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思潮對沈文創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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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軔于五四時期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在經歷了長時期的沉默之后，重新發育并進入中國學界的視野，并在90年代后期吸引了學界內外更廣泛的關注。因此，在考察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考察自由主義思潮對沈從文三四十年代文學創作的影響這一個案，也就具有了當下的意義和價值。
一、20世紀上半葉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傳播
自由主義思潮發端于西方17世紀末葉，大致來說，“自由主義的基本含義是尊重個體自由、強調思想寬容。自由主義在政治上主張民主主義，而在個體的倫理道德上，則主張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十分看重經驗和理性，要求在充分尊重經驗的基礎上，以一種理智的態度對待社會問題。自由主義強調溫和與節制，因此，它反對任何激進的態度，對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會，自由主義懷有深深的恐懼和敵視。……”m顯然，在20世紀初中國那樣一個社會秩序混亂、價值觀蕪雜的時代，自由主義這一對于“人性”和“理性”表示強烈關注、強調自由思想與獨立意識的思路，極易得到社會精英階層的認同。許紀霖先生指出:“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嚴格而言發端于五四時期。……大批經歷了英美和歐陸自由主義洗禮的留學生回國和西方思潮的大規模東漸，自由主義遂在中國成為顯學，并鑄造了五四及后五四兩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靈魂。”
自那以后，直至1949年，許多受到這一思潮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出現。作為激進與保守之間的中間派，他們與主流政治疏離，以精英姿態向社會獨立發言，發動了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運動如好政府運動、聯省自治運動、制憲救國運動等，并“通過大學講壇、同人社團和公共傳媒等公共領域，傳播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表意見”，逐步介人了20世紀初中國的現實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從而不可避免地，這一思潮也滲人了當時的中國文壇，并對中國現代文學前30年的發展產生影響。
二、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
有學者以為，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發端的五四時期，可視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開拓期，這一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關注的是對自由主義觀念的探討，更注重以自由主義啟社會之蒙，而對自由主義文學的創作觀念及藝術表現普遍關注不夠。到了五四之后，20世紀20至40年代，則可視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發展期。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文學理論的闡述較全面、徹底;出現了如語絲、新月派、現代評論派、自由人、第三種人、論語派、京派等比較典型的自由主義刊物和派別;而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徐志摩、廢名、沈從文等自由主義文學作家，“不僅在觀念上突破了政治、社會、道德等方面的束縛，而且在藝術上努力追求個性的表現，自由的表達”，自由主義文學至此有了實際的突破。
總的來說，20世紀20至4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創作特征，是“主張文學要以‘自由’為核心，以‘人性’的探討為基礎，以純粹的審美創造活動為目的”，相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這一文學思潮雖也有其局限性與種種不足，但是仍有其獨特而重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而沈從文秉持自由主義的文學觀念，所創作的一系列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文學作品，以及其自由、獨立的文學與社會批評姿態，都說明了自由主義思潮對其創作的影響。
三、自由主義思潮對沈從文及其創作的影響
(一)“鄉下人”自我認同的確立與堅持
很多學者指出了沈從文“鄉下人”的自我認同對其創作的影響，而自由主義理念與沈從文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的契合與互動，則為沈從文形成這樣的自我認同帶來了重要的理念上的支持。
在《從文自傳》(1931年)里，沈從文對其早年經歷頗多記述，由之我們不難發現，童年的逃學經歷，青少年時期的行伍生涯，以及故鄉湘西的風水，都對他有深刻的影響，并養成了他“對于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的性格。
1922年，受到五四時期新思潮影響的湘西青年沈從文來到北京，進到一個“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在那里，沈從文逐漸得到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作家如徐志摩、陳源、丁西林的幫助，他們對沈從文思想的形成與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而沈從文自己則明確地說，1929年經胡適介紹在上海中國公學教書，“不特影響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還是影響我對工作的態度，以及這個態度推廣到國內相熟或陌生師友同道方面去時，慢慢所引起的作用。這個作用便是‘自由主義’在文學運動中的健康發展，及其成就。”
