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老舍平民生活意識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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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紀新在《別樣慘淡的“人之初”》中指出：“假如我們回眸一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前期以至于中期，便會發現，在有成就的作家當中，其多數人都來自于社會的中上層家庭，像老舍這樣出身于城市底層的作家，并不多見。老舍除了出身寒門，同時又是出身于少數民族，他，是直接從一位滿族母親那里獲取了人生基礎教育的，這就更可謂只此一例了”1實際上，關紀新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即出身寒門的特殊生活體驗對一個作家創作的意義。當然，出身寒門與作家創作之間的關系是多種多樣的。但是，老舍在寒門生活基礎上形成的貫穿其文學作品中的平民意識卻是極其獨特的，堪稱“只此一例”。他對底層人民生活的關照視角與態度，異于五四新文學以來的其他作家，他細致入微地寫出了“人在貧困境地中的遭際”，不止體現出了他對窮人的平等關照與真誠對話，并在此基礎上還呈現出對人與境地之間張力關系的哲學探尋。

“五四”新文學以來，相當多的作家關注社會底層人民生活，塑造了大量的“窮人”形象。在這些作品中，對窮人的認識與塑造，大致有兩個系列：啟蒙與民粹。在啟蒙思想占主導的作品中，作家們致力于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他們從人本主義立場出發，以人的解放為目標，致力于國民性的揭露與批判，主張決不在思想意識上遷就大眾。面對整個世界的黑暗、愚昧與荒唐，作家們往往在精神上自覺地與之拉開距離，保持著獨立與清醒，并以知識的優勢和道德的義憤對其予以嘲弄、諷刺和批判。窮人則由于精神的孱弱與知識的匱乏成為國民劣根性的承載者，即“庸眾”與“看客”，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在民粹主義思想為基礎的作品中，作家通常強調底層民眾雖然在物質上是貧困的，但是在精神上卻是道德高尚、靈魂神圣的。在這個角度上，窮人往往被看作是中國的“脊梁”與中華民族的希望。

很多人認為老舍的平民意識是上述兩大系列的綜合，即既批判窮人身上的缺點也贊美他們的優點。在作品表象上看起來似乎如此，但是從本質上看，老舍的平民意識與上述兩系列作品中的平民意識是不同的。老舍的平民意識是一個相當豐富復雜的體系構成，本文僅先從與上述兩系列作品中的部分區別談一下老舍平民意識特點之一。上述兩個系列作品中的窮人形象先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存在后作為人存在，作家與其所塑造的窮人形象之間的關系，多是自上而下的對窮人進行俯視與解剖。而老舍筆下的窮人形象則是活生生的人與文化符號的同構存在，老舍與他筆下的窮人形象之間的關系是平等對話血肉相融的。簡而言之，老舍的平民意識特點之一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寫出的是“人在貧困境地中的遭際”。

“貧困境地中”的“人”

在老舍的作品中，老舍時刻注意到一點：窮人，首先是人，因其生活在“貧困境地”中，所以成為窮人。在這些窮人身上，有著人的一切質素，并不因為是窮人，就在身上先打上了一個“階級的烙印”。這些窮人，和其他經濟階層的人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人，只是在經濟上，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他們不是某個階級或者某個團體的“形象大使”，他們不是在一個模子里扣出來的相似體，他們有著屬于個人的不同的性格脾氣、生活經歷、職業以及道德修養，并不因為是窮人，就千人一面，也不因為是窮人就格外的偉大高尚或者愚昧可憐。

