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美元霸權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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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對于其形成機制，現有的經濟停滯－金融膨脹因果推論解釋被指責為過于簡單化，而基于“行為”的分析思路需要具體闡釋行為轉變背后的動因。本文結合非金融企業利潤率動態、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國際貨幣體系等因素，分析了其實現機制。作為多因素危機論的利潤率下降理論不僅能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提供解釋，也設定了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企業行為轉變的經濟背景。對美國非金融企業利潤率的測算表明，利潤率下降危機發生后美國實體經濟利潤率長期未得到有效恢復;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義興起，推動了金融監管的放松，并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企業行為，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條件和微觀基礎。然而，美國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關鍵在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權”的存在，它使美國能夠維持一種由金融膨脹所支撐的經濟，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實現的。

關鍵詞:

金融化;利潤率下降;新自由主義;美元霸權

一、引言

過去三十多年，美國經濟出現的一個顯著變化是金融部門興起，取得了相對于產業部門的優勢。一方面，金融資產的數量和金融交易量急劇增加，金融創新不斷，涌現了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產品。另一方面，金融滲透到了產業部門，產業部門日益卷入了金融擴張過程。西方非主流經濟學者用“金融化”描述上述過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都出現了金融化傾向，但只有美國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要深刻理解這一轉變過程，需要結合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進行分析。雖然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都出現了金融化傾向，只有美國在美元霸權的支撐下形成了金融化的資本積累模式。目前學界對金融化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不同學者從自己的研究角度做了不同的闡釋，包括資本積累模式角度、壟斷資本角度、階級關系角度、金融地位角度、新自由主義重構角度、資本主義長波角度、公司治理角度和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角度等。克里普納(2008)在《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一文中將金融化定義為一種資本積累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生成”。

［1］以斯威齊、巴蘭(1977)［2］和福斯特為代表的“每月評論”派基于壟斷資本理論闡述了金融化興起的內在邏輯。他們認為在壟斷資本主義下由于生產力進步與壟斷的存在，資本家積累了大量經濟剩余，巨大的剩余無法得到吸收，經濟最終會陷入停滯，而金融資本的擴張是對過剩資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對生產停滯的反應;福斯特(2007)［3］沿襲了斯威齊的分析傳統，用“壟斷金融資本”形容金融化階段的壟斷資本。杜梅尼爾和列維(2011)［4］采用了階級分析方法，認為金融階級的上層一直在謀求建立自己的統治，并且它們善于利用資本主義的結構危機增強自身力量，以謀取更多利益;金融化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結構危機背景下金融階層權利的恢復與擴張，是金融霸權的復興;它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不僅獲得對工人階級的壓倒性力量，而且取得了資產階級內部的統治地位。愛潑斯坦(2005)［5］從金融在現代經濟中地位的角度定義了金融化，認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人與金融機構地位的日益上升。結構凱恩斯主義者帕利(2007)［6］認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下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而推動的一系列重構帶來的，包括經濟結構、經濟政策和公司行為的重構。具體說來，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改變了金融市場的結構與運行，取得了相對于實體部門的力量優勢;理論反映了金融部門的利益，推動了公司行為的變化，經理利益與股東利益日益結合在了一起;在經濟政策方面，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促成了一個政策框架———新自由主義盒子，它由四面組成:全球化、小政府、靈活的勞動市場和拋棄充分就業目標。阿瑞基(2011)［7］將金融化放在了一個資本主義跨越百年的長周期中考察，認為資本主義存在所謂的“體系積累周期”，每一個體系積累周期跨越百年，由一個核心大國主導;歷史上先后有熱那亞、荷蘭、英國主導的體系積累周期;在周期的末尾，物質擴張停止，霸權國家積累的財富投入金融領域，成為靠食利維持的國家并最終衰落;此次金融化不過是美國主導的體系積累周期的衰落。拉佐尼克和奧沙利文(2000)［8］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出發，將金融化看作是公司治理的轉變，即公司治理中股東價值上升，公司開始面向金融市場經營。拉帕維查斯(2013)［9］認為成熟資本主義已經金融化了，應該從資本主義經濟當事人的行為轉變中探尋金融化的根源。過去三十多年，非金融企業日益擺脫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獨自在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銀行集中于在公開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以賺取費用，并為家庭提供金融服務以賺取利潤;個人和家庭則日益依賴金融市場獲取關鍵商品和服務，包括住房、教育和醫療等。

