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伯納戲劇研究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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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前的簡要回顧

“五四”前后，為配合反帝、反封建斗爭，我國文學界掀起了翻譯外國文學經典的高潮，作品的選擇大多是從服務政治革命和文化啟蒙的角度考慮。易卜生的戲劇由于對資本主義大膽的揭露而受到胡適、茅盾等人的高度稱頌。1918年第6期《新青年》刊發了“易卜生專號”，胡適發表了《易卜生主義》。作為易卜生在英國的忠實追隨者，蕭伯納同樣滿懷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和現實關懷，因此也深受茅盾、魯迅等中國學者的青睞。陳獨秀于1915年11月在《青年雜志》（次年改為《新青年》）第1卷第3號上發表了《近代歐洲文藝史譚》一文，提到了“白納少”，即蕭伯納。茅盾是最早的蕭伯納作品的翻譯者和介紹者之一。1919年2月,他在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學生雜志》上刊登了《人與超人》中《地獄中之對譚》部分的翻譯,并發表了《蕭伯納》一文，介紹蕭伯納的生平及作品。此后他又多次撰文，大力推薦、及時介紹蕭伯納及其作品。潘家洵、林語堂、張夢麟、黃嘉德、陳瘦竹、錢歌川等也積極譯介蕭伯納的作品。雖然專門的研究文章少，但有些譯本的譯者序或者前言往往就是一篇比較好的論文。1920年10月，在汪仲賢主持下,上海新舞臺劇場上演了《華倫夫人之職業》。這次經過精心準備、改編后的演出雖然慘遭失敗,卻加快了話劇本土化的進程。我國蕭伯納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發生于1933年。作為他“世界之旅”的一部分,蕭伯納對中國進行了為期7天的短暫訪問。由于宋慶齡與他同為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譽主席，因此宋慶齡在上海率領文藝界對他表示了熱烈歡迎，并召開了記者招待會。當時各大報刊雜志均發表了一些介紹和評論文章，詳細情況收錄于樂雯（瞿秋白）剪貼翻譯并編校、魯迅作序的《蕭伯納在上海》（上海野草書屋，1933年）。這本小書具有非常高的歷史價值。在文學價值方面，除了魯迅、茅盾、鄒韜奮、郁達夫、張夢麟、林語堂等人的文章外，第5部分“蕭伯納及其批評”所收黃河清的《蕭伯納》以及劉大杰翻譯的德國學者尉特甫格的文章“蕭伯勒是丑角”也比較重要。后者較明顯地體現了西方的一些學術特點：嚴謹、注重文本分析。此外還有張夢麟撰寫的《蕭伯納的研究》（1933），須白石、徐懋庸各出版了一本《蕭伯納》（1935）。1946－1948年每年至少有七八篇文章，如陳瘦竹的《蕭伯納及其“康蒂妲”》（1943）等。1949年之前，對蕭伯納戲劇的翻譯、編譯居多，研究較少。當時總體來說屬于意識形態多元化時期。陸耀東認為，我國的現代文學界大致可歸納為兩大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魯迅、瞿秋白、馮雪峰、茅盾等為代表的主流意識，主張文學是革命的工具，另一大流派以梁實秋、朱光潛、李健吾、錢鐘書等為代表，姑且稱之為“自由主義文學論”。［3］對蕭伯納戲劇的評論也充分體現了這種多元化。如林語堂經常談的話題是蕭伯納的幽默，翻譯的作品是喜劇和幽默色彩較濃的《賣花女》（1931），而茅盾推崇的則是《華倫夫人的職業》等具有強烈社會批判傾向的戲劇。在潘家洵所譯《華倫夫人之職業》（1923）一書的前言中，茅盾發表了《戲劇家的蕭伯納》一文，比較了易卜生和蕭伯納的社會思想，認為后者比易卜生前進了一步，因為易卜生只診斷出社會的病癥但沒有開藥方，可是蕭伯納卻給出了藥方。

1949年至“”前

