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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對章太炎先生的評論和爭辯就不絕于耳，上個世紀80年代，一度出現(xiàn)了章太炎研究熱。多少年來，人們對太炎先生褒貶不一，仁智各見。對太炎先生的政治之途給予批評甚多，對其文化上的指責也頗有聲勢。批評的靶子主要集中在兩點：政治上否定“代議制”和主張“聯(lián)省自治”；文化上主張所謂保存“國粹”，是為消極保守。由于篇幅限制，筆者意欲從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及政治理論方面入手，來考察太炎先生在戰(zhàn)爭頻仍、政治動蕩、經濟凋敝、文化混亂的近代，是如何學習、借鑒西方先進文化，同時又是如何守護和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 眾所周知，太炎先生曾“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tǒng)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魯訊將此無畏精神和英勇行為贊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今天讀來依然令人蕩氣回腸、熱血沸騰。[1](p547)炎先生從幼年便接受傳統(tǒng)文化教育。剛懂事起，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懷便在其幼小心底扎下了根。隨著近代中國的歷史不斷演變，章太炎的政治言論及行為也相應變化，但其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民本主義的精神和理想沒有改變；他守護傳統(tǒng)文化的決心沒有改變。早年從當時名儒俞樾習經學，雖然是經學小學姣姣者，但太炎先生“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而走上政治舞臺[2](p511)。此后，在中國近代史歷次重大政治斗爭或政治運動中，太炎先生在其有生之年幾乎都是積極投身其中，并提出許多政治主張和見解，而這些主張和見解大多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過一定影響。其中影響最大者如“俱分進化論”、“齊物論釋”、“宗教論”、“代議制然否論”、“革命道德論”及“聯(lián)省自治”論等。這些主張和見解所闡述的重心不一，科學合理性還有繼續(xù)探討的必要，但它們都有一個明顯不變的特征：都是在參照西學的基礎上，吸收西學中的他以為合理的思想理論，并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結合的產物，即對待西學的態(tài)度和方法是，學習與改造相結合；對待傳統(tǒng)文化則是，守護與發(fā)展相統(tǒng)一。新晨 “章太炎先生是近百年來的思想家、革命家，在國學方面，無論經史辭章，聲韻文字，也都是卓然足以成家”。[3](p30)以說章太炎先生最有資格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最為恰當?shù)闹袊鴤鹘y(tǒng)文化的見證者。 長久以來，一說到傳統(tǒng)文化，人們便總是想到孔孟、宋明儒學------其實，儒學只是廣博浩瀚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或者為主要一部分。太炎先生對中國思想史上的儒、釋、道三家及其他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再到六朝、唐、宋、明、清各家思想均有深刻研究和理性評判；在文、史、哲、經、政諸方面都自成一家之言。因此，“國學大師”的稱號與太炎先生確是名副其實、無絲毫溢美之意。然而作為傳統(tǒng)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師的思想是開放而非閉塞的、流動而非靜止的、革新而非泥古的、創(chuàng)新而非守舊的。不僅僅在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上，“博大而平實”、“不偏尊一家，輕立門戶”，終成一代國學大師；同時在對西學的態(tài)度上也是如此。太炎先生對于西學的研究范圍極其廣大，“在古代則談及西臘愛利亞學派、斯多葛學派，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shù)龋鷦t舉凡康德、費西特、黑格爾、叔本華、謝林、泥采、培根、休謨、貝克萊、洛克、萊布泥茲、穆勒、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笛加爾，以及斯賓諾沙等人的著作，幾乎無不稱引。”[4](p23-24)學習西學并非囫圇吞棗，亦不全盤吸收，而是對西學進行理性的批判改造，并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形成創(chuàng)造性的結合。在20世紀的上半葉，在中國近代多邊的政治及文化舞臺上，頻頻出現(xiàn)具有明顯章氏烙印的政治文化新主張、新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