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與文人的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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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作品站住了,而且,還要站久了,才是正理。一時間站住,長期間的站不住,作不得數;長時間的站住了,而不是永遠的站住,也作不得數。別說人心中的文學史,有淘汰率,書架上的文學史,也不等于阿貓阿狗都可以埋葬進去的文學公墓,也是要經常精兵減政,經常裁員縮編的。只有經得住時光的篩選,歷久彌新,耐得住歲月的淬煉,永葆生機,這樣的作品,才是文學瑰寶。那些為皇上所恩準,為衙門所冊封,為市場所決定,為書商所追捧的文學,保鮮期很短,有效期有限,一時間內,經滾雪球式的炒作,上百萬印數,上百萬收入,上百人鼓吹吶喊,上百次提籃叫賣,看起來挺能唬那些冤大頭的。但雪球這東西,雖能滾得很大,但接連幾個晴天曬下來,就是一攤黑水加上一堆爛泥,別說新鞋不踩臭狗屎,就是舊鞋也避之惟恐不及的。

李清照,中國文學史上最重量級的女性詩人,近一千年來,無人能出其右。

胡適也說過:“李清照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有天才的女子。”如此肯定的評語,出自此公之口,當更有說服力。如今,崇胡者甚眾,與過去打胡者甚眾,都是一種情緒上的扭曲和偏頗。不過,若撇開政治,就做學問這點上,他還是很有發言權的。在“有天才”前,再加上個“最”字,可見對她的推崇。他還說,由于她“才氣縱橫,頗遭一般士人之忌”,這可真是說到點子上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文人遭忌,是太常見的事情了。道理很簡單,誰讓你李清照“才氣縱橫”呢?你一縱一橫,四面八方,全是你的天下,那些無才的前輩、同輩、后輩,能不打心里膩歪你(這算好的),反對你(這算說得過去的),打擊你(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如此)嗎?

所以,天才投錯胎,時間不對,空間不對,跌進了小人堆,掉進了惡狗村,那就雪上加霜,不得好日子過了。

李清照的一輩子,過得很坎坷,很倒霉,很不走運,很受到同時代人的垢辱。她又挺愛國,挺愛這個對她很不怎么樣的宋朝,所以她說什么也不能當亡國奴,說什么也要跟著這個居然沒有被人滅掉的趙氏王朝,從北宋跟到南宋,從徽宗跟到高宗,從光耀于世的詩人,到一文莫名的嫠婦,從海內傳誦的詞家,到不知所終的的孤魂。究竟,何年何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是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一概不知,比一條流浪狗的下場更慘。這說明中國的宋朝,是個多么糟糕的王朝,它連本朝最有天才的女詩人,都棄若敝屣,這個王朝,不亡何待?

幸好,中國人記住她的作品,中國人懷念她的精神,她在文學史上憑真實力,憑真本事,所達到的被人推譽為“最”的地位,并不因她悄無聲息的死而湮沒;相反,隨著時光的推移,隨著人們對她的理解,她的形象也愈益高大,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愈益不可撼動。

文學史,有兩種版本。一種是擺在書架上的,一種是放在人心里的。擺在書架上的文學史,可以裝進成千上萬位作家詩人的名字;放在人心里的文學史,滿打滿算,不會超過一百位。這其中,就有李清照。每個讀過宋詞的人,都會記起這“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的七字疊句,這些字,似乎并不艱深,似乎并不復雜,但她創造出來,于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成為她深入人心的品牌,憑這,當然也不完全憑這,大搖大擺地走進這部放在人心里的文學史,永遠活著。雖然她死得不明不白,不知下落,但人們腦海里總能涌現上來,那早年美麗端莊,文思奇詭的她,那中年奔波跋涉,堅忍不拔的她,那晚年人間蒸發,不知所終的她。

也許,她知道,人生就是一場賭博,“余性專博,晝夜每忘食事”(《打馬賦》序),也許,她知道,歷史,從來就是一面篩子,是精華,自然會留下,是糟粕,早晚要去除,一時火爆,不能持久,璞之剖玉,早晚間事。所以,她以自信,以達觀,以完美,以一無牽掛的心態告別人世。果然,世事也正是如此這般地演變著,個人生前的不幸,因時過境遷而漸漸淡化,曾經遭遇的痛苦,因斗換星移也慢慢稀釋。最后剩下來的,便是她璀燦的文學成就。那些小丑,那些敗類,那些構陷,那些污褻,遂像泡沫一樣,從人們視野中消失殆盡。于是,一個才華出眾,成就卓越的李清照,便永存于這部人心中的文學史上。

其實,李清照留給后人的文學遺產,并不是很多,流傳于世的詞,不足50首;流傳于世的詩,不足20首;流傳于世的詞學批評,只有區區五百六十字(如果不是別人為了罵她,錄以存照,也許早消失了),然而,她卻因此成為一位名顯于生前,不朽于身后的大家。

