣的裁定。
至于新的電信技術的激進后果,在我看來,最令人嘩然的事情或許就是,沒有一個發明者曾經預想到他的發明會有這么大的影響或者有意要這樣做。電話或者卡式錄音機的發明者只不過是創造性地擺弄金屬線、電流、振動膜片、塑料帶用以探索技術上的可能性。據我所知,這些科學家們無意于終結文學、情書、哲學或者民族獨立國家,是原因與結果之間的不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再加上巨大影響的意外的一面——它們并不亞于人類歷史上一次急遽的動亂、變革、暫時中斷或者重新定位——才造成這樣令人驚懼的后果。
新的電信通訊對當地或者跨國意識形態的產生有著巨大的影響。如果有誰膽敢宣稱我們已經走到了“意識形態的終結”,那么,這人無疑是一個魯莽輕率的書呆子。意識形態不會那么容易地消逝,這一點毋庸置疑。而且,我認為,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意識形態的分析并沒有完全喪失它的針對性。馬克思和路易阿爾都塞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詮釋,但他們二人都認為,意識形態是建立于人類現實的物質存在條件,也即人們賴以存在的商品生產、銷售和流通模式之上的虛構的、想象的上層建筑。他們都認為,意識形態不會因為教育或者理性的論爭而發生改變,而會由于存在的物質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意識形態也不只是純粹的、主觀的、幽靈般的或者不真實的謬誤和堆積。它有力量(往往是不幸的)干預歷史而導致事情的發生,例如,在我居住的加利福尼亞州,嚴厲的移民法和稀奇古怪的宣布英語為加州官方語言的法律條文就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力量的反映。雖然保羅·德曼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怎么說,確切點兒,那意味著,現在或者任何時侯),但他卻是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這本書的忠實讀者。馬克思和阿爾都塞兩個人可能都會認同他在《抵制理論》這篇文章中對意識形態進行的界定:“這并不意味著想象敘事不屬于世界和現實的一部分;它們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可能遠遠超出了予人慰藉的范疇。我們所稱為意識形態的東西恰恰是語言與自然的現實以及相關和現象的混合體。”④
我想在德曼所說的基礎上再補充一點:并非語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識形態錯覺,而是受到這種或者那種媒介影響的語言,例如嗓音、書寫、印刷、電視或者連接因特網的電腦。所有這些復制技術都會利用那種奇怪的傾向以棲居于人人都擁有的想象或者幻想的空間。讀者、電視觀眾或者因特網用戶的身體——在眼睛、耳朵、神經系統、大腦、激情這個意義上的真實的人體——通過所有生物個體中人類所獨有的奢侈的傾向,至少是以夸張的形式,被挪用以成為幻象、精神和大量縈繞于心的回憶相互糾纏的戰場。我們把身體委托給沒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憑借那種虛構的化身的力量在現實的世界里行事。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福樓拜的愛瑪·包法利、康拉德的吉姆爺就是依靠在讀書過程中形成的幻覺在現實世界里生活。這也是讀者在閱讀小說、在與堂吉訶德、愛瑪包法利和吉姆爺交流對話的過程中縈繞于心的話題。這就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著作或者說意識形態的工作。比起過去那些書籍來,現在這些新的通訊技術不知道又要強大多少倍!