然而，由于理論基礎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各學派對金融化的闡釋存在很大差異。以斯威齊為代表的美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將金融化看作實體經濟停滯的后果，這一點無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們認為壟斷資本主義下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已經轉變為剩余過剩規律，并用這一規律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停滯趨勢，從而沒有看到利潤率下降規律仍在發揮作用，利潤率下降危機為金融化興起的背景。結構凱恩斯主義者帕利認為金融不穩定和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凱恩斯主義的違背。因而通過拋棄新自由主義、實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促進投資社會化和讓食利者安樂死等凱恩斯主義政策，就可以挽救資本主義。帕利的缺陷是沒有看到金融化的興起根植于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矛盾，也沒有看到他所主張的政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不可能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危機周期性形成的過程，但是“他卻沒有考察金融的長期增長問題，實際的經驗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因此，他未能發展可稱為經濟‘金融化’的理論，即經濟重心從生產向金融的轉移。他也沒有考察經濟停滯問題，即居于體系中心地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緩慢增長”(福斯特和邁克切斯尼，2010［10］)。正如拉帕維查斯(2011)［11］指出的，金融積累與實際積累并非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邏輯關系，金融與生產的關系比人們通常所認為的要復雜的多，二者之間存在中介過程。目前許多非主流學者的金融化文獻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沒有解釋清楚這個中介過程，簡單地將生產停滯與金融膨脹歸結為直接因果關系。此外，拉帕維查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并沒有一個明顯的食利者階層，將金融體系與資本家階級中的食利者部分混為一談是錯誤的。金融機構首先是將社會閑散資金調動起來的中介者，而非一個食利者社會階層———雖然其在當代的掠奪性日益增強。拉帕維查斯的解決方法是從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和家庭行為的變化出發，建立了金融化轉變的“行為”機制。然而，行為的變化只是結果，是由背后的目的和動機驅動的。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和家庭行為的轉變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僅從行為轉變出發分析金融化的形成機制仍有停留在現象層面的嫌疑。

拉帕維查斯集中于“行為”的方法克服了經濟停滯－金融膨脹因果推論的缺點，但是我們需要解釋驅動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的具體因素。資本主義的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是以盈利為目標的資本主義企業，從根本上說，它們的動機和行為反映了資本的內在要求———尋求增殖。因此，對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的分析不能脫離對實際資本積累中存在的問題的分析。筆者認為，在這方面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仍在發揮著作用。二十世紀七十年生利潤率下降危機后，美國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復，金融化就是在此宏觀經濟背景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不謀而合，推動了金融監管的放松，并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企業行為，為金融化轉變提供了制度條件和微觀基礎。此外，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實際資本積累遇到的障礙這個“推力”，以及食利者復興、新自由主義重構的“拉力”，卻往往忽視了另外一個重要因素———美元霸權的關鍵作用。本文試圖結合實際資本積累遇到的問題、制度條件、公司治理和國際貨幣體系等因素，對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機制進行闡釋。對金融化的分析，不能脫離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基本矛盾，不能單純分析金融膨脹過程，而是應該在利潤率下降規律基礎上將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有些學者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了金融化轉型，而另一些學者只專注于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如果金融化只是描述一種變化趨勢，那么無疑除美國之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都顯示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傾向。如果金融化特指資本積累方式的徹底轉變，那么只有美國發生了這種徹底的轉型。因為正如本文所論證的，美元的地位使美國能夠維持一種金融化的積累模式，這是其他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本文提到的金融化為后者，即美國金融化積累模式的轉型。