早年經歷和在閱讀社會人事這本大書時的遭際，廓大了沈從文的視野和思考維度，并與他接觸到的新思想相互作用—確切地說，也許是自在的性格與主張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理念的互為投契，最終促成了沈從文“鄉下人”自我認同的形成。1936年，沈從文曾這樣評價自己，“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六年后，沈從文對自己的認識仍然不變，他說，“我是個鄉下人，走到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一切來到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可以說，如果沒有自由主義理念的影響和支持，沈從文這一不同凡響的自我認同，就不會表現得那么自覺和堅執。而這樣的自我認同，自然對其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
(二)“形而下”生存方式的選擇與影響
生存方式對沈從文選擇與堅持自由主義理念也有現實的影響。朱學勤曾論及當代自由主義作家王小波，他認為，王小波因為是為生存而寫作，反而切斷了與權力體制的一切聯系，‘他的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對其形而上的思考，具有壓倒性影響，超過知識譜系之影響。”可以說，王小波自覺選擇的生存力一式，對其確立自由主義的、獨立的文化和社會批評姿態有直接的現實影響。由之，我們反觀1949年以前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的沈從文，同樣可以發現“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對其“形而上”思考的影響—當然，沈從文這一生存方式的選擇多少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在內，但是，考察沈從文及其創作，我們也許同樣可以說，“自由主義不僅僅是一套高頭講章，它還是一種身體力行的生活態度。”
1982年，沈從文在湖南吉首大學講演時，曾憶及初登文壇時的自己，“我算是……最先的職業作家，……那生活，比你們想象的要困難些。……我不中用，也不機敏，有鳳凰人的固執，只想在‘文學’上試驗下去。”而在《從文自傳》里，沈從文則在回憶自己的行伍生涯時，提及了現實中1931年的自己，他說:“……就現在說來，我同任何一個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話可談，他們那點感想，那點希望，也大多數同我一樣，皆從實生活取證來的。可是若同一個大學教授談話，他除了說說從書本上學來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說從報紙上得來的他那一份感想，對于一個人生命的構成，總似乎短少下點什么似的。可說的也就很少很少了。”這兩段話，不僅可見‘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對沈從文走向自由主義文學道路的影響，而且其對于“實生活”經驗的強調與關注，也清晰地揭示了關注經驗與理性的自由主義理念在沈從文思想體系中的位置，而這些，則進一步影響到了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以及文學觀念和批評姿態的建立。
〔三)關注“自由”“人性”的文學觀念與創作
1.自由
沈從文相當重視文學的自由表達。1934年2月，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奉中央黨部之令，查禁149種書籍。2月28日，沈從文《禁書問題》一文，對國民黨“對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學書籍的檢查與禁止”行為提出批評。事實上，1931年，沈從文對于文學的自由表達已有明確的認識，他說，“文學方向的自由，正如職業的選擇自由一樣，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覺得無從忍受。”應該說，沈從文對文學自由表達的肯定，是與自由主義思潮對他的影響緊密相關的。
沈從文充分肯定文學自由表達的價值，目的是為了維護文學的獨立與個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沈從文對當時文壇上浮泛而起的政治功利傾向與商業化色彩，亦表現出相當的反感，不斷寫文章加以抨擊。1933-1935年，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上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論“海派”》《關于“海派”》等文，引發“京派”“海派”之爭;1936-1937年，他又發表《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一封信》《再談差不多》等文，引起持續約一年多的“反差不多”運動與爭論。這兩次論爭，于沈從文而言，都在要求文學的獨立性，排拒政治與商業對文學獨立性的損害。
到了20世紀40年代，沈從文在寫作心境發生變化，小說寫作數量減少，寫作方向出現了較大的轉折時，依然對政治和商業可能或已經給文學帶來的干擾給予嚴峻關注。1941年5月，沈從文在西南聯大國文學會發表的題為《短篇小說》的講話，以及他在1942年所寫的《小說與社會》一文均明確指出，“一個作者……不懂商業或政治，且極可能把作品也寫得象樣些。”“過去十年新文學運動，和政治關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穩定時，就很犧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這實在是我們國家的損失，值得有心人注意。”凡此種種，都清楚說明了沈從文對文學自由表達的堅持，可以說，他這樣的態度是建立在自由主義立場上的，并為他的建筑“人性”神廟的寫作提供了觀念上的支持。
2.人性