新的通信技術在形成和強化意識形態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們通過一種夢幻的、催眠似的吁求來達到這個目的。這一點雖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理解清楚,但卻很容易看到。因為理解的工具被需要理解的內容牽制住了。過去是報紙,現在是電視、電影和越來越多的因特網。有人可能會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技術在意識形態的意義上是中性的。它們只會告訴什么就傳播什么。但是,正像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McLuchan)曾經說過的一句廣為人知的話,“媒介就是信息。我覺得這句話就像德里達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所說的,媒介的變化會改變信息。換一種說法就是,“媒介就是意識形態。對德曼來說,意識形態不是處于理性意識的層面上、很容易就可以修正的錯誤,馬克思和阿爾都塞也都這樣認為,盡管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采取的方式不盡相同。意識形態是強有力的無意識的謬誤。阿爾都塞說過,在意識形態中,“人們以想象的方式向自己再現真實的生存狀況”⑤。在我引述的這段話中,德曼這樣說的目的是要說明,我們所稱為意識形態的東西是語言和自然的現實的混合體。在意識形態中,純粹屬于語言幻象或者幽靈似的創造的東西被認為是對事物的準確陳述。這種謬誤總是被那么想當然地認作是無意識的。我們對自己說,當然了,事情原本就是這樣的。由于意識形態的偏差是無意識形成的,人們往往對此不假思索,所以,只是簡單地指出來“那是錯的”不可能修正意識形態本身的謬誤,就像你不能指望指出被愛人的缺點而拯救陷入愛河中的人一樣。
我想對以上的闡述再做一些補充,正像我在上面提到的,創造和強化意識形態的,不僅是語言自身,而且是被這種或那種技術平臺所生產、儲存、檢索、傳送所接受的語言或者其它符號。手抄稿和印刷文化是這樣,今天的數碼文化也是如此。阿爾都塞在上面引用過的文章中把“電信通訊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出版社、廣播和電視等等)”與教育、政治體系、司法體系等等并列在一起,作為各種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一部分。印刷技術使文學、情書、哲學、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概念成為可能。新的電信時代正在產生新的形式來取代這一切。這些新的媒體——電影、電視、因特網不只是原封不動地傳播意識形態或者真實內容的被動的母體。不管你樂意不樂意,它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發送”的對象,把其內容改變成該媒體特有的表達方式。這就是德里達所謂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的影響倒在其次。你不能在國際互聯網上創作或者發送情書和文學作品。當你試圖這樣做的時候,它們會變成另外的東西。我從網上下載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金碗》(TheGoldenBowl)早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同樣,政治和公民身份的意義也不同于互聯網的用戶、電視觀眾或者舊日時尚的報紙讀者。電視對政治生活的改變在最近的美國總統選舉中表現得極其引人注目。人們都根據候選人在電視屏幕上表現出來的風采投票,而不會基于其它節目的客觀評述,更不會根據他們在報紙上讀到的評介報道。現在閱讀報紙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指出通過新的電信手段傳送到世界各地的意識形態之最顯著的特征。容易的原因是許多專家學者已經告訴了我們它們是什么,如我開頭引用的德里達寫下的話。印刷時代使現代的民族獨立國家、帝國主義對世界的征服、殖民主義、法國和美國的大革命、精神分析、情書,以及從笛卡爾、洛克、休謨一直到康德、黑格爾、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哲學成為可能(后面的三位已經不情愿地、顧慮重重地進入了打印機和留聲機的時代)。我并不是說印刷業的發展是造成18世紀到20世紀初這些文化特征的唯一“原因”。其它因素無疑也有助于它們的形成,比如蒸汽機車、郵寄系統、珍妮紡紗機、歐洲式的火藥、功率和效率越來越高的大炮等等,這就像內燃機車、噴氣式飛機、晶體管收音機、火箭等等是二次工業革命所必需。但是,我堅持認為所有這些目前正在走向衰落的文化特色委實建立在印刷技術、報紙,以及印發《宣言》的地下印刷機和出版商的基礎之上,正是這些秘密印刷機和出版商冒著新聞審查的風險,才使這些人的書得以問世:笛卡爾、洛克、理查生、托馬斯·潘恩、馬克斯·德·薩德、狄更斯、巴爾扎克、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和喬伊斯。
印刷業的發展鼓勵并且強化了主客體分離的假想;自我裂變的整體(separateunity)與自治;“作者”的權威;確切無疑地理解他人的困難或者不可能性;再現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模仿的體系(我們過去常常說,“那是現實,這是現實在印刷的書中的再現,它將受到超出語言之外的現實真實性的檢驗”);民族獨立國家的民族團結和自治的設想——它得到了阿爾圖塞所列出的那些國家機器的加強,其中包括“電信通訊ISA”;法律法規通過印刷得到了強制執行;報紙的印發使一定的國家意識形態得到了連續的灌輸;最后,現代研究型的大學獲得了發展,成為向未來公民和公務員灌輸國家道德觀念的基地。當然,這些觀念經常遭到來自印刷媒體的駁斥,但是,我覺得,它們自己又在不斷地強化它們予以駁斥的東西,甚至不惜采用設問的方式。例如,過去我們常常聽到,“如果讓我控制出版機關,我將能夠控制整個國家。現在這類人或許可以說,“讓我控制所有的電視臺和所有的無線電廣播電臺,我將能夠控制整個世界”。