二、美國非金融企業利潤率:1945－2013

(一)利潤率下降危機二戰后，美國形成的福特主義生產組織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擴展，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組織。它以大批量、標準化的生產和大批量、標準化的消費為特征，國家對經濟整體進行管理和控制，在微觀上倡導經濟自由的同時，實施了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對金融實行監管，使之服務于生產資本。這一體制促進了戰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資本主義經歷了二十多年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隨著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加速，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能力得到了極大提高，大量的制造業產品開始充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歐洲、日本和美國在國際市場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第三世界國家較低的國民收入和沉重的外債制約了其購買力。生產能力擴大與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造成了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最終引發了一場利潤率下降危機(謝富勝，2007［12］)。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于經濟危機的成因一直有很大爭議，因為并不存在一個一致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危機每次發生之后，消費不足危機論者、比例失調危機論者、利潤擠壓危機論者和利潤率下降危機論者都會從自己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釋。然而，對于二十世紀七十年生的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危機之前利潤率下降有經驗證據。謝克(2014)［13］認為資本主義積累有其內在的節奏，由相互關聯的總和因素與特殊的歷史事件共同調制，特定歷史階段的積累模式從根本上都是由利潤驅動的，利潤是商業行為的核心調控者。因此，一個完整的危機理論需要綜合考察一般因素與特殊因素。作為多因素危機理論的利潤率下降理論能將勞資斗爭、價值實現和資本有機構成等因素綜合起來(謝富勝等，2010［14］)。利潤率動態不僅能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提供解釋，也設定了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企業行為轉變的經濟背景。盡管馬克思主義學者普遍認為利潤率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對于利潤率的測算方法依然存在爭議，特別是在所涉及的企業范圍和如何計算資本存量與利潤流量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杜梅尼爾和列維認為應該扣除利潤稅，并用重置成本測算資本存量;于松則將公司部門利潤與業主收入都納入進來，從而使用了最廣泛意義上的利潤概念———包括稅收、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門的利潤;與二者不同，克里曼主張用歷史成本測算固定資產價值，從而需要校正通貨膨脹因素(周思成，2011［15］)。文章采用杜梅尼爾和列維(2004)［16］的方法計算了1945－2013年美國非金融公司稅前利潤率。利潤率公式的分母為非金融企業的非金融資產(按現行成本計算，包括建筑物、設備和存貨等)，分子為凈利息支出與企業稅前利潤(包含存貨價值調整和資本耗費調整)之和。如圖1所示，1965年之前美國非金融公司的稅前利潤率雖有波動，但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這一利潤率從1965年開始下降，整個七十年代在較低的水平上波動，始終沒有恢復到1965年前的水平。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后利潤率降到了谷底。資本主義世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陷入了危機之中，表現為經濟停滯、利潤率下降、通貨膨脹加劇和企業大量破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二)恢復盈利的努力對于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危機，20世紀60年代還能起效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失去了效果。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兩種方式來克服。第一種方式是將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第三世界國家。這使亞洲和拉丁美洲興起了一批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國家，使過剩資本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但這并無助于全球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的解決，反而最終會加劇這一問題，因為生產能力在這些國家中進一步擴大了。第二種方式是將資本轉移到金融部門。這是資本盈利的要求對實體經濟利潤率低的自然反應，“當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低下，資本會自然涌向金融部門，通過對虛擬資產的全球性經營來獲取高額利潤”(高峰，2010［17］)。無論是在國家之間轉移，還是在部門之間自由流動，資本都需要一個相對自由和寬松的環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資本的國際流動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顯然不利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同時，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實施的年代，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金融實行了必要的管制，不利于資本的自由逐利活動。要通過上述兩種方式解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問題，需要拋棄過去的監管框架，為資本的自由逐利活動掃清障礙。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滿足了這一要求。