沈從文自謂“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f8]294確實，生命的各種經驗和形式總是能吸引沈從文好奇的目光，為他帶來莫可名狀的快活和感動;在他寫下的那些優美的文字里，我們能看見各樣的生命像流水一般健康、自然、充溢地流動著。于他而言，雖然“問題意識”不可避免地會在字里行間泄露出來，但是這些形制也許較小的經營卻寄托了題目很大的理想，這個題目就是“人性”。
沈從文曾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確實，沈從文寫于20世紀30年代的《湘行散記》和《邊城》，恰如他最初所期待的，誠實而細心的表現了“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尤其是《邊城》，沈從文自己提及時，也以明快而略有自得的口吻說，“這作品原本近于一個小房子的設計，用料少，占地少，希望它既經濟而又不缺少空氣和陽光。……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小說藉自然、優美的筆調，從容敘述了湘西那一隅邊地的經驗與人事、愛與哀樂，見出人性的健康和自在，有著田園詩或牧歌的味道，也正說明了沈從文的努力。
除了牧歌式作品之外，沈從文早期作品，還有一類是關涉死亡尤其是橫死題材的，如《我的教育》《黔小景》《黃昏》以及《從文自傳》的部分篇什等，讀來令人觸目驚心。王德威曾將沈從文與魯迅此類作品作過比較，面對“砍頭”這一意象，魯迅吶喊、仿徨，幽憤深廣，“有著不能自已的焦慮和恐懼”沈從文寫來卻處變不驚，“既少孤憤，尤乏譏消。”然而，不可以為沈從文面對血腥人事無動于衷，人道關懷消彌殆盡，恰恰相反，“沈從文書寫砍頭的故事，或許是求藉著敘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說也罷的生命創痛;但更重要的，因由敘述綿延不盡的寓意格式，他將碎裂的、分割的眾生百相，組合起來”，“在身體形而下的運作或停止運作里，他重新發掘生命不可測的律動潛能”。事實上，這個情境下的沈從文，對于“人性”仍然保持了一貫的注目，而字里行間透出來的沉著與平和，尤見出沈從文特立獨行的文學風格和個性特征。
不過，因為“‘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以及抗戰對中國人的普遍折磨和困擾，沈從文寫于抗戰時期的《湘西》和《長河》，“已經不太能保持舒緩的調子和柔和的心態了”。[17]226即便如此沈從文在寫作《長河》時，依然努力地“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可見，雖然問題和現實總不免會跳出來困擾他，但是“人性”的題目并未就此被忽略不計，這個鄉下人此時依然沒有停止對生命和人性的多維度的探索。在全民抗戰的背景下，這樣的寫作立場，當然有其“鄉下人”的頑固和局限性，但亦可見出其非同尋常的堅持。—而這樣的堅持，應該是與關注“人性”與“理性”的自由主義觀念有著直接的聯系的。
(四)信仰“真實”的批評姿態
沈從文曾說，“我不輕視左傾，卻也不鄙視右翼，我只信仰‘真實’。”這樣的姿態和立場，有著典型的自由主義特征。而在他取了這樣一種姿態向當時的文學生態發言的時候，就使他表現得非常突出而特別了。前文述及沈從文在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批評活動，特別是由其引發的“京派”、“海派”之爭和“反差不多運動”，都可看出沈從文這一信仰“真實”、堅持文學自身審美原則的立場;而在沈從文所寫的關于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人作品的批評文字中，也可處處發現其堅持以文學標準作為其批評指向的立場及勇氣。
1931年，沈從文在《論中國創作小說》一文中，對當時文壇上的小說家做了一個類似全景描摹式的評價和分析，并不為尊者和朋友諱，個中多有大膽、犀利的意見。比如，他在肯定了創造社幾位作者的作品之后，就尖銳地批評了郭沫若，沈從文認為，郭沫若“在作品對談上，在人物事件展開與縮小的構成上，則缺少必需的節制與注意。從作者的作品上，找尋一個完美的篇章，不是雜記，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組織的故事，實成為一個奢侈的企圖”，他認為，論創作小說，郭沫若不如郁達夫、張資平兩人，是三人中“最壞的一個”，“郭沫若的小說是失敗了的”。可以說，沈從文的這一結論，即使在今天看來也十分尖銳，但也確是客觀而切中肯緊的文學批評，沈從文信仰“真實”的批評姿態由此可見一斑。
抗戰結束的次年，沈從文離開昆明回到了北平。回到北平的沈從文，依然頻頻對現實發言，議論時政局勢、文學觀念、民族命運等諸方面。秉持自由主義理念，此時的沈從文在向現實發言時，一如既往地選擇了既不同于左傾、也不同于右翼的批評姿態與立場。1946年，沈從文寫成長文《從現實學習》，他說，“近年來有人說我不懂‘現實’，追求‘抽象’，勇氣雖若熱烈，實無邊際。……這個結論不錯，平常而自然。極不幸即我所明自的‘現實’，和從溫室中培養長大的知識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樣，和另一種出身小城市自以為是屬于工農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樣，所以不僅目下和一般人所謂現實脫節，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脫節了。;在那樣的社會背景下，沈從文所堅持的這一立場，不免簡單而偏執，但至少是勇氣可嘉的。
1948年，沈從文遭受了一場來自左翼文藝陣營的集中批判，言辭激烈，不斷升級，郭沫若更是發表《斥反動文藝》一文，指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1949年1月，沈從文陷人“精神失常”;春天，自殺未果;8月，他被安排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擔任講解員。從此以后，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沈從文在文壇上沉默了。然而，沈從文之放棄寫作，選擇沉默，是出于意識的自覺還是本來立場的完全喪失?應該說，“鄉下人”的頑固依然是不容忽視的—是的，也許自由主義理念與沈從文性格的投契和吻合，依舊在建國后影響著他的思考姿態和生命向度。于是，在重重壓力下，沈從文欲進又退，欲說還休，最后，他還是選擇了沉默，遠離主流的文學話語圈，不再發言，并最終以這一帶有某種象征意味的姿態，再次表明或者說暗示了自由主義思潮對他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