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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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五光十色，斑爛絢麗。近百年間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
，社會制度的頻繁更迭，意識形態的紛紜多變，使得20世紀的數代學者在運用不同的
歷史觀、文學觀及文學史觀，對1840—1919年間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歷史予以觀照、闡
釋、評價時，顯示出極為明顯的認識差異。這些認識差異的存在，使得20世紀中國中國
近代文學的研究，顯現出不同的階段性。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四個時期：
20世紀前20年。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第一時期。此20年間，中國文學的發展正經
歷著由古典向現代的艱難蛻變。對鴉片戰爭以來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長的文學批
評，對現階段正在進行的文學革新見仁見智的評論，便形成了最為初期的中國近代文學
研究。初期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與近代文學的發展同步進行，在成果形式上，以傳統的
序跋、評點、詩話、詞話等文學批評方式為主。
關于龔自珍、宋詩派、桐城派、維新文學改良和五四文學革命等問題的討論，構成
了世紀初前20年文學研究的熱點。
龔自珍學宗公羊，好雜家言，詩文chù＠①詭連＠②，危言警世，為維新派思想
家、南社詩人所喜愛。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
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巴砬逅枷胫夥?，自珍確與有功焉。初讀《定庵文集
》，若受電然?！本S新派推尚龔氏，多從思想啟蒙處立論；南氏詩人推尚龔氏，則主要
追尋其歌哭無端的詩風。柳亞子稱龔詩為“三百年來第一流”。（注：《柳亞子詩詞選
·定庵有三別好詩……》。）南社流行學龔詩、集龔句的習尚。與維新派、南社的推譽
相反，貶抑龔氏的也大有人在。張之洞認為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
龔定庵”，是社會紛亂的學術根源，（注：《太炎文錄·說林下》。）章太炎認為：“
自自珍之文貴，則文學涂地垂盡”。（注：《張文襄公詩集·學術》。）褒揚貶抑，相
去可謂懸殊。
宋詩派與桐城派，是鴉片戰爭之后仍十分活躍并得到一定發展的傳統詩文流派。宋
詩派以杜、韓、蘇、黃為詩學風范，力圖以援學問入詩的努力，別辟詩歌發展蹊徑。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運動的繼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潔、言簡有序的散文風格，頗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睞。進入20世紀后，梁啟超倡導的詩界、文界、小說戲曲界革命風頭正
健。出于破舊立新的需要，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清代學術概論》等論著中對宋
詩派，桐城派的復古摹古傾向提出批評。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責
宋詩派中的同光體詩人多為清朝之罷官廢吏，其詩多是涂飾章句，附庸風雅，造為艱深
，以文淺陋之作。國學大師章太炎在《與人論文書》、《說林下》、《辨詩》等多篇文
章中，對宋詩派、桐城派有所針砭。章氏謂宋詩派自曾國藩誦法西江諸家，矜其奇詭，
天下鶩逐，古詩多詰詘不可誦，近體乃與杯＠③讖辭相等。后期桐城派視嚴復、林紓的
翻譯，是替古文開疆辟域者，章氏認為實際上嚴復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趨其庭廡者；林紓較之嚴復，又等而下之。
在維新與革命派學者口誅筆伐之際，宋詩派、桐城派也預感到韶華將逝，而匆忙為
自己作著總結。自1912年起，同光體的詩論家陳衍先后在《庸言》、《東方雜志》、《
青鶴》上刊載《石遺室詩話》，除評品前代詩人外，主要揄揚同光體詩，描述近代詩派
的發展過程，為同光體“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的詩論張目。不久又輯《近代詩鈔
》二十四冊，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詩人的作品，多為近代各種學古詩派之作，
與《飲冰室詩話》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以教授生員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開始將桐城義法搬上大學講臺。1914年，姚永樸著《文學研究法》，1912年，林紓
著《春覺齋論文》，不約而同地將桐城派只言片語的古文辭理論系統化，力求存古文一
線于紛紜之中。
至五四新文學時期，宋詩派、桐城派作為舊文學的代表，受全面的討伐和批判。