第一,她以長短句,雄踞宋詞的榜首,那些巾幗們,須眉們,不得不甘拜下風。

歷代評家,對《漱玉集》,無一不持正面肯定的評價,而且抱有相當的敬意。清人王士稹在《花草蒙拾》中,推崇她為之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并以同籍自豪:“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為繼矣。”即使如宋人王灼,在《碧雞漫志》中批評她:“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但也不得不承認:“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即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文采第一。”

宋以后的評家,則看重其超越性別界限的文學成就,認為未可以用一般女性詩人的水準視之。明人楊慎在《詞品》中說:“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于閨閣也。”

清人李調元在《雨村詩話》里,也持這樣的觀點:“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詞無一首不工,其煉處可奪夢窗之席,其麗處直參片玉之班。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

這就是說,一位作家,作品站住了,而且,還要站久了,才是正理。一時間站住,長期間的站不住,作不得數;長時間的站住了,而不是永遠的站住,也作不得數。別說人心中的文學史,有淘汰率,書架上的文學史,也不等于阿貓阿狗都可以埋葬進去的文學公墓,也是要經常精兵減政,經常裁員縮編的。只有經得住時光的篩選,歷久彌新,耐得住歲月的淬煉,永葆生機,這樣的作品,才是文學瑰寶。那些為皇上所恩準,為衙門所冊封,為市場所決定,為書商所追捧的文學,保鮮期很短,有效期有限,一時間內,經滾雪球式的炒作,上百萬印數,上百萬收入,上百人鼓吹吶喊,上百次提籃叫賣,看起來挺能唬那些冤大頭的。但雪球這東西,雖能滾得很大,但接連幾個晴天曬下來,就是一攤黑水加上一堆爛泥,別說新鞋不踩臭狗屎,就是舊鞋也避之惟恐不及的。

第二,她屈指可數的詩,其中數首,甚至還是斷篇殘句,卻極具強烈的震撼力,尤其在國破家亡的時刻,簡直就等同戰斗的號角,催人奮進。

在她筆下,詩言志,詞寄情,兩者有著嚴格的分工。她寫詩,非常的政治,非常的現實,極具丈夫氣概,絕非小女子文學,表現出她內心中英武的一面。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說:“本朝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詩之典贍,無愧于古之作者,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見其比。”宋人趙彥衛在《云麓漫鈔》中,絕非夸張地談到她當時聲望的非同小可,她的詩和詞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有才思,文章落紙,人爭傳之。”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年底,宋徽宗將北宋王朝玩完以后,傳位欽宗,次年的次年,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亡。高宗即位南京(河南商丘),遂為南宋建炎元年。徽、欽二帝都被金人擄去,中原大亂,李清照只好告別山東青州故居,隨著這個衰敗的帝國南渡。宋高宗趙構逃到哪里,李清照也就追到那里,歷經顛沛流離,飽受戰亂兵燹的她,提起筆來,與她寫詞的出發點系于個人情感,絕然不同之處,她在詩里,更著眼于河山變色,社稷危亡,家國傾覆,鄉土淪陷。滿紙慷慨悲歌,一心恢復國土,我們能夠體認上世紀30年代魯迅提倡雜文,應該如匕首,如投槍那樣成為武器,那么,李清照的筆鋒所指,痛斥茍安偷生的朝廷,譏諷“酒肉堆中”的昏君,揭露認賊作父的奸臣,唾棄望風而逃的將帥,無不發自詩人的良知,無不傳遞民間大眾的悲憤。在這一時期中,詩成為她惟一的表達方式。她的“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她的“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她的“南游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她的“春殘何事苦思鄉,病里梳頭恨發長”,都在說明詩人與她的祖國息息相關,與她的民族同聲共氣,她的責任感,她的使命感,使她不能自外于這個生死存亡的大時代,她呼喚抗戰,她吶喊北征,總不能“子孫南渡今幾年”地坐以待斃,也是那時與她一起南渡的中原士民的共同心聲呀!

