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理論范文

摘要：

當代中國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開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門專業課，但是當代大學生對這兩門專業課的認知程度不足，不能夠從正確的角度認識兩者的關系。本文主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聯系角度來進行分析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共同來源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二者從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是兩者理論的基礎，兩者之間的聯系是十分緊密的。筆者認為，當代大學生應該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持有正確的態度，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

關鍵詞：

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一、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馬克思指出：“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廉•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由于要服務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能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從質上進行分析，所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但是又區別于重商經濟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但是勞動價值論并不是完全科學的。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歷史來看，古典政治經濟學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賦稅論》最早提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根本命題。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威廉•配第曾說：“還不確定而概括地談到商品的價值是由等量勞動來計量的。”“勞動種類的差別在這里是毫無意義的——一切只取決于勞動時間。”但是威廉•配第沒有區別好商品的價值和價格，也沒有將勞動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僅僅認為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但是他沒有區別個別勞動時間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繼承和發展了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經濟學成為獨立科學的體系建立起來。亞當•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特征，他提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他還認為商品價值有工資、地租、利潤三種收入共同決定和調節的，現在的學者將這個理論稱為“收入決定價值理論”。在亞當•斯密之后，大為•李嘉圖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勞動價值論形成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正如馬克思寫到：“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時間，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勞動決定價值，使得以后的理論帶有非科學性，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科學性但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科學部分也有不科學的部分。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共同的來源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源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創新性理論成果。改革開放以來，面對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國際大背景以及我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開展實踐探索的同時，也從未停止過理論上的探索和創新，在科學回應當今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歷史性課題的基礎上，逐步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開啟。1982年，黨的十二大作出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決策。此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初步探索出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新模式。這些重大思想理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初步形成。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后，以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一系列探索。黨的十六大后，以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從理論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開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階段。面對新形勢新機遇新挑戰，以習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經濟新常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等一系列新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內容上更加豐富和完善了。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命題，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中央首次明確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命名改革開放以來黨在經濟領域所取得的重大理論成果，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理論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核心內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涵蓋了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等諸多層面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思想，具體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其一，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強調黨的一切方針和政策必須從基本國情出發，決不能脫離現實，超越階段。其二，關于社會主義本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強調“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其三，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應公平競爭、共同發展。其四，關于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實現“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強調不斷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完善各種福利政策，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其五，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其六，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強有力的政府調控有機結合”，強調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一定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其七，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強調在發展實踐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確保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其八，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積極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不斷提升中國對外開放的能力和水平。

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創新性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具有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相一致的部分，也有其突出的中國特色和鮮明的中國色彩。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基本方法的堅持和繼承，二者在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等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第一，二者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都始終將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關重要的首位；第二，二者的研究對象是一致的，都是在一定生產力水平基礎上研究和揭示特定歷史條件下生產關系發展變革的規律；第三，二者的基本任務是一致的，都是要揭示社會經濟發展和運行的規律；第四，二者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都堅持從客觀的經濟事實出發，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第五，二者的基本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立足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致力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著重探索和揭示中國特定國情條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運行的特點和規律，其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同時，又有所創新和發展：一是在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側重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重在揭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問題。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從當代中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經濟事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重點研究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本質，著力探索和揭示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規律。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突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國情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關系的特殊本質。二是在理論觀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基本觀點的基礎上，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規律，以及對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重要意義的新觀點、新思想，講了一些傳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講過的“新話”，如在所有制結構上，強調“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上，強調“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經濟運行上，強調“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強有力的政府調控相結合”；在對外開放上，強調“把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同獨立自主相結合”；等等。這些全新的經濟發展思想和理念，體現了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發展的要求，賦予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豐富的科學內涵，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更加充實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和方法，又結合時代主題和要求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完善和創新，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創造性應用和創新性發展。