這些窮人們有著各自的生活與職業，他們有洋車夫、巡警、藝人、縫窮的、手藝人、學徒、小商販、暗娼、算命的、農民等等，可以說囊括了整個底層社會的形形色色的行當。同樣的職業中，他們也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與性格脾氣。比如，同樣是洋車夫，祥子是好強、執著而自私的、小崔是善良而單純的，時時“心中有點發糊涂”；張二愛“窮嚼”、“喝倆銅子的貓尿能把全院的人說暈了”；二強子則喝酒打老婆，還愛擺“窮架子”；王四，愛占小便宜兒……同樣是手藝人，棚匠劉師傅一身武藝，耿直火爆；花兒匠老王是“窮不是，還好吹兩句”，愛裝文明人，裝派頭，“為了三個錢的油，兩個大的醋，他能鬧得翻江倒海”，裱糊匠的“我”是聰明而規矩的，剃頭的孫七是好勝好辯論而善良正直的。

這些窮人們，他們有的有著善良樸實的品性，比如常二爺的耿直要強，四大媽的熱心直率，丁二爺的善良仗義等等。老舍對窮人們是真心同情與熱愛的，他可以在再細小不過的細節兒里發現人性的光輝。同時，這種發自內心的同情與熱愛，并沒有蒙上老舍先生的眼睛，他愛他們他同情他們他時時刻刻揪心著他們的遭遇，但是他也并不因此就只看到他們的可敬可憐而看不到他們的可悲可恨。老舍先生寫出了善良美好富于犧牲精神的窮人形象，也看到了在窮人中還有著“淘壞”的泥點們。比如，《柳家大院》里的二妞就愛“鉆天覓縫地給她嫂子小鞋穿”“亂造謠給嫂子使壞”是個“狗著有錢的，往高處爬”的典范。即使在同一個人身上，老舍也清醒且清楚地看到他們人性善惡的每個方面。比如，老舍在祥子身上發現了“不敢正視現實、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個人奮斗道路破滅以后的茍且忍讓”2，在樹華農場的工人身上看到了“舍著臉去迎奉諂媚”的無原則性，在長順、孫七身上看到了好說大話而懦于行動的敷衍、得過且過的一面。

老舍寫出了窮人——人的本真面貌，這些窮人形象，具有作為個體人的唯一性，不可重復性和不可替代性。這和“老舍一直恪守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堅持從這一社會的實際出發，確定人物行為，刻畫人物性格，表現人物思想，安排人物結局。他要他筆下的人物老老實實地在自己的生活軌道上行事，按照自己的性格邏輯發展”3的寫作姿態有重要關系，同時，也與老舍先生的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老舍先生出身寒門，他來自他們那個階層，他對他們有著其他作家很難產生的那種切身體驗和兄弟手足般的親情，他書寫著他們，也是寫著自己的悲苦童年，寫著自己身邊親人的身影。他不止用筆書寫他們，他是在用情、用淚和血來書寫他們。他愛他們，如同王朔在《我看老舍》中所言，他“對北京小市民太熱愛。他也沒法兒不這樣，那些人沒一個外人，都是親戚里道街里街坊的。”他愛他們愛得如此深沉，如同蘇雪林所說“他口角邊嘗嘗掛著譏嘲的笑意，眼里卻蘊著兩眶熱淚”。也唯其如此，才能把窮人當作和作家自身一樣的人來寫，才能和窮人進行平等的對話。

“人在貧困境地中的遭際”與境地之間的張力關系

在關注窮人的作品中，有相當多的作品把窮人與貧困境地之間的關系簡單化，即簡單的理解為貧困境地生成了窮人的某種高尚或者卑下的品性，或者忽略貧困境地與窮人生存狀況之間的關系，把某些品性看作是窮人的原罪。在這些作品中，要么窮人是主體，貧困境地成為主體的背景，或者主體相對的客體；要么，貧困境地成為主體，窮人成為沒有選擇能力的被決定的客體。海德格爾說“主體和客體并不對應著此在和世界”，他認為主客體關系成為一個不祥的哲學前提。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打破了這種窮人與貧困境地之間的主客體關系，他充滿了仁慈與同情地描繪了窮人的生存與生存的貧困境地，窮人與貧困境地之間形成了一種極具張力的主體間性的關系。