《新青年》為陣地，、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紛紛著文，“桐城謬種，選學妖
孽”之類的稱謂不脛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長一個時期，在有關宋詩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將二者作為新文學誕生的祭物和新詩及白話文的對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學運動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分水嶺。而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
的轉換，卻是以20世紀初梁啟超所倡導的詩、文、小說三界革命為先導的。三界革命服
從于新民救國的主旨，遵循‘求俗’與‘變雅’并行不悖的發展路徑，改變了傳統觀念
，解放了舊式文體，發展了文學語言，這些都為新文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梁啟超有關
文學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其在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并沒有被世紀初的研究者所充分
意識到，但梁氏文學革命的現實影響，卻是同時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黃遵憲稱梁氏文
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注：《
致梁啟超》，轉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嚴復稱梁氏之文，“一紙風行，海內觀聽
為之一聳”。（注：《嚴復集·與熊純如書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觀念
上與梁啟超多有抵牾，但對其倡導文學革命的功績，都是頷首稱道的。
五四新文學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旗幟，同載道的文學揖別，從文言的束縛走出，以
現代人的審美感知方式表現手段，創造出新鮮活潑的白話詩、白話文、白話小說，近代
文學在這里結束了自己的發展歷程。
20世紀前20年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是與近代文學的發展同步進行的。這個時期的
研究者并沒有完整的“近代”觀念，他們對剛剛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文學現象還很難上升
為“史”的認識，研究更多地表現為介紹、評論，形式仍以序跋、詩話、論文、書信等
傳統批評方式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與舊的文學壁壘已經明顯存在。
20世紀20至40年代，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第二時期。這三十年間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上，可以稱作是現代學術體系建立時期。隨著五四新
文學序幕的揭開，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成為一段相對固定的歷史。五四之后的學者對這
段文學發展歷史的研究思考，逐漸擺脫了傳統的序跋、詩話、論文的評論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論著。在這些論著中，史的意識得到強化，近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在這一
時期得以奠定。
吳汝綸1898年為嚴復所譯《天演論》作序時，曾區分集錄之書與自著之言兩個著述
概念。吳氏認為：集錄之書，篇各為義，不相統貫：自著之書，建立一干，枝葉扶疏。
漢代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書。吳氏感嘆我國學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書，而倍
加推譽《天演論》一干眾枝的著述體系。我國現代學術研究的自著之書，在20世紀的20
年代后陸續出現。1922年，為慶?！渡陥蟆穭摽?0周年，胡適寫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
學》，這是進入20年代以來第一種系統研究中國近代文學的論著。論著把50年間的文學
分為古文學和白話文學兩大部分。古文學涉及桐城派、宋詩派、常州詞派，嚴復、林紓
的翻譯，梁啟超的散文，章士釗的政論文，而以章炳麟為古文學的結束人物。五四文學
革命的核心是主張和創造白話文學。白話文在理論和創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最終取
古文學而代之，成為五十年文學演進的最重要的成果。胡適在本文中所運用的把文言寫
作的作品稱為死文字或半死文學，把白話寫作的作品稱為活文學的觀點影響深遠。1923