法律經濟學從萌芽、初創、產生到發展,歷經兩個多世紀的演化,其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及實務界中影響深遠。但,國外學者至今仍未對“法律經濟學”這一概念達共識。由于法律經濟學涉足經濟學與法學兩大領域且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對法律經濟學擁有不同的學術世界觀,加上,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和研究范圍在不斷地發展,“法律經濟學”也因此被冠以不同的稱謂、被賦予豐富的內涵。就名稱而言,Lawand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EconomicApproachtoLaw、Eco-nomicsofLaw、JurisprudenceofEconomicAnalysis等都被不同的學者所采用。其中,LawandEco-nomics(法律經濟學)和EconomicAnalysisofLaw(法律的經濟分析)是最普遍的名稱,并廣泛運用于各種英文文獻中。這里,以“法律經濟學”一詞統稱上述不同英文稱呼,即廣義的法律經濟學。雖然大多數學者對這些名稱不加以區分,但不同學者從不同的分析視角、不同的分析方法賦予了法律經濟學不同的內涵。比如,《新帕爾格雷夫法經濟學大辭典》中就分別從經濟學、法律、批判法學、哲學、女性主義等視角探討法律經濟學。按照分析方法的不同,法律經濟學又可劃分為芝加哥學派、耶魯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馬克思法學理論;有學者將法律經濟學劃分為實證學派(PositiveSchool)、規范學派(NormativeSchool)和功能學派(FunctionalSchool);也有學者從學思想出發,把法律經濟學區分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左派共產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以及古典自由主義六個學派①。一般而言,國外經濟學界趨向于將法律經濟學謂之“法律的經濟分析”或“法和經濟學”,認為法律經濟學是歸屬于制度經濟學的一種經濟學與法學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學科理論。國外法學界也將法律經濟學謂之“法律的經濟分析”或“經濟分析法學”,認為法律經濟學是歸屬于法理學范疇的一種經濟學與法學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學科理論②。我國學界在引入國外法律經濟學概念時,也沒有擺脫國外學者的影響。特別是在法律經濟學究竟是一種方法還是學科理論,究竟是一種法學方法或學科理論,還是一種經濟學方法或學科理論,至今仍無定論。茲就主要觀點及理由,評述如下:

一、作為研究方法的法律經濟學:法律的經濟分析

從方法論角度定義法律經濟學,法律經濟學是法學和經濟學的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法律經濟學的發展史也印證了法律經濟學是研究方法創新的結果。法律經濟學思想的萌芽就產生于早期法學家、經濟學家將經濟學分析方法運用于法律、制度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法律經濟學被認定為獨立的研究領域之前,法律經濟學一直以研究方法的形式存在。顯然,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強調經濟學是方法,法律是研究對象。由于法律經濟學發端于借用經濟學的工具和理論,而經濟學的核心是研究方法,因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也在于方法。學科理論的革命首要起因于方法論的革命,加之方法的革命對學科理論的創新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③。因此,作為研究方法的法律經濟學,引入傳統經濟學研究和傳統法學研中,將有利推進經濟學和法學的理論創新。“法律的經濟分析和其他經濟學的應用之所以能在法學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其中一個原因,在于經濟學為這些原來并不存在在先理論或可比性分析的領域提供了一種系統的觀察現象的方法”。無論將法律經濟學視為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將法律經濟學作為法哲學的一種流派,經濟學方法論乃其精髓所在。雖然從提升法律經濟學的地位的角度,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者更愿意將其謂之邊緣學科,一些學者甚至寄希望于通過法律經濟的學科建設,重構法學理論和實踐體系。但是,從初創階段的中國法律經濟學發展的實際出發,首先應該強調法律經濟學的方法論意義。其原因在于法律經濟學起源于國外,加之法律經濟學的學術資源主要來自于國外,特別是作為傳統研究方法之補充方法的法律經濟學,其引入傳統經濟學和傳統法學招致的學術障礙,較之作為交叉學科的法律經濟學引入傳統經濟學和傳統法學招致的學術障礙,前者顯然優于后者。因此,方法論意義上法律濟學,是一種流行的法律經濟學觀點,也是