我國蕭伯納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56年。1950年蕭伯納逝世之后,1951年的《翻譯》月刊推出了“蕭伯納特輯”,登載了英國左派人士撰寫的《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蕭伯納》等6篇文章。1956年,蕭伯納誕辰100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堪稱經典的三卷本《蕭伯納戲劇集》（共11個劇本），發表在各類報刊雜志上的論文有二十余篇，包括曹未風的《蕭伯納的創作道路》、楊憲益的《蕭伯納———資產階級社會的解剖家》、田漢的《向現實主義戲劇大師們再學習（紀念蕭伯納和易卜生）》、黃嘉德的《偉大的英國戲劇家蕭伯納》、王佐良的《蕭伯納和他的戲劇：蕭伯納誕生一百周年紀念》、蔡文顯的《蕭伯納的戲劇創作的思想性和藝術特點》等，出版的譯著有巴拉蕭夫的《蕭伯納評傳》等。1956年后，我國的蕭伯納研究高潮退去，只有一些翻譯劇本的重印和對個別劇本的注釋。“”期間至1978年，蕭伯納研究處于停滯狀態。這一階段分量較重的是王佐良的研究。在《蕭伯納戲劇三種》（1963）的“譯本序”中，王佐良不僅詳盡分析了其戲劇的優點，如深刻的現實主義手法、嶄新的題材、高超的喜劇藝術和語言能力等，而且以他一貫的犀利眼光和實事求是、敢于直言的勇氣，對其缺點分析得也非常透徹：“然而蕭又是一個有著嚴重缺點的作家。他的劇本提出了一些社會問題，但是沒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沖突經常是前緊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協的……蕭永遠寄希望于聰明蓋世的個人，他們的長處只是雄辯滔滔，有時即使談到‘革命’，眼中并無革命的群眾……在蕭所寫的五十一個劇本當中，整個兒都叫人滿意的的確為數不多。”王佐良中肯地分析了蕭伯納的中產階級情結，以及他骨子里的勢利，看不起、害怕、不了解真正的下層人或者勞動人民。盡管措辭上難免有那個時代的烙印，階級分析的痕跡比較明顯，但即使按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也是一篇價值很高、很深刻、很全面的論文。1949年至“”前這一時期的蕭伯納研究總體上學術性不夠強，縱然是像王佐良和黃嘉德這樣非常優秀的學者也不能完全擺脫極“左”思想和階級分析論的影響。對比一下王佐良上述這篇“譯本序”和他20世紀末為《英國20世紀文學史》（2006）所撰寫的《蕭伯納與新戲劇》，就不難發現兩篇文章既有內容上的共同之處，又體現了作者不同時期在研究方法和語言風格上的變化。其他研究者的文章則更為明顯，在此僅舉一例比較典型的評論：鐘日新在1964年第4期的《中山大學學報》（文科版）上發表了《試論蕭伯納的〈不愉快的戲劇〉》一文，認為“三個劇本的主題都暴露了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陰暗面，直接向觀眾開火，因為當時的觀眾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看了或讀了這些戲劇，心里必會覺得不愉快”。這種分析是情緒化的、籠統的、主觀的，而不是科學的、嚴謹的、客觀的。然而，這并不是某個評論家的水平問題，而是時代使然。在這一階段的研究中，黃嘉德和王佐良兩位前輩的成果對新時期蕭伯納研究的影響較大。

1978年至今