年，魯迅用三年時間編著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問世，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性的小說
史研究著作。《史略》中的最后三章：《清之狹邪小說》、《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
《清末之遣責小說》述及近代文學的內容。書中把19世紀中后葉印行的專寫妓家故事的
《品花寶鑒》等數部長篇白話小說稱之為狹邪小說，把20世紀初問世的《官場現形記》
等數部小說稱之為譴責小說。《史略》中有關于狹邪小說、譴責小說的概念內涵及其評
價，至今仍為研究者所珍視沿用。1927年周作人著《新文學淵源》一書，書中把兩千年
的中國文學史，看作是言志與載道兩派此消彼長的過程。又謂五四新文學當從晚明公安
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處追尋思想根源。出于立論的需要，周著追溯了明末至五四
的文學變化，對近代文學亦有涉及。胡適、魯迅、周作人均為新文學主將，其著書立論
的新文學家立場是十分明確的。稍后出現的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鄭振擇的
《中國文學史》，其有關章節，立場與胡適等人自無不同。
1928年，陳子展應田漢之邀為南國藝術學院近代文藝講座，陳氏最初擬用胡適《五
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作為講義，但又感覺到胡著偏重白話文的傾向過于明顯，不足以反
映近代文學的全貌，故而動手寫作《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陳著所言的“近代”是從
開始。作者認為“從這時候起，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中國
近代文學的變遷，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陳著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學”這一概念的。
全書涉及梁啟超倡導的詩、文、小說界革命，桐城派、宋詩派新的發展、翻譯文學的概
況等內容，最后以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作結。論述兼及新舊兩派，立論平和而公允。
1933年前后，錢基博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出版。錢著的所謂現代，蓋指辛亥革
命前后。起于王闿運，止于胡適。書中敘述依舊分古文學與新文學兩派。全書
體例與史書中的儒林傳相仿佛，在人即為傳記，在書即為敘錄，文獻豐富，網羅廣博，
時有一些文壇掌故穿插于中。與前幾部專史為新文學張目不同，錢著敘述舊文學則較為
詳盡，立論對舊文學也多有回護。
1940年起，吳文祺所著《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在《學林》連續刊載，所謂近
百年，實際是鴉片戰爭至五四文學革命之間。吳著較為注意從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去尋
找文藝思潮變遷的原因，已經帶有唯物史觀影響的痕跡。其對新舊兩派文學的評價，也
不再落“死”“活”文學之爭的窠臼。吳著中對桐城派與文選派之駢散之爭，對王國維
文學批評的成就，對章太炎對五四新文學的思想影響等問題的論述，超越流俗，多有見
地，顯示出近代文學研究走向成熟。
20世紀20至40年代的近代文學研究按文體分類，還有以下重要研究成果；
小說是這一時期研究成果最為繁富的門類。胡適遵循“大膽假設，小心求征”理路
，對《三俠五義》、《老殘游記》、《兒女英雄傳》、《海上花列傳》等近代長篇白話
小說的研究，確立了新的小說研究范式。其對作者身世、成書過程的考證辯疑，對作品
思想藝術的議論分析，常為后來的文學史著作所稱引。阿英的《晚清小說史》、《小說
閑談》以對晚清小說資料和文壇掌故的熟悉而為研究界所稱道。范煙橋的《中國小說史
》專設《最近十五年》一章，以一個作家的特別眼光，對清末民初的小說作了一番巡禮
，郭昌鶴的《佳人才子小說研究》涉及到近代有關題材的小說作品。趙景深對《品花寶
鑒》、《花月痕》等狹邪小說的研究，孫楷第、范鴟夷對《兒女英雄傳》等俠義小說的
研究，楊世驥、包天笑對譴責小說的研究，鄭逸梅、嚴芙孫對晚清小說資料的收輯挖掘
，都是極富有建設意義的研究工作。
詩文方面，魯迅《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兩文中對
辛亥革命時期最有影響的詩歌團體——南社的有關評價，中肯深刻?！蛾P于太炎先生二
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如椽之筆，盛贊太炎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
生的楷模，又以為太炎先生晚年既離民眾，漸入頹唐，不過是白圭之玷，并非晚節不終
。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中有關嚴復翻譯得失的評論，也極為后人重視。關于南社，
柳亞子、曹聚仁等，均有紀念文章。追昔撫今，感慨良多。胡先驌對宋詩派、常
州詞派作家的論述，周作人對黃遵憲詩歌的注意，錢穆對龔自珍思想的研究，鄭振鐸對
梁啟超于近現代文學發展貢獻的評價，都各有創獲，王森然所著《近代二十家評傳》中
