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管理范文

1城市人口與用地關系的實證分析

1．1模型與數據

1．1．1異速生長模型。人文地理學家根據異速生長理論，認為處于不同維度的城市人口與城區用地面積作為城市發展中的兩個重要的發展指標，它們二者增長速度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相對固定的常量，符合異速生長規律。通過建立關于城市人口和城區用地的異速增長模型，能夠對城市的動態人地關系進行量化分析，可以用異速生長方程At=aPtb表示。如果把At，Pt同時同放在雙對數坐標系中時，兩者存在線性關系:lnAt=lna+blnPt。式中:At為某城市在時刻t的城區用地面積;Pt為某城市在時刻t的城市人口;a為比例系數;b為標度因子，即異速生長系數。

1．1．2模型評價標準及含義。在異速生長模型中，每組變量都有其相應的標度因子臨界值，取決于模型中兩變量維數的商。根據分形研究，城市用地維數的平均值為1．7左右，人口的維數為2，在理論上得到b的臨界值為0．85。但是，實際應用中發現b符合實際情況的臨界值為1。當b＞1時，城市用地面積的增長速度大于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b=1時，二者速度相等;b＜1時，城市用地面積的增長速度小于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1］(表1)。但是在實踐中，異速生長系數對于城市人地關系的反映還需要結合城市化發展的其他指標進一步進行分析。例如異速增長系數＜1時，可能是由于城市經過高速發展之后，受到自身土地資源的約束，城市用地外延擴展減緩，用地產生規模經濟效益;也很有可能是城市發展停滯，城區面積擴張緩慢，從而導致人均用地的減少。這說明城市人均建成區面積的變化在城市經濟發展的不同發展時期有不同的意義，不能夠一概而論。

1．1．3數據選擇新疆城市人口與城市用地的數據來源于2000—2011年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1年新疆城市體系中共有2個地級市和20個縣級市。其中阿拉爾市、圖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由于進入建制市序列的時間較晚，統計期間內統計數據不足，故在樣本中剔除。

1．2城市人口與用地異速生長特征

新疆城市人口與用地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2000年至2011年新疆城市人口由358．34萬上升為560．32萬，增長了56．37%，年均增長4．6%;城市建成區用地面積由473．41km2增加到921．82km2，增長了94．72%，年均增長7．89%。城市用地面積增長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長速度，2000年新疆城市人均用地面積為132．11m2，2011年上升為164．52m2，增長了24．53%。將新疆城市人口總數及建成區面積總數作對數處理，繪制雙對數坐標圖(圖1)，可以看出新疆城市人口與城市面積呈直線分布趨勢，表明新疆人地關系滿足異速生長關系。

利用Eviews軟件對新疆2000—2011年城市人口及城市用地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異速生長分析，得到異速生長系數b=1．2923(R2=0．965)，呈現出明顯的正異速增長特征。這反映了新疆城區總面積增長速度大于城市總人口增長速度，會導致城市人均用地面積逐年增加，土地利用粗放。利用異速增長模型對新疆各城市人口與用地關系作進一步分析。大多數城市異速生長分析結果的擬合優度高于70%，部分城市分析結果的擬合優度甚至達80%，90%以上，這說明新疆多數城市人口與用地的增長關系符合異速生長規律(表2)。滿足異速增長規律的城市異速生長系數差別較大。b＞1的有奎屯、吐魯番、庫爾勒、喀什、克拉瑪依、阿勒泰、烏魯木齊、昌吉、和田和哈密，其中奎屯、吐魯番、庫爾勒、喀什的b＞2，呈現出明顯的正異速生長特征，這些城市用地面積增長快于人口增長，這部分城市包括了僅有的兩個地級市，城市規模大，對新疆城市人口與用地的整體發展趨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b＜1的有烏蘇、阿圖什、阜康、塔城、石河子、伊寧和博樂，呈現出明顯的負異速生長特征，這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大于城區面積增長速度，城市用地呈現集約化發展的趨勢(表2)。新疆城市體系內只有阿克蘇市的分析結果擬合優度較低，人口與用地的增長關系不符合異速生長規律，該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呈現逐年減少的發展趨勢，伴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城市人均建成區面積不斷減少，城市用地也呈現集約化發展的趨勢。