1978年開始，隨著政治、社會、文學各領域思想解放的推進，理性、客觀、科學的治學態度逐步占據主導地位，我國的蕭伯納戲劇研究從停滯狀態緩慢恢復，能查到的最早的文章是張華1978年發表的《魯迅與蕭伯納》。應該說，新時期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是非常活躍的，是“五四”以來的又一次高潮。據統計，新時期英國和美國文學譯著的書目種類分別達到了4500種和5800種。［4］（P.2）不過，對蕭伯納的譯介和研究并不算太熱，近30年新譯的劇本非常少，中后期作品的翻譯尤其少。1981年后共出版楊憲益、劉炳善、英若誠、向洪全等翻譯或重譯的10本譯著，加上以前的譯本重印也就是15本左右。編著有倪平的《蕭伯納與中國》（2001）和沈益洪的《蕭伯納談中國》（2001）。這兩本書內容上有一定重復。與瞿秋白和魯迅編撰的文集相仿，這些文集主要是圍繞蕭伯納訪華以及蕭伯納關于中國的一些言談，富有一定的歷史價值，文章絕大部分為隨筆。1978年我國恢復了研究生教育，科研實力較強的一些高等院校隨即開始招收研究生。90年代中后期博士研究生招生規模也逐步擴大，學術研究開始制度化、體系化。研究生教育的體系性和高校的科研要求客觀上導致了學術界對國外經典作家的深入研究。蕭伯納研究也不例外。有關蕭伯納的碩士論文自1999年以來明顯呈增長趨勢，僅中國期刊網上能查到的優秀碩士論文就有26篇，2003年之前，基本一年一篇，2005年之后一般每年都在3篇以上，2009和2010各有5篇。這些論文中，研究戲劇翻譯的有7篇，研究女性問題和單個作品的各有5篇，綜述類的3篇，有關“創造進化論”的2篇，從宗教、諷刺與幽默和觀念劇角度切入的各1篇。宗教主題的論文主要集中于河南大學的碩士論文及畢業生所發表的論文中，其他學校的偶爾也有論及的。選題比較好的有王瑩的《蕭伯納戲劇中的圣經典故》（2009）、王文靜的《宗教對蕭伯納的戲劇創作思想的影響》（2009）等。不過，西方人的宗教觀是個很復雜的問題，需要研究者有較深的積淀。秦文的《創造進化論———蕭伯納戲劇創作的普遍主題》（1999）是一篇較早的論述創造進化論的碩士論文。綜述類較好的有劉濤的《對20世紀中國蕭伯納研究的反思與批判》（2005）和翁君怡的《擦肩而過———蕭伯納與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2007）。劉濤從女權主義、比較文學、創造進化論和綜合研究等幾個角度梳理了我國蕭伯納研究的幾個主要方面，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問題。譚雪凌的碩士論文《蕭伯納戲劇在中國》（2008年）也是綜述性的，不過該作者將20世紀50至80年代視為我國蕭伯納研究的繁榮期，而將90年代至今視為停滯期，似乎有違事實。張彬彬的碩士論文《戲劇文本中戲劇性的迻譯———蕭伯納〈賣花女〉的個案研究》（2008年）比較了林語堂和楊憲益兩人的翻譯，有一些亮點。

與學位論文的數量相比，有關蕭伯納的期刊論文偏少，1978至1996年共有18種，1997-2005年30余篇，2006年－2010年期間，期刊網上可查到的相關文章有50篇，其中比較專業的有35篇，核心期刊上的有10篇。20世紀90年代末有關蕭伯納的論文主要是關注其“社會問題劇”，如易曉明的《從社會問題劇看蕭伯納的思想傾向》（1999）、何其莘的《蕭伯納和他的社會問題劇》（2000）等，寫得都比較全面。2006年以來，社會問題繼續有人關注，如陳燕紅、李兵的論文《蕭伯納劇作中的易卜生主義》（2006）、高音的《社會問題應該在戲劇中自由討論嗎?—————談談蕭伯納和他的舞臺現實主義》（2009）等。此外還有研究翻譯、女性主義、創造進化論、比較文學、宗教等主題的。對語言、文體等藝術特色以及蕭伯納的戲劇理論的研究數量上相對較少。數量最多的是對單個劇本的研究，僅關于《皮格馬利翁》（或譯為《匹克梅梁》《賣花女》）的就有9篇，關于《巴巴拉少校》的6篇。在宏觀的綜合類研究中，魯效陽的《杰出的英國戲劇家蕭伯納》（1986）雖然篇幅不足70頁，但語言流暢，文字清新，從劇作家的愛爾蘭家庭背景及其對他思想的影響入手，指出蕭伯納一家即使在窮得一文不名的時候，也屬于信奉新教、較體面的上流社會的一員，并指出：“中等階級的本能，體面的上流社會的習俗，使蕭伯納不能最終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者對其重要作品如《康蒂妲》《巴巴拉少校》等的分析雖然簡短，但也多有亮點。黃嘉德稱得上是我國蕭伯納研究第一人。他30年代即開始翻譯蕭伯納的作品，80年代在《文史哲》等雜志發表了多篇文章。