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理論范文

[摘要]中國藝術考古學理論體系雖然已經初步構建起來，但對該學科的深入思考卻似乎剛剛開始。中國藝術考古學作為一門在藝術學科和考古學科之間成長起來的交叉學科，由于其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傾向于考古學，故其學科基點應該定位于考古學；“美術考古學”與“藝術考古學”這一對學科概念是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命名，藝術考古學是建立在藝術學科發展、美術考古學研究取得較大成果的基礎之上的；藝術考古學的發展前景則寄托于藝術院校和科研院所從事藝術發展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對藝術考古學理論建設的關注和高等院校對藝術考古學人才的培養。中國藝術考古學理論研究的前景輝煌。

[關鍵詞]中國藝術考古學；美術考古學；藝術學科；考古學科

中國藝術考古學名稱的提出，最早見于民國時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寫成的《中國藝術考古學之進展》一文，主要論述了西方藝術考古的傳入和中國學者在其影響下所主要從事的藝術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國藝術考古學之趨向。這是一篇繼往開來的具有學術前瞻性的論文，可惜由于時代的局限性而沒有得到重視。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過于強調人類社會中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考古學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對出土遺物的年代劃分和生產工具、技術的進步狀況方面，對反映古代人類意識形態的宗教、藝術、民俗等領域卻長期冷落、忽略。直到進入1980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西方較為成熟的新考古學理論和藝術學理論開始在中國傳播，藝術考古的實踐活動蓬勃發展起來，改變了在古代藝術研究領域單純由藝術史學者包辦的格局，考古學家、藝術史論研究者共同合作，積極參與對考古出土的彩陶、漢畫像石、壁畫、陶俑等藝術品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對藝術(美術)考古學的理論探討也開始出現。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在為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所寫的序言中，將“美術考古學”作為一門特殊考古學公之于眾。1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中出現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楊泓研究員撰寫的“美術考古學”條目，對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與美術史的關系等作了比較詳細的解釋。1995年由劉鳳君先生撰寫、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術考古學導論》，分成上下兩卷，上卷為理論和方法，“概括地講述了西方與中國美術考古學的發生與發展，以期從歷史發展中明確美術考古的對象、目的與任務，明確其性質乃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又同美術史有密切的關系”；下卷是分類研究，“對美術考古研究內容分門別類地進行論述”。2004年12月，由筆者撰寫、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藝術考古學初探》，則旨在總結前人的藝術(美術)考古學理論和實踐成果，最終完成對中國藝術考古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盡管中國藝術(美術)考古學的理論體系已具雛形，并日趨受到考古學和藝術史研究者的關注，但對藝術考古學的理論思考仍屬起步階段，特別是對藝術考古學的學科定位、“美術考古學”與“藝術考古學”這兩個基本學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藝術考古學的發展前景等方面，還有較大的探討空間。

一、對藝術考古學學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藝術考古學理論建構過程中，美術考古學最早是被考古學家從考古學學科發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學的。同時，“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美術考古學是從歷史科學的立場出發，把各種美術品作為實物標本，研究的目標在于復原古代的社會文化。這與美術史學者從作為意識形態的審美觀念出發以研究各種美術品相比，則有原則性的差別。這一認識是基于對考古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結論，具有時代的局限性。古代美術品作為人類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是古代人類精神文化創造的產物，長期被考古學家所忽視，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學研究初論》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國考古學的報告和簡報里，常常在介紹居住遺跡、墓葬之后，將遺物按照生產工具、生活用品、裝飾品幾乎固定化了的次序進行分類。這一分類的認識論基礎，是對政治經濟學中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以及構成生產力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產工具決定論的觀念，生產工具的研究價值，自然要在裝飾品之上”。因此，美術考古學只是被視為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終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學復原古代社會的歷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美術考古學條目的解釋中，盡管對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沒有異義，是以田野考古發掘和調查所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為研究對象，但研究目的已經拓展到“闡明美術的產生、發展過程”。這說明美術考古學已經突破了考古學理論的束縛，跨向了美術理論研究領域，美術考古學作為考古學與美術學兩大學科的交叉性學科開始初見端倪。

藝術考古學與藝術學科和考古學科相關，但是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卻不是簡單的相加。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換句話說，考古學田野調查和發掘得到的各種實物，是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它為研究古代人類社會歷史提供真實可信的研究對象。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豐富多樣的，既可以是與古代人類的生產生活有關的遺跡和遺物，也可以是與人類活動有關而能夠反映人類活動的自然物，如各種農作物、家畜及漁獵或采集所獲得的動植物遺存等。這些研究對象既是考古學研究古代人類社會歷史的對象，同時也能夠成為研究其它學科發展歷史的珍貴資料。因此，考古學的最大貢獻主要不是體現在理論指導方面，而更見長于通過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取科學的研究資料的重要性。任何學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學提供資料作支持。同樣，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間接地豐富了研究古代人類社會歷史的內容。因此，在考古學取得較大成就的基礎上，衍生出與各門類學科的交叉關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學和其它學科的發展，相反地更是拓寬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視野，從而促進學科建設的繁榮。

既然藝術考古學不是藝術學科和考古學的簡單相加，那么其學科定位究竟以哪一個為根基呢?任何學說之所以能成為科學，就是因為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簡單地說主要是古代藝術品。古代藝術品的來源無外乎兩大類，一類是歷代流傳下來的公私收藏藝術品；另一類是經過科學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得到的藝術品。傳世藝術品往往是中國古代藝術發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傳世藝術品卻存在著需要斷代和辨偽的缺陷，使研究資料的科學性大打折扣，盡管有不少古代傳世藝術品中的絕大多數也屬于出土遺物，但一旦離開了地層關系，必然帶來了斷代的困難和辨偽的必要，因此，傳世古代藝術品既然不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也就被排除在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之外。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由考古學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類精神文化成就的藝術遺跡和藝術遺物，作為溝通人類心靈、飽含審美和情感思想的獨創性的藝術產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內涵。對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為古代人類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瀾的重大作用。