1、貧困境地對人性的放大凸現

窮人是人因在墜入貧困境地中而成，貧困的境地讓人的生存變得分外純粹，消解了很多溫情脈脈的面紗，把生存的本質赤裸袒露出來。貧困是一種非正常的社會狀況，也可以說是社會罪惡的體現。這種非正常狀態必然會影響并扭曲了窮人的生活。比如，貧困境地讓愛情成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祥子愛小福子，在祥子的眼里，“她是個最美的女子，美在骨頭里”“她美，她年輕，她要強，她勤儉”“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個理想的人”但是，祥子“可是負不起養著她兩個弟弟和一個醉爸爸的責任！”，“愛與不愛，窮人得在金錢上決定，‘情種’只生在大富之家。”4此外，二強子逼女的扭曲的親情，馬得勝和孫占元非常態的友情，《月牙兒》里的“我”因為餓“不在為誰負著什么道德責任”等等，無不是在貧困境地催生出的產物。

誠然，貧困的境地已經造成了窮人生存方方面面的危機，讓人類最寶貴的愛情、親情、友情扭曲變形，生存之食色欲望替代了一切。但是，貧困的境地也讓某些美好品德凸現并歷久彌堅。比如，在《四世同堂》中，小崔太太在當了小孫太太后生了兒子凱，四大媽“用塊臟的出奇的毛巾兜著”五個雞蛋送了來，她高聲聲明“五個蛋，丟透了人嘍！”。五個雞蛋在平時不算什么，用五個雞蛋賀喜，的確是非常丟人的行為。但是“馬老太太被感動得幾乎落了淚”，因為“五個雞蛋，在這年月，上哪兒找去呢！”因為在“這年月”，北平是一座“無糧之城”，“面粉廠里已鴉雀無聲，糧店的大笸籮底子朝了天，打燒餅的熄了灶，賣餛飩與面條的歇了工。”5人們只能按照糧證領一點馬糞一樣的“共和面”勉強充饑，在這種情況下，四大媽卻貢獻出了五個雞蛋，這不是太平年月人人都能吃到的普通雞蛋，而是災荒年里五個能夠救命的雞蛋。四大媽并沒有留為己用，而是坦然地奉獻出來，這奉獻的不是雞蛋，而是活命的機會。同樣，小福子“為教弟弟吃飽，她得賣了自己的肉”，為了養活家人，小福子付出了自己的青春、清白、尊嚴、愛情和生命，這又是何等的無私啊。

貧困的境地對人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影響到了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這種影響不是決定性因素，窮人身上的樸素美德或者愚昧污點，都是人所共有的，而非窮人這個群落所獨具的。但是，窮人身上的樸素美德或者愚昧污點卻格外的引人注意。貧困境地讓人變得更加赤裸，把更多的人性的美好與污垢全部顯露出來，因其沒有面紗的遮擋而變得觸目驚心。但這依然不能說明貧困境地決定了人性的善與惡。貧困是社會的非正常的狀態，是社會不公正的惡果，是應該被批判的，怎么可以成為美德產生的源泉。老舍注意到了決定作用與放大作用之間的區別，窮人不是天生就是光榮或者罪惡的，他們都首先是人，有著人的各種選擇的自由，選擇榮光或者恥辱。與其說是貧困境地造就了他們的這些品質，不如說是貧困境地放大或者強化了這些品質。因此，貧困境地不能夠造就人的美好或者污濁，只能是孵化這一切的溫床，美好與污濁是人在貧困境地中主動選擇的結果。老舍不是哲學家，但是“他的生涯特別充滿悲劇性，感覺特別敏銳，尤其是對于他的族群的不幸。WalterRaleigh說的一句話特別適合我們的這位作家：‘認真感受，笑著思考。’”6老舍正是在作品中進行著哲學家所進行的人在貧困境地中的自由選擇的存在主義的哲學探討。

2、人在貧困境地中的自由選擇

老舍先生寫出了貧困境地對人的扭曲與錘煉，并不是一種辯證的關系，并不是來說明貧困境地既有好處也有壞處。而是寫出了貧困境地與人之間的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指出人在貧困境地中可以做出自由選擇，而不是被貧困境地所決定。

