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轉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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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工業化的問題上，也許還存在著諸多爭議，因為一些學者依然認為20世紀后期出現的新的社會變動是工業社會的延續。然而，在全球化的問題上，可以說已經形成共識，沒有人再對全球化表示懷疑。全球化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從政治到經濟到社會發展都顯現出了明顯的全球化跡象，而且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全球化帶來的沖擊。所以，我們的每一項切實可行的策略都需要充分考慮全球化的因素，如果缺乏全球化的視角，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現實中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件，更不用說采取正確的應對策略了。在全球化得到了普遍認同的條件下，也在學術界出現了泛全球化的觀點，即把航海技術的應用、新大陸的發現等都歸入全球化的范疇，甚至有的學者追溯到更加遙遠的歷史時期，把人類社會早期的遷徙和流動也說成是全球化的開端。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認識，在近代早期所發生的是一場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它是由率先建立起民族國家的地區對世界的征服，表現為海外市場的開拓、殖民地的建立等。在此過程中也建立起了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形成了一個制度化的中心對邊緣實施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和軍事支配的機制。那些率先建立起民族國家的地區穩固地站立在世界的中心，而更多的國家則被打入邊緣，而且，中心國家并不滿足于對既有邊緣國家的控制，而是不斷地把外圍國家引入到世界體系之中，成為它們可以有效控制的邊緣。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場持續展開的運動的話，就會把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所造就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看作是不可改變的，就會認為既有的剝削、壓迫和支配機制不會發生改變。這顯然是與全球化已經顯示出來的諸種“去中心化”跡象不符的。如果這種錯誤認識凝固成一種觀念的話，就會對實踐產生消極影響，就會在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邏輯中開展行動。從現實來看，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它極有可能扭曲全球化運動的性質。所以，我們必須指出，全球化是一場在根本性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世界化的社會變革運動，如果我們承認人類在20世紀后期進入了后工業化進程，就會認為全球化是與人類社會的后工業化聯系在一起，也就會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世界化其實是與人類社會的工業化相聯系的，全球化和資本主義世界化是發生在人類歷史不同時期的兩場性質完全不同的社會變革運動。

一、全球化不同于資本主義世界化

美國新左派作家安德森認為南北美洲是民族主義的發源地，在他看來，正是美洲人的反抗殖民運動促使了民族主義的生成，然后擴散到了世界各地，從而有了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現象。如果說“民族主義”一詞所指的僅僅是這種反抗外部侵略行動中的民族意識，也許安德森所說無虛。但是，如果說“民族主義”包含著一系列現代性觀念的話，可能還是傳統的理解更為靠譜一些。因為，美洲所遭受的侵略和殖民恰是來自于民族國家的行動，是因為歐洲在此前已經建立起了民族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已經有了資本和市場經濟，有了向外擴張的沖動，才在航海大發現中找到了人力和物質資源的供給地以及市場。也就是說，在殖民地人民開始反抗侵略之前，侵略者已經擁有了民族意識。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正是侵略者把民族主義輸入到了美洲，盡管這是一種無意識的輸出。事實上，民族主義是發源于西歐的，應當視作為現代化的產物，是在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生成的，或者說是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是民族國家興亡的一項標志。

在共同體的視角中，民族國家是一種族閾共同體，是工業社會的人群集合形態。在前現代或前工業社會中，所存在的是家元共同體，現代化觀念中的所謂農業社會的“民族”，其實是應準確地理解成“家”的，或者說，“族”與“家”只不過是規模上和人口數量上的區別，至多也只是血緣鏈條上的不同狀態，就性質而言，是相同的。所以，家元共同體實際上就是一個在規模上被高度放大了的“家”，這個“家”中的所有人都有著同根的情結，具有自然屬性的“血”是把人們緊緊地聯結在一起的紐帶。也許在現代視角中會將家元共同體說成民族，認為在那里也存在著民族主義，但那是錯誤的理解，正如人們從動物的行為中解讀出了愛、恨、情、仇一樣是似是而非的。所以，美洲的民族主義也是一種現代歷史現象，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生成的，只不過它與歐洲原生地的民族主義有所不同而已。歐洲的民族主義以及與之相伴的民族國家是在歷史演進的邏輯中生成的，而美洲的民族主義則是在民族國家的征服下產生的，而且，這種民族主義也必然會指向民族國家建立的要求。不過，安德森是在研究亞洲地區的民族主義時追蹤溯源而發現了美洲民族主義的生成在時間上要更早一些。這是合乎實情的，美洲的民族主義確實與亞洲、非洲等廣大地區后來興起的民族主義走了同一路徑。也就是說，興起于美洲的民族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化的對抗性因素出現的，所證明的是近代歷史的一種矛盾特征，亞洲以及非洲也是在對抗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進程中生成了民族主義。我們知道，在近代社會的早期，由于地理大發現，也由于資本主義的海外擴張，出現了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在20世紀后期人類進入全球化進程時，甚至有很多學者是把近代早期的這種資本主義世界化誤讀為全球化的初始形態的。在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過程中，海外市場的開拓以及殖民地的建立都是以征服的方式進行的，而且，這種征服并不僅是工業品和資本的征服，而是伴隨著暴力。正是因為這種征服總是以暴力的方式進行，所以，激起了殖民地人們的反抗。原先，在這些地區存在的是分散的家元共同體，缺乏凝聚共識和動員集體行動的思想和理論。