三、新自由主義興起———金融化的制度條件與微觀基礎

(一)新自由主義興起與金融監管的放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作為已破產的凱恩斯主義的替代品，新自由主義漸漸興起，在理論和政策上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即對企業實行私有化，削弱工會，削減社會保障，減少政府的作用，開放商品和資本市場，讓自由市場原則調節經濟運行。在國際層面，它主張掃除一切對資本國際流動施加的障礙，促進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新自由主義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不謀而合，它主張實行金融自由化，減少政府對金融的管制，為金融資本的擴張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支持。科茨(2011)用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分析了金融化興起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認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發生危機后，新自由主義成為最新的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它是一種社會積累結構，促進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潤率的恢復與增長，為資本積累提供了一個新的制度框架。對于究竟是新自由主義帶來了金融化還是金融化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科茨認為，“近幾十年來推動金融化進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的重構，而并非金融化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產生”［18］。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取得了統治地位，關于國家干預是壞的而自由市場調節是好的信條已經深入人心。在英國和美國，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開啟了自由化改革。為了能夠自由地追逐利潤，金融部門積極推動了對自己監管的放松。美國1980年通過了《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1982年通過了《吸收存款機構法》，1987年通過了《公平競爭銀行法》。這些法律逐漸放松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包括放松對存貸款利率的限制，打破對金融業務范圍的限制，鼓勵金融機構競爭和并購等。特別是1999年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代之以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打破了銀行分業經營格局，為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和涉足房地產行業鋪平了道路。據福斯特估計，美國總金融利潤直到1989年才開始超過1970年左右達到的20%的水平，即大約對金融業放松監管八年之后，金融業利潤才出現快速增長(福斯特，2010［19］)。如圖2所示，金融去監管化與金融部門的實際工資基本保持了同步變化，戰后金融監管的加強抑制了金融部門的實際工資增長，然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金融去監管化使金融部門的實際相對工資急劇攀升。不言而喻，新自由主義的重構為金融化開辟了道路。金融化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發生，如監管的放松、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等，新自由主義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條件。

(二)股東價值運動除了對金融監管的放松外，新自由主義還以另一種方式推動了金融化，即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公司高管行為。新古典金融學家提出了“人理論”，它主張通過股票市場實現對經理人員的監督，使企業面向金融市場經營。這是與金融階層的利益相符的。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人們對公司的看法，公司日益被視為是一種資產組合，可以出售效率不高的部分以推動股價上漲。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惡意兼并狂潮，侵蝕了企業組織的團結性，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股東價值運動最深刻的變化在于改變了企業的行為，企業由過去的保留利潤與再投資，轉為為股東分配利潤，為了維持股價上漲而大量回購股票。克羅蒂認為股東價值運動使非金融企業管理者和金融投資家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將股價上升的壓力內化為非金融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自己的努力目標而實現的。對于這種壓力，非金融企業的管理者并沒有理由抵制，因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時候，美國主要的非金融企業高管的收入主要是由股價決定的。從1979年到八十年代后期，股票期權收入占前100名首席執行官收入的平均份額從22%上升到了50%。一方面，金融投資家們要求非金融企業能夠推動股價不斷上漲，以滿足他們客戶的要求。另一方面，非金融企業的高管們也迫切需要企業股票價格上漲，否則他們手里的股票期權就會貶值，為此他們將利潤的很大比例用于了股票回購(克羅蒂，2009［20］)。海因和特瑞克(2010)［21］在卡萊茨基增長與分配模型中引入股東價值增強影響經濟的三種渠道———偏好渠道、融資渠道和分配渠道，闡釋了企業層面上股東價值增強與勞動者壓力增加、犧牲工資的再分配之間的聯系，及其對產能利用率、利潤和資本積累造成的宏觀經濟影響。具體說來，偏好渠道是指基于短期盈利和金融市場結果的激勵機制弱化了管理者對增長的偏好，從而影響了對資本存量的長期投資;融資渠道是指股東迫使企業分配很大份額的利潤，企業被迫減少了新股發行(會降低股價)并進行股票回購，從而減少了內部融資來源和實際投資;在中期和長期，股東價值傾向通過分配渠道使收入再分配犧牲了勞動份額。概括起來，在宏觀經濟層面上，股東力量增強會通過偏好渠道對產能利用率、資本積累和利潤率產生負面影響;融資渠道則同時產生了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利息、股息支付既抑制了企業投資，也提高了食利者的收入和消費;同樣，取決于利潤份額對企業投資影響的大小，分配渠道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