一、國內地震考古學發展簡史

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之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地震考古組在京、津、唐地區開展了歷時三年的地震考古工作，并于1984年出版《北京地震考古》［4］一書。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7年對成都及周邊地區的古建筑進行了地震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5］。8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活動斷裂》［6］和《史前地震與第四紀地質文集》［7］兩種著作集中展示了此時期地震界所取得的成果，其中部分文章屬于地震考古學。1985年召開的全國歷史地震科研工作會議提出今后要開展地震考古的研究，對地震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起到了推動作用［8］。陳定國《地震考古研究》一文對地震考古的概念、目的、研究方法以及今后工作的展望進行了闡述，為建立地震考古學的學科理論框架做出了貢獻［9］。遺憾的是，八九十年代本是各學科的春天，中國考古學也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但地震考古工作并無明顯起色。直到本世紀初，才又出現了若干零星的論文，這主要源于在青海民和喇家遺址發現了距今約4000年前的史前地震和洪水雙重災害的現象。近年，沈小七、姚大全等人對江淮地區的地震歷史資料進行了分析整理，認為歷史記錄有較多遺漏，應該充分利用地震考古學手段進行古地震事件的識別，以延長地震預測預報地震事件的時序資料提供參考，同時對考古手段在目前古地震、歷史地震中的應用研究進行了分析和展望［10］。姚大全、朔知等人根據安徽考古現場的自然變形遺跡辨別出不少地震遺跡，這些發現對于揭示安徽地區新石器時期以來變形歷史和變形特征，客觀評價該區地殼穩定性，探索中東部地區構造活動習性信息提取及研究方法，具有指導性意義。［11］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地震考古學再次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地震發生后不久，四川、重慶的文物考古部門就趕赴災區，一方面查看文物災情，一方面也開展了地震遺跡方面的考察和記錄。2008年7月，安徽省文物局明確指出在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把地震考古資料的收集納入到文物普查的內容中，并與地震局聯合開展地震考古課題的研究。這是國內第一次明確指出地震考古資料應在文物普查中予以重視。相關的研究工作也逐步開展。陳劍結合龍門山一帶的史前遺址情況探討了史前時期龍門山地區地震的有關史實，并對開展該區域地震考古提出了一系列設想［12］。安徽省地震局和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對藍田新街仰韶遺址在搶救性發掘中揭露出疑似自然變形現象共同進行現場分析，認為該遺址存在史前地震遺跡，表現為文化層被錯動、砂土混雜掠裹和砂土液化，變形條帶呈現近南北向和東西向延伸。初步研究結果表明，研究部位在仰韶文化期后曾遭受地震變形作用［13］。從上面的回顧可以看出，我國實質性開展地震考古工作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即使從上世紀70年代成為一門學科算起也有了約40年歷史。在這幾十年中，雖然在個別時期、個別地區有一些地震考古實踐，但就總體而言，仍然顯得相當零星。

二、對地震考古學理論、方法的探索

在進行地震考古實踐的同時，國內一些學者對地震考古學的理論、方法進行了初步探討。齊書勤于1991年提出:“用田野考古的層位學和類型學方法對地震遺跡及其相關的遺址墓葬遺物資料等文化遺存，進行不同地區的分期研究，以建立適合不同區域進行歷史地震研究的地震考古學體系，為揭示現代構造運動與地震的關系尋求更多的歷史佐證和直接依據主要依靠考古與地震地質方法相結合的地震考古，目前應把重點放在有文獻資料可證的歷史地震的考古調查與研究方面。”［14］易學發、師亞芹用考古遺址文化層頂面的平均埋深速率對渭河斷陷進行了下沉速率分區，進而用文化層的埋深、厚度及其距現代地面的高度，定量地研究了渭河斷陷現代(距今3000－5000年)地殼垂直差異運動速率與地震活動的關系［15］。世紀之交，青海民和縣喇家災難遺址的發掘促進了我國地震考古學的發展。發掘者使用了磁探法對整個遺址進行了多年的探測，結合傳統考古勘探已基本摸清整個遺址堆積情況，同時獲得了較多的勘探經驗，是磁探法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一次較為成功的案例［16］。南京大學在該遺址取樣45個，對古地震噴沙磁化率異常現象和機制進行了初步探討，證實了喇家遺址先民曾遭遇地震的災難事實，同時獲得了一些重要數據，為以后開展同類研究積累了經驗［17］。另外，北京大學對遺址中噴砂痕跡和磁化情況進行了專題研究［18］。陳定國提出了歷史地震研究的六大方法:文字史料研究、文物器皿考古、文物結構物考古、文化層考古、地質地貌考究、地球物理考究，這六個方面要經常使用、結合使用，同時還要注意地表樹木是否垂直等現象。［19］其中大多數方法都適用于地震考古工作。總結起來，我國地震考古實踐中使用的方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1．通過古建筑進行歷史地震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開展最多。文物專家對山西南部古建筑的廣泛調查研究，通過大量實物資料的收集，準確考訂了歷史上山西趙城地震和臨汾地震兩次地震(1303年和1695年)的許多原記載不詳的問題，對震中位置和發生時間、余震情況、傷亡情況、破壞程度等，都有重要改定。專家們在分析山西應縣木塔的木結構后認為其具有我國古建筑梁架榫卯結構的抗震優點，表現了多方面的結構優勢。羅哲文對河北獨樂寺觀音閣建筑的抗震性能問題進行了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可見，我國歷代古建筑總結和利用了若干防御地震災害的措施，對抗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

2．通過石刻材料進行地震研究:從1978年至1980年12月，重慶市地震辦公室組成歷史考古人員對重慶及其鄰近地區進行了歷史地震考古調查，于1978年4月20日，在南川先鋒公社鳳咀江上的長安橋，發現記有1854年(清咸豐四年)地震后補修長安橋碑一通，這塊地震碑的發現，補充了原有歷史地震文獻資料及地方志資料的不足。同時又為地震烈度的區劃提供了新的資料，為進一步研究川東地區1854年的強震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是川東地區罕見的地震碑。［21］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根據保存的91通地震碑刻，編撰了《西昌地震碑林》一書，詳細而又多角度記載了西昌地區明代嘉靖十五年、清代雍正十年和道光三十年的三次大地震的發震時間、地點以及受災狀況，是綜合研究我國西南地區地震史、地質學和考古學的一批重要資料，具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的雙重價值。［22］