當資本主義世界化把暴力施加于這些地區時，為了在適當的范圍內動員起反抗力量，為了團結那些分散的人們（群），出現了民族主義的思想甚至理論。這就是大致與美洲相同的各地區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雖然這種民族主義產生于人類現代化的進程中，卻不意味著它必然以現代形式出現。一般說來，這種民族主義在反抗殖民征服的過程中并不是以歐洲地區的民族主義那種形式出現的，而主要是一種較為粗糙的民族意識，所發揮的是聚集起反抗力量的作用。事實上，也能夠在得到堅持并喚起了持續抗爭斗爭的過程中贏得民族獨立的結果。從美洲、亞洲、非洲等地的情況看，在獲得了民族獨立后，基本上都會對民族意識加以改造和重塑，建立起具有現代屬性的民族主義，以使其適應新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運行的需要。所以，在反抗殖民統治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民族主義基本上都是在民族解放的目標達成后而獲得現代性的。當然，也有少量的異例，那就是在民族獨立后建立起了民族國家卻沒有實現意識向民族主義的轉型，以至于反抗斗爭中的民族意識因為缺乏現代性而成為封閉新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的力量，或者說，成了裹在民族國家外層的厚厚繭殼，從而把新興的民族國家導入困境。其實，20世紀下半葉之所以在亞洲、非洲、南美洲各地出現了一波民族國家的對外開放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反映出了走出狹隘民族主義陰影的努力。因為，這些地區的許多國家都長期受到狹隘民族意識的困擾，嘗盡了自我封閉的苦果，從而希望通過開放的途徑去對這種狹隘的民族意識進行改造，使之成為具有現代性的民族主義。可是，許多國家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又遇到了新的問題，那就是在它們準備改造其自身的民族主義時，也就是說，在它們準備形塑出現代化的民族主義時，人類歷史卻開啟了新的航程。這樣一來，作為工業化代名詞的現代化受到了質疑，前進道路上的路標都被拆除了，并出現了在哲學以及文化諸領域被稱作為“后現代”的思想運動。雖然作為一種哲學和文化思潮的后現代主義與人類社會的后工業化運動之間并無可以得到認證的聯系，但是，對工業社會及其思想、文化的態度卻是相似甚至相同的，無論是在批判、超越、解構等諸多詞語中選擇了哪一個，都包含著揚棄工業社會的各種建構物的要求。不過，后現代主義者如果能夠自覺地在后工業化進程中去完成自己的敘事文本的話，我們相信，在作為一種思潮的后現代主義與作為一場社會運動的后工業化進程之間是可以建立起實質性的聯系的，也許可以建構起像工業化與現代化之間的那種“形”與“神”的關系。那樣的話，后工業化就是反映在歷史表象上的社會轉型形式，而后現代主義將成為一種包含在后工業化運動之中的“神髓”。當然，這僅僅是一種設想，到目前為止，并未發現兩者之間有什么求親的舉動。