一、加強城市人口工作的總體思路和主要目標

（一）總體思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道路。以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為主線，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生育政策，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與分布，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充分發揮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的優勢，實現政府調控機制與社會協調機制、政府行政功能與社會自治功能、政府管理力量與社會服務力量的聯動，努力構建“黨委政府領導、部門齊抓共管、單位盡職盡責、群眾積極參與、社區綜合服務”的工作格局。

（二）主要目標。圍繞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著力提高城市人口工作水平，實現人口領域社會管理的全覆蓋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倡導生育文明和增強城市人口文化的軟實力，保障城市社區的“社會人”享有人口計生獎勵政策；提升全人口生命質量，以家庭和諧幸福促進社會和諧平安，以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穩固城市人口工作基層基礎，提升城市人口工作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城市人口安全風險；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加強城市人口工作的主要任務

（一）依法生育。貫徹落實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保持生育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更加注重利益導向，更加注重服務關懷，更加注重宣傳倡導，全面加強基層基礎工作，突出做好重點地區、重點人群的人口計生工作，重點加強城鄉結合部、城市封閉社區等區域的人口計生工作。

（二）提升素質。圍繞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積極落實出生缺陷三級預防措施，加大出生缺陷干預力度，大力開展廣大群眾易于接受的宣傳和引導活動，加強婚前醫學健康檢查、孕前篩查咨詢、高危人群指導、營養素補充等優生服務工作。實施科學育兒、促進嬰幼兒早期發展，加強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大中專學生青春健康教育，推進計劃生育生殖健康工程，促進育齡群眾生殖健康和全人口的身心健康。

（三）關愛女孩。提高社會平等意識，倡導社會性別平等和機會平等，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充分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深入推進關愛女孩行動，進一步開展“幸福工程”和“春蕾計劃”等社會公益性活動，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貧困母親救助和女童健康成長幫扶中的重要作用。

（四）助老服務。深入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戰略，倡導“積極老齡社會”。注重發揮家庭和社區功能，促進社會養老、社區養老、居家養老相結合。優先發展社會養老服務，加強老年人宜居環境建設，增加社區老年活動場所和便利設施，滿足老齡人口的衛生保健、生活照料、文化娛樂、精神慰藉等需求。提高老年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充分開發老年人人力資源，鼓勵老年人參與經濟社會活動。

《統計科學與實踐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實證分析

1.指標選取。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變遷過程，諸多因素對這一過程產生影響。陳洋等（2007）認為城市化進程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并且兩者的關系日益密切。而經濟的開放、外商直接投資等，同樣也促使了人口的集聚和經濟體制的[1]改革，帶動了農村城市化過程。現有文獻中關于城市化影響因素研究較成熟，歸納起來這些因素主要有：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總量、產業結構、交通狀況、經濟對外開放度以及政府政策和公共產品供給等。

2.模型構建。根據影響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及選取的量化指標，構建江蘇省城市化計量模型。模型分析的時間跨度為1978年至2012年，數據來源為各年份的《江蘇統計年鑒》。其中，Z取rat_cit和rat_tow，即城市人口比率和城鎮人口i比率；c為各變量的系數；gdp為地區生產總值；peop是地區i總人口數變量；ter_stru反映產業結構變量，包含第三產業的產值結構ter_pro和就業結構ter_emp；open是經濟的開發程度的衡量，包含貿易總額變量trad和使用外商投資總額fdi變量；comm反映的是區域內交通狀況變量，以公路通車里程指標測度；gov是政府能動性變量，包含城市公共產品供給和戶籍制度兩方面。城市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由城市公交車輛數量bus變量、城市公交營運線路長度busline變量、城市實有道路長citroad變量共同衡量。江蘇在1998年和2002年頒發《江蘇省縣以下地區戶籍管理規定》和《關于進一步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因此使用虛擬變量d1和d2捕捉戶籍制度對城市化進程的影響。為降低和消除變量的異方差性，對除城市人口比率、城鎮人口比率以及產業結構和虛擬變量的其他宏觀變量取自然對數。在回歸前為防止偽回歸，需檢驗變量的平穩性。表1是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的結果，顯示各變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一階單整，表明可建立線性回歸方程。表2是計量方程的回歸結果。以城市人口比率rat_cit為被解釋變量，a1模型中包含所有解釋變量，a2為剔除不顯著或顯著性不高變量后的模型。同理，以城鎮人口比率rat_tow為解釋變量，b1中包含所有解釋變量，b2為剔除不顯著或顯著性不高變量后的模型。