3．通過墓葬進行地震研究: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位于地震的易損部位，無論地形(孤立的人工土堆)、地層(位于中更新統卵石層上)、地下水(離地下水面不足l米)均構成不良場地因素。但出土的文物器皿和墓體結構均未經震動干擾，說明長沙市自西漢以來近2000年間未經歷過烈度達六度的地震破壞。［23］同樣，廣州南越王墓也說明廣州西漢以來未經歷七度以上地震的破壞。［24］林奇通過巴東縣的墓葬情況對歷史地震進行了研究。根據《續漢書•五行志》等文獻的記載，東漢永元十二年秭歸山發生過大規模的山崩，恰好巴東縣發掘了一座永元十二年的墓葬，通過該墓地墓葬保存現狀進行分析，永元十二年以前的漢墓有不同層次的損毀情況，之后就保存好得多。這個現象證明了文獻記載的山崩是由于地震引起的。［25］巴東與以前的四川三峽地區(今屬重慶)很近，四川當未能幸免。這個材料可以補《四川地震資料匯編》之缺，亦可修正三峽地區大型山崩沒有地震原因的看法。［26］

金石學、考古學、文化遺產三個概念似乎非常相似，但是三者著本質上的區別。金石學是一門以研究整理未經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古代銅器與碑刻的學問，盡管其研究的門類到明清之時已經非常廣泛，遠遠超出了銅器與碑刻，涉及到封泥、竹簡、磚瓦等器物，研究門類已經基本上擴展到了早期考古學涉及的大部分研究內容，并且其研究方法與思路也有了新的提高，對于器物研究的鑒別更加精細。但是其研究的來源依然是“未經科學的考古發掘”的器物，其研究的方法是文字考證，研究的對象是古代的器物與文字，研究的主要群體是士大夫階層。當然早期的考古學與金石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這一點不管是在學術爭論還是在田野發掘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體現。在安陽的發掘中，李濟將滿滿的發掘品拉回北京的時候，清華研究院為此舉行了歡迎會。但是，大家只是關注到了一個被切割的蠶繭，而對于發掘出來的彩陶，李濟沒有展示，大家也沒有圍觀。同時在發掘初期，作為發掘組成員的董作賓只關注探方里有沒有甲骨出土，并且認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得到少量甲骨，可謂不值。這些都顯示出在考古學興起之初，學人在學科認知上的差異。同時，也表現出考古學與金石學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但是隨著一批擁有海外學習經歷的年輕學者的不斷加入，形成了一批學有所長的職業考古人，考古學也逐漸在中國成長，形成了一個擁有獨立的研究方法和體例的學科。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主要通過科學的手段研究古代人類的物質文化遺存。這些物質遺存是經過考古工作者科學發掘過的文化遺跡和遺物。在考古學中，對待所有的文化遺存應具有平等性與客觀性的原則，而不會對器物有無文字而產生偏見。對此北京大學金石學大家馬衡在思考學科發展時也有所覺察，并提出了“有意識之作品”的觀點。這可能是他極力倡導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考古學就是要解決器物背后的人與社會的問題，通過古代的器物來研究古代社會歷史，通過器物在歷史環境下的情景來復原古代社會，器物只是研究的一個媒介，重要的是其背后歷史中的人與古代社會。考古學在西方被認為是人類學學科，而在我國則被劃歸歷史學，這一學科的限定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和學術要求有一定的關系。當然這一學科不斷的發展，也在不斷的突破原有的一些限定，也不斷的出現一些新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

隨著國際化進一步深入，“文化遺產”這一概念日益流行，它比考古學或者文物學具有更為廣泛的內涵與外延，正如《考古學：關鍵概念》所定義，遺產無所不包，從景觀到收藏，建筑與制度，傳統、巨石陣、法國奶酪等，這些都可以被認為是遺產。文化遺產具有比考古學和文物學更為廣泛的領域，涉及了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個方面。盡管目前大家在認識上大多將文化遺產等同于文物，有意無意的忽略非物質文化的存在。但是，文化遺產作為一個學科概念，不僅是學科內涵與外延的變化，最主要的是學科性質和研究方法以及視角的變化。遺產原本就是一個社會與法律意味很強的詞匯，這一概念已經遠遠超出了考古學研究視角，從歷史社會的角度漸漸向當代價值與社會的角度轉移。正如《考古學：關鍵概念》所言：遺產是表現在古代遺存上的當代價值。古代遺存的價值存在于它對人們認識當代價值和身份認同的貢獻上。

任何一個學科都在一定階段不斷發展或者分化，正如戴維克拉克所言，“考古學失去了的純潔性(幼稚性)”。所謂學科純潔性的喪失，也是學科不斷發展和研究方法變化而造成的結果，同時也是社會與科學共同作用下的結果。金石學、考古學、文化遺產看似三個簡單的概念。卻代表了三次學科研究視角的轉化，金石學以古代青銅與碑刻為研究對象，盡管門類后來擴展，但是其研究的視角是古代器物和古代的文字，總是逃不出一個“古物”或者“古董”的器物研究范疇。考古學不但關注器物，同時更加關注與器物同時存在的環境，并且給予同一環境中所有客觀存在一個平等性的地位。而關注這些環境中“物”的目的是為了其背后的“古代社會與人”。文化遺產則更進一步，其關注的不僅僅是客觀的物，也包括了精神，同時，不僅包括古代的，甚至包括現代的，將研究的視角從古代轉到現代。因此也就對學科的研究與發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文化遺產的傳承與闡釋，人與遺產的關系等等一系列問題。所以，金石學到考古學完成了“古代的物”到“古代的人與社會”的轉變，考古學到文化遺產則完成了“古代”視角到“當代”視角的轉化。

當然，這一視角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學科自我完善與修正、人文文化自覺等有著很大的關系。首先，社會的變革與國際交流的相互影響，會為一個學科帶來或多或少的新氣息，從而促使學科發生變化。在20世紀初期，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斷傳播，民族自覺和民族振興思潮的興起，通過科學救國的觀念逐漸改變青年知識分子。在這種背景下，考古學便在中國開花結果。而文化遺產則是隨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簽訂而在中國興起。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考古學所研究的文化遺存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因此，社會對于學科的要求也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其次，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為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術保障，同時也促使交叉學科的發展與變遷。考古學的產生就與科技發展密不可分，它源于地質學與生物學的發展，并借助于地層學和類型學理論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而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考古學的門類不斷擴大，動物考古、科技考古等交叉學科的興起都與新科技密不可分。因為在科技的輔助下，考古學可以延伸到一個以前從未達到的層次，不再是通過過去的角度來研究歷史與社會，而是通過科技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寬度和深度。