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所有這些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賴于相對嚴格的壁壘、邊界和高墻;人與人之間、不同的階層/種族或者性別之間、不同媒介之間(印刷、圖像、音樂)、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之間、意識與被意識到的客體之間、超語言的現實與用語言表達的現實的再現,以及不同的時間概念(例如,在西方語言中,歷史敘事和小說借助于時態結構來強化這一點)。
印刷機漸漸讓位于電影、電視和因特網,這種變化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發生著,所有那些曾經比較穩固的界限也日漸模糊起來。自我裂變為多元的自我,每一個不同層面的自我都緣于我碰巧正在使用的機構(prostheticdevice)。這也是情書現在不大可能存在的一個原因。在電話或者因特網上,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再也不是原來那個寫情書然后再通過郵局郵寄的那個人。從笛卡爾一直到胡塞爾的哲學所賴以存在的主客體之間的二元對立也被極大地削弱了,因為電影、電視或者因特網的屏幕既不是客觀的、也不是主觀的,而是一線相連的流動的主體性的延伸。這可能是德里達所說的“新的電信時代將會帶來哲學的終結”的內涵之一。
再現與現實之間的對立也產生了動搖。所有那些電視、電影和因特網產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機器變戲法一樣產生出來的那么多的幽靈,打破了虛幻與現實之間的區別,正如它破壞了現在、過去和未來的分野。人們常常難以分辨電視節目里的新聞和廣告。一部小說作品(至少使用西方語言創作的作品是這樣)會通過動詞的時態變化告訴讀者,正在描述的事情應該被認為發生在想象中的現在,還是應該屬于用一般現在時講述的過去。電視或者電影形象屬于比較奇怪的一類——非現在的現在,要想說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擊新聞”,即是不是所說的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還是如他們所說的,一種“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許多人原來認為,而且可能仍然這樣認為,美國人并沒有真的登上月球,登月場景攝制于一家電視演播廳。因為唯一的證據就是屏幕上那些舞動的形象,你怎么能夠確信呢?
新的電信通訊媒體也正在改變著大學,不管是喜還是憂,大學再也不是自我封閉的、只服務于某個國家的象牙塔,它越來越多地受到那些跨國公司的侵擾,得到它們的資助并為其利用。新型研究型的綜合大學也為全新的跨國社區和聯合發展提供了舞臺。民族獨立國家之間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網這樣的信息產業所打破,任何人只要擁有一臺電腦、一個調制解調器、一個服務器,幾乎馬上就可以鏈接到世界上任何一個網址。國際互聯網既是推動全球化的有力武器,也是致使民族獨立國家權力旁落的幫兇。
最近,不同媒體之間的界限也日漸消逝。視覺形象、聽覺組合(比如音樂),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到1這一序列的數碼化改變。像電視和電影、連接或配有音箱的電腦監視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視覺、聽覺形象,還兼有文字解讀的能力。新的電信時代無可挽回地成了多媒體的綜合應用。男人、女人和孩子個人的、排他的“一書在手,渾然忘憂”讀書行為,讓位于“環視”和環繞音響”這些現代化視聽設備。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現在也不是非現在、既不是具體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這兒也不在那兒、不死不活的東西沖擊著眼膜和耳鼓。這些幽靈一樣的東西擁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擾那些手拿遙控器開啟這些設備的人們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還可以把他們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們所喜歡的樣子。因為許多這樣的幽靈都是極端的暴力形象,它們出現在今天的電影和電視屏幕上,就如同舊日里潛伏在人們意識深處的恐懼現在被公開展示出來了,不管這樣做是好是壞,我們可以跟它們面對面,看到、聽到它們,而不僅僅是在書頁上讀到。精神分析的基礎——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區別——而今也不復存在了。我想,這可能就是德里達所謂的新的電信時代正在導致精神分析的終結。