1989年出版的專著《蕭伯納研究》是作者50多年的研究積累和總結，對蕭伯納的創作哲學、戲劇理論進行了系統梳理，對一些重要戲劇的解讀很深刻。比如，分析《人與超人》的第三幕時，作者援引劇中臺詞，指出現代人類所創造的文明不是生之力，而是死之力；對《圣女貞德》中的宗教矛盾和民族國家崛起進行了分析，認為貞德既是基督新教殉道者，也是民族主義興起的代表。此外，該書對蕭伯納的悲喜劇理論以及現代悲喜劇做了非常透徹的闡釋。作者認為，蕭伯納戲劇的真正主人公是民族、國家或者人類社會。這些論點都很有深度，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對于蕭伯納與莎士比亞的對比，該書也寫得很透徹，指出蕭伯納之所以高度推崇易卜生、高調貶低莎翁，是因為他反對戲劇創作中凌空蹈虛的傾向,認為莎士比亞設計的很多場景遠離生活現實，如女巫、一磅肉的契約等。可以說當今蕭伯納研究的絕大部分文章或專著都達不到這本書的水平。王佐良在《英國20世紀文學史》中，對蕭伯納的評價較以前更為客觀、更加深入：“向舊世界挑戰，嘲笑它，譏諷它，鄙視它，但是又始終站立在那個世界的邊緣，沒能跨進新的世界：這便是英國現實主義戲劇家蕭伯納。”［5］（P.37）

對歷史劇《愷撒和克莉奧佩特拉》有了全新的認識，指出蕭伯納是用現代人的眼光去看歷史人物的，一方面要揭穿歷史將愷撒奉若神明的傳說的虛妄，竭力將他寫得平凡、具體，另一方面似乎又愛上了這個老練的干才。王佐良認為愷撒是后來許多角色的先驅者，例如《巴巴拉少校》中的軍火商人、《蘋果車》里的國王等，并指出在蕭伯納對于愷撒的偏愛里有一個危險的信號，即他日后對于“行動的人”或者“超人”的崇拜的萌芽。這種偏愛發展到極點就是對法西斯頭領的追捧。蕭伯納對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等法西斯分子的崇拜令西方評論界很反感，也是影響他聲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評論界對此鮮有論及。在《蕭伯納的社會心理辨析》（2006）一文中，張明愛分析了蕭伯納超人思想產生的原因和他強烈的精英統治思想,也指出他與法西斯主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關于蕭伯納對法西斯主義態度的轉變，張明愛在《蕭伯納的矛盾性》（2010）一文中也有所涉及。需要提醒的一點是，作為文學批評者，我們還是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有些作者在文章中受西方觀點的影響明顯，不注意自己的政治立場。如《試論蕭伯納后期戲劇創作中的幻滅感》（2007）一文就不加區分地將斯大林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論。主題宏觀的論文較好的還有阿廬的《蕭伯納之于中國戲劇教育的意義》（2005）。作者重申了林履信的《蕭伯納研究》（1939）中所述蕭伯納對中國人的劣根性所作的尖銳批判，如崇洋媚外、好“窩里斗”、不顧民族和社會的公共利益，等等。通過介紹蕭伯納對教育的看法，阿廬強調戲劇是教育的工具，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強調創造，不要死讀書，要關注現實和民眾疾苦。阿廬指出，蕭伯納對我國的戲劇教育有著特殊的意義，尤其在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未來戲劇家方面。陳世雄在《現代歐美戲劇史》（1994）一書中比較了蕭伯納與高爾基、布萊希特等劇作家，認為高爾基劇作中的辯論更接近生活，而蕭伯納劇作中的辯論往往帶有毫不掩飾的演說家式的激情與狂熱。高爾基劇作中沖突的展開始終不渝地體現了階級斗爭的歷史必然性，而蕭伯納則未能通過戲劇沖突來表現不同階級的較量。布萊希特像蕭伯納一樣，深信以政治和宣傳鼓動為目的的戲劇有利于啟迪明智，消除社會的弊端。他戲劇中的政論思維、哲學思維和科學思維遠遠超過了蕭伯納。