如果說作為一種哲學和文化思潮的后現代主義與作為社會運動的后工業化之間并無直接的聯系，那么，全球化與后工業化則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我們甚至傾向于認為全球化與后工業化是同一場社會運動的不同表現形式。首先，全球化發生在后工業化進程中；其次，后工業化是通過全球化去開辟道路的；第三，全球化是后工業化的空間形態，而后工業化則是全球化所指向的目標。在人類歷史上，這是一場新的歷史性社會轉型運動。如果說工業化和資本主義世界化意味著農業社會的解體和工業社會的生成，那么，全球化和后工業化則把人類引向一個更為高級的歷史階段。其實，后工業社會正在向我們招手。吉登斯在工業化運動中看到了“脫域化”，即指出工業化運動是人們走出千年生活地域的行動，其實，脫域化的另一面也就是來自一個地域的力量對另一個地域的征服，總之，是走出了原先的地域。從歷史上看，在“脫域化”的過程中，人類找到了或者說發明了民族國家，從而使陌生人結成了共同體，可以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創建新的社會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民族國家的邊界正在受到侵蝕，走向消失已在所難免。這是否意味著人在社會生活方式方面需要作出新的選擇？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將是共同體再造的新機遇。鮑曼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擁有民族—國家這種資源的‘社會’可以權衡利弊，并為需要實施他們自由的社會成員提供保障。然而，在我們快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情況不再是這樣，因為權力正在脫離政治，并且，影響個體生活條件的最為關鍵的因素，不再僅僅受控于現代民主歷史上被發現或被發明的擔當集體行動的機構?！币苍S人們還會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樂意于探討近代以來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并在各種方案中圍繞選定哪一種而爭執不下，但是，社會自身已經出現的新的變動，正在人們的視線之外行進著，宣告人們當前許多無謂的爭執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未來一段時間的歷史進程果真在主觀追求與客觀進程漸行漸遠之中展開的話，人類的境遇將是不堪設想的。所以，像鮑曼那樣努力捕捉我們社會中出現新的變動的蹤跡，并提醒人們予以關注，是非常有意義的做法。我們相信鮑曼所描述的情況，那就是，在全球化運動中，“把希望和努力放在傳統的、完全地域性的共同行動上，這似乎是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他最好移動行動發生的地方：這種新地方的名字就是不存在的地方，不存在的土地，不存在的領土。如果說傳統的主權世界是有著固定邊防線的民族國家的世界，那么，新的跨國的全球空間是‘完整而統一的’，換言之，它沒有明顯的邊界，它充滿了不固定的流動的意義，并徒然地尋求固定的位置。新的力量恰恰存在于這樣的世界?！痹诿褡鍑业目蚣芟滤⑵饋淼闹贫?、體制以及運行機制都需要得到重新審視，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宣布某種既存的是“好的”或“壞的”。全球化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啟，或者干脆說，人類在全球化運動中將走向后工業社會，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為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作出積極準備，要運用我們的創造力去為新的制度安排作出各種各樣的大膽構想。

總的說來，民族國家的建立是與資本主義世界化同步的，從邏輯上看，首先是因為少數民族國家建立了起來，然后實施了海外殖民和掠奪的戰爭，走上了資本主義世界化之路。一些率先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成了后來國家建設的模板，特別是在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中得以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所以，民族國家的建立并不能視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之外或之前的另一場獨立的民族化運動，而是與工業化、現代化聯系在一起的，民族主義其實就是現代化的產物，而資本主義世界化則是催化劑。民族國家的建立與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之間的關系對于理解20世紀后期的全球化運動是有啟發意義的。根據我們的判斷，并不能單純地把民族國家的去勢看作是全球化的結果，而是應當在全球意識的生成、經濟以及文化和其他方面的社會交往跨界活動的日益增長和互動中去認識這場運動，任何盲目削弱民族國家的舉動都不能視作為全球化的促進因素，反而極有可能不利于全球化。同樣，任由全球化肆意踐踏民族國家的邊界也是不合適的，因為，那只能在當前的人文背景下增強民族意識，從而阻撓全球化的順利進行。

二、全球化運動中的民族國家

在歐洲中世紀后期的王權與神權沖突中，王室出于擺脫羅馬教庭控制的要求，有意識地激發治下臣民的民族意識，從而使歐洲形成了以地理割據為特征的不同區域。在走出中世紀后，近代國家的建立將此作為既成的事實接受了下來，從而使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以民族國家的確立為標志。在隨后的歲月中，每當階級矛盾出現激化的跡象時，各國的治理者也都會通過強化民族主義的方式而把國民的注意力引向外部。在此過程中，也會不自覺地強化了民族國家意識及其民族主義。近代民族國家的這一發展路徑在后發展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得到了復制。一方面，歐洲建立起了民族國家榜樣，使后發展國家可以效仿；另一方面，歐洲率先成長起來的民族國家在海外征服運動中促成了廣大后發展地區的民族意識覺醒，要求在民族意識的確立中聚集起抗擊力量。由于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后發展地區也建立起了屬于自己的民族國家。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過程中，對民族國家意識的強化已經顯現出了消極效應，也在事實上妨礙了全球性合作體系的確立，甚至行為意義上的跨界合作都會受到民族國家意識的干擾。但是，在后發展國家中，指出這一點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后發展國家中彌漫著感性化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這種情緒總是能夠積聚起制造非理性暴力沖突的力量，如果有人對民族主義情緒表達了不認同的主張，其生存權利甚至都會受到威脅。