“EconomicAnalysisofLaw”(法律的經濟分析)這一稱謂被普遍認可的因由。進一步分析,法律經濟學的方法論發揮著獨特的導向功能,既為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前進的方向,又培育著法學學科各個學派理論之間的觀點及差異,可參看羅賓·保羅·這種劃分表明,麥樂怡更多的從法哲學視野看待法律經濟學。其劃分基本能在法哲學思想上找到對應的流派。比如新馬克思主義法律經濟學與以哈伯馬斯、阿爾塞都、普蘭查斯等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法學,自由主義法律經濟學與以哈耶克、諾錫克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法學。著名經濟學家,作為法律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的諾斯教授認為,法律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主要是微觀經濟學及其福利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新興經濟學學科。而著名法學家、法律經濟學集大成的波斯納教授認為,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的法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見理查德.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四版)(上),中譯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三版序言、P25。波斯納在《法理學問題》一書中,以單獨一章的篇幅從法理學角度介紹并分析了法律的經濟學方法。見波斯納:《法理學問題(TheProblemofJurisprudence)》,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P444-492。顯然,在法律經濟學的集大成者波斯納眼中,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乃經濟學與法學的邊緣學科,它既是非市場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也是法學前沿理論的一個組成。科學界里不乏因方法論的革新而導致理論、科學飛速發展的例子。例如,在自然科學界,由于17世紀前半葉伽利略創建了實驗和數學相結合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論的創新成為近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動力,至今仍為推動現代自然科學向前不斷發展的動力。它不僅產生了伽利略的運動學、牛頓的力學、拉瓦錫的氧化燃燒學說、法拉第的電磁理論等物理科學學科,而且產生了生理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心理學等生命科學學科。在經濟學界,由于歇爾將數學邊界分析引入經濟學分析,開創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并促使數學與經濟學的聯姻。這一方法論的創新,產生了計量經濟學、數量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等經濟學分支,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和新理論的萌生、成長和結果。因為一種重要理論具有明顯的缺陷或不足,也常常來自其方法論的先天不足或缺陷。特別是,“如果一個學派統一于研究方法而不是實質性的原理,那么它的壽命將會更長。方法論并不局限于實質性的問題,因而學派的成員能夠更容易地適應新問題和新挑戰”[1]。不難看出,對于所有關注法律經濟學深刻理論意義并試圖將國外法律經濟理論借鑒于我國理論與實踐的人們來說,準確把握法律經濟學方法論極為重要。有關法律經濟學方法的論述,容后詳述。這里強調的是,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其核心不是分析對象的法律,而在于分析方法的經濟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突出方法論意義的法律經濟學,謂之“法律的經濟分析”。誠然,法律經濟學方法為相關的經濟學與法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思路,但它無意也不可能以此方法否定或取代傳統經濟學和法學的方法。因此,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因其“低調”而受到了傳統經濟學和法學研究的歡迎,并從法學方法論意義上將法律經濟學理論作為法理學的范疇,給予其一席地位,并將其謂之經濟分析法學,以區別于經濟學研究范疇上的法律經濟分析。

二、作為學科理論的法律經濟學:法和經濟學

作為學科理論的法律經濟學,正是經濟學方法不斷被用于分析法律問題的結果,法律經濟學也因經濟學與法學兩個學科的不斷交流而被最終確認為獨立的學科①。我們不難看到,更多的法律經濟學學者愿意從學科角度將法律經濟學定位為一門法學與經濟學的邊緣學科,即認為法律經濟學是用經濟學闡述法律問題的學科,是把經濟學作為分析工具、把法律作為研究對象的交叉學科②。換言之,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主要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及未來發展的一門法學和經濟學整合的邊緣學科。法律經濟學這一邊緣學科的發展是理論發展、實踐需求的必然。1·法學與經濟學的聯盟極大地推動了各自的理論發展,并加深了對這兩個學科的理解。法律經濟學成為過去50年里法理論的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其打破了傳統法學對自足性的迷戀,推動了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結合,如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史學、哲學等,法學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法律經濟學的產生激發了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范疇的擴張,推進制度、非市場現象的經濟學研究。2·現代學技術發展的規律表明,“邊緣學科”是完成科研創新項目和培養科研創新人才的必備學科條件。所謂“邊緣學科”,是指在兩種以上不同領域的知識體系的基礎上、采取“跨學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發展起來的綜合性科學門類。法律經濟學是將分屬于傳統法學和經濟學領域的知識納入統一的理論框架之內的邊緣學科新現象,從而形成了現代經濟學和法學發展的一個“前沿部門”(therontiersofscience)。加之邊緣學科在科研創新、創新人才培養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代社會中許多重大的經濟和法律問題具有綜合性,要求眾多的經濟學和法學用各自的理論、思維、觀念、技術和方法協同合作方能解決。3·從前面的論述可知(法律經濟學在我國部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法治建設等實踐需求呼喚法律經濟學交叉學科的發展,借此為與法律相關的社會實踐提供理論指導的同時培養滿足社會需求的法學復合型人才。

