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魯威散曲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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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可謂元代中后期文壇上獨領風騷的文學樣式，是繼詩、詞之后興起的新詩體。元代蒙古族的漢文創(chuàng)作中也有為數(shù)不少的散曲作品，相比詩詞而言，這種更為通俗的文學樣式恰恰易于受到初入中原、習染漢文化的蒙古族文人的認同，且更易抒發(fā)情感、渲染主題，阿魯威便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代表。阿魯威的生活年代大約是元成宗大德（1297—1307）至順帝至正（1341—1368）年間。《陽春白雪》載其“字叔重，號東泉，蒙古氏，南劍太守，詔作經筵官”。
阿魯威稟賦優(yōu)異，勤奮好學，精通蒙、漢兩種語言文字。他不僅擅長詞曲，而且對中國的歷史典籍有著豐富的認識，所以當時的一些知名文人如洪希文、張雨、張翥、虞集、潤等人都尊稱他為“魯東泉學士”“學士東泉魯公”，也有人稱他為“元室文獻之老”等，可見時人對他的敬重。他的一生為官時間很短，元英宗至治年間曾出任泉州路總管，泰定年間任翰林侍講學士、經筵講官。大約在文宗天歷元年（1328）即棄職歸隱，寓居杭州。順帝至元二年（1336）因揭發(fā)地方官謊報歲災，而受牽坐罪，后卒于江南。元代中后期是蒙古王朝逐步走向衰落的時期，一方面王室內部漢化派和保守派的斗爭日益尖銳；另一方面，天災頻仍，人民起義不斷，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1368年，元朝覆亡。蒙元王朝自建國到被明軍擊退，撤回漠北草原，歷經160余年的時間，在這期間，主張漢化的進步勢力與反對漢化的保守一派之間的爭斗始終沒有停息，這也是致使元代中后期社會矛盾不斷深化的原因之一。阿魯威一生創(chuàng)作了不少散曲，但現(xiàn)存的只有十九首小令，其中包括《蟾宮曲》十六首、《湘妃怨》二首、《壽陽曲》一首。這些作品超越了民族身份，站在客觀者的視角去審視現(xiàn)實，揭示黑暗與民生疾苦，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
一、借助《楚辭》反觀當下
阿魯威的曲作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蟾宮曲》的前九首，完全是以《楚辭》的《九歌》為題材拼寫而成的，其中包括《東皇太乙》《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這些散曲的主題思想都沒有超脫《九歌》，但辭藻華麗，婉約而浪漫，以小令形式寫成，可謂創(chuàng)新之作。如《東皇太乙》：穆將愉兮太乙東皇，佩姣服菲菲，劍珥琳瑯。玉瑱瓊芳，烝肴蘭藉，桂酒椒漿。揚枹鼓兮安歌浩倡，紛五音兮琴瑟笙簧。日吉辰良，繁會祁祁，既樂而康。這首散曲先敘述了靈巫飾威嚴的太一神，肅穆愉悅地降臨祭堂，接著寫祭品馨香精美，最后描繪了鼓樂演奏，神人共歡的盛大場面。在情節(jié)上，對屈原的原作進行了壓縮、調整和加減，語言上既保留了原作的浪漫雅麗騷體，又比原作通俗易懂。由于阿魯威寫作這九支散曲的真正目的是贊美歌頌屈原的人格及忠君愛國的精神，同時反觀當下社會現(xiàn)實，所以比原作增加了謳歌屈原的內容。如《湘君》：問湘君何處翱游，怎弭節(jié)江皋，江水東流。
