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萌芽狀況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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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命題”從提出伊始就受到了學術界的巨大關注，在其提出后的一個多世紀里，“韋伯命題”經歷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支持者充分肯定“韋伯命題”的學術價值以及開創意義，對于韋伯的研究方法和邏輯推崇備至；批評者則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提出了異彩紛呈的學術觀點。以下我將基于現有研究對于“韋伯命題”的質疑以及中國清朝資本主義萌芽狀況淺談對于“韋伯命題”的質疑。

一、清朝時期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基本狀況描述

（一）鴉片戰爭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狀況從宋朝開始，我國的經濟中心開始向南方轉移，宋朝時的江南地區，農業經濟和商品經濟已經呈現出了比較繁榮的程度。這之后，江南地區經濟進一步發展，在明清時期成為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江南地區較早的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新的生產方式不斷地出現，新的經濟模式也在不斷地醞釀之中。眾所周知，江南良好的氣候條件使得水稻的種植成為了江南地區巨大財富的來源，而從宋朝之后，更為頻繁的商品交流使得絲織業在江南的地位逐漸提高。由于經濟中心南移，逐漸與北方的政治中心相偏離，南方的社會控制逐漸減弱，也從客觀條件上促進了新的經濟形式出現。江南地區在明清時期逐漸出現了類似于英國工業革命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紡織業為代表的輕工業得到了長足地發展。在江南的蘇州、杭州和松江、溫州等地，絲織業和棉紡織業非常發達，后期才由江南向廣東、陜西、云南等地區擴張。這些絲織業和棉紡織業出現了與西方相類似的管理制度，出現了類似資本主義的雇傭制度。雖然確實出現了屬于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但是在規模上仍然較小，主要體現在分布地區十分有限，僅僅在松江、蘇州、無錫等地出現分布較密集的手工業工場。同時體現在數量上也嚴重的不足，例如鴉片戰爭之前松江地區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僅有14個手工業工場。這一規模甚至遠無法與14世紀的佛羅倫薩相比較。

（二）鴉片戰爭之后的資本主義萌芽狀況同時，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不能忽略西方勢力的影響。正如之前提到的，松江在鴉片戰爭之前，手工工場數量十分有限，但是在兩次鴉片戰爭后，逐漸出現了上百個新的手工業工場，這一變化明顯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相關的。而如果遵循英國模式來看的話，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出現的重工業與不斷擴大的工業經濟也與西方資本有直接關系，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西方列強的直接投資，都是在鴉片戰爭叩開國門后發生的事情。仔細觀察中國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的分布也可以發現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明顯作用。隨著一系列條約的簽訂，中國的沿海城市以及長江沿岸的城市逐漸開放，各種新的生產方式也在這些地區不斷出現。比如，沿海的上海，沿江武漢、南京等城市都在短時間內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特點的輕重工業。這些企業可以粗略的分為兩類：一類是由西方資本主義影響產生的本土工業；而另一類則是西方企業在中國的直接建設的工業，是比較簡單的資本輸出。同時，從交通運輸的角度來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使得西方的交通方式迅速的融入中國的工業發展之中，在鴉片戰爭之前，東北的煤炭、木材、金屬等原材料主要通過海運來實現，但是鐵路的建設以及海運裝載量的提升，使得本身資源缺乏，不利于建設重工業的江南地區逐漸出現了一系列重工業，如：江南造船廠，江南總局等。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受到了“洋務運動”較直接的推動，洋務運動本身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影響的結果。正如之前在批駁“日本例外論”時提到的，當時東亞的精英階級在受到西方猛烈的沖擊之后，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全搬西方的模式，從而逐漸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洋務派作為有資產階級特點的官僚階層，在東西方交流以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中起了比較積極地作用。可見，中國產生資本主義萌芽雖然不完全歸功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但是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發展則離不開西方直接的影響。所以中國向資本主義的發展某種意義上并不是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西方觀念輸出的結果。