一方面是存在于公眾中的民族主義情緒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則是治理者所掌握的利用民族主義情緒的技巧變得更加嫻熟，可以縱容民族主義并保證其有利于自己對整個社會的駕馭。這必將對全球化運動形成極大的制約，會阻礙全球化、后工業化的腳步。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在資本主義世界化的模式依然主導著人們的思維時，全球化也許會被用于增強某種既有的霸權，因為，“支配一個地區并不需要領土入侵，也不需要派兵占領和監管被征服的領土，以及設置永久性駐軍和設立行政辦公室。同一在可用的新方法相比，所有這些策略似乎都是笨拙、麻煩、令人討厭和代價高昂的。如今，真正的強國有能力避免這種過時的策略。”在既有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不變的情況下，當全球化被中心國家所利用的時候，就可能使國家本身變成一個廉價商標，雖然邊緣國家、弱小國家等可以在強國、中心國家面前申明自己的主權，而在實際上，它的主權已經淪落為“股權”，甚至有可能不是控股權。從主權的完整性角度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是受制于強國和受制于霸權的結果。但是，在這之中卻包含著某種哲學內涵，那就是國家與主權的分離，它意味著近代以來致力于民族國家建構的運動發生了逆轉，民族國家得以成立的主權正在脫離它。這一趨勢指向的方向肯定是國家主權將受到淡化的趨勢。雖然國家的主權在強國那里能夠得到較好的維護，但強國在干預和擾亂他國主權的同時，卻極有可能產生一種淡漠主權的態度，比如，當一些國家把人權放置在高于國家主權的地位上，它們在何種意義上還擁有主權的觀念？可能就是一個需要認真考察才能作出回答的問題。我們認為，這類做法都是對主權意識的侵蝕，最終將使支配與依附的兩極都失去主權意識。這就是全球化運動對國家主權的沖擊，在使主權與國家逐漸分離的過程中讓主權失去依托和失去承載物，并最終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今天，雖然資本主義世界模式的觀念和思維定勢依然支配著人們的行動，但是，可以相信，隨著全球化運動的持續展開，其客觀結果必將既有的世界體系觀被拋棄，因而，由資本主義世界化所建構起來的這個世界也將被否定。

當然，從現實的社會發展進程看，也許國家在失去主權時會繼續存在下去，但它已經不再是現代性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我們正準備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新型社會治理框架。這種國家因為主權的淡化而變得開放，在對外的向度中，由于抽象的主權已經為具體的利益所替代，因而不會再頻繁地出現那些空洞無謂的爭執，即使出現了矛盾和沖突時，也會主要反映在利益方面的爭執上，是一些解決起來較為容易的問題；在對內的向度中，由于主權的淡化甚至消失，使得與民族國家相關聯的公民權也從人們的視線中移除，結果，國家變得具有包容性，至少，不再用公民權的標準把國民區分為不同的人群和加以區別對待，即不會把生活和工作在這個國度的人區分為公民、持綠卡的人和墨西哥人，因而，也就不會有針對特定人群的歧視，進而，政治也就會變得更加開放。也許這個時候會因公民的消失而使選舉變得困難，那我們就干脆放棄選舉吧！如果你要堅持選舉，那就讓所有人都參與到這項游戲中來吧！而不是在甄別出公民之后去決定誰有選舉權和誰就被排除在選舉游戲之外。也許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來自于工業社會歷史階段的各種游戲以及游戲場所都依然存在，似乎也在發揮著作用，但全球化已經表現出一個明顯的社會發展趨勢，那就是使既有的游戲以及與這種游戲相關的一切都變得越來越顯得虛幻，最終移出我們的視野將是不可避免的了?？偟恼f來，雖然全球化的影響尚未得到人們的普遍承認，或者說民族國家的外在形象并沒有發生改變，而在實際上，經濟全球化已經使絕大多數國家受控于商業資本家，至少，我們原來所信奉的那些民族國家主權原則已經不見了。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堅信，民族國家的主權是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這些主權包括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獨立自主，也被表述為民族的自決和自治。然而，“近段時間以來，幾乎沒有民族—國家可以說是自治的，更不必說是自我維持和自給自足了——不管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或者文化上，莫不如此。幾乎沒有現存國家能經得起嚴格的國家地位的考驗?！?/p>