薛荔芙蓉，涔陽極浦，杜若芳洲。駕飛龍兮蘭旌蕙綢，君不行兮何故夷猶。玉佩誰留？步馬椒丘，忍別靈修。最后一部分贊美了屈原雖無為楚國所容，不忍離別故國，出走高就的愛國主義精神。再如《大司命》：令飄風凍雨清塵，開閶闔天門，假道天津。千乘回翔，龍旗冉冉，鸞駕轔轔。結桂椒兮乘云并迎，問人間兮壽夭莫憑。除卻靈均，蘭佩荷衣，誰制誰紉？其中的“靈均”暗指屈原，只有屈原知道大司命掌握人間壽命短長，也就是屈原明曉人間禍福，卻不為帝王所用，并贊美他“蘭佩荷衣”的崇高人格。這九支散曲從語言、結構和內容方面對《九歌》進行了再創(chuàng)作，使之適合散曲表達的特殊要求。同時對《九歌》那種恣肆浪漫神奇而富于跳躍性的語言情節(jié)給予了加工改造，使語言典雅浪漫又具通俗性。情節(jié)結構也符合散曲“鳳頭、豬肚、豹尾”的三段做法，即起要華美，中要浩蕩，結尾要響亮，首尾貫穿，意境清新。在元曲絕無僅見，頗具獨創(chuàng)性。
二、吊古諷今直指現(xiàn)實
除了借助楚辭的《九歌》來諷喻現(xiàn)實之外，阿魯威通過《懷古》《旅況》《懷友》《道遣》等題，用吊古諷今的手法，抒發(fā)了自己對現(xiàn)實生活的無限感慨，揭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與人民生活的悲苦。如《蟾宮曲》中的《懷古》是懷念并贊揚三國時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周瑜等英雄人物的曲子。內容包括曹操對劉備暢論當今天下英雄；南征劉表、劉備；劉備由弱到強，由失敗到勝利；孫權雄踞江東；諸葛亮與東吳周瑜合作抗曹，在赤壁獲得大勝；諸葛亮后又輔佐劉備取巴蜀，造成魏、蜀、吳鼎立之勢的政治局面。全曲共分五句，首句設問開卷，氣勢不凡；第二句寫英雄曹操。在這首小令中，詩人只用了寥寥九字，就寫出了這個身經百戰(zhàn)、力掃群雄，統(tǒng)一了北方卻又多愁善感、文采斐然的英雄形象；第三句寫孫權，“紫蓋黃旗”，指云氣，古人附會為王者之氣的象征。但詩人認為虛幻的王氣不足憑信，東吳之所以能建立功業(yè)，是因為孫權、周瑜赤壁一戰(zhàn)，借助東風，火燒曹軍的戰(zhàn)船，遏制了曹操的攻勢；第四句寫英雄諸葛亮，他胸懷奇才，隱居南陽，徐庶稱之為臥龍，他的本愿只想“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但為報答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還是出山輔佐劉備。詩人用“驚起”兩字，生動而又形象地描繪出諸葛亮由隱居到出山的轉變過程。至于諸葛亮出山后的功績，用杜甫“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八陣圖》）的概括最為確切完備，這里詩人化用其意。最后一句緊承對諸葛亮的描寫，又對魏、蜀、吳三方做了一個總結。縱觀全篇，詩人以大開大闔之筆，再現(xiàn)了三國人物的歷史風采，歌頌了他們的英雄業(yè)績，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大展經綸的宏愿。感情基調雄健高昂，整體結構嚴謹，一氣呵成；文筆簡練，事典簡明，有蘇軾“大江東去”的遺風。