（三）個案分析：蘇州的資本主義萌芽狀況宮崎市定曾這樣描述蘇州：“（蘇州）不僅是一個政治城市，而且還是一個商業城市，并逐漸變化為一個輕工業城市”。蘇州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蘇州在清朝中期人口已經達到了100萬左右，成為特大型的城市。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來人口，據記載，“蘇城內外踹匠不下萬余，均非土著，悉系外來”，“皆系膂力兇悍之輩，俱非有家土著之民”同時周圍的城鎮星羅密布，而且蘇州城鄉相互開放的社會中，城鄉工業聯系緊密，特別是市鎮工業與農村工業之間沒有絕對的閾限，這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程不太一致。而當時蘇州的工商業十分鼎盛，主要有：紡織業與紡織加工業、絲織業與絲織加工業、成衣業、碾米業、釀酒業、印刷業、榨油業、紙張加工業、磚瓦石灰業、鐵器制作業、玉器制作業等。顯示出基于發達的有機農業而顯現出的扎實的輕工業基礎，同時，由于東北、山東等地的煤鐵工業原材料的不斷輸入，煉鐵和冶金也成為了后來蘇州城市發展的重要經濟支柱。總的來說，蘇州的城市發展出現了與西方發展路徑一致的地方，同時，也不乏與西方發展路徑不同，獨具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雖然從表面上看，蘇州遵循了由單純的有機經濟，向以紡織業為基礎的手工業工廠轉變，再擴展出更加豐富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再然后逐漸在技術條件改良的情況下出現以煤鐵工業為基礎的重工業體系。但是蘇州最具特色的三個特點卻與歐洲城市工業發展的路徑相悖：其一，市鎮工業與鄉村工業存在差異，但是并沒有完全的割裂開來，沒有像西方形成明顯的閾限；其二，工作的專業化程度差異不大，而且嚴格意義上并沒有形成職業的工人群體；其三，城市發展與周圍市鎮的關系相對開放，中心多而散亂。

二、淺談對于“韋伯命題”的質疑

總的來說，“社會生產可以分為生產資料生產(主要即重工業)和生活資料生產(主要即農業和輕工業)兩大部類,而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在比較傳統的簡單再生產中，生產資料的生產所占的比重比較小，而且生產資料生產與生活資料生產所占比例相對穩定，維持在一定的數值上。但是，逐漸出現資本主義經濟特點的話，生產資料生產所占的比重較之前會有明顯的提高，同時也表現在生產資料擴大的速度大于生活資料擴大的速度。正是因為如此，英國產生了以紡織業為先導，以重工業迅猛發展為核心推動力的工業革命.不是所有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都走了“英國模式”的發展道路。如荷蘭的資本主義不是由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來促進的，也并非是由技術條件的改革來帶動的，作為一個本身資源有限，依賴農業經濟但是在海上一直享有霸權的國家，荷蘭的資本主義發展是通過產品出口和原材料進口的利潤逐步帶來的，這與“英國模式”有著巨大的區別。

那么“英國模式”為何有一定的特殊性呢？這與英國所占有比較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及其氣候造成農業形式單一有著緊密聯系，而這些條件是由英國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反觀中國，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江南地區具有比較密集的人口，相對活躍的市場，非常便利的交通（主要得益于江河眾多）等易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但是江南地區本身缺乏礦物能源，使得雖然江南產生了類似于工業革命前歐洲式的手工業工場，但是卻無法大量存在“以礦物能源為基礎的經濟”。當時“華北與東北的重要煤礦——河北開灤煤礦和遼寧本溪煤礦，不僅儲量充足，易于開采，同時靠近海邊，易于運輸。”可以說江南地區在運輸條件充足的前提下，也有能力開發重工業。更好的是，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經濟基礎較雄厚，可以因地制宜，直接發展重工業，以長江中游的漢陽為例，坐擁大冶鐵礦與萍鄉煤礦的原材料，在洋務運動時期建成了大型煤鐵工業企業。而“遼寧的撫順、鞍山，兩大煤、鐵礦藏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鐵工業發展地。”但是由于中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均勻，資本主義萌芽仍局限于江南地區以及長江兩岸人口密集的地區（這也是受西方資本主義影響比較深的地區），礦物能源比較豐富的地區很多未能開發出有效的重工業，而經濟先進的地區，礦物能源又相對匱乏。再加上當時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性，國家管理分裂，各資本主義國家轄區發展模式又存在差異，且互相之間利益沖突，缺乏商業合作，使得中國遵循“英國模式”發展最終失敗。可見，“英國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韋伯命題”的根本問題在于：中國沒有能夠產生像歐洲一樣的資本主義，很有可能是中國就并不適宜產生資本主義，或者至少無法原版復制西方資本主義的套路。雖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像英國一樣，出現了從農業經濟向手工業經濟轉變的趨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會走和英國完全一樣的發展道路。更何況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還極大地受到西方入侵的直接影響，資本主義在中國有可能并不具備自發生長的土壤，反倒是西方的偃苗助長改變了中國現代化的方向。

正如梁漱溟所說：“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終有一天可以到達那地點；若走向別一路去，則那地點永不能達到。中國正是后一例。……中國不是尚未進于科學，而是已不能進于科學；中國不是尚未進于資本主義，而是已不能進于資本主義；中國不是尚未進于德謨克拉西，而是已不能進于德謨克拉西。”東亞經濟的后發性繁榮提醒我們，中國現有狀況和歷史因素，借鑒但不盲從，才是中國發展的方向。韋伯在解釋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資本主義，但事實是也許中國并不適宜產生歐洲式的資本主義，甚至資本主義也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跳出西方視角來探討問題，對于“韋伯命題”的解釋和質疑將更為多樣化。

作者：劉云鯤 單位：武漢大學社會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