盡管人們陶醉于商業利益以及這些利益帶來的繁榮，但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放棄了對主權完整性的捍衛。的確，主權完整性是一種已顯過時了的陳舊觀念，人們也沒有必要糾纏不放，但人們需要自覺的是，當放棄了這一舊觀念時，應當代之以什么樣的新觀念來迎接全球化和適應全球化？這卻是一個懸移不定的問題。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人類進入新世紀后，才會出現那么多從任何角度看都缺乏邏輯性的、相互矛盾的行動，無論是在依然屹立的民族國家的內部還是在國際社會中，都遍布著盲目的行動。走出這種狀態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無疑是正視全球化的現實。既然全球化已經在實質的方面肢解了民族國家，那么，承認事實比什么都重要。也只有承認這一事實，才能使人們擺脫舊觀念的束縛，才能避免各種各樣無謂的沖突。當然，我們今天還處在全球化運動的初期，民族國家的開放性不足事實上是平等流動的障礙。或者說，國家選擇了一些人，讓他們有權流動，而更多的人的流動權利則受到限制，“追求利潤的旅行受到了鼓勵，而追求生存的旅行受到了譴責?！币蚨?，存在著所謂“非法移民”的問題。國家邊界上的障礙，成了走私分子、“蛇頭”獲利的設置，或者說，國家邊界已經變成專門為了讓走私分子、“蛇頭”獲利而設。當“非法移民”窒息或溺死于大洋中時，人們就開始譴責組織偷渡的“蛇頭”，可是，人們為什么不想一想，是什么因素派生了“蛇頭”？那些讓“蛇頭”獲利的設置難道不應當首先受到譴責嗎？如果全球化不是讓國家邊界向有限的和被選擇的人開放，而是讓一切特權都消失，那就應當把公平的尺度交給每一個人，特別是對于那些僅僅出于謀求生存機會的人，更應當提供必要的方便。也許一個國家會考慮自己的承載能力，會宣稱這種流動會使它的富裕生活受到破壞，對此，我們不禁要問，你的富裕生活是怎么創造出來的？如果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過程中通過掠奪他國、他地區的財富而建立起了今天的富裕生活，在那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們遇到了生存問題時，有什么理由不為他們提供生存機會呢？也許一個國家是通過自身良好的治理、國民的勤奮而創造了富裕生活，那么，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存在著如此眾多的為獲得生存機會而掙扎的人的情況下，為什么不去把那些人納入到自己的良好治理之中，讓他們在人人都懂得勤奮的氛圍中學會勤奮。所以，全球化決不應是特權和歧視的再生產，而應是走向全面開放社會的運動。正如鮑曼所指出的，“對全球化的有效反應只能是全球性的。并且，這種反應的命運取決于全球政治舞臺（它有別于‘國際舞臺’）的出現和鞏固。眼下最缺少的正是這樣的舞臺。現存的全球性選手不愿意搭建這樣的舞臺。它們明確的或潛在的對手似乎既沒有所需的能力，也沒有必要的資源去做這樣的事情，因為這些人使用的外交手段越來越陳舊，越來越無效。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力量來重建和復興同全球化時代相適應的公共舞臺，而且，這種公共舞臺的搭建必須繞過上述兩種類型的選手?！边@顯然是一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但是，舊的民族國家觀念卻束縛了人們的手腳，讓人無法通過行動去回答這一問題。20世紀后期以來，雖然在經濟全球化方面已經取得了積極進展，而且各國的政治首腦也變得開明多了，愿意給予經濟以更多的自由，但在全球政治方面，大國主導的國際政治格局并沒有改變，一些較有實力的國家反而是把全球化理解成強化國際霸權的機遇，牢牢地控制著國際舞臺，而且在層層加碼。這顯然是與政治全球化相背離的，是反全球化的行動。鮑曼說，“世界正在忙著把民族等同于國家，把國家等同于主權，把主權等同于嚴格控制的邊界……200年來，世界似乎致力于把控制人類運動視為國家力量的唯一特權，致力于建立各種關卡來防止其他的——不受控制的——人類運動，并在這些關卡配備了警惕的、裝備良好的哨兵。護照、簽證、海關和移民控制，——所有這些都是現代政府的發明。”而全球化恰恰是要打破這些控制，因而也就把沖突推到了前沿地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內與外之間的神圣區分再也不存在了，盡管它曾經繪出了生存保障的領域，為日后的超越指明了路線。我們都在‘內部’，沒有什么被保留在了外面。確切地說，過去在‘外面的’在沒有打招呼的情況下進入了內部；而且，他們在沒有獲得準許的情況下就定居在那里。全球問題的區域性解決方案受到了懷疑，區域隔離的欺騙性被揭示了出來?！比欢?，“我們沒有意識到生存條件的改變，猶如我們沒有為變化本身做好準備。”

相反，我們在遇到所有新的問題時，總是在近代構筑起來的工具庫中去進行選擇，即使我們希望對工具加以改進，也只是使那些工具變長變短，或者滿足于使其變得更加鋒利、更加順手一些，至于根本上的改變，卻不愿意去做出嘗試。比如，在海關那里，努力加以改進的只是手續更為簡便、通關更為方便，關于海關能否拆除的問題，從來也沒有人想過。再如，當經濟主體越過了民族國家的邊界，解決方案總是集中在利潤匯出匯入或避免雙重征稅等問題上，至于跨國經營與那些在國內經營的企業間的性質不同，則被有意地忽略了。在這里，我們想就跨國經營提出一個設想，既然企業已經走出了國界線，我們是否可以將其歸入全球性企業的類別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可否將課稅納入到比如一項全球和平與發展基金中，用來解決那些全球性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恰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因為民族國家尚存，而全球化運動業已興起，以至于地球上的事務和問題可以分成全球性的、地域性的和國內的，并根據這種區分而加以解決。其中，在解決不同類型的問題和處理不同類型的事務時，所需的資金和資源支持也就可以由不同類型的經濟主體來加以提供。這樣的話，大國、強國也就要承擔起對全球事務的責任。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肯定會首先遭到大國、強國的反對，因為，近代以來在資本主義世界化中形成的思維以及國家對國家的掠奪和剝削模式，決定了大國、強國寧愿接受全球風險和全球性的危機也不會愿意放棄跨國企業為它們帶來的利益。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即便是在中國采用一個極其保守的建立“亞投行”的做法，也會受到美國的反對甚至千方百計地阻撓。