老舍寫出了人的“被拋狀態”。海德格爾認為人的被拋狀態是此在人是未經自己同意，未被征詢而無緣無故的被拋擲在世，切不得不在世，茫然無據地承擔著自身的存在。在老舍筆下的窮人，無不是處在這種“被拋狀態”。比如，《我這一輩子》里的“我”“直到如今,我還是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所不能明白的事也就是當時教我差點兒瘋了的事，我的妻跟人家跑了”，“我再說一遍，到如今我還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回事”。祥子總是處于“一切任人擺布，他自己既像個舊的，又像是個新的，一個什么擺設，什么奇怪的東西”的狀態中，“隨著大家亂轉，可不知道自己作的是什么”。而大雜院里的姑娘們，一切貧而不難看的姑娘，“像花草似的，只要稍微有點香氣或顏色，就被人挑到市上去賣掉。”7

但是，即使如此，老舍并沒有簡單的認為，人的貧困處境決定了人的存在，相反，老舍在試圖說明“人是他選擇的總和”。很多作家認為，貧困的境地剝奪了人選擇的自由，只能被動的被境地支配。而老舍在試圖說明“自由是選擇的自由，而不是不選擇的自由。不選擇，實際上就是選擇了不選擇”。那怕是“在沒有公道的世界里，窮人仗著狠心維持個人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點自由”比如，祥子，是自動的選擇了“不選擇。”他拒絕了曹先生的好意，走上了一條末路。處境并不能限制自由，因為人的處境仍然可以由人選擇，而不是固定不變。另外，即使一個處境本身不由人選擇，但它對一個人來說具有什么意義，卻取決于人自己的選擇。如同雅斯貝斯所說：“人的本質不是不變的，而是一個過程；他不僅是一個現存的生命，在其發展過程中，他還有意志自由，能夠主宰自己的行動，這使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8

窮人也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雖然這自由選擇“可能在屈從或不安中進行的，它可以是一種逃避，它可以在自欺中得以實現。”“我們可以自我選擇為逃遁的，不可把握的，猶豫不決地等等，我們甚至能選擇不進行自我選擇”9。這種選擇“不選擇”與“無法選擇”之間的細致區別，彰顯出老舍對窮人的生存狀況以及心理狀況的關照。

這種平民意識的生成源泉是多元的，其最初淵藪則是發端于他的窮人出身與他對窮人的最無私的關愛。有人問舒乙，能不能用幾句簡短的話把老舍的特質說出來，舒乙想出了五句話，其中一句就是“他是窮人”。王富仁也說過：“老舍也是一個平民作家，但他又不僅僅是平民作家，并且還是一個貧民作家”10。正是因為他是一個窮苦出身的作家，他在貧困境地里浸泡過，他知道貧困境地里的人生的百般滋味。同時，老舍對人類充滿關愛，對社會底層人民的悲慘遭遇充滿了人道主義關懷，人們總是能從他那里找到從別的作家那里幾乎很難找到的溫存和寬厚。茅盾讀過《趙子曰》后曾經指出：“在老舍先生嬉笑怒罵的筆墨后面，我感到了他對于生活的態度，他的正義感和溫暖的心，以及對祖國的熱愛和熱望。”11所以，他才能寫出如此精彩的“人在貧困境地中的遭際”。

客觀而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完全拋除知識精英高高在上對蕓蕓眾生的俯視姿態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想象，以至于艾未未在他的博客里憤怒地提出："今天我們又說城里人和鄉下人、本地人和外地人，這是非常簡單的劃分方法。這種簡單的概念是非常反人性的。"老舍先生在幾十年前就一針見血的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唯其如此，他才能寫出以"人在貧困境地中的遭際"為主旨的富有存在主義意味的探討人之生存的偉大作品，而非幾個概念化公式化的關乎窮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