二、主要結論及解釋

1.模型結果表明，江蘇第三產業發展水平、進出口貿易、地區交通狀況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等對城市人口比率起著促進作用，而總人口數量抑制城市化進程。該結論與陳洋等[1，2]（2007）、Krugman（1991）等研究結論較為一致。第三產業發展、進出口貿易增長能帶來就業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也給生產經營和生活提供更多產品和服務，使得城市的吸引力變強，加大城市對農村人口轉移的拉力效應，城市化水平提高。交通網絡發達，能減小勞動力、原材料、中間投入產品的流動難度，降低運輸和通勤成本，加快了要素和產品向城市集中。另外，城市道路、城市交通狀況的改善，使得原本城郊邊遠地區成為可居住、可生產經營的地區，城市生活、經濟活動的范圍拓展，提高了城市可承載的人口數量。控制其他變量，總人口與城市化水平負相關，但影響不顯著。人口總量越多，需轉移的農村人口越多，實現高階段的城市化需要的時間越長，城市人口比率提高越緩慢。

2.國民生產總值及FDI對城市化水平的反作用效應。一般研究表明隨著人均GDP水平的增長，城市化率趨于上升[3]（HollisCheneryandMoisesSyrquin，1975）。本文在引入產業結構、交通以及城市基礎建設等變量后，江蘇的國民經濟規模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其原因在于江蘇的產業選擇和收入分配格局。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主導了江蘇經濟的發展，但相對于服務業，第二產業資本密集程度高，勞動力需求相對較少，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份額越大，服務業比重越小，就業擴張的限制就愈強。因此，依靠以資本密集型產業帶動的經濟增長，并不能推進城市化進程。另外，占經濟相當比重的房地產及相關行業的發展，在帶來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的同時，也抬升了房價，提高了城鎮、城市的生活、生產經營成本，抑制了城鎮、城市潛在遷入個人和企業，或將一部分主體擠出城鎮、城市范圍。國內大多數研究（陸銘等，2004）證明FDI對城市化有著[4]促進作用。但本文結果顯示FDI對江蘇城市化有抑制作用。相對于本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技術、資本要素的密集度高，勞動力需求相對較低，在市場份額一定條件下FDI增加勢必擠出勞動要素。因此，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FDI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相對降低勞動力需求作用就越明顯，對城市化的抑制效應也就越顯著。

3.戶籍管理政策取向不同，對城市化進程的作用也不同。1998年江蘇出臺《江蘇縣以下地區戶籍管理規定》，提出“實際居住在城鎮建成區內，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生活來源的非城鎮常住戶口公民”在符合有關規定條件下可以轉為常住戶口。該文件在給一部分人“放行”的同時，也對大多數的流動人口設立了進入門檻。加上當時的人口管理和城鎮相關配套遠未成熟，對人口遷移的促進作用不明顯。2002年江蘇省提出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打破城鄉分割戶籍管理二元結構，下放戶口審批權限，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體制。因此，在準遷范圍和入戶條件上有了顯著的放寬，尤其在投資和人才引進上，給予了較大的優惠政策。對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具體準入條件上，文件規定由各省轄市人民政府研究確定，一定程度上給地市級政府調控城市規模法律支持。模型也證實了這點，虛擬變量d2系數表明2002年戶籍改革對城鎮人口比率的提升效果高于城市人口比率。

摘要：經濟發展需要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會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本文從實證的角度論證中國城鄉結構的轉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進一步展望隨著城市化水平和勞動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創造力和綜合國力將是無比巨大的。