三、在全球化運動中構想合作治理

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畫上了一個句號，但是，民族與國家間能夠相重合、相交疊的情況卻很少，實際上，單一民族的國家在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應當說，民族國家塑造了民族，而民族與國家之間又存在著區別，國家是通過地圖來標識的，而民族則是用文化來標記自己的。國家需要根據地圖去安排所有的管理事項，而民族則無需管理。民族也是作為共同體而存在的，也已經不再是農業社會的那種家元共同體，但是，把一個民族成員連接在一起的則是文化的紐帶，甚至許多民族還擁有共同的情感依皈——信仰。這些方面甚至有著與家元共同體的相似性，以至于人們往往誤以為民族產生于農業社會較早的歷史階段。盡管民族與國家間有著這些不同，但是，它們共同的基礎則是個體的人的生成。盡管在民族意識中會因共享同一文化、信仰、生活方式而有同類的情感，而個人利益的優先性作為行動的前提而被考慮則往往被視作為理性的和明智的。當然，在一些多民族的國家中，時常會看到同一民族的成員受到民族分離主義的煽動而奮不顧身地采取激烈的共同行動，這個時候，個人似乎融入了民族整體之中。這一現象其實與民族國家的愛國主義表現是一致的，而且，就這些行動所欲達到的目標而言，也無非是要通過從某個民族國家中分離出來再建一個民族國家。所以，在近代民族國家生成的過程中，民族國家是作為一個普世性的意識形態而為人們接受的，沒有人可以逃避它，以至于所有民族運動都是出于建國的目標。這又說明，民族與國家實際上是不可分的，那些用來標記民族的文化、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是非現代性的歷史遺產。這些遺產往往被民族國家的治理者所利用，但若奢望得到他們的尊重，則是不可能的。恰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不一致并引發了所謂民族矛盾。一般說來，出現了這種情況，如果耽于民族的表象，會使一切處理矛盾的行動都成為添亂的行為，唯有培育出個體的人，也就是說，唯有個體利益意識的覺醒，才是把民族國家整合為一個整體的最有效途徑。所以，民族國家的實質不在于民族，而在于個人。這是民族國家概念中的悖論，卻是真切的現實。也許人們以為，認識了這一現實就有可能找到走出民族國家狀態的道路。其實不是的，把民族國家建立在個人的基礎上是民族國家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的邏輯，而在全球化進程中，這一思路將不再適用。因為，全球化進程中的社會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已經把人們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了一起，從而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題。個人在解決這一問題中顯得無能為力，只有通過社會治理模式的變革卻開拓出人的共生共在的空間，才能使曾經造就了民族國家的線性思維不再發揮阻礙全球化進程的作用。但是，從30多年的社會發展現實來看，全球化不僅沒有使民族國家的治理發生改變，沒有使其控制方式和對人的流動的排斥絲毫放松，反而是因為一些突發性的事件而得到強化，甚至基于這一視角的科學探索也是極其缺乏的。對此，鮑曼感嘆道：“我們并沒有處理難民問題的新策略，換言之，我們缺少這樣的策略，并希望避免因此而出現的政治麻煩。在這種條件下，‘9.11’攻擊是恐怖分子獻給政治家的一份禮物。難民除了通常被指責降低了國家福利和盜竊了工作機會之外，他們現在還被指控扮演著‘第五縱隊’的角色——代表了全球恐怖分子網絡?！?/p>