有關嚴復、康有為、王闿運近代文學家的傳記，以平實嚴謹見長。
戲劇方面，洪深、鄭伯奇對中國晚清文明戲到現代話劇進路的思考，趙景深對梁啟
超戲曲改良運動成就的梳理，劉雁聲等對京劇及地方戲典興衰的考察，郭沫若、吳其昌
、梁啟超對王國維整理戲曲成績的評價，浦江清、葉德均對吳梅戲曲成就的論定，都可
以作為這一時期對戲劇研究的代表性論著。
20世紀50至70年代，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第三時期。新中國建立后，中國近代文
學的研究進入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階段。在1840年至1918年為中國近代期、1919年至
1949年為中國現代期的歷史分期方法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同之后，中國近代文學的起迄年
限隨之得以相對固定，中國近代文學被看作文學史上的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中國近代
文學研究作為文學史的一個學科分支，也漸漸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
的第三時期，隨著唯物史觀的流行和深入，研究者普遍注重從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
角度，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觀念，闡釋近代文學
的發展變遷及其對近代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近代文學所反映出的反帝、反封建的
思想主題和作品所體現出的階級傾向和階級情感，受到研究者空前的重視；反映下層勞
苦大眾生活情感和近代志士仁人革命犧牲主義精神的作品得到褒揚推重。
應該承認，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論為一種先進的歷史觀念和思想方法，給予這個時
期的文學史工作者在認識中國近代文學的產生、發展、性質、特點等重大問題方面以極
大的便利，許多舊文學史家看不清，說不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問題得到迎刃而
解。但與此同時，由于一些研究者對唯物史觀運用得不太純熟，或過于機械，這個時期
的近代文學研究出現了一些偏差。根據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中國近代文學屬于舊
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中國現代文學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在文學研究活動中，
原本存在的以五四文學為分界的新舊文學的對立被擴大化；五四文學與維新文學革命的
聯系被粗暴割斷；個別對近代文學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作，流于貼政治與階級標簽。
第三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仍取得了重要的成績。標志之一是許多文學史的編著者
，如北大中文系1955年編著的《中國文學史》、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等文學
史著作，開始把近代文學列為專章專節。高等學校的文學專業，也把近代文學列入教學
計劃。復旦大學1956級的同學還專門編寫了《中國近代文學史稿》。近代文學作為一門
學科的意識得到加強。標志之二是研究論著日益豐富。小說中有關俠義公案小說、譴責
小說、晚清小說理論的研究成為熱點，圍繞這些熱點，學術界形成了一些學術爭論。詩
文中有關龔自珍、魏源、黃遵憲、梁啟超、秋瑾等作家以及有關鴉片戰爭詩歌、太平天
國文學、南社等思潮社團的研究較為集中。戲曲中有關話劇、京劇及地方戲形成與發展
的研究論著數量較多。標志之三是建國前即從事于文學史研究的老一輩專家新作不斷，
建國后培養的研究工作者漸露鋒芒。前者如王季思、阿英、唐圭璋、范煙橋、趙景深、
鐘敬文、任訪秋、吳奔星、吳小如、張畢來、錢鐘書，后者如章培垣、楊天石、李澤厚
、傅璇琮、鄧紹基、勞洪、劉世德、王俊年。在兩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三期的中國
近代文學的研究呈現出百舸爭流的氣象。標志之四是作家文集、選集、研究資料類編得
到有計劃的整理。建國后的三十年間，近代重要作家如龔自珍、魏源、黃遵憲、譚嗣同
、秋瑾等人的全集、選集及選注本陸續出版。北京大學師生選注的《近代詩選》、舒蕪
選輯的《中國近代文論選》、阿英編輯的《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集》、《晚清文學叢鈔
》等資料類編的問世，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20世紀的最后20年，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第四個時期。這一時期，是實事求是學
風逐漸恢復，近代文學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時期。進入80年代后，隨著解放思想、實事
求是思想的深入人心，近代文學研究者的價值觀念、思想方法、文學史觀得到更新、研