陳世雄指出，雖然高爾基和布萊希特在運用戲劇藝術為現實斗爭服務方面都比蕭伯納走得更遠，更加卓有成效，但是，在這條路上走出第一步的是蕭伯納。在蕭伯納戲劇主題研究方面較深入的有謝江南2002年發表的論文《肖伯納戲劇創作主題的嬗變》。作者從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沖突以及超人的形象入手，將蕭伯納的戲劇劃分為3個階段，1896年前的早期作品強調社會現實生活，揭示資產階級的偽善道德，中期作品著力塑造一種新型的超人形象，1914年《傷心之家》及之后的作品通過布道式的演講，尋求人類靈魂拯救的有效途徑。作者認為蕭伯納創作主題的嬗變，是從與世界不和諧、到尋求和諧、以至于最終進入虛幻的和諧的心路歷程。該文對《愷撒與克莉奧佩特拉》一劇中愷撒作為現實主義英雄的分析很深刻。

上文提到的易曉明的《從社會問題劇看蕭伯納的思想傾向》也較有深度，指出新的經濟視角使蕭伯納走出了傳統道德善惡的視野，毫不留情地舍棄了倫理關系，以歷史現狀的展現置換了道德評價，歷史理性是蕭伯納真正的藝術視角與思想傾向。通過《華倫夫人的職業》、《鰥夫的房產》和《巴巴拉少校》等3個劇本中兩代人的沖突，蕭伯納刻畫了安德謝夫等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時代“英雄”，他們屬于他所說的千分之一的現實主義者，左右著這個社會的發展，要高于薇薇、巴巴拉等看似純潔、正直的理想主義的年輕一代。蕭伯納自己也曾說過他的劇中并沒有正面人物，也沒有反面人物。比較研究或影響研究類的文章比較突出地集中于魯迅和茅盾等幾位作家。涉及魯迅的有張華的《魯迅與蕭伯納》、王永生的《魯迅論易卜生與蕭伯納》（1985）、高旭東的《魯迅與蕭伯納》（1993）、高曉麗的《魯迅與蕭伯納》（2011）等，主要論及這兩位文學大家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以及在諷刺藝術、女性角色的刻畫和喜劇藝術等方面的異同。黃彩文的《茅盾與蕭伯納：中英戲劇交流史上的一段情緣》（2003）詳細論述了蕭伯納對茅盾創作思想和風格的影響，認為茅盾在兩方面受蕭伯納影響較大，一是把文學作為改造社會和拯救國家的寓言的政治理想主義，二是喜劇藝術方面。文章也揭示了茅盾對蕭伯納諷刺性作品的擔心。茅盾認為“諷刺體的及主觀濃”的作品“會使煩悶志氣未定的青年有副作用”，而不愿多譯蕭伯納的諷刺體作品。趙家耀的短文《蕭伯納和黃佐臨的圣典》（2007）通過1927年19歲的黃佐臨在英國求學時的一次親身經歷描寫了蕭伯納對黃佐臨的鼓勵和影響。其他比較類的文章還有張健的《論丁西林與蕭伯納》（1999）、錢激揚的《無意識壓抑的癥候：論蕭伯納戲劇與中國“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女性形象》（2002）等。蕭伯納戲劇中體現的女性主義思想在我國一直備受關注，但大多數文章都缺乏新意。秦文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較為深入。在《理智與情感的失衡———蕭伯納女性形象創作得失談》（2004）一文中，秦文將女性主義分析與創造進化論相結合，指出蕭伯納筆下的女性之所以不像他創造的有些男性那么打動人心而是一直頗多爭議，主要是因為蕭伯納過于強調她們是社會進化思想的工具、是生命力的核心和載體，因而一定程度上抹去了她們的個性和性別特征。在《〈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終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較》（2005）中，她比較了娜拉、康蒂妲和胡適的《終身大事》中追求自由戀愛的田亞梅，指出作為“生命力”的化身，康蒂妲依靠理智而非個人情感做出了最后的選擇。在充當家庭的中心和保護者這一意義上，康蒂妲是高于娜拉的，但她充滿理智的說教和選擇以及在與馬本克分別時所表現出的殘酷的理性，會使讀者覺得她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使”，無法產生共鳴。