四、美元霸權———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可能性

在實體經濟盈利受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推動了對金融業監管的放松，股東價值運動重塑了微觀層面的企業行為，二者共同促進了金融部門的擴張。然而，除了實際資本積累遇到障礙這個“推力”，以及食利者復興、新自由主義重構的“拉力”之外，美國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還需要一個其他國家并不具備的關鍵條件———美元準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一)“石油美元”的確立1971年美國取消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美元有失去國際儲備貨幣的危險。但是美元與石油這種戰略性資源的重新掛鉤挽救了美元的地位，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在1972年到1974年間達成了一系列的協議，并成立了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經濟委員會。按照雙方達成的協議，將來歐佩克的石油銷售只用美元來計價。石油美元的確立增加了對美元的需求，因為石油的計價和購買都用美元進行，其他國家為購買石油而儲備貨幣。事實上，石油美元取代了之前的黃金美元本位制。這一制度重新恢復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為美國帶來了雙重的好處，“一方面，美國可以制定國際石油貿易的條件;另一方面，美元的價值上升，而且不受國內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束縛。石油美元體系制造了對美元的需求，需求決定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不必放棄其他商品和服務，只需印制美元購買石油就可以了”(格卡伊和惠特曼，2011［22］)。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與美國金融化積累模式的形成美元成為了事實上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支撐其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實現的。具體可以從三個方面說明:第一，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為美國吸引了大量資本流入，使美國可以用資本項目盈余彌補經常項目的赤字。同時，大量資本流入到金融部門，推動了一輪輪的資產投機泡沫高漲。當代世界經濟運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全球的國際收支失衡。日本、中國和亞洲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出現了長期的經常項目盈余，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作為美元霸權的結果，美國能夠用其資本項目盈余為經常項目赤字融資。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購買了大量美國金融資產，為金融市場注入了充足的流動性，助長了美國國內的金融膨脹。第二，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支撐了美國的負債消費模式。根據美國2008年的財政報告，美國政府的債務累計總量已經達到了65．5萬億美元，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倍，并超過了當年全世界的生產總值，而美國政府的凈價值是－59．3萬億美元。試想一下，換做是任何一個其他國家如此負債的話可能早已破產了。美國卻可以利用美元的準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通過債務讓全世界為他融資，支持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向全世界的擴張。第三，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成為美國將國內經濟問題轉移給其他國家的工具。每當美國國內出現經濟問題，發生增長減速或股市下跌時，美聯儲就開動印鈔機，實行量化寬松的政策，大肆注入流動性，向全球輸出通貨膨脹。例如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出現了問題，道瓊斯指數一日之內下跌了22．6%，美聯儲向銀行系統注入了170億美元。這一做法成為了美國應對國內金融危機的標準做法。

五、總結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后形成了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國家發揮了重要的調節作用，對金融實施了監管，使之服務于生產資本。二戰后資本主義經歷了二十多年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但生產能力過剩和市場需求不足的矛盾不斷加劇，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開始下降，最終在七十年代引發了一場經濟危機。危機后美國實體經濟的利潤率長期未得到有效恢復。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的實施被歸結為“滯漲”的罪魁禍首而被拋棄，新自由主義趁機興起并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為恢復資本盈利，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實施了一系列放松監管的政策，為金融部門的膨脹提供了制度條件。同時，公司治理中的理論成為主流觀點，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企業的行為方式和組織團結性，使企業參與了更多的金融活動，日益面向金融市場經營。以上幾點為金融化提供了可能性，而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之所以能夠形成，關鍵在于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權的存在，它使美國能夠維持一種由金融膨脹所支撐的經濟，而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實現的。

作者：李連波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