再次，學科的發展都有一個自我調整與完善的過程。任何一個學科都有一個萌發、發展、鼎盛的過程。當然，正如早期的“金石學”歷經千年的發展，在明清已經非常成熟，學科原本的研究思路與方法已經非常完善。但是恰在這一時期，大家對于考古學的認知，是希望通過這一學科找出地下的“二十四史”來。而“文化遺產”這一名詞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其與學科的調整與完整也具有不可分割的作用。隨著學科的發展，研究領域的日益擴展，現在考古學研究的領域已經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定義，這也是所謂考古學學科純潔性喪失的表現。其喪失的原因，是學科的發展，邊緣學科不斷衍生，也是學科不斷的自我調整。最后，文化自覺對于學科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考古學不管是作為哪一個學科的分支，與其他人文或者社會學科相比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為它所研究的對象具有文化性、客觀性，研究的方法與科學技術又密切相關，同時研究的內容與文化、民族、社會密不可分。隨著社會和科技的日益發展，物質生活日益提高，人類就會對所處的社會環境提出更高的文化要求，人們對同生的文化也產生更多的反思、要求，在這種文化自覺的要求下，學科的發展就會受到多方面的影響，不管是社會、公眾還是研究者。此時學科的變遷就開始了，這一點不僅體現在19世紀考古學的興起，也表現在當今社會中的文化遺產概念的產生。

作者：劉文科 單位：河南省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農業起源是一種漫長的演化過程；農業起源的發展階段；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起源中心區之一對農業起源考古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1）通過流動來保證資源供應；（2）通過分裂來緩解人口資源的壓力；（3）領土占有意識較弱；（4）強化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中石器時代，先人們在石器的制造、捕獵能力等方面的技術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隨著獵物的不斷減少，人口的不斷增加，獵肉儲存困難以及季節變化等因素，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只能靠野生植物沖饑，生存環境十分惡劣。久而久之，先人們就漸漸的嘗試保護、種植可食植物，來彌補肉食之不足。然而開啟了農作物種植之先河，這是一個比狩獵更艱辛、更漫長的過程。因此，中石器時代的“廣譜革命”是因生態環境和資源變化的影響，食物資源的絕滅、消失和遷徙迫使人類探尋新的生存資源、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最早從理論高度闡釋農業起源的蘇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分辨出8個農業起源的中心，它們是：中國（136種植物）、印度（117種植物）、近東（83種植物）、委內瑞拉高地（49種植物）、安第斯山（46種植物）和蘇丹—阿比西亞（38種植物），等。具體材料詳見：

論文關鍵詞：農業起源考古

論文摘要：中國農業的起源是一種漫長的演化過程。先人們在自然環境和人口壓力的條件下，采取半定居、定居的群聚方式，模仿動物的覓食習性，通過長期對植物的研究、篩選，開始了由利用經濟向農業生產經濟的轉變，發明了農業。農業的發明促進了社會結構向高層次的演進。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能夠繁衍生存，得益于農業的發明。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考古學研究的進展使農業起源研究成為高層次理論探討的一個熱門課題。考古學、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許多學者參與其中，通過孢粉學、糞化石、民族植物學、植物硅酸體分析、人骨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對了解我們的先人吃什么以及農業如何起源問題帶來了希望。

一、農業起源是一種漫長的演化過程。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這片莽莽大地是塊肥沃的田園。這里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千萬年的故鄉。眾所周知，早在四五十萬年前，在北京周口店一帶就已經發現了猿人，叫“中國猿人”或“北京人”或“中國猿人北京種”。從古猿人到廣東曲江縣的“馬壩人”（介乎于猿與智人間的過渡人類），再到內蒙古的黃河套地帶的“河套人”（智人）及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真人），他們已經懂得制造和使用石器。他們用制造的石刀石錘，來與野獸像鹿、豹、熊、虎、土狼、野豬等搏斗，獵取食物。為了避免風雨等自然現象和野獸的侵害，群居于洞穴。古史稱“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整個舊石器時代的經濟是簡單的狩獵采集經濟，其特點是：（1）通過流動來保證資源供應；（2）通過分裂來緩解人口資源的壓力；（3）領土占有意識較弱；（4）強化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中石器時代，先人們在石器的制造、捕獵能力等方面的技術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隨著獵物的不斷減少，人口的不斷增加，獵肉儲存困難以及季節變化等因素，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只能靠野生植物沖饑，生存環境十分惡劣。久而久之，先人們就漸漸的嘗試保護、種植可食植物，來彌補肉食之不足。然而開啟了農作物種植之先河，這是一個比狩獵更艱辛、更漫長的過程。因此，中石器時代的“廣譜革命”是因生態環境和資源變化的影響，食物資源的絕滅、消失和遷徙迫使人類探尋新的生存資源。廣譜經濟的特點是：

（1）通過強化采集來保證食物供應；（2）增加勞力投入；（3）強化領土意識；（4）減少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人類借鑒動物覓食的習性和規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過嚴密組織、強化勞力投入、利用各種技術來開拓、利用和儲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時代是利用經濟向農業生產經濟轉變時期，是農業的發軔。究其原因，正如美國考古學家博賽洛普《農業發展的條件》（1965年出版）和美國考古學家科恩《史前期的糧食危機》（1977年出版）的論點：農業起源是對資源短缺和人口壓力的一種反應。

二、農業起源的發展階段。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經過人工篩選后成為栽培植物，該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變化不大。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成為先人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進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農業的興起。

