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資源共享知識產權風險及對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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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雖然皖江文獻信息資源的共享促進了地方經濟文化發展，但是其中存在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不容忽視。深入分析了皖江文獻數字化、文獻傳遞、網絡傳播、虛擬館藏中的知識產權風險，提出通過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采取“分級管理”模式、技術支持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予以規避，以達致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共享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的合理平衡。

關鍵詞：皖江文獻；知識產權；資源共享；對策

為了提高皖江文獻資源的利用效率，安慶師范大學圖書館積極推進“皖江文獻特色數據庫”建設，并取得初步成效，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對皖江文獻資源的知識產權保護學術研究乏善可陳，這既不利于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利用的深入發展，又容易誘發法律風險。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在《法與經濟學》中指出：“沒有合法壟斷就不會生產出足夠的信息，但是有了合法的壟斷又阻礙更多信息被利用。”[1]因此，在建立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系統時，應該尊重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以達致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共享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的合理平衡。

一、皖江文獻的內涵

皖江文化源遠流長，與淮河文化、徽州文化并立為安徽三大區域文化。安慶早期被稱之為“皖江”，如清朝朱書在其《皖江游覽記》卷首開端記載：“安慶為城，控江依霍。樅陽門外迎江寺，正觀門外大觀亭，蓋擅兩勝焉。”皖江文化之概念也由此衍生：安徽安慶段長江流域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總和[2]。“皖江文獻”便是安慶地域歷史文化文獻的代稱，系指皖江文化系列相關文獻及其他與皖江文化有關聯的地域文化方面的文獻資源，簡言之即“‘寫皖江的書’和‘皖江人寫的書’”[3]，主要包括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皖江政治文化、以嚴風英為代表的皖江戲曲文化、以趙樸初為代表的皖江宗教文化、以鄧稼先為代表的皖江科學文化、以鄧石如為代表的皖江書畫文化等系列特色文獻專題，此外還涉及部分具有鮮明地方文化特點的旅游、生態、民俗等方面的文獻資料。皖江文獻類型多樣，除了部分研究著作外，大部分為原始文獻形態，如古籍、方志、手稿、書信、劇本、譜牒、契約等[4]。

二、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共享中的知識產權風險分析

1.數字化中的知識產權風險。皖江文獻資源的共享離不開信息資源的建設。皖江文獻散落于安慶市區縣各地，且載體多種多樣，將皖江文獻以掃描、錄入等方式進行數字化轉換是信息資源建設的一種重要形式。雖然數字化改變了紙本文獻的存在形式，通過電子技術進行存儲和管理，提高了文獻資源的管理和利用效率，但是我國的相關法律將文獻的數字化定性為復制行為，例如，201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稱《著作權法》）第10條第5款規定:“復制權,即以印刷、復印、錄音、錄像等方式將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權利”。此款規定雖然沒有窮盡所有的復制方式，但是這種列舉方式具有開放性，意味著只要將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復制品,就可以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因此作品的數字化也可以認定為復制行為。復制權是版權人的核心權利，對文獻控制使用的后續行為都建立在復制權基礎之上。將數字化形式囊括于復制權之內，這是皖江文獻信息資源數字化過程中最早遇到的版權風險。另外，《著作權法》第7條規定：“圖書館、檔案館等為了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而《信息網絡傳播保護條例》第7條第2款規定則對圖書館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作品的條件進一步具體化。可見，圖書館合理使用數字化后的皖江文獻有嚴格的限制，即為館藏的需要而復制本館收藏的文獻資源，超出規定用途或范圍將可能帶來侵權的風險。

2.文獻傳遞中的知識產權風險。文獻傳遞是圖書館將用戶需求的文獻復制件快捷、高效地提供給用戶的一種非返還式服務。目前文獻傳遞是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共享的重要方式之一。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使皖江文獻的復制與傳播更加便捷,拓展了其信息共享的廣度與深度，還節約了社會成本，提升了圖書館的服務效率。然而，文獻傳遞服務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版權風險。首先，文獻傳遞實際是制作原作品的復制件，并非創造新的作品，因此文獻傳遞行為在法律上嚴格來說是復制行為。如果未經版權人許可，私自對皖江文獻進行文獻傳遞，將可能造成對版權人復制權的侵犯。其次，皖江文獻資源進行文獻傳遞的前提是僅僅適用于用戶個人的學習和研究，但是無法阻止用戶在滿足自己需要之后出于商業目的再轉與他人分享，這必然會遭遇合理使用規則的阻止。再次，目前皖江文獻中有部分名人手稿及日記，這些作品并沒有發表，只是權利人將這些作品交給圖書館進行長期或臨時保存。如果圖書館將這類作品傳遞給其他用戶而沒有征得作者的同意，此類行為就不可避免地侵犯到作者的發表權。