究視野、研究領域、研究方法不斷擴大，許多妨礙正確認識中國近代文學發展歷史的禁
忌被不斷打破，近代文學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一、近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得到了強化和發展。鴉片戰爭至五四時期的中國近代
文學，完成了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的變革。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上述
變革的中國近代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史的長鏈中，具有特殊的意蘊和典型的意義。有
意識地把近代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予以全面建設，是8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者的共識。
197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近代組的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將1919—1979年間有關
中國的近代文學的研究論文精選為七卷，由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1982年，文學所與河
南大學聯合，在開封召開了第一次近代文學學術討論會。1983年，在常熟召開了全國性
的近代文學史料工作會議，布置近代文學史料的全面整理工作。次年在北京召開中國近
、現、當代文學分期問題的討論，以期全面推進近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十幾年后，在綜
合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文學所推出10卷本的《中華文學通史》，其中，近代與現
代文學同為一編，而近代單獨成卷。這種編排與50、60年代通行的把近代文學放在清代
文學末尾的作法相比大不相同。其本身應該說是對80年代以后近代文學學科建設與發展
的小小回應。20世紀最后20年間，在學術界前輩奠定的學術基礎上，在學術界人士的共
同努力下，近代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確實是漸成氣候。1988年建立的中國近代文學
學會，經國家批準為國家一級學會，掛靠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每年舉辦各種類型的國
際國內學術交流活動，并在上海、山東、廣東等地設有分會，擁有會員300余人。學會
會員所在的高校與研究機構，積極開設近代文學專業課程，招收近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生
、博士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東、河南、廣東、江蘇、東北為主的學科研究
與培養基地。
二、學科研究視野趨于廣闊，研究水平有較大提高。80年代以后的中國近代文學研
究，其系統性、組織性、科學性大大加強，高質量的學術論著紛紛問世，并涌現出一批
有著自己學術特色的學術群體。北京大學季鎮淮先生60年代曾是《中國文學史》的主編
之一，80年代后擔任《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近代部分的主編，其有關近代文學的
研究論文，近期收入在《來之文錄》中。孫靜先生在讀書期間，即參與了《近代詩選》
的編著，后參與《大百科全書》近代部分的編寫，現正從事《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寫作
。陳平原的《二十世紀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夏曉虹的《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
學道路》及其它學術論文，多有發見。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鄧紹基研究員，擔任中國近
代文學學會會長多年，對學會工作，貢獻頗多。鄧紹基與張炯、樊駿共同主編的《中華
文學通史》，其近代卷由文學所的王飚、連燕堂、梁淑安、張奇慧主要執筆寫作，書中
的立意見解，深刻而不俗。文學所中王衛民的近代戲曲研究，牛仰山、趙慎修的近代詩
文研究，斐效維的南社研究，都極有造詣。河南大學的任訪秋先生曾從事古典文學、現
代文學研究，60年代起從事近代文學研究，在各個研究領域均有建樹。80年代后，所著
《中國近代作家論》、《五四新文學的淵源》，所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等研究著
作出版，其立論通達，古今不隔。關愛和所著《悲壯的沉落》、《從古典走向現代》、
《古典主義的終結》等論著在多方鼓勵下，于90年代相繼完成。河南社科院的王廣西研
究員近年來新作不斷，《佛學與中國近代詩壇》一書尤為學界所稱道。河南社科院袁凱
聲、河南師大李慈健，關于近代文學的研究，也有創見。山東大學自陸侃如、馮沅君教
授起，就有注重近代文學研究的傳統，1959年畢業于山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的郭延禮先