關鍵詞：城市化；經濟增長；貢獻

一、我國城市化的路徑

1955年，我國GDP800億元，第一產業占51.6%，人均130元，城鎮人口比重為13%，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從此，新中國領導人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艱難的工業化建設，城市化就此發展。六十多年來，我國城市化路徑可以從圖1中明顯地反映出來。我國城市化路徑的階段性是很明顯的。改革開放以前城市化進程很緩慢；改革開放以后發展很迅速。改革開放以前的城市化路徑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1951-1958年發展較快，城市人口占比由1951年的11.5%%提高到1958年的16.1%;(2)1959-1961年發展迅猛，城鎮人口占比達19.9%(3)1962-1979年的城市化幾乎停頓，1979年城鎮人口比重為18.1%，比1961年還低。總之，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城市化發展較緩慢。究其原因：第一，“一五”期間，我國以發展重工業為主。此階段，重工業的基建投資占全國基建總投資的比重高達49%；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農村勞動力進城速度十分緩慢。第二，管理制度僵化。由于受戶籍管理制度限制，農村勞動力很難進入城市，城市化路徑嚴重受阻。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空前高漲，城市化路徑非常明晰和寬廣，城鎮人口比重由1979年的18%迅速提高到2009年的46%，每年平均提高0.94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前的3倍多。此期間，我國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居世界前列。1979-2009年中國城市人口年均增長率為4.39%，而1979-2009年世界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長率低收入國家為2.9%，中等收入國家為2.38%，高收入國家為1.5%。總之，2009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仍不夠理想，比2008年49.6%的世界平均水平低3.79個百分點。2009年之后中國城市化發展較快。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多項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城鎮常住人口達8.1億人，比上年末增加2382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億人，減少1279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中國城市化率）為58%。我國城市化水平數據顯示，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8%，比2012年末提高4.9個百分點，2009-2017年城鎮人口每年增加2000多萬人，投資和消費需求空前活躍。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農業人口進城加快。2017年末，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2%，比2009年末提高6.5個百分點。最新數據顯示，截止2017年末，我國的城鎮化率平均為58%，有十個省份的城鎮化率超過全國的平均水平，北京以城鎮化率87.6%排全國第一，天津、上海排在第二、三名，但是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其本身只是一個城市，所以不適合和其他省份做比較。2014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將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主戰場，三四線城市在城鎮化過程中，將成為政策、資金的密集區，釋放大量土地，產生很多需求和機會，這將吸引更多人口回流三四線城市。

二、我國由鄉村社會進入城市社會的經濟考量

（一）我國正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

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巨大的城鄉發展的變化，城鎮人口比重由11.5%提高到58%。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主要發生在1979年以來的30年中。1979年是中國城鄉人口增長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一年。在1979年以前的大部分時間中，從人口的增長規模來看鄉村大于城鎮；在1979年以后經濟數據看，人口的增長規模在多數時間里城鎮大于鄉村。到1996年城鎮人口增長2130萬人，而同年鄉村人口出現負增長，中國正在實現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換。中國國家統計局2018年2月28日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逾13.9億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億多人，占總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58%，比上年末提高1.17個百分點。有戶籍的城鎮化人口占比也提高了。2017年末，有戶籍的城鎮占比為42.35%，比2016年末提高1.15個百分點。此外，數據顯示，2016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出生率為12.43‰；死亡人口986萬人，死亡率為7.11‰。2001－2017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37.66%增長到58%，平均每年增長1.2%，意味著平均每年2000萬農村人口流入城鎮。專家認為，目前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距離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平仍有較大差距，這也意味著巨大的城鎮化潛力將為經濟發展持續釋放動能。目前中國仍在經歷快速城鎮化時期，城鎮化對需求有很強的拉動作用。“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45%左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此前預測，203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到70%，屆時中國城市人口總數將超過10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在此前的一本藍皮書中預測出相同的數字。

（二）城市化水平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1城市人口空間分布模型

城市人口空間分布研究較多，目前最有影響力的有兩個模型，即克拉克和紐林模型(Geary，R.，1954;Getis，A.andOrd，J.K.，1992;高向東，2003)。

