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誠信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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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誠信屬于一種由人格信任、親緣信任所構成的倫理道德范疇，強調的是道德主體的操守和自律。這種誠信文化建立在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僅局限于鄉土社會的狹小范圍和熟人之間，具有地域性和人身依附性。而西方誠信則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契約關系之上，體現著平等、自由與正當權利的法制精神。

一、傳統誠信思想的特質

傳統誠信是與宗法等級、血緣親情、“家國一體”、“家國同構”以及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密切聯系的，是建立在人格自律和血緣親情關系基礎之上的，是人們在血緣和地緣狹小的熟人范圍內進行交往的憑借，主要依靠道德主體內心之誠和情感來維系的。因此，人格性、自律性和情感性是傳統誠信所具有的主要特質。

1.以道德主體的道德人格為依托

傳統誠信適用的范圍是以血緣、地緣和人情為紐帶的熟人社會，是“在排除商業功利關系的宗法血緣人倫關系中的行為規范，是建立在血緣親情、朋友情義、社會人情和封建國家宗法關系基礎上的一種道德精神。”［1］其實質是建立在道德主體人格基礎之上的。在自給自足的鄉土社會中，人與人的交往僅局限于地緣范圍之內，而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緣固定了。生，也就是血，決定了社會主體的地域，地域上的遠近可以說是血緣上親疏的一種反映。因此，在以血緣、地緣和人情為紐帶的熟人社會里，道德主體是否信任他人往往取決于社會主體對他人道德人格的判斷，人們信任那些被自己認為品德良好的人。正是從這個意義來看，傳統誠信是一種人格誠信。

2.以道德主體的情感為標準

傳統誠信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人們的倫理關系中發展起來的，因而體現著溫情脈脈的情感至上色彩和極為濃郁的人情味。在以家庭宗法制為核心的社會關系和“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中，則更加強化了以情感為支撐誠信觀念。這種植根于人與人相互信任土壤之中的誠信，在人們的現實社會互動過程中，能否做到誠信往往依據道德主體的道德感。由于主體誠信行為缺少功利要求，所以外在因素難以影響這種行為，主要依靠社會主體的道德情感來決定。這種出于情感的誠信往往是非常主觀的，人們容易對那些自己喜歡、感激、愛戴、尊敬的人做出承諾。正如費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樣：“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最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2］因此，判斷他人是否具有信任度的主要標準是道德主體道德感。

3.以道德義務為本位

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誠信思想雖然體現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間的誠信關系，但由于其植根于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的封建等級制度，誠信的第一要義就是對封建王朝的“忠”，因而其意義是狹隘的，它并不是基于人際關系平等的誠信。況且，誠信要屈從于封建的道義，這也是“三綱五常”的要求。所以，傳統誠信很多是不對等的、非自愿的，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個“綱”恰如張岱年先生指出的：綱是網上的大繩，常語云：“提綱挈領”，提起網上的大繩，就可以帶動整個的網。綱具有主導的作用。直言之，在君臣、父子、夫妻關系中，君、父、夫均處于統治地位，前者擁有支配后者的權利，而后者只有聽命于前者的義務；對婚姻忠貞約束也一樣，只有弱勢者的信用義務，而不是雙方的共同義務；在“長幼有序”中，兄長、姐姐較弟弟和妹妹也往往處于優先的地位。因此，我們說傳統誠信對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的要求不是對等的，它是一種具有等級性的義務誠信。

從上述的分析和探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文化中，誠信屬于一種由人格信任、情緣信任和血緣信任所構成的倫理范疇和道德標準，強調的是道德主體的內心之誠和自律。它是建立在傳統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僅局限在鄉土社會的狹小范圍和熟人之間，具有地域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開放性和廣泛性。

二、西方誠信思想之內涵

西方誠信是基于人們對利益的追求而產生的，在人們追求利益的過程中發現，如果求利者之間在合作中能以誠相待，按規則辦事，排除主觀情感成分的干擾，求利者的利益就盡可能最大化。為了保證利益的最大化，西方人更多的是用理性來處理他們之間的關系，用理性維護自己的權利與義務，而不為血緣、情感所支配、誘導。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比中國傳統誠信意識更為具體和系統的規則誠信和契約誠信。西方誠信相比中國傳統誠信而言，具有其顯明的特征。