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起源中心區之一。最早從理論高度闡釋農業起源的蘇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分辨出8個農業起源的中心，它們是：中國（136種植物）、印度（117種植物）、近東（83種植物）、委內瑞拉高地（49種植物）、安第斯山（46種植物）和蘇丹—阿比西亞（38種植物）。中國的農業起源，一是以種植黍和粟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二是以種植稻谷為代表的南方稻作農業起源。考古工作者通過碳十三與氮十五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選法等，對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和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研究結果證實，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過對內蒙赤峰西遼河上游地區興隆溝遺址的研究，目前學術界認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鋪地黍或野糜子，這四種植物都是現今常見的田間野草。興隆溝遺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總之，農業起源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影響是使人口大規模的集聚，利用群體的智慧和力量來改造自然，促進社會結構向高層次演進。

埃及是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國家之一，其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代。公元前332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征服埃及，結束了埃及歷史上近3000年的所謂“法老時代”。由于希臘文化的滲入，有關古代埃及的知識逐漸湮滅。只是在19世紀20年代埃及學誕生之后，古代埃及輝煌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才重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埃及學開創初期的情況如何?埃及學是怎樣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這些新問題是埃及學史探究的重要內容。為了加強我國埃及學的建設和發展，有必要對上述新問題進行探索。

一

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1790—1832年)對羅塞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釋讀成功，標志著埃及學這門新興學科的誕生。[1](P11)作為一門探究古代埃及歷史和文化的綜合性學科，埃及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們的濃厚喜好，大批歐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寶庫，千方百計地去挖掘和搜集。當時由于科學的埃及考古學尚未確立，埃及政府也沒有頒布相應的法令將自己國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護之下，致使祖先的遺產遭到無情的破壞，尼羅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場所。

歐洲人最初在埃及的發掘十分野蠻、粗暴，往往比公開的掠奪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隨意販賣，流失國外。例如，一個名叫德羅韋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擔任過法國駐埃及領事，利用其領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販賣大批珍貴文物，先后三次以高價分別賣給了意大利、法國和德國。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來構成了都靈博物館、盧浮宮博物館和柏林博物館陳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歐洲國家駐埃及的外交官中，披著領事外衣從事盜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國駐埃及總領事薩爾特(1780—1827年)，同樣熱衷于此事。從1816年起，薩爾特雇用意大利人貝爾佐尼(1778—1823年)為他搜集、發掘古物。貝爾佐尼在埃及發掘的手段實在野蠻，竟使用攻城槌開路，闖入各埃及古墓，并說他“每邁出一步，都踩碎一個木乃伊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數千年的古物，頃刻之間就被輕率地毀壞了。尤為不幸的是，有許多古物無可拯救地毀滅了。貝爾佐尼在埃及的發掘，實際上就是明目張膽的盜墓行徑。

但以德國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為首的一批嚴厲的埃及學家，他們的目的是將考古作為了解古代埃及歷史的手段，而不是為了盡快弄到值錢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贊助，率領普魯士考察團赴埃及、努比亞調查各種古跡，發掘埃及古王國時期(包括第3—6王朝，約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頂斜坡墓130座之多，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學家們所忽略的古跡。列普修斯最先測量過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廟浮雕和銘文拓本，并獲得古埃及紙草紙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現于1849—1859年間問世的12卷本《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古物志》。[3](P10)這是最早介紹埃及古跡的詳實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價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館埃及館館長。他對埃及學的另一大貢獻是，根據公元前3世紀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體系，將古代埃及的歷史劃分為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大時期，這一分期法至今仍為埃及學界所使用。

19世紀上半葉，歐洲學者探究埃及學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記錄并臨摹銘刻、浮雕和繪畫，其中聞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國的列普修斯外，還有一位英國學者威爾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爾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發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處重要遺址都留下了這位臨摹專家的足跡。威爾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風俗習慣》，這是他費時12年撰述的一部權威性埃及學著作，于1837—1841年間相繼出版。這部著作附有文獻復本和出色的插圖，內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藝術、宗教等方面，描寫了法老時代埃及農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間生活為主題的著作。威爾金森對英國早期埃及學的貢獻甚大，被譽為英國埃及學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學開創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國學者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馬里埃特任職于盧浮宮博物館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紀時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慘遭劫掠，感到這樣任意掠奪會使許多珍貴文物遭到不可彌補的損失，決心盡快采取保護辦法，改變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丟置于腦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機會，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四周發現埋在沙中的獅身人面像，便立即招來工人進行發掘。兩年后出土了141座獅身人面像列隊的大道和薩拉匹斯神廟，廟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銘文，因而具有編年史價值。這一重大的發現，從此改變了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運，使他由一個以前默默無聞的普通博物館館員一躍而成為享譽國際的學者，從此他和埃及考古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埃及發掘4年后，馬里埃特回國就任盧浮宮博物館館長。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請，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長。任職期間，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護條令，制止隨意發掘、搜集和販賣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對埃及境內古墓和寺廟的大規模掠奪，使亂盜亂販文物之風得以控制。1863年，奧斯曼帝國駐埃及總督接受了馬里埃特的建議，在開羅四周的布拉格建立了近東地區的第一所國家博物館，成為今天埃及開羅博物館的前身，這是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學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開羅博物館，擁有10萬件以上的藏品，為世界之冠，馬里埃特的貢獻，功不可沒。1881年，馬里埃特在開羅病逝，葬于開羅博物館門前的花園中，這位杰出的法國埃及學家從此就長眠在他為之獻身的埃及國土上。

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發掘工作達30年之久，發掘了30多處重要的大型遺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為埃及考古學的創始人。但他決不是完善得無可厚非。他一生主持過規模浩大的發掘工程，卻未能及時整理、發表他的大部分發掘成果，這一缺憾便由他的繼任者馬斯伯樂(1846—1916年)補償。1869年，馬斯伯樂在巴黎高等探究院講授埃及語，1874年受聘為法蘭西學院埃及學教授，后率領法國官方考察團赴埃及，該團后來成為法國東方考古學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馬里埃特擔任埃及文物局局長，繼續組織考古發掘、文物管理、探究工作。在此5年期間，馬斯伯樂調查了薩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發現古王國時期的宗教經文，1894年用《薩卡拉金字塔銘文》一名發表。1881年因懷疑王陵被盜而捕捉一盜墓賊，并椐其供詞而發現戴爾·巴哈里四周懸崖上隱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圖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殮于鐫刻文字的石棺內，其中裝飾品和隨葬品亦極豐富。馬斯伯樂對這些出土物品的探究成果，1889年發表于所著《戴爾·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書中。[4](P279)1886—1889年，馬斯伯樂回到巴黎，重返大學講授埃及學。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發掘工作，并開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個博物館內的大量古物，這些古物后來成為開羅博物館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東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紀所能看到的一切資料，第一次將古代埃及的歷史納入古典東方歷史發展的廣闊范圍之中。他具體地探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語言和藝術，確定了古埃及宗教和藝術發展的主要階段。馬斯伯樂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間，進一步規范了考古發掘工作，繼續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動，他當之無愧地繼續了馬里埃特所開創的埃及考古事業。