當然,我書架上的這些書也都是招致幽靈般的世界產生的有力工具,因此,它們也是借助于書籍來強化意識形態的有力工具:在我讀黑格爾和海德格爾時,黑格爾的精神(Geist)”或者海德格爾的“存在(Sein)”從我眼前閃過;在我讀精神分析方面的著作時,無意識的鬼魅或者弗洛伊德的病人如伊爾馬、安娜和多拉躍然紙上;而當我讀小說時,作品中那一群人物形象也都跳將出來: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司湯達的法波里丘、福樓拜的愛瑪·包法利、喬治·愛略特的多蘿西婭、亨利·詹姆遜的伊莎貝爾、喬伊斯的列奧波德·布盧姆。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言,所有的書“都是為死者而寫,就像那些源于埃及的典籍代表著(西方!)文學的源頭”⑥。書籍構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武器,使我們得以結識所有那些棲居在哲學、精神分析和文學大廈里的幻象。
但是,電視和電影屏幕上的鬼魅形象看起來要客觀、公開得多,人人都可以觀看,不用我自己費神讀書就可以感受到它們的存在。其次,如我已經說過的,這些新的電信技術,以及那么多以新的方式與鬼接觸的新設施,也產生了新的意識形態母體(ideologicalmatrices)。例如,它們打破了黑格爾在《現象學》中以為前提又進而否定的主客觀之間、意識與意識客體之間的屏障。
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新形勢下,我們該怎么辦?如我借德里達的話在上面提過的,新的電信時代可能形成于資本主義,但是它已經超出了它的締造者,并且注入新的力量,開始了自己獨立的旅程。這就是德里達所謂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的影響倒在其次。這也正是我們的機會所在:新型電信通訊的開放性,它可以促進我們的流動或者康復,以及新的同盟的形成。這一切怎么可能發生呢?一個答案就是承認,批評性分析或者說診斷總是具有施為和述愿的層面。雖然這些技術對新形式被賦含的含義有巨大影響,但是,它們可以被挪用為人類合作慣例的新形式。我們并不是單純受它們的支配。對新型通訊技術的挪用可能以各種各樣的新的網絡社區的名義進行。我沿用比爾·雷丁斯的習慣,稱之為“有著分歧的社區。喬治·阿甘本稱這種多樣的聯合為“未來的社區”⑦。
新的通訊技術還可以用來促進政治責任感的施為行為。那些行為作為一種可能的不可能性,是對未來前衛要求的“未來民主”的回應。如果這種完美的民主被列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未來,如果它從一定可以預見這個意義上來說是可能的,那么,它就不會要求我們的實踐(praxis)。只是在設置的連續性上作為沒有間斷的不可預見的和不可能的,它才吸引我們、要求我們或者強迫我們的施行性規范。
這方面的一個范例就是《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一句話:“我們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他們這些不可或缺的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一方面,這句話肯定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它們不必訴求政治行為來保證它的實現。另一方面,這句話說,“我們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我們認為”是一個施為性言語行為。它創造了聲稱為不言自明的真理,而且使所有讀到這些話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支持、承諾遵循,并且努力去實現它。我的一位祖先,羅得島的塞繆爾·霍普金斯(SamuelHopkins)就曾經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簽名。這些話鼓勵我們努力工作以在未來的施為行為中實現這種夢想。蘊含在這些話中的承諾在美國遠未完美地兌現。雖然這些話屬于過去,屬于我們的父輩締造這個國家的時刻,它們仍然等待我們在未來去更圓滿地實現這些承諾。這些話正在從遙遠的民主的地平線呼喚我們的到來。
那么,文學研究又會怎么樣呢?它還會繼續存在嗎?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再也不會出現這樣一個時代——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單純去研究文學。那樣做不合時宜。我非常懷疑文學研究是否還會逢時,或者還會不會有繁榮的時期。這就賦予了黑格爾的箴言另外的涵義(或者也可能是同樣的涵義):藝術屬于過去,“總而言之,就藝術的終極目的而言,對我們來說,藝術屬于,而且永遠都屬于過去”⑧。這也就意味著,藝術,包括文學這種藝術形式在內,也總是未來的事情,這一點黑格爾可能沒有意識到。藝術和文學從來就是生不逢時的。就文學和文學研究而言,我們永遠都耽在中間,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沒有合乎適宜的時候。