秦文對于康蒂妲的這一評價比較中肯。其他較有影響的論文有何成洲的《女權主義的發展：從易卜生到蕭伯納》（1997）和《蕭伯納：西方女權運動的倡導者———評蕭伯納劇中“生命力”思想指導下的女性形象》（1997）等。在對蕭伯納的戲劇藝術分析方面，杜鵑《“蕭伯納式”戲劇品格探析》（2009）是一篇較好的論文。作者認為鮮明豐滿的人物形象、精妙優美的戲劇語言、復雜多變的藝術樣式，是“蕭伯納式”戲劇的獨特魅力所在，認為蕭伯納善于運用各種方式表達思想，把豐富多樣的題材和新穎而又成熟的技巧結合在一起，給人們思想啟迪，又給人們審美享受。可以看出作者對蕭伯納的戲劇大部分比較熟悉，舉的例子有新鮮感，可讀性強，拾人牙慧的內容少。在單個劇本的評論方面，《賣花女》受到的關注最多，但觀點都大同小異。《武器與人》一劇在國外評價較高，但國內研究者較少，且論點與黃嘉德先生的都很相似。比較難得的是宛磊2009年發表的僅有2頁的小文章：《形式上的理想主義，思想上的反理想主義———論肖伯納的〈武器與人〉》。該文文風樸實，分析作品時能抓住重點，對戰爭和婚姻兩條主線中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沖突理解準確，也指出了作者的反戰思想以及該劇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預言性。不過作者的中文表達還可以更流暢些，在蕭伯納研究方面還需進一步擴大視野。女主人公拉伊娜最后選擇的“巧克力兵”丈夫布朗奇里實際上可以看作是蕭伯納所崇尚的千里挑一的現實主義者。

問題與反思

應該說蕭伯納不是當前的熱門作家，學術期刊網上近年來每年能查到的相關論文在數量上遠不及有關尤金•奧尼爾、哈羅德•品特等戲劇家的研究，國內也沒有類似每兩年一次的“全國尤金•奧尼爾學術研討會”之類專門的研討會。這與蕭伯納戲劇的形式、內容、主題、時代性等不無關系。與其他文學形式一樣，近年來戲劇研究深受文化理論的影響，經常涉及后殖民主義、東西方政治文化沖突、種族關系、性別研究等，戲劇表現手法更為多樣，在人物選擇上往往關注邊緣群體、弱勢群體。在這樣的背景下，蕭伯納的戲劇受到冷落并不太令人奇怪。然而，或許是受學術傳統的影響，在蕭伯納研究中，我國學界很少有提出質疑和批評的，而西方學界對他的評價始終充滿爭議。如當代英國著名戲劇評論家邁克爾•比林頓（MichaelBillington）在1977年6月20號的一篇發自安大略的報導中，描述了湖畔尼亞加拉蕭伯納戲劇節的情況，文章在結尾處稱蕭伯納為繼莎士比亞之后最偉大的英國戲劇家。有趣的是戲劇家約翰•奧斯本在當月的23號立即給雜志編輯寫了一封反駁這一論斷的信，說比林頓自從離開牛津大學后肯定沒有再讀過蕭伯納的戲劇，否則不可能還堅持學生時代的神話。［6］（P.101）蕭伯納經常令人尷尬地將自己與莎士比亞相比，并在文章中多次攻擊莎翁。木偶劇《莎蕭之戰》（1949）用喜劇的調侃方式集中展現了他對莎翁的一些看法。蕭伯納曾聲稱：“在所有作家中，除了荷馬外，我最鄙視莎翁，對司各特都沒有這么鄙視。”然而，權威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在《戲劇家與戲劇》一書中，將全書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獻給了莎士比亞，而對蕭伯納的介紹則比較簡短，并指出，沒有一個批評家愿意將這兩位劇作家的思想進行對比，尤其是因為蕭伯納在原創性方面沒有什么特長，他的思想都來自于叔本華、尼采、易卜生、瓦格納、羅斯金、卡萊爾、馬克思、拉馬克、伯格森等。他甚至認為蕭伯納沒有一部喜劇能比得上王爾德的《認真的重要》或者貝克特的悲喜劇。［7］（P.155）如此直接的評價在我國很少能看到，更常見的處理方式是避而不談。如張蘭閣在《戲劇范型———20世紀戲劇詩學》（2009）中回顧20世紀的西方話劇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時，提到的戲劇家有契訶夫、斯特林堡、貝克特、布萊希特、薩特、加繆、日奈、品特、雅里、尤奈斯庫，但沒有蕭伯納。在田本相主編的《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1993）中，專章討論的外國劇作家有易卜生、莎士比亞、王爾德、奧尼爾、契訶夫、果戈理等，但也沒有蕭伯納。