1.1克拉克模型1951年，克拉克(Clark)通過對若干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分布進行模擬，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密度距離衰減模型:dx=d0e－bx其中dx是距離市中心的距離為x處的人口密度;d0是市中心區域的人口密度;b為常數，x為環帶距離市中心的距離。d越大，說明該環帶區域內人口密度越高，人口分布越擁擠;反之，如果d趨向減小，說明環帶區域內人口密度逐漸降低。b代表人口密度隨x的增加而衰減的速度，所以b值越大說明人口越趨向于分布在城市中心。一般來說，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口郊區化趨勢日益加劇，人口分布也會發生新的變化，人口密度最高點向外移動，城市中心人口密度缺口出現。

1.2紐林模型紐林(Mewling)于1969年提出了二次指數模型，其數學表達式為:式中，b、c為常數，其他符號含義同克拉克模型參數含義。當b為負值，c為零的時候二次指數模型就轉化成負指數模型，因此可以說負指數模型是二次指數模型的一個特例。需要指出的是，無論負指數模型還是二次指數模型，都是西方學者針對西歐、北美等國家大城市的發展和人口空間變動分布而概括所得，對于北京城市是否適用還有待檢驗。因此本文還選擇了直線方程、二次方程、三次方程、復合曲線、等比級數曲線、指數方程等6種模型與之進行比較。

2數據來源與處理

2.1數據來源本文數據來源于北京市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的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

2.2數據處理人口密度函數的建立基于圈層距離法來獲得距離和人口密度數據。具體來說是以北京市中心點為圓心，以不同的距離為半徑劃圈，來測量和分析不同圈層中的人口狀況。為準確獲取不同圈層的人口數據，應用ArcGIS工具進行切割。具體的步驟如下:(1)根據北京市各區縣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出人口密度。并將矢量數據轉換成柵格數據，柵格單元100米×100米;(2)確定市中心的位置，本研究以原中心四城區(東城、西城、崇文、宣武)的交點作為北京城市中心點;(3)建立不同半徑的緩沖區。使用命令MultipleRingBuffer輸入不同的半徑值，這里根據研究的需要，從中心區開始以3km為半徑進行切割，同時考慮到北京市區域形狀特點，此次切割到包括大興和通州的區域，共16環、48公里(3公里×16環);(4)用不同半徑的緩沖區來切割北京市的區縣政區劃圖(見圖1);(5)根據每個環帶重新切割之后的人口數量和面積，計算得到北京市四個年份人口密度與距離數據矩陣(見表1)。得到人口密度和距離關系的矩陣以后，在SPSS軟件里面通過曲線回歸分別擬合了6種常見曲線函數以及前文提到的克拉克人口密度距離衰減模型和紐林的二次指數模型，分別得到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這四年的北京市人口密度擬合函數。

3北京城市人口密度空間分布的函數模擬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與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人口遷移引起了我國人口分布狀態日益不均衡，也直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對我國的城鄉經濟結構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關鍵詞:人口遷移；城鄉經濟結構；人口均衡分布

一、人口遷移的內涵和特點

(一)人口遷移的規模不斷擴大，數量逐步增加

通過我國的六次人口普查抽象調查得出數據的顯示，從1982年到1987年我國人口遷移的數量是3053.3萬，1985年到1990年增長到了3412.8萬人，到了90年代后人口遷移數量劇增，到1995年增加到3642.6萬人，而到2000年的五年內劇增到13122.37萬人，增長了近乎3倍。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人口遷移的規模越來越大，人口遷移的人口數量也急劇增加。

(二)人口遷移的流向主要是從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內陸地區向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遷移

經濟發展的不均衡讓東部沿海經濟發展迅速，吸引了中西部內陸地區的人口大量向東部沿海流動，在21世紀來臨之前，遷入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口占據了人口遷移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進入2000年以后，東部沿海的遷入人口所占比例更是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見，經濟的發展讓東部沿海的確成為了人口遷移的重要地區。