生，60年代即從事近代文學研究，成果豐碩，其《中國近代文學新探》、《龔自珍詩選
》、《秋瑾年譜》、《近代六十家詩選》等著作頗具影響，80年代后，著手于三卷本《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寫作，并于1990年前后出版。該書廣博深厚，且出于一人之手
，實屬難得。郭先生近期又有《近代翻譯文學史》一書問世。蘇州大學錢仲聯先生曾整
理《人境廬詩草》、《海日樓札叢》，80年代后致力于《清詩紀事》的工作。其《夢苕
庵論集》，199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論近代詩四十家》等論文，見識卓絕。其弟
子馬亞中、馬衛中等在近代詩文研究方面也有多項成果。江蘇與蘇大近代文學研究形成
呼應之勢的還有南京大學王立興教授、南京師大張中教授，江蘇社科院文學所的近代小
說研究也頗具實力。上海與廣東是近代文學研究的兩大重鎮。復旦大學的章培恒先生，
60年代關于近代小說、黃遵憲詩歌就曾發表過極有見解的文章，80年代后，主編了《中
國近代小說大系》。黃霖教授繼承復旦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傳統，在完成《中國文學
批評史》近代部分的寫作后，又以一人之力，寫出近60萬字的《近代文學批評史》，受
到學術界的重視。華東師大的徐中玉先生、郭豫適先生在近代文學理論、近代小說研究
方面多有建樹。上海師大的王杏根、曹旭教授在文學改良運動、詩歌理論的研究方面學
有專攻。上海社科院陳伯海研究員主持編寫的《上海近代文學史》，在眾多近代文學史
中別具一格。陳先生編的《近四百年文學思潮》，從晚明講到20世紀，其中關于近代文
學的部分由袁進執筆，其文理路清晰，見解深刻。廣東的近代文學研究以中山大學與華
南師大為基地。中山大學的陳則光先生、盧叔度先生60年代就有近代文學，80
年代后，陳先生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卷問世，不久，陳先生去世，其未完成的史著
便成絕響。中大張正吾先生主編《近代文學研究》雜志數期，主編《近代文學研究叢書
》一輯，為功于學術界甚多。康保成教授的《中國近代戲劇形式論》是這一時期戲劇研
究的力作。華南師大管林教授、鐘賢培教授致力于近代文學研究多年，他們主編的《中
國近代文學史》、《近代文學評林》以及鐘先生主編的《廣東近代文學史》顯示出強勁
的學術實力。陳永標教授關于近代美學思想變遷的專著于近年問世，汪松濤、謝飄云顯
示出良好的學術前景。廣東順德電大的馬以君是《蘇曼殊全集》、《黃節詩選》的整理
者，其主編的《南社研究》雜志對推動南社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澳門大學的鄧景濱
等人率先在澳門成立近代文學學會，并開展了積極而有效的學術交流。東北方面吉林教
育學院的鄭方澤、沈陽師院的張永芳，蘭州方面西北師大的龔喜平，都以各自的研究成
果為學科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三、研究資料的整理工作成績蜚然。研究資料（包括作家的文集、選集、年譜、傳
記、作品編年等）的整理工作進行的如何，是一個學科是否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近代
文學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科，其在資料收集、篩選、匯編方面要作的工作相當艱巨，許多
研究者在資料整理方面付出了艱辛的勞動。除前面提到的七卷本《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論
文集》、《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有關詞條外，80年代以來，較為重要的資料成果還
有：上海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江西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小說大系》
，安徽師大孫文光主編的《龔自珍研究資料》、《近代文學大辭典》，河北師大張俊才
編寫的《林紓研究資料》、《林紓傳》，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牛仰山編寫的《嚴復研究資
料》，河南人民出版社袁健主編的《晚清小說研究概說》，山西大學董國炎撰寫的《章
太炎學術年譜》，貴州社科院黃萬機整理的《巢經巢詩鈔》、撰寫的《鄭珍評傳》、
黎庶昌評傳》，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曾國藩全集》、《湘綺樓文集詩集》等等，都
顯示出版近代文學研究的實績。
回顧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淺入深的學術發展歷史，我
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人們對近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理解的逐步加深
，隨著研究者思想觀念的更新和研究視野的擴大，隨著近代文學學科隊伍的不斷壯大，
近代文學的研究，在即將到來的下一個世紀，將顯示更加美好的學術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