3.網絡傳播中的知識產權風險。皖江文獻數字化的最終目的是將數字化后的信息資源通過互聯網來進行傳播、擴散,以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在皖江文獻被上傳到服務器通過互聯網向公眾傳播的過程中,必然會涉及信息的上傳、存儲、傳播、下載等諸多環節，其中會面臨多種侵權風險。首先，無論是圖書館將數字化的皖江文獻上傳到服務器，還是由用戶將其下載、拷貝后使用，一定包含“復制”這個關鍵環節以及這種復制行為潛在的商業性,都可能造成侵權行為的發生。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大，圖書館把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皖江文獻資源數字化后置于網上供用戶閱覽和下載，無異于在法律邊緣上游走，容易導致法律糾紛[5]。根據《著作權法》第3條規定，圖書館通過網絡傳播在著作權保護期內的作品必須獲得著作權人許可，否則就構成侵權。例如，在2002年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狀告中國數字圖書館有限責任公司案以及2015年北京某數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起訴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某城區圖書館案中[6]，都是圖書館未經權利人許可擅自上傳和傳播其版權作品從而侵犯了信息網絡傳播權。其次，皖江文獻資源底蘊深厚，特色鮮明，如果將其有效挖掘、開發利用，對于推動和提升安慶地區文化經濟發展，助推扶貧攻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方面較為典型的是湖南吉首大學圖書館，該館利用館藏地方文獻優勢，搜集、整理、編撰了《湘西原始宗教文化研究資料》《湘西旅游開發研究資料》等專題資料，為地方政府經濟文化發展決策提供參考咨詢，促進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有力推動了文化扶貧工作的開展[7]。但問題是，雖然《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9條是以扶貧為目的制定了法定許可規則，但該條款并沒有明確將圖書館納入適用主體范圍，致使圖書館文化扶貧直接適用法定許可備受爭議。再次，博客、播客作為新興的網絡傳播形式也容易滋生侵權糾紛。例如，2009年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出租車司機李強狀告跳水教練于芬的案件向世人敲響了警鐘[8]。雖然博客注冊用戶能夠自由發表言論，但是這種自由并非不受限制，其在網絡上享有的法定權利和承擔義務與現實生活中并無二致。博客作為私人日志同樣受到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無論權利人在博客上是否作出“不經允許、禁止轉載”的提醒聲明，權利人都享有著作權，他人一旦未經許可而擴大博客所載內容的傳播范圍，將會可能招致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風險[9]。

4.虛擬館藏中的知識產權風險。虛擬館藏是指圖書館通過網絡渠道獲取的、本館以外的僅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的各種信息資源的總和。虛擬館藏本身就是數字資源,因此，其數字化建設不再像傳統館藏資源那樣進行文獻載體的轉換。例如，安慶師范大學圖書館利用超鏈接技術有選擇、有組織地將安慶地方戲、皖江新文學、陳獨秀研究、桐城派研究、書畫雜技等文獻資源鏈接到自己的主頁上，建立了皖江文獻虛擬館藏，供用戶網上瀏覽、檢索，備受用戶青睞[10]。圖書館應用超鏈接時無外乎兩種方式：外鏈和內鏈。外鏈即設鏈者直接提供被鏈者的網址，用戶通過點擊該網址獲取所需信息資源，因鏈接時保留被鏈接網站的域名和內容的完整性，一般認為這屬于正常的鏈接，并不屬于侵犯知識產權的范疇。內鏈也稱深度鏈接，即通過加框技術和埋藏鏈接技術繞過被鏈者網站主頁而直接鏈接到分頁中的某一深層次內容，雖然內鏈本身也不享有著作權，因為無法體現獨創性智力成果的性質與特征，但這種鏈接極易導致用戶認為其使用的內容為設鏈者本身所提供，不僅損害了被鏈接網站的商業利益，也侵犯了被鏈接網站的署名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11]。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新聞周刊》未經許可將《華盛頓郵報》的新聞鏈接到自己網頁上，被對方訴至法院，法院判決《新聞周刊》敗訴。再如，在2008年8月的“三面向版權有限公司訴重慶涪陵區圖書館侵權案”中，法院二審認定：圖書館沒有盡到注意義務，未經權利人許可通過網絡鏈接使用涉案作品,構成對權利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犯[12]。