(三)遷移人口性別相對平等，趨向年輕化的勞動力

《學術探索雜志》2015年第六期

城鄉結構是社會結構的重要子結構之一。“城鄉關系的面貌一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也跟著改變。”［1］(P175)陸學藝將社會結構定義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占有一定資源、機會的社會成員的組成方式與關系格局”，包括五個核心要素:社會成員、資源、機會、組成方式、關系格局。作為子結構，城鄉結構當然是以追求社會資源在城鄉社會成員的配置中獲得社會資源的機會(公平性)的結果為目標。結構化的研究是要說明這些規則和資源如何在日常慣例中相互交織在一起以及如何將社會整合和社會系統聯結起來。［3］(P9)英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利奇(Edmund•R．Leach)在其名著《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對克欽社會結構的一項研究》中，對社會人類學的平衡論提出了批判，他通過對社會發展動力的探討，強調社會結構并非有一致的連續性，社會間不僅是一種裂變和融合，也包含結構性的變遷。［4］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的不斷深入，片面強調經濟發展而忽視社會進步成了發展中國家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城鄉差距不斷拉大是單方面強調經濟發展所呈現出的后果之一，城鄉資源和機會配置不平等導致城鄉結構失衡。社會資源配置過度集中于城市(如城市化、工業化等)，農村社會成員獲取資源的機會大大降低(如受教育機會、就業機會、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獲取財富和收入的機會等)，必然導致城鄉差距過大，城鄉結構失衡。緬甸城鄉結構的失衡主要體現在特權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巨大差距，雖然有些方面有所改善，但總體而言，緬甸城鄉結構的轉型沒有擺脫獨立后逐漸建構的框架。

一、二戰后緬甸社會城鄉結構的變遷

從蒲干王朝到1885年以前的緬甸為緬王時期，政治制度表現為封建君主專制政體，社會結構表現為貴族與政權相結合的封建等級制度。國王是“大地之主”“全部水和陸地之主”“萬物的所有者，水和大地的主人”，該時期全國的土地均視為國王的財產，在土地王有的原則下，緬甸歷代國王又實行了一套土地分封制度，國王只是直轄部分地區，其余地區均以采邑的形式分封給王室其他成員、貴族、官吏或寺院。分封與行政區劃相結合，以“謬”為單位，一個“謬”包括一個中心城鎮及其所管轄的諸多鄉村。國王對廣大勞動者的統治主要有勞役和物租兩種表現形式，一類叫作“阿姆丹”(意為服役者)，一類叫作“阿臺”(意為普通農人)。緬甸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制度萌發并形成于殖民時期，殖民時期的緬甸政治體制經歷了三個階段，即以印治緬時期(1885～1922年)、二元政治階段(1922～1937年)、印緬分治階段(1937～1942年)，殖民者為滿足其統治需求，隨著政治制度的變遷改變了緬甸傳統的土地國有制度。緬甸社會城鄉結構的顯著變遷也是開始于近代殖民時期。人是社會的主體，是各種資源和機會的基本載體，城鄉結構的特征主要是由城鄉人口的比例確定的，而城鄉人口的比例，又為產業化的發展程度所制約。英殖民者為填補緬甸勞動力的不足，從印度移入大量勞工，導致緬甸城鄉結構發生變化，開始了緬甸的城市化進程。緬甸印度勞工的數量從19世紀末的數萬人增至1927年的400，000人，其中350，000人留在了上緬甸。

人口流動是城市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20世紀30年代每年有20～35萬人進出緬甸，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往返于大城市之間。同時出現了大批緬甸農民移居的現象。緬甸三角洲的開發在整個19世紀后半期吸引了來自干旱地區的大量人口，1901年下緬甸410萬人口中10%來自上緬甸，這成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區“緬人化”過程中的重要因素。隨著商業化步伐的加快和基礎設施的改善，也出現了周期性和短暫居住的人口遷移，如大量來自上緬甸呵叻高原的農民進入緬甸三角洲從事水稻收割。人口流動使英國人深感不安，用“都基”的當地世襲酋長來對農村居民強化管理，村社和農村成了受英國影響的經濟發展區，更為重要的是成了產品和原材料的產地。在西方生產和貿易制度的推動下，城市的商業和地域管理兩大職能在緬甸被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遠快于其周圍的農村地區，在1872年到1921年年人口增長率為3.5%，城市規模迅速擴大，然而城市的地域空間主要是被英國人占據，其功能只是將緬甸產品輸往世界市場和將西方產品輸入緬甸國內的通道，并未促進工業的發展且造成“首位城市”現象，成為獨立后緬甸城鄉結構發展的巨大隱患。