作者：劉承軍賀輝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系

作為河南人的董作賓利用自己作為“本省人”的私人關系，往謁省府委員張鈁、查良釗，說明安陽掘殷墟的重要性，取得張、查兩委員的支持。另一方面進行了正式的官方交涉，“以大學院、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公文投遞于省府”，請求省政府提供協助與保護。河南省政府并不希望中央插手地方事務，接到公函后“意甚躊躇”。最終張鈁、查良釗兩委員在省府委員會上陳說殷墟發掘的重要性，省政府通過殷墟發掘議案。省政府發出告示通知安陽民眾，并派省府科員張錫晉、教育廳秘書郭寶鈞前往協助。安陽縣長陳信全力支持，對史語所請求的張貼告示，派士兵保護發掘，派政府人員協助籌備工作等要求一一照辦。史語所公私兩方面的交涉，得到從省府到縣長等地方官員的支持，史語所考古組順利進駐河南。萬事俱備之后，董作賓主持了第一次發掘，時間從1928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工作地點在小屯村，分為三區：一區在村東北洹濱，二區在村北，三區在村中，總共開坑40個，獲字甲555片、字骨229片，共計784片，另外有陶骨蚌石多種。此次殷墟發掘收獲頗豐。

1928年12月，李濟擔任考古組負責人，主持殷墟發掘工作。1929年3月7日，其主持的第二次發掘工作開始，工作人員對村南、村中、村北的麥地和棉田三個地點進行了調查。這次共發掘窖穴13處之多，發掘出大量獸骨、銅器、陶器還有豐富其他遺物，發掘出有字甲骨685片。李濟除要求工作人員科學、系統記錄每一出土文物的準確時間、地址以及地層和周圍堆積物情形，還要求發掘人記錄發掘中發生的情形和個人仔細觀察到的情況。與第一次發掘相比，這次發掘在技術上更為成熟，在發掘成果上更加顯著。第二次發掘于5月10日倉促結束，馮玉祥因軍隊編遣問題與南京政府決裂，蔣馮戰爭爆發，地處要沖的安陽土匪并起，安陽縣長逃跑，駐軍不知去向，洹上村危在旦夕。因戰爭影響，董、李只得將發掘物之一部分裝箱運往北平，他們沒有想到此舉導致河南地方勢力的嚴重不滿。地方利益的代表河南圖書館館長兼博物館館長何日章出于保護地方文化和利益的考慮，反對史語所的繼續發掘。《河南教育時報》將史語所把古物裝箱運往北平的行為稱作“中研院不顧信義，違反協定”。中央學術機構與地方矛盾公開化。

二早在第一次發掘前，史語所在與省府討論發掘事項時，因對發掘的前景并不十分清楚，雙方沒有涉及如何處理文物的權責關系問題。第一次發掘后，發掘團收獲頗豐，文物的歸屬、處置權等問題開始出現。何日章開始提醒省府：“殷禮為中國之國粹而安陽地中所存之龜骨等物，實為河南地方文明之表率，盡移植于他方則不可，為此呈請凡經公眾發掘之物，盡可供海內人士之研究而原物仍留存開封。”省府于是致函中研院，要求要把發掘的龜骨等物保留在開封，但中研院回復“本院特派員在各地發掘古物，將來如何陳列，亦僅限于首都及本地博物館。……貴省政府所請以掘出古物留存開封古物陳列所一節，自可酌量辦理。”中研院并沒有給出處置文物的明確辦法，這顯然使地方人士不能滿意。在第二次發掘后，史語所將兩次發掘的珍品運往北平導致地方人士的不滿公開，何日章反對史語所繼續發掘，并呈請省府向中研院交涉，“何日章呈請自動發掘安陽龜骨等器物，謝絕他方開掘，函請查照發還龜骨勿再派員前來發掘”。最終何日章獲得省府與教育廳支持，以河南博物館的名義成立了發掘隊伍，在殷墟自行發掘。何還呈請省府命令安陽縣政府文告，禁止史語所人員的發掘，導致史語所第三次殷墟發掘工作中途停止。雙方為爭取輿論支持還打起了筆墨官司，傅斯年否認糾紛是中央與地方之爭，更非中研院與河南學術團體之爭，“乃何氏蓄志以河南境內古物為其勢力范圍，中央研究院無論如何遷就，彼必破壞以逞其私也”；中研院提出：“甲骨雖然出自河南，但還是屬于國家。”何日章出于保護地方利益與文化的目的，認為史語所“將兩次掘得古物徑運北平，事前既不通知參加（省方）委員，事后亦不報告省政府”違反協定，“因復擬具計劃，組織委員會從事（發掘）工作”。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考古學剛剛起步，對考古發掘中存在文物發掘、研究等的權責問題，政府尚無專門法律作出詳細、明確的規定。而據國民政府內政部已頒布的《名勝古跡古物保存條例》第四條第五項規定，“其它金石、陶器、雕刻等各類古物，應調查收集，就地籌設陳列所，或就公共場所附入陳列”，發掘甲骨等古物留在河南是可以成立的。省府和教育廳也正是據此命何日章帶隊發掘，何日章領導的博物館發掘人員也是有章可循，只是他們的發掘技術、方法肯定落后于史語所。