結果，許多善良的、僅僅為了獲取生存機會的移民受到監視，甚至不需要什么證據就受到搜查、監禁和驅逐。在民族國家當局眼中，每一個外國人都能引發恐怖分子的聯想，“先是在美國，然后在英國，在‘反恐怖主義運動’的旗幟下，外國人很快被剝奪了基本的人權，盡管自基本法和人身保護出現以來，這些權利已經受了歷史變遷的考驗?！滨U曼認為，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國家從總體上喪失了大部分曾經擁有的各種主權；它經常處于‘別無選擇’的境地，而不是自由地實施政策選擇；它受到了外部力量的攻擊，而不是公民民主地表達出來的偏愛?？傊?，國家不再是可靠的、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它幾乎完全失去了這種吸引力?！碧貏e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它的公民口口聲聲表白他是何等的愛國，然而，只要有機會，就會忙不迭地移居他國；它的官員不斷地宣示誓言，說他將為國家和民族的事業鞠躬盡瘁，然而，他實際上大筆大筆地把國家財產竊為己有并急切地將其轉移到海外。所以，在他們的心目中，“國家”、“民族”等字眼，只是在編織謊言時還可以利用一下的東西。雖然我們所談到的只是一些消極的現象，但足以說明，那些在近代以來一直為國家提供有力支撐的因素是如何被抽空的，并最終使國家成為一個只有在字典里才能找到的詞語。這說明，民族國家已經在人們的觀念中變得越來越淡了。鮑曼回顧了康德的著作《從世界公民的角度看世界歷史》，贊賞康德在200多年前就那樣深刻地認識到，“我們居住的地球是一個天體……我們所有人一直在那一天體的表面上居住和移動，我們并沒有別的去處，因而注定要永遠生活在鄰居和同伴的周圍?！边@就是說，人類是因為地球而決定了必須共生共在。然而，“當這個人口稠密的地方擁擠不堪時，我們舒適的空閑空間就再也不存在了；這一天遲早會到來。因此，大自然命令我們要把相互友好視為我們需要——最終必須——信奉的超級信條；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終止一連串的試錯、錯誤引起的災難和災難留下的衰敗?！?/p>

可是，近代社會的出發點是原子化的個人，是圍繞著個人這一中心而拓展出來和建構起來我們既已擁有的這樣一個生存空間。由于個人處于世界的中心，以至于這個世界的一切都必須圍繞著個人旋轉。結果是，為了個人的生存而去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和機會。這一點成了這個社會的基本原理，擴大到了組織和民族國家，從而導致了無窮無盡的沖突。在沖突中，每一個行動單元都努力增強自己的實力，并達到了某種恐怖平衡。實際上，這種平衡總是懸于一線，隨著地球變得擁擠，也就讓人們陷入了風險。所以，康德所指出的那一基本事實對于我們的啟示就是，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近代以來社會建構的原理，即不是從原子化的個人出發，而是從人的共生共在出發，根據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去重新規劃和建構我們的社會。在全球化時代，最為恐怖的是近代以來形成的那些社會控制方式可能帶來的后果，它是阻礙全球化的力量，是與全球化運動相對立的，必然會直接地與全球化相沖突，并引發嚴重的后果。當前，全球化雖然遇到了國家極力阻止人口全球流動的問題，但隨著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交往日益擴大，人口流動必然會呈現出日益增強的趨勢。這樣一來，人的混居以及每日與多種族來源的人們的交往，必然會帶來人的觀念、思維方式以及行為方式的變化，其中，學會與多元化的交往對象之間開展合作的技巧就會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生存乃至成功的資本。所以，人口的全球流動將成為改變這個世界的重要因素。隨著全球化進程中的人口流動，將會在直接的意義上進一步強化國家與民族相分離的后果。我們已經指出，現代國家也被稱作為民族國家，國家與民族之間如果說不是重合的話，也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在很大程度上，國家仰賴著民族的支撐，國家相對于外部的主權基本上是作為民族主義象征而存在的。一旦人口的流動改變了民族格局，甚至使民族走向消失，那么，民族國家在實際上也就被抽掉了民族這根支柱。顯然，在現代民族國家中事實存在著許多由多民族構成的國家，長期受到內部多民族間的矛盾和沖突所困擾，也許人們會以為，這種民族格局的改變甚至走向消失的全球化趨勢不啻是一個喜訊。