中國文學,自古就有小眾和大眾之分,因此,中國文人,從來就有關在象牙之塔和走向普羅階層之別。當然,小眾文學不是不可為,大眾文學卻是絕對不可少。大眾,即大多數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你無動于衷,你全無心肝,你醉生夢死,你聲色犬馬,也就莫怪罪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拋棄文學,告別文學。當“靖康恥”成為全體中國人最抬不起頭的污辱時,當賴以安身立命的國家、民族、鄉土,故園,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曾經寫出過,還將要寫出更多美得不能再美的小眾文學的李清照,也要發出這個時代里屬于她的聲音。這就是她的偉大,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失語于自己的時代,是一種失職,也是一種背叛。所以,她的這些詩,就是她的大眾文學。

她的代表作《夏日絕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就是她詩中的最強音,那種英雄氣概,其實更是中國民族精神的寫照,千古傳誦,始終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所以明人毛晉,這位收藏家,出版家,在重刻李清照的《漱玉集》后,于跋中不由感嘆:“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諸儒腐氣,上返魏、晉矣。”

第三,她那五百多字,來龍去脈都不明就里的《詞論》,使她成為中國最早出現的酷評家,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那震動持續數百年。

長短句始于唐而興于宋,但對于詞創作的理論研究,卻為數不多,李清照這篇《詞論》,可謂先著鞭者。她開頭講了一個唐代歌手的故事,然后講,詞應該是可歌的,然后講,詞的音樂感和節奏感,然后講,與詩不同,別是一家,再然后,挨著個兒點名批判,直白道來:“始有柳屯田永者,出《樂章集》,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之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后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卻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李清照·詞論》)

一網打盡,誰也逃脫不了本小姐的修理!

我估計,宋人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中,照抄李的這段原文時,肯定是一臉官司,咬牙切齒。他尤其看不慣李清照筆下所流露出來訓誨口吻,那從容不迫之自由,居高臨下之聲勢,肆無忌憚的鋒芒,毫無怯弱的勇氣,讓胡仔很撮火。據專家考證,一,沒提南宋詩人,應為北宋時寫;二,沒提周邦彥,應該更為提前。這樣算來,此文當系她在宋徽宗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間寫就,天!那年她才27歲,約等于當下的考研讀博的年紀,也太嫩了一點吧?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敢對扛鼎文壇的大佬們發難,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別看是說三道四,卻言之成理,別看是信口雌黃,卻無不中的。估計當時整個汴梁城,為之側目,對這來自山東濟南的小妮子,肯定產生驚鴻一瞥,耐不住滿街打探的轟動效應。

李清照發表這篇宏論時,胡仔(1110-1170)剛出生,等到他來討伐這位前輩時,早已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此人那樣大動肝火,殊為不可解之事。他狠歹歹地說:“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看來,胡適所言李清照“頗遭一般士人之忌”,確乎非同尋常。

雖同為宋人,但已經隔代,可歷史恩怨之耿耿于懷,宗派歧見之排斥攻訐,至少30年,50年,甚至100年間,仍是那些小心眼,沒本事,會搗亂,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眾文人,樂此不疲,干得十分起勁的事情。

其實,在文壇上,或者不管其它什么壇,再老的老爺子,再大的大人物,沒有什么不可以批評的,但對《詞論》的反彈,一直延續到清代,清人沈瑾假門假勢地說:“北宋大家被其指摘殆盡,填詞豈易事哉!予素好倚聲,讀此論后,不敢輕下一語,恐遭婦人輕薄。”清人馮金伯引裴暢語,認為這篇《詞論》,“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大不以為然的同時,竟說:“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唉!有什么辦法呢?以今觀古,這是一種文人通病啊!禁不起年輕人的挑戰,受不了年輕人的挑剔,那些胡子一把,年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一把的文壇老人,動不動跳出來棒喝,時不時跑出來鎮壓,已成一種條件反射,以致丟臉出丑,貽笑大方。宋代那些大佬怎么跳的,余生也晚,是看不到的了,可當代那些大佬,一嘴毛地咬來咬去,卻是有幸目睹的。

第四,我認為最重要的,李清照除了文學上的偉大成就之外,更有其令人景仰欽服的精神高度,那就是她南渡以后,這個單身女人所表現出來的堅強,堅韌,堅定的人格力量。

應該是她從公元1127年(宋欽宗靖康二年),到公元1134年(宋高宗紹興四年)的7年間,她變了一個人似的從柔弱到強硬,從順應到反抗,從低調到高亢,從躲避到作為,“載書十五車”,馭車千百里,在她獨自南下的途中,那絕不認輸,更不氣餒的品行,那無怨無悔,絕不回頭的性格,到底堅持下來,實在是很不容易的。有過一句名言,“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這7年間,我想她就是靠一股精神支撐,才活下來的。我無法估量,十五車是個什么樣的概念?每一車載重幾何?人力推,還是牲畜拉?宋代缺馬,全靠與鄰國互市而來,此刻,自然全部用在戰場上,那就只好老牛破車,蹣跚前行。這樣一位富貴人家出來的閨秀,書香門第出來的才女,將這批大約數十噸重,至少也要三至五個貨柜才能裝下的文物,從山東青州,運到江蘇江寧。曉行夜宿,餐風飲露,舟載車運,輾轉千里,那該是怎樣艱難的旅程啊!