元代中后期，以順帝為首的蒙古王朝逐漸走向衰落，社會矛盾日益突出，這些不容忽視的現(xiàn)象也投映到蒙古族文人的視域中，使得他們從原初積極入世而轉向對隱逸生活的向往，表達了對現(xiàn)世的失望與憂慮。阿魯威的《懷友》中寫道：動高吟楚客秋風，故國山河，水落江空。斷送離愁，江南煙雨，杳杳孤鴻。依舊向邯鄲道中，問居胥今有誰封？何日論文，渭北春天，日暮江東。其中作者用問句進行指責，現(xiàn)世有誰還想著去為國家建功立業(yè)。元代中后期皇族爭位，互相殘殺，朝臣朝不保夕，百姓飽受涂炭，從上到下只為生計而擔憂，無暇顧及功名。這不僅是對友人的規(guī)勸，而且表現(xiàn)了一種對現(xiàn)世的極端不滿，刻畫了一種孤寂悲涼、開闊豪放的意境，與人物心境相吻合，極具感染力。《旅況》是寫詩人自己與友人餞別，啟程離京遠行的情緒：理征衣鞍馬匆匆，又在關山，鷓鴣聲中。三疊陽關，一杯魯酒，逆旅新豐。看五陵無樹起風，笑長安卻誤英雄。云樹濛濛，春水東流，有似愁濃。這首曲既表達了送別的依依之情，又否定了京師的不良社會風氣。從中可以看出，在元朝末年，統(tǒng)治階層的壓迫重重，人民生活困苦，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在這種情況下，統(tǒng)治集團又驅使人們“理征衣”，“又在關山”，不僅表現(xiàn)了作者對戰(zhàn)爭的厭惡，而且反射出元朝統(tǒng)治日落西山的光景。另一首《旅況》同樣表達了詩人鄙棄榮華富貴，想做江湖散人，漫游一方或散居一處的想法：爛羊頭誰羨封侯？斗酒篇詩，也自風流。過隙光陰，塵埃野馬，不障閑鷗。離汗漫飄蓬九有，向壺山小隱三秋。歸賦登樓，白發(fā)蕭蕭，老我南州。這首散曲開篇即以“爛羊頭”比官帽，表示對官位的厭惡及對封侯拜相的輕蔑。語言犀利，感情激切，雖是一種消極的態(tài)度，但也表露出詩人在思想上與當時的事態(tài)格格不入的悲哀與痛苦。《遣懷》亦是以抒發(fā)對官場不滿，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為主題的作品：任乾坤浩蕩沙鷗，酤酒尋魚，赤壁磯頭。鐵笛橫吹，穿云裂石，草木炎州。信甲子題詩五柳，算庚寅合賦三秋。渺渺予愁，自古佳人，不遇靈修。
此曲第一句暗用了杜甫《旅夜書懷》：“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的詩意，寫沙鷗游翔于浩蕩天空，喻天地廣闊，自己無所歸依。盼望有所作為。接著化用蘇軾、陶潛、屈原詩文意，抒發(fā)了自己不為所用的感慨和生活志向。通篇風格豪放且悲涼，語言典雅且凝重，借用典故，加強了作品的表現(xiàn)力。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感時之作，如《湘妃怨》：夜來雨橫與風狂，斷送西園滿地香。曉來蜂蝶空游蕩。苦難尋紅錦妝，問東君歸計何忙！盡叫得鵑聲碎，卻教人空斷腸。漫勞動送客垂楊。抒發(fā)了對風雨送春歸的傷感，讀來使人惆悵。又如《壽陽曲》：千年調，一旦空，惟有紙錢灰晚風吹送。盡蜀鵑血啼煙樹中，喚不回一場春夢。
以此慨嘆人生不永，一死萬事成空，創(chuàng)作了一種孤寂、悲涼的意境。綜上所述，阿魯威是元代散曲創(chuàng)作隊伍中一位比較重要的文人，其書寫的內容主要是揭露時政、詠物懷古，藝術手法多樣。尤其是仿《九歌》而作的九支《蟾宮曲》更是獨具特色，語言犀利激切，風格豪放。對此，朱權《太和正音譜》中喻其詞曲的風格時說：“阿魯威之詞如鶴唳青霄。”［2］并且在阿魯威的創(chuàng)作中，摒棄自身的民族身份，能夠站在客觀的角度從一個側面揭示統(tǒng)治階級內部爾虞我詐的丑態(tài)，反映了作者蔑視權貴的膽識和潔身自好的情操。
作者：尹曉琳 單位：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