雙方矛盾進一步升級，李濟、董作賓只得返回北平與傅斯年商議。傅斯年不得不趕往南京，呈請國民政府命令省政府繼續保護史語所的發掘工作，并停止何日章發掘。但蔣馮大戰在即，馮控制下的地方政府更不會尊奉中央的命令。官方溝通不暢，傅斯年只得求助政府上層如張繼等利用私人關系尋求解決的辦法。經多方疏通，史語所于11月15日重新開工，而博物院人員亦重行開工，彼此相持不下，使得發掘工作難以正常進行。面對如此棘手問題，傅斯年只得親赴開封協商解決此事，最終中研院與省政府達成諒解，雙方簽訂了《解決安陽殷墟發掘辦法》。辦法規定：“為謀中央學術機關和地方政府合作起見，河南教育廳遴選學者一至二人參加中央研究院安陽殷墟發掘團；發掘工作及所獲古物，均由安陽殷墟發掘團繕具清冊，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廳存查；安陽發掘團為研究便利起見，可以將出土古物移運適當地點，但須函知河南教育廳備查；殷墟出土物除重復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結后，暫在開封陳列以便地方人士參觀；俟全部發掘完竣研究結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會商分配陳列辦法等。”

這份合作協議詳細列舉了中央與地方合作方式、具體內容，初次涉及文物的發掘、處置權。傅保留了史語所對文物的研究權，其他均是照顧到地方利益。此協議的簽訂開創了中央學術機構與地方合作的先例，為以后史語所與山東、河南的合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然而，此時與中央對立的省政府并沒有支持協議的執行，傅離開封后，地方勢力反對聲音又起，何日章散發油印的小冊子，呼吁保護地方文化，反對史語所的繼續發掘，得到地方輿論的支持。何再次組織發掘，“自（1930年）二月十七日起，在彰日用工人七八十人”。傅斯年呈請國民政府命令當地政府與史語所安陽發掘團繼續發掘合作，政府文官處電令地方政府恢復史語所的發掘工作，停止何日章發掘。因為大戰在即，與中央對峙的省政府支持地方與中央學術機構的對抗，致使發掘工作陷于停頓，到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中央政府失去對河南的控制。“河南忽然成為內戰的中心地點，殷墟發掘因此中斷”，史語所與省政府簽訂的合作協議無法履行。

三史語所殷墟發掘不單純是一個考古的學術問題，還涉及地方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政治上，民國以來軍閥混戰，地方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的。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學術機構很難在地方開展活動。社會上，地方勢力出于保護地方文化和利益而反對中央學術機構的發掘，雙方在文物的發掘、研究和歸屬權上存在矛盾。法律上，政府對上述矛盾更無專門法律規定，中央與地方學術機構之間存在權責不明、溝通不暢等問題，導致彼此經常發生糾紛。觀念上，當時考古人員被看做挖人祖先墳墓、盜賣古董的。在普通民眾意識里，更多看到的是文物的經濟價值，地方上的勢力、古董商的勢力都會阻撓考古發掘的進行。史語所必須克服以上困難才能順利進行以后的發掘。中原大戰以中央政府取得勝利而結束，政府完全控制了河南，組建了以劉峙為主席、完全聽命于中央的省政府。這時的省政府主動表示愿意協助史語所殷墟發掘工作，史語所重新發掘殷墟的政治條件具備。政治條件雖已解決，但中央與地方學術機構之間還是經常產生的糾紛，柳詒徵感嘆，“今日關于文化事業之爭執多也”，他認為只有通過“決定政治系統”，明確各機構權責才能避免無謂的爭執。傅斯年贊同柳的見解，認為：“果中華民國有古物保管發掘法，如一切文化國家所當有者，則敝所在安陽之工作自可省去若干枝節。”于是，傅斯年、李濟等學人積極呼吁政府制定文物保護法規，以規范田野發掘和文物的保存。為了推動古物保護法的制定，李濟曾說：“我們當中許多人積極活動，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個古物保護法，包括遺址和有歷史價值的遺跡以及國家珍品出口規章和管理科學發掘的條例。”

李濟所言不虛，作為政府文物管理機構的古物保管委員會在制定文物保護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委員會中幾乎所有委員乃史語所及與史語所關系密切的學人。在包括史語所在內的眾多文物專家的推動下，中央政府于1930年6月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共14條，對文物的范圍、所有權、歸屬權、發掘權、研究權等作出詳細規定。古物法規定，所有文物無論“埋藏地下及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歸屬于國有”。文物范圍“與考古學、歷史學、古生物學及其他文化有關之一切古物而言”。針對中央與地方學術機構發掘權限不明的特點，古物法明確規定“采掘古物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轄之學術機構為之”。學術機構的研究“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核準，于一定期內負責保存，以供學術上之研究”。機構發掘“應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審核轉請教育、內政兩部會同發給采掘執照，無前項執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盜論”。另外，根據古物法還成立專門的保護機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1年7月，為了便于貫徹實施古物法的規定，行政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施行細則》。后因考古存在亂挖私掘等現象，為了規范發掘的行為，委員會頒布了《采掘古物規則》，實行采掘古物許可證制度。上述法規的頒布，為文物的系統保護與科學發掘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有利于田野考古工作規范、科學的實施。考古工作外部環境雖已解決，但田野發掘中還面臨許多實際的困難，比如考古發掘中怎樣才能兼顧地方文化和保護利益，讓地方人士參與、支持文化學術事業。傅斯年認識到，“此項考古工作，體大思博，地方政府之贊助，殊地學者之分研，實為成功之必要條件”。李濟也說：“在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這一時期，我們所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說服地方學術界與中央合作。”

摘要：文物實際上是古代文明發展的物質象征要素，也是一種精神體現。實現對考古發掘現場文物的優質保護，對中華文明和傳統文化繼承發揚來說都是十分關鍵和重要的。當前考古現場文物發掘保護工作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文章從實際角度出發，對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和意義進行詳細分析和闡述。

關鍵詞：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重要性；意義；分析

漫漫歷史長河中，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多種文化，而文物最能代表古代文化信息，文物具備著相對較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及藝術價值。文物長期深埋地下，本體材質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環境的影響，氧化變質情況屢見不鮮。如果文物材料受到環境影響而遭受損害，那么文物本身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就會消失殆盡，所以我們需要對文物進行優質的保護。傳統文物保護工作一般情況下是在考古后期進行的，以實驗室操作為主。當前對出土發掘現場文物保護工作始終不夠重視，出土文物從現場再到實驗室之中，在時間和距離的影響下，往往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間隔，在此階段內，文物的保存環境會發生些許變化，文物形態和文物顏色等也會隨之出現變化，所以分析文物損害誘因及制訂針對性的保護方案顯得尤為關鍵。