(一)吳努執政時期的緬甸社會城鄉結構(1948～1962年)吳努執政時期緬甸的城市化在東南亞地區處于較高水平，且城市人口增長較快，而影響緬甸城鄉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是產業結構(城市化)的相對優化和國內政治形勢。吳努執政伊始，緬甸經歷了社會結構的改造，表現為吳努政府在發展國家、集體所有制的同時，允許私有制的存在，大力發展農業，實行土地國有化政策。獨立之初，由于緬甸大部分財產由國外壟斷資本家所控制，緬甸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相關調整，土地國有化政策由于受到各種阻撓，于1959年宣布放棄。吳努試圖在綜合佛教和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佛教色彩濃厚的政治結構，但迫于各方挑戰最后失敗，實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是他對于國內政治形勢的無奈之舉。由于共產黨被宣布違法而轉入農村從事武裝斗爭和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使得該時期緬甸城鄉結構的變化深受國內戰爭的影響。獨立后緬甸的首個城市化高潮出現在1950年左右，由于國內戰亂，農民大批遷入城市，城市人口劇增，給城市的住房、就業、基礎設施造成很大壓力。1950年，緬甸的城市化率為16.2%，城市化水平在獨立之初為中南半島第二高的國家，僅次于泰國。據有關資料估計，1954年緬甸人口約為1900萬。以仰光為例，1958～1960年的看守政府在郊區建立了一批衛星城，以安置難民并減輕仰光的壓力。衛星城的建設，使仰光的城市不斷向東、南擴大。當然，吳努時期的經濟計劃比較注重結合實際，自獨立以來緬甸就已經為實現工業化進行了努力，1950年到1962年，緬甸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6%，部分工農產品恢復到戰前水平，工業化的發展也帶動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吳努執政時期的1950年到60年代初，緬甸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約3%，但城鄉體制導致城鄉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問題同樣突出。

(二)奈溫執政時期的緬甸社會城鄉結構(1962～1988年)城鄉體制的構建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奈溫執政時期緬甸城鄉結構呈現出緩慢發展的、固化的特征，固化主要體現在城鄉人口流動和社會經濟交流。1962年，奈溫發動軍事政變，軍人掌權，緬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即大幅調整經濟所有制結構、推行并實行農村合作化政策，取消市場作用，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這樣的城鄉體制，不但將已經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固化，且嚴格管制城鄉之間的社會經濟交流，將城鄉差別演變成社會地位的差別。奈溫時期緬甸實行農業集體化、資產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的發展促進工業化。奈溫時期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工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但過于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了緬甸的工業化成果有限。緬甸的城鄉結構在奈溫時代的1973～1983年呈現出，緬甸的城市化速度有下降的趨勢，直至1990年仍為24.8%，二十年增長了2個百分點。考慮到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城市的擴張、70年代中期緬共勢力減弱后的緬北大移民，總體而言緬甸在該段時期農村向城市人口的遷移幾乎是停滯的。從1950年到1970年緬甸的城市化水平從16.2%提高到22.8%，而1970年泰國的城市化水平僅為20.9%。［10］1983年人口統計結果顯示，全緬人口總數為35，313，905人，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23.95%，農村人口為76.05%，全國人口最多的三個城市人口數量為:仰光245.8712萬、曼德勒53.2895萬、毛淡棉21.9991萬。這一城鄉結構奠定了今日緬甸城鄉結構的基礎。80年代中期緬甸經濟迅速衰退，失業率迅速上升，城市和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均受到嚴重影響，80年代末，緬甸的人口死亡率仍在15‰左右。