三、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共享中知識產權保護對策

1.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文獻信息資源共享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健全的法制環境。我國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接軌在改革開放后才逐漸得以重視，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無論是立法構建還是司法實踐都尚存一定差距。因此，應進一步學習、借鑒、吸收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先進經驗，建立并完善符合我國國情實際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為皖江文獻信息資源知識產權保護提供法律依據。首先，將那些與國際規則相抵觸的條款進行修訂和完善，以利于保護權利人的利益，促進知識產權價值的實現。例如，合理使用范圍的科學界定，“合理使用”又稱“圖書館豁免”，是目前各國圖書館知識產權保護的通行制度。皖江文獻信息資源進行文獻傳遞、版權服務等共享過程中必須把握好“合理使用”的尺度。我國合理使用采取的立法模式是列舉式，即《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了構成合理使用的12種具體情形，其中涉及圖書館的為第1、2、3、6、8條。這種“具體規定性”的立法模式雖然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但是也導致了合理使用外延的閉合性，更容易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下顯現法律的滯后性，例如，對信息網絡環境下出現的諸如館際互借、文獻傳遞、虛擬館藏等新的服務形式就缺乏具體的規定。因此有必要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重構，不妨借《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之契機，在其第22條引入美國版權107條規定的是否滿足合理使用的四條判斷標準：（1）使用的目的，即該使用是非營利性，還是商業性；（2）被使用作品的性質，即被使用的作品是否出版,是印刷本還是多媒體等；（3）被使用作品的數量，即被使用作品的數量在自己作品中所占的比例；（4）對被使用作品市場價值的影響。這一標準雖然操作比較復雜,但在美國司法實踐中稱之為最重要的尺度。這種抽象性立法模式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和適應性，能夠及時應對技術變革對合理使用制度的影響，從而對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共享起著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13]。再如，對于皖江文獻信息資源用于文化扶貧受到法定許可的限制。文化扶貧本是國家幫助貧困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措施，如果某些著作權人過分追求利益最大化，反對圖書館作品依據法定許可規則向農村貧困地區傳播，那么將會導致文化扶貧的法定許可規則形同虛設，致使圖書館依據法定許可實施文化扶貧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建議立法對以文化扶貧為目的之法定許可取消“選擇退出”機制，調整法定許可規則（即直接適用著作權法定許可規則，但需要設置與法定許可相配套的程序），以良好的法律條款來保障皖江文獻信息資源用于文化扶貧工作的有效開展[14]。其次，圖書館需要逐步建立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如《皖江文獻信息資源使用授權簽訂制度》、《皖江文獻信息資源版權狀態評價制度》、《皖江文獻信息資源侵權責任認定制度》等。最后，在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的同時，還必須面向用戶加大普法宣傳和教育，培養使用者合法利用皖江文獻信息資源的意識，可以通過專家講解、以案說法、情景模擬等生動靈活的方式增強教育培訓的實效，促進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共享健康發展。

2.采取“分級管理”模式。皖江文獻數量眾多、類型豐富，一刀切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其作用的發揮，而對其采用分級管理模式，可以讓資源共享最大化。分級管理也就是將文獻資源可以開放的領域進行等級劃分后，逐級對不同用戶適度開放。比如可將“皖江文獻資源”分成4級：對已超過保護期的公有領域作品如地方志、地方法規等設為“1”級，可以面向所有用戶開放；本館收藏且具有永久保存權的資源（如校友捐贈的教學參考資料）設為“2”級，僅供校內用戶使用，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屏蔽校外用戶獲取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共建單位提供的灰色資源如學位論文、會議文獻等設為“3”級，只是在雙方“共建共享協議”范圍內傳播；其他未解決版權的資源（如孤兒作品）設為“4”級，只是以文獻傳遞的方式提供由題名、著者、出版者等組成的元數據，避免造成知識產權糾紛。除了對皖江文獻資源進行分級管理，相應還對用戶進行分級管理，用戶因級別不同對資源的使用權限不同。例如，可以將用戶分成4級：圖書館用戶設為“1”級；校園網用戶設為“2”級；校外注冊用戶設為“3”級；校外非注冊（或匿名）用戶設為“4級[15]。相應地，可以通過賬號驗證和IP驗證兩種方式對不同級別用戶的使用權限并行控制，這樣既可以滿足不同級別用戶的文獻需求，又能避免特定的文獻資源被無訪問權的用戶所獲取，實現了皖江文獻信息資源利用效率與版權利益保護的最大化。

3.技術支持知識產權保護。技術手段的提高和完善是避免侵權的途徑之一。1996年12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與唱片條約》中正式將技術保護措施納入國際版權保護體系。事實上，采取技術方式保護知識產權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應用，如美國的Ariel文獻傳遞系統集成了版權管理技術，在電子文獻被傳遞后會將其副本自動刪除；英國的FileOpen系統，將用戶需求的文獻通過鏈接獲取下載后與電腦自動綁定，并且僅可打印一次，有效期限為30天[16]。據此，可以采用數據加密、數字水印、防火墻或認證等技術手段防范皖江文獻信息資源被非法復制與惡意下載，有效保護皖江文獻資源知識產權不受侵犯。例如，有學者認為古籍數字化形成的圖像多為二值圖像，因此，可以將基于二值圖像特性的數字水印方案用于保護古籍數字化圖像版權應就具有可靠性[17]。而在國內實踐中，方正古籍資源就是通過數字版權保護技術及版式文件技術成功實現了版權的維護與管理，增強了防止侵權和打擊盜版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對皖江文獻信息資源知識產權采取技術保護，不僅保護效果非常好，還可以作為免責事由的有力證據。比如，“樂視公司訴湖北大學圖書館侵犯著作權糾紛案”就是被告充分利用有力技術證據，積極抗辯，最終通過法院成功調解的典型案例[18]。反之，在“何海群訴溫州市圖書館侵犯著作權糾紛案”中，原告因沒有對直接證據（載有侵權行為的光盤）加以技術保護而無法演示，最終承擔不利后果。

作者：何承斌 單位：安慶師范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