1.以主體的理性為依據

西方文化賴以產生的基礎是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生產方式,基于商品經濟和法制文化基礎上的誠信,更多地體現了理性至上的觀念，以理性維護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2.以規則和契約為表征

西方誠信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和契約關系上，具有平等性。在西方社會，平等、分權觀念歷史悠久，古希臘哲人極為重視和倡導的個體平等的哲理思想影響深遠，為人與人之間的契約誠信建立了一個觀念平臺。而在近代，西方社會經歷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徹底地打破了人身依附關系，實現了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變。英國著名法學家梅因認為:“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3］梅因所說的這一社會進步的實質在于契約關系所表達的是一種利益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契約關系中的“人”是具有平等社會權利和義務的主體。西方誠信正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原則上，其要旨是讓所有利益主體在社會經濟交往中都能公平地行使權利和義務，誠實守信地進行公平交易。所以，西方的誠信反映的是社會權利和利益平等的道德要求。

3.以法律為基礎

西方法制精神歷史悠久，古希臘、羅馬時代，人們就有較強的法制觀念。蘇格拉底就因為踐行雅典的法律不愿逃跑而慘遭毒死，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均對法律有專門明確的論述。即便在黑暗的中世紀，亦不乏鮮明的法學思想。“文藝復興”之后，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三權分立”理論，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體原則，法律的作用更加重要，法制觀念更為強化。這種法制精神對誠信觀念的影響是深遠的、牢固的，也為西方誠信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中西誠信文化特質之比較

通過對中西誠信文化特質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西誠信文化特質有著本質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狹隘有限性與廣泛開放性的差異

中國傳統誠信文化主要圍繞著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這五倫關系展開的，它是對人而不是對事，是對家族或親情團體而不是普遍適用的，具有明顯的狹隘性和有限性。西方契約誠信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市場資源是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的，資本的融資也是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因此，西方誠信文化中的契約誠信和東方傳統文化中的人倫誠信相比較，它打破了人群和地域的限制，對不確定的第三者也要求遵循誠信規則，具有廣泛性和開放性，并且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和市場秩序得以維系的必要條件。

2.等級義務性與平等主體性的差異

中國傳統誠信主要表現為人倫身份等級性和義務性，在五倫中，充分體現了這一特性。而西方誠信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原則基礎之上，它是讓所有普通人在社會經濟交往中都能公平地行使權利和義務，誠實守信地進行公平交易。因此，西方契約誠信文化的平等性能激發人的創造力，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是人類自身利益、自身存在和進步的普遍要求。

3.情感自律性與理性強制性的差異

中國傳統誠信是社會主體做人的自律標準。它對道德主體的約束是一種自我要求與克制，違反誠信的人，可能會遭受社會輿論的譴責和良心的詰問，但是不會受到任何外在規則的懲罰和損失。而西方契約文化的誠信是一種外在規則，守信不完全是德性之誠，契約使得誠信通過法的形式，對守信人給予獎勵，對不守信的人給予懲罰。

從中西誠信文化特質的比較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誠信文化產生于古代中國自然經濟的土壤，是小范圍的“熟人”誠信，強調主體的義務性，依靠主體自律來維護；而西方契約誠信則產生于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土壤，是普遍的“陌生人”的誠信，強調主體的權利，依靠他律來實現。

四、兩種誠信文化引發的思考

有必要對傳統誠信思想進行現代性轉型，以使其和現代社會基于契約而組成的社會結構尋求某種契合點。基于此，筆者認為，應該實現中西誠信文化的互動整合，建立一種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現代誠信思想。即傳統誠信思想應從人倫關系轉向市場關系、從情感依據轉到理性依據、從人格誠信轉向契約誠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誠信思想通過現代轉型，它應是以適用范圍市場化、誠信主體多元化、發生依據理性化、表現形式契約化為表征的誠信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劇烈的社會變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傳統血緣、地緣對個人的限制，業緣關系成為人們的主要社會關系。受市場利益的驅動，“契約關系”逐步代替了“人身依附”，誠信不僅僅局限于熟人和血緣、家族之間的規則，而且覆蓋整個社會。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契約觀念成為市場經濟的核心觀念，基于契約觀念之上的誠信是普適的［4］，它并沒有熟人和陌生人之分。傳統倫理中，基于相互熟悉而以親情或人情為紐帶的誠信觀念在現代社會的沖擊之下，出現誠信危機是不可避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