現在,我們換種方式結束這篇文章,也許這與黑格爾的話相悖,但我堅持認為,文學研究從來就沒有正當時的時候,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不管是在過去冷戰時期的文學,還是現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學,文學只是符號體系中一種成分的稱謂,不管它是以什么樣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現,任何形式下的大學院所共同的、有組織的、講究實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這種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它會繼續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樣,作為理性盛宴上一個使人難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蕩的魂靈。文學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溝溝坎坎、因特網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雖然從來生不逢時,雖然永遠不會獨領風騷,但不管我們設立怎樣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們棲居在一個怎樣新的電信王國,文學——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網之星系上的黑洞——作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們去“研究”,就是在這里,現在。
①《郵件》(“Envois”),選自雅克·德里達的著作《明信片》(Lacartepostale)(巴黎:Aubier-Flammarion,1980年版),第212、219頁;英文版《明信片》(ThePostCard),艾倫·巴斯(AlanBass)翻譯(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204頁。
②參閱阿維塔爾·羅奈爾(AvitalRonell),《電話簿》(TheTelephoneBook)(林肯:內布拉斯加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勞倫斯·里克爾斯(LaurenceRickels),《電話上的卡夫卡與弗洛伊德》(“KafkaandFreudontheTelephone”),選自《奧地利現代文學:國際阿圖爾·施尼茨勒研究會學刊》(ModernAustrianLiterature:JournaloftheIntemationalArthurSchnitzlerAssociation)第22卷3/4,1989年,第211-225頁,以及《喪服的錯誤》(AberrationsofMourning)(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尤其是第7、8章;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Kittler),《隨筆:文學、媒體與信息體系》(Essays:Literature,MediaInforma-
tionSystem),約翰·約翰斯頓(JohnJohnston)主編(阿姆斯特丹:G+B國際藝術,1997年版),尤其是第31-49頁。
③參閱雅克·德里達,《心靈感應》(“Tépathie”選自《狂怒》(Furor)1981年2月,第2期,第5-41頁;同時參閱德里達,《心理:另類發明》(Psyché:Inventionsdel’autre)(巴黎:加利利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70頁;英文版《心靈感應》(“Telepathy”),尼古拉斯·羅伊爾(NicholasRoyle)翻譯,選自《牛津文學評論》(TheOxfordLiteraryReview),第10卷,1988年第12期,第3-41頁。
④保羅·德·曼,《抵制理論》(TheResistancetoTheory)(明尼亞波利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頁。
⑤路易斯·阿爾圖塞,《意識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機器》(“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NotestowardsanInvestigation]”),選自《列寧與哲學及其它文章》(LeninandPhilosophyandOtherEssays),本·布魯斯特(BenBrewster)翻譯(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2年版),第163頁。
⑥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出處同上(注釋2),第37頁。
⑦參閱比爾·雷丁斯(BillReadings)《破敗的大學》(TheUniversityinRuins)(麻州:哈佛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喬治·阿甘本(GiorgioAgamben),《未來的社區》(Lacomunit.cheviene)(都靈:Einaudi,1990年版);英文版《未來的社區》(TheComingCommunity),麥克爾·哈特(MichaelHardt),(明尼亞波利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⑧黑格爾,《美學講稿》(VorlesungenuberdieAsthetik)選自《理論文集》(TheorieWerkausgabe)[(美因河畔)法蘭克福:Suhrkamp,1970年版]第13卷,第25期。我非常感激安德載耶·沃敏斯基(AndrzejWarminski)為我提供資料并推薦我使用有關黑格爾的解釋性譯文。我同時感謝他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黑格爾這些句子的英文含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