這時候,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少女時代那“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的天真爛漫,找不出新婚時期“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的嬌慵疏懶,而是“今看花月渾相似,安得情懷似昔時”,一路拖累下來,再也無力振作起來的疲憊心態。那是要用多大的力氣,多強的意志,才能咬著牙,一步一個腳印地走過來呀!

直到建炎三年,她大病一場,因時勢日迫,只好將文物器皿再往江西洪州轉移,盡管一路上被盜,丟失,“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全部家當以及背后所承擔對于丈夫的諾言,對這樣一個弱女子來說,真是不堪重負,然而,她不能停下來,不能就此罷手,繼續一路追隨高宗,由杭州、越州、明州、溫州、臺州……走下去。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后面是緊追不放的金兵,放眼是破碎的山河,周圍是與她一樣逃難的百姓。中國之有客家這一族群,是從北宋末年這次全民大遷徙開始形成的,無數中原士民都逃離金人的鐵蹄而南渡求生。凄風苦雨,泥濘道路,兵荒馬亂,食宿難求,行程之艱辛,生死之莫測,器物之沉重,前途之渺茫,難以用語言形容她的可憐,然而,她不倒下,也不能倒下,拖得沉重的腳步趕路。

李清照的一生,一個是文學中的她,一個是與丈夫趙明誠的共同之好,積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文學中的她,是幸福的,快樂輕松的歲月,匆匆地來,匆匆地去,何其短促?收藏中的她,這悲傷痛苦的日子,卻是難逃難躲,難熬難耐,永無盡頭。在《金石錄后序》里,她這樣寫道:“靖康丙午歲,侯(即其夫趙明誠)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有矣。”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們的全部積累,不但成為他們夫婦的負擔,甚至成為她不幸一生的災難。“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后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幫地,尚鎖書冊什么物用屋十余間,期明年再具舟載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余屋者,已皆為煨燼矣。”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擊,接踵而至,丈夫這一去,竟成死別。“(明誠)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誤忘也!’遂馳馬去,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

煢孑一人,遠走他鄉,凄涼驛路,孤燈殘燭,李清照的這篇充滿血淚的《金石錄后序》,至今讀來,那段愁腸,那份追思,猶令人砰然心動。

可李清照的苦難之旅,有誰能來分擔一些呢?無能的政府不管,無恥的官僚不管,投降主義者看你的笑話,認賊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這也阻擋不住她,鐵了心跟隨著奉為正朔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奔下去。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苦戀情結了,正是這種難能可貴的品質,才有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賡續吧?

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具這種薪火相傳的責任感,中國士子,從啟蒙那天起,就種下這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中國知識分子,骨頭并不十分堅硬,但到了異族進犯,列強侵略,帝國主義要亡我中華的時候,文化道統的自尊,悠久歷史的自豪,也會大義凜然,挺直身子為家國效力。李清照明知那一無所有的結果,明知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勞,然而,面對這些辛苦收集起來,幾乎變賣了自己全部資財而得到的文化瑰寶,不保護到最后一刻,不敢輕言放棄,無論如何,也將竭盡全力保全,不使這炷文化香火,斷送在自己手中。

李清照,在前路渺茫的的奔波中,在生離死別的苦難中,能夠筆直挺立,能夠鐵打不倒,就是憑借著這股精神上的力量。

然而,這所有一切,對她來講,寶藏也好,珍愛也好,包袱也好,禍祟也好,最后的最后,“得之難而失之易”,統統都付之東流,失之殆盡。

她怎么說?你簡直想象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大明白,大智慧。“嗚呼!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這是一個何等豁達的心胸,這是一個何等高蹈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如何不讓人高山仰止的中國最有天才的女子啊精神這東西,其實是很虛的,很空的,很泛泛的,但在某種情況下,它又是極物質的,極實在的,極能起到作用的。尤其在遭遇到類似天要塌下來的緊急狀況,豈止需要一點精神,甚至全部,而且舍精神外別無其它。在這一剎那間,你一無所能,你別無他法,但是,你不想被壓死,你不想被掩埋,而且,你不能坐著等死,你不能就此拉倒,因為,你不甘自暴自棄,你不甘一死了之,于是,當你面對著這傾刻間就要塌下來的天,你必須站得筆直的危殆時刻,倒數計時,眼看完蛋,能支撐著你的,也就只有精神了。

沒有這精神,你早就成為一攤泥,一個泄了氣的皮球,有了這精神,你就是一個站著的人,一個即使身體壓死,精神也會不死的一條漢子,這就是歷史上和文學中的李清照。

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作為文人,也許更加需要。但時下,那些一頭扎進錢堆里的文人,像駝鳥那樣把自己的腦袋埋在沙漠里,肥碩的屁股上,卻掛著一塊牌子,上書“吾乃清流是也”以標榜自己。

睹此不雅,我也說不好,這該是一種什么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