在對蕭伯納作品的具體選擇和評價方面，受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我國與西方學界也有所不同。《牛津戲劇詞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指出很多批評家認為《圣女貞德》是蕭伯納最優秀的作品，重演和翻譯得最多的是《賣花女》《巴巴拉少校》和《圣女貞德》，其次是《康蒂妲》《人與超人》《武器與人》《醫生的困境》《難以預料》等。英文版《劍橋文學指南》叢書的《蕭伯納》（1998年）在封底強調蕭伯納的成就時提到的戲劇是《人與超人》《傷心之家》《武器與人》《賣花女》和《圣女貞德》。我國學界介紹和評論的重點從20世紀初就側重蕭伯納前期創作的一些“不快意的戲劇”，現在依然如此。如劉意青、劉靈撰寫的《簡明英國文學史》（2008）重點介紹的是《華倫夫人的職業》，其次是《皮格馬利翁》和《巴巴拉少校》。王守仁、方杰的《英國文學簡史》（2006）中重點介紹的是《鰥夫的房產》《華倫夫人的職業》《人與超人》《皮格馬利翁》和《圣女貞德》。高繼海編著的《簡明英國文學史》（2006）著重提到的戲劇有《華倫夫人的職業》《皮格馬利翁》和《圣女貞德》，節選的是《華倫夫人的職業》。今后的研究應該更平衡一些，既考慮我國的社會實際，又關注國外研究動向。在蕭伯納研究中，我國大部分評論家很少從英國戲劇史的角度或者在當代英國戲劇的大背景下對他進行研究。從戲劇史角度看，蕭伯納繼承的不是莎士比亞的浪漫喜劇，而是本•瓊生式的諷刺喜劇和社會關懷。在當代他也不是一個與現實毫不相干、僅有歷史意義的劇作家。他不僅統治了20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劇壇，而且他的很多思想目前依然影響著英國戲劇。［8］（PP.13-14,57）與美國現當代劇作家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畫不同，英國劇作家大多數都很關注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這無疑與蕭伯納通過他的戲劇和評論所確立的戲劇傳統有很大關系。他所倡導并一再體現的社會意識、政治意識是難能可貴的，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50年代后英國戲劇的再次繁榮。雖然當代英國戲劇中真正的大家是游離于主流之外、關注人物內心世界、極具個性的品特和斯托帕德，但無可否認的是，50年代后，阿諾德•威斯克、愛德華•邦德等一大批主流劇作家關注的是社會現實，其創作都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在創作手法上，蕭伯納的一些創新也影響了20世紀下半葉的一些劇作家，如愛德華•邦德的很多劇都附有長篇前言或后記，卡里爾•丘吉爾的一些戲劇對時間和夢境進行了大膽的靈活運用。［9］（PP.2-4）

溫儒敏的《關于“經典化”與“學院化”》（1999）一文雖然不是針對蕭伯納研究而寫，但其中提出的問題卻具有很強的適用性。文章指出，“經典化”不宜局限在純粹的審美意義上，而應當兼顧到其他層面，例如文化意義和歷史價值。同時，“學院化”的一些新方法新視點的切入雖然能夠大大拓展研究的思維空間，但很可能方法大于內容；研究的深度拓展了，學術味也更濃了，但我們有可能正在失去學術研究的活力。學院派制造層出不窮的專業話語，卻似乎只能在圈子里自娛。現在的學術研究新術語層出不窮，但在切入現實、回應現實方面，當代蕭伯納研究者的反應遠不及魯迅、茅盾等20世紀上半葉的學者。我們不能忘記，只有社會職責才能維持學科研究的社會地位。（本文作者：王嵐單位：解放軍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