其實并非如此。在民族與國家相分離的過程中，國家依然會顯得非常強大，也許會努力采取行動阻止國家與民族的分離，甚至會在民族消失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屹立不倒。但是，隨著民族這根支柱被抽掉后，國家的存在事實上已經不再具有合理性。所以，展望全球化的前景，要么國家走向消亡，要么國家轉型為一種合作共同體。在民族國家框架下，公民是權力的所有者，而且在20世紀的公民參與運動中也成了社會治理的主體。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公民有可能在全球化進程中逐步消失。公民是與現代國家同時產生的，它們之間構成了相輔相成的關系，正如鮑曼所指出的，“前現代的國家不知道有公民資格，更不會實踐它?！蓖瑯?，當人類歷史走出了現代，公民資格是否會被保留下來？肯定是一個不再需要回答的問題。從后工業化中的人的全球流動來看，現代國家邊界上的籬笆不斷被撕開一條又一條裂縫，人們從這些裂縫中進出，流動的人群使終生居住一地的公民變得不再安寧，進而加入到流動的人群中，必將有一天，常住的居民將消失在流動的人群中。那樣的話，我們將用什么方式去確認或定義公民資格？與此相關聯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在現代國家中所作出的那些為了公民權實現的所有設置是否依然有效？顯而易見，我們只能否定的答案。全球化正在穩步地把公民轉化為公眾，這是對民族國家作出的最為嚴峻的挑戰。因為，它賦予了一個國家中的居民以不同于以往的屬性。原先，居民經過登記而被納入到政治組織框架中之后就天然地被視作為公民，而現在，居民并不必然與公民身份聯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該地域的并對政府有著同公民基本相同要求的公眾。這既是公民與居民的分離，也是政治與生活的分離。在下一步的社會發展中，如果政治不對這群公眾給予充分關注的話，就意味著政治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意味著政治家變得越來越狹隘，以至于政治的合法性遇到嚴峻考驗。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運動所激發出的人的流動性面前，居民本身也獲得了不確定性內涵，因為，人們離常住一地、安土重遷的生活模式越來越遠，習慣于在不斷的流動中去發現生存以及獲得愉快人生的機會。每一個區域中，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的比例都在發生變化，以至于居民更多地是指那些臨時居住一地的人口。因而，按照確認公民身份而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去詮釋政治，變得不具有可操作性了。在互聯網這個變得越來越重要的社會生活平臺中，每一個行動者都只能被稱作為網民，他們甚至不能在公眾意義上來加以認識，如果說構成公眾的每一個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在需要的時候甚至可以亮出自己的名號，但網民則是匿名的。盡管維護民族國家的管理也試圖把網民形塑成公民，通過實名制等設置去強行地實現這種轉化，但從網絡的發展來看，那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即使在暫時這些措施的時候，也不可能取得管理者所預期的效果。所以，公民身份必將失去往日的光彩，政治也將因此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顯而易見，在公眾已經取代了公民之后，政治也不應讓公眾處于旁觀者的地位上，即不應像雅典城邦那樣，讓人口中的絕大多數處于政治體系之外，而是需要把他們納入到政治活動中。這樣一來，原來由公民開展的各項政治活動也就不再具有合理性了，或者說，政治不再屬于公民，反而屬于公眾。雖然公眾并不一定是全球化展現給我們的政治活動主體，但對于公民而言，對于民族國家而言，則是毀滅性的因素。全球化、后工業化意味著一個合作社會的出現，在合作的社會中，合作治理將是這個社會的基本治理特征。我們認為，合作的社會將承認人的行為和行動對人的身份以及社會角色的確認，而不是先驗地規定人屬于或應有什么樣的身份和社會角色。本來，農業社會才會對人作出先驗性的規定，在工業社會中，隨著人的身份分化為身份和社會角色兩種因素的時候，身份只是人們參與社會活動的前提，特別是在政治生活中，身份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只是作為前提而存在的，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中，人在開展行動的時候，是人的社會角色或政治角色在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非地域化所造就的陌生人社會已經拋棄了那些先驗地規定人的身份的傳統因素。但是，當工業社會治理體系的控制沖動結構化為一整套操作系統的時候，又重新建立起了新的先驗地規定人的身份的制度系統。比如，你可能生活在美國多年，一直積極地參與（那些允許你參與的）公共事務，你可能在你生活的社區中成為公認的優秀志愿者，但是，你不被承認為美國公民。相反，你若偶然出生在美國，或者，你父母雙方中并不由你選擇的某一方恰是美國公民，那么，你只要在某個時期的某個成人儀式上作個象征性的宣誓，你的美國公民身份就決不會受到任何質疑。

所有這些，都是社會契約中的某些條款對你作出的先驗性規定，而不是你通過你的行為和行動做出的選擇。或者說，在這種先驗性規定的結構系統中，你也不可能產生用自己的行為和行動去選擇自己的身份和社會角色的沖動。即使有了這種沖動，也還需要“他人”去依據社會契約中的那些條款對你作出選擇。人不能通過人的行為和行動去證明、規定和確認自己的身份和社會角色，這在任何一種意義上都不能被視作為是合理的。然而，這個問題卻很少受到學者們的嚴肅質問。這說明，近代以來的這個社會本身就存在著根源于農業社會的但變換了形式的不合理性因素，而且，人們普遍地接受或默認了這些不合理性因素。全球化進程將使所有這些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所有不合理而被普遍接受的東西都將被拋棄。人類社會正在發生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全球化就是這一社會變革的途徑，也是標志，全球化是與后工業化聯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所指的是后工業社會，而后工業社會將因其普遍性的合作行動而可以稱作為合作的社會。合作的社會不僅是在所有這些不合理性因素得到廢除的前提下生成的，而且也徹底鏟除了這些不合理因素再生的土壤。首先，合作的社會將重視人的行為和行動在確證人的身份和社會角色方面的價值，不再有任何對人作出先驗性規定的因素存在，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行為和行動去理解和認識人們的身份和社會角色，每一個人都通過自己的行為和行動去獲得自己的身份和社會角色。也就是說，人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社會角色，并用自己的行動去證明他的社會角色。比如，志愿者已經做出了示范，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可以選擇自己的社會角色，也確實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自己的社會角色。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們認為，也許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務預示著合作治理這一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的生成，或者說，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務將會成為新型社會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

作者：張康之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