(三)新軍人政府執政時期的緬甸社會城鄉結構(1988～2011年)1988年以后隨著緬甸政府的改革及民族和解的逐步展開，工業化和城市化逐漸加速，城鄉結構發生了現代轉型，城市化水平從1990年的24.8%增至2000年28%，2010年達到33.9%。1988年新軍人政府上臺后，放棄奈溫時期的計劃經濟制度，逐步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發揮市場作用。［12］(P199～200)實行鼓勵私人和外資發展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工業的政策，私營經濟、外向經濟發展起來，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城鄉結構轉型進入新的階段。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行帶動了城鄉結構的變動，打破了城鄉二元產權制度的束縛，1988年起緬甸對農業政策和分配逐步改革，1988～2003年，調整配給制度，減少配給受眾和糧食數量，農民積極性有所提高;2004年以后取消大米配給制度，農民的自主性進一步增強，糧食盈余逐漸增多。1988年開始進行國企改革，90年代開始，政府將一些國企租給外商經營或合作建立合資企業，1995年1月，緬甸成立私有化工作委員會和資產評估委員會，首批私有化的企業有30多家，截至2004年，緬甸共興建了18個工業區，吸納9191家企業，這些措施的實施增加了城市就業人口，降低了緬甸城市貧困人口率。2004年工業產值占GDP的10.5%，2005年工業產值為17.5%，2006年工業產值約占GDP的19%，直到2009年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43.2%，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20%。工業化的低水平成為限制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四)新民選政府執政時期的緬甸社會城鄉結構(2011年至今)2011年新民選政府上臺，加大民主改革力度，放寬了經濟政策。對緬甸社會城鄉結構的不合理性、不公正性問題，全社會有了廣泛的共識，緬甸政府重視民生問題。政府計劃在2015年將農村貧困人口比例從26%降至16%。根據2014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結果，當前緬甸總人口約為5140萬，產業的發展帶動了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步伐，農村人口仍然約占總人口的70%，但城鄉一體化是一個系統的過程，需要理性的反思，緬甸城鄉結構已經在向一體化這一方向行進。緬甸的城市化比之20世紀80年代提升了約6個百分點。但緬甸貧困人口基數大，工業化基礎薄弱與城市化的結構性錯位并沒有得到完全改觀。

摘要］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因而加強對城市人口的管理已經成為政府和社會必須予以重視的一個社會問題。現階段芙蓉區城郊結合部人口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人口總量逐年增加，流動人口數目激增，出生人口素質健康水平有待提高等。政府管理部門應該遵循城市人口的發展規律，重視其自身的組織，以達成服務自身、服務城市和服務社會的目的。

［關鍵詞］人口管理；社會保障；長沙；芙蓉區城郊結合部

隨著國家有關人口政策的調整以及構建和諧社會戰略目標的實施，城市人口問題已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各級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長沙芙蓉區城郊結合部毗鄰機場和星沙高新技術開發區，新形勢下如何加強人口管理，做好人口服務保護工作，提高城市運行管理與社會服務的能力與水平，確保長沙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健康發展，是擺在我們面前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1芙蓉區城郊結合部人口管理存在的問題

1．1人口總量逐年增加

根據有關調查結果，芙蓉區城郊結合部經濟總量每年15％的遞增速度將會吸引各類人才和外來勞動力流入，工業遷移人口和流動人口勢必繼續增長；同時，“十二五”時期，芙蓉區城郊結合部戶籍人口中進入生育旺盛期的人口增多，符合再生育條件人數也在增多，部分群眾生育意愿有所上升。這些因素的疊加，必將使城郊結合部人口總量增長呈現繼續上升趨勢，城郊結合部長期保持的低生育水平、低自然增長率和保持適度人口規模會隨之面臨嚴峻的挑戰，目標管理工作不僅沒有減輕壓力，相反卻愈加艱巨和復雜。

1．2流動人口數目激增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管理已經成為社會管理中亟需破解的一道難題。相對于工業化所取得的成就，我國城市化水平明顯偏低，目前只有36％，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尋求出路，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就成為現階段中國社會的必然選擇。長沙作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資源比較豐富的城市，以其優越的人文歷史環境、良好的就業條件和發展機遇，成為流動人口向往追求的重要目標。根據對芙蓉區城郊結合部流動人口的調查，安徽人專門賣肉，山東人分工賣蔬菜，河南人供應糧油，浙江人賣小商品，形成產、供、銷一條龍服務，解決了十多萬人的日常生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