1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與科學意義分析

我們應該了解到，文物保護工作一定要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這和考古科學之間的關系尤為密切，文物一經出土便要立刻實施科學保護。由于文物考古發掘的過程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物品取放過程，從實際角度來說，它是文物保護的過程。我們要知道，出土文物科技保護技術主要是借助自然理論及科學理論等，對文物損害機理予以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礎上擁有充裕的理論支撐，然后憑借不同類型的技術和方法，揭示和維護出土文物本來樣態，最大限度延長文物壽命。核心內涵囊括了考古發掘現場文物搶救內容和實驗室出土文物修復保護內容等，特別是前者，我們更應該高度重視。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是考古實踐、文物保護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借助當下先進技術，使用現代化科學儀器和設備等，對考古發掘現場損壞情況嚴重的文物進行高效搶救和優化處理，與此同時，篩選必要保護方案，降低文物損害概率，為后續實驗室內文物修復工作和文物科技保護工作有序進行夯實根基。從現在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現狀來分析，除了重大考古現場具備臨時修復人員看護外，很多區域的發掘現場主要是臨時工負責文物挖掘和文物清理。這些人員專業知識水平不達標，很多深具價值的信息在此時極易遭受破壞，很多關鍵點被疏忽。因為這些人員的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技能和應急事件處理能力不足，實踐操作環節很可能產生人為損壞文物現象，所以為了改變往日弊病，考古發掘現場必須要有專職文物保護人員在場，然后和普通工作者相互配合，全面、認真地進行文物清理相關工作。假設遇到文物損傷的狀況，便可對文物進行緊急搶救，適時化學封護。這樣才能保障文物免受破壞。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的科學意義在于，文物發掘現場必須要有專業科技保護人員，其工作形式并不是簡單的配合考古專家進行表面的物理處理和化學處理，尤其是文物保護工作人員始終參與整個發掘過程，可以及時進行出土文物保護，旨在配合現場文物搶救工作，從根本上有效保護剛剛出土的文物。雖然現場保護措施大多具有臨時性特點，但是卻處理了現場文物保護的問題，這樣一來，從發掘現場轉至實驗室的時間內所出現的文物損害現象便會大大減少，可降低文物病害率。與此同時，保護人員對現場條件和文物保護情況進行詳細調查與樣本選取，掌握第一手資料和信息的同時，為后續文物病害腐蝕機理分析工作以及文物修復工作提供保障。文物科技保護工作環節中，現場搶救首當其沖，它是現場預防性文物保護的重點與先決條件之一，旨在將文物實體、人文信息內容及古跡等有效保存，文物現場搶救成功與否直接影響日后實驗室對文物的保護處理成效。核心任務在于保留文物資料完整性、保護文物安全性，在不影響實驗室保護和進行考古發掘的基礎上，讓所出土文物在運送時間內得到妥善保管。基礎性保護原則就是最小干預、最優處理、原狀維持。

2考古發掘現場文物損傷成因分析

首先是光對文物造成的影響。光對出土文物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紫外線和可見光對文物的損害可謂十分嚴重。紫外線引起的光化學反應中，光輻射是重點，這是因為光輻射波長相對較短且能力巨大。經過數次調查和分析發現，大氣環境下光照強度與紫外線對文物造成的影響不相上下。其次是溫濕度對文物造成的影響。剛剛出土的文物對周圍環境變化十分敏感，一般來說，相對濕度變化便會讓文物立刻出現結構變化，即收縮效應。例如，剛出土漆木器表面微裂縫隙較多，加之保存環境相對濕度不穩定，極易造成漆皮起翹情況等，木質胎體會出現開裂情況，有的時候漆皮和胎體兩者之間相互剝離，會造成可溶鹽潮解與結晶，纖維分子結構斷裂，后果不堪設想。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出土文物保存環境的溫度變高，木質木質會由于失水多出現收縮與干裂的情況，嚴重情況下還會使彩繪不斷脫落。另外，高溫高濕環境下細菌和微生物泛濫，微生物會將細胞壁侵蝕，木質文物降解和變色情況時有發生。最后是蟲害對文物造成的影響。文物害蟲的出現對紙張文物、漆木器文物及紡織品文物等會造成嚴重影響，文物保護工作和文物保養工作舉步維艱。病蟲害防治問題始終都是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工作的重點。因為蟲害及其造成的危害不易被發現，所以也會使工作人員有所疏忽。文物中含有有機成分，這給害蟲提供了生長環境，所以病蟲害是威脅出土文物完整性的一大因素。

3發掘現場文物損傷問題的針對性處理方案分析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人類文明起源時代的5000年歷史長河，可以說先后經歷三次大的波瀾，大體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質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總體標志國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論”的觀點，理論淵源是摩爾根的“野蠻時代三段論”，非凡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論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論”；在綜合這兩個思想源頭基礎上，我們認真汲取了20世紀世界考古學、中國考古學的最新成果，試圖做出“文明起源過程三階段”的理論創新。

摩爾根《古代社會》中的“野蠻時代三段論”，大體上相當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論”。他采用三分法，來看待整個人類歷史，提出整個世界歷史的三個階段：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

在這個“大三段論”中包括兩個“小三段論”。比較低級的原始社會是蒙昧時代，又包括三個階段：原始人類產生的初級階段——開始學會人工取火的中級階段——使用弓箭進行狩獵活動的高級階段。這個時代，相當于人類歷史早期階段，通稱舊石器時代，幾乎占據了人類歷史長河絕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萬年前。

比較高級的原始社會是野蠻時代，距今一萬年到五千年間，前后是大約五千年時間。這個時代也分為三個階段，先后有五大創新：制陶術的發明導致野蠻時代初級階段開始——野蠻時代中級階段有三大發明，畜養動物、澆灌農業、房屋建筑——野蠻時代高級階段以冶鐵技術的發明創造為標志。

這里講的野蠻時代三階段，大體相當于文明起源三階段。現代考古發現基本上肯定了摩爾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新問題。一個非凡重要的核心新問題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