三、作為經濟學范疇的法律經濟學:法經濟學

我們注意到,法律經濟學作為制度經濟學的MercuroandMedema在《法律經濟學:從波斯納到后現代主義》一書中就指出法律經濟學正是從經濟學、法學的小小分支發展為從學科意義上影響經濟學、法學自身發展的學術革新。見Mercuro,

摘要：經濟學研究的范式——比較靜態分析，是一種技術，通過這一技術，理論可以被考察研究，以確定理論的可駁斥假說，它是對經濟學理論進行檢驗的一種符合邏輯（通常用數學技術）的仿真。具體講，比較靜態分析是通過邏輯（或數學）運算，模擬理論的可駁斥命題即檢驗條件是什么，從而為理論的驗證提供方法。用比較靜態分析對陜西省“一線兩帶”發展戰略的分析顯示，此戰略成立的必要條件之一是：隨著戰略的實施即政府投資對極化地區的投入，其產出增加應該比其它地區產出增加大，否則這一戰略就不成立。也就是說，如果陜北或陜南經濟發展更快，集中投資于西安等中心城市，并不是更好的戰略。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比較靜態分析，一線兩帶，

（一）引言：經濟學與科學研究框架

經濟學的定義，在諸多經濟學理論教科書中，多有陳述。經濟學從其研究對象來說，屬于社會科學。在諸多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又如何同其他社會科學區分？這就要從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說起。

經濟學是不是科學？是科學，就要有其科學性的研究框架(scientificmethod)。物理學是科學無人異議，為什么？因為有其科學性的研究框架。以物理科學為例，科學性的研究框架由三部分構成，首先是對要研究的現象的觀察，得到研究對象的信息或數據。比如牛頓觀察到蘋果掉到地上而不是其他方向。第二是通過對現象的觀察，產生普遍性的假設，并根據此假設推導演繹出理論。比如牛頓假設物體有吸引力，并且吸引力的大小與物體的質量成正比，于其間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萬有引力定律。第三是對理論按嚴格邏輯所推演的或暗示的結論，通過具體的某一現象進行檢驗驗證，事實與理論推演的結果一致，理論保留，并等待被進一步檢驗，否則，假設就是錯的，當然由此假設推演的理論也就不成立。比如由萬有引力定律所推演的太陽系的行星，其質量等等，都不駁斥其理論，理論被保留。

作為一個理論——科學框架的一部分，它要解釋或預測一系列現實世界的各種客觀存在，他的結構應包含三個部分：

1．主張或公理（assertions,orpostulates）。可表示為集合A={A1,…,An}，如萬有引力定律理論的物體之間有引力，引力的大小與質量成正比等等，經濟學理論中的消費者選擇遵行效用最大化原則等，他們都涉及到理論構造中的研究對象的普遍性行為，具有不可觀測性。

2．假設或實驗條件（assumptions,ortestconditions）。可表示為C={C1,…,Cn}，在這一假設下，主張或公理要被檢驗。假設(assumption)與公理(postulate)不同，假設或實驗條件由可觀察到的現象構成，而公理是關于抽象事物的廣義陳述，不具體指某事物，具有難以觀測性。假設連接了理論構造與現實世界，它必須是現實的。一般形式為：如果…（可觀察到的行為，現實世界會發生的事件）……

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同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一起構成了嚴密而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包含了十分豐富的有關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內容，在揭示經濟規律、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推進當代中國改革開放中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我們不斷深入學習和研究，并且運用這些基本原理和方法解決實際中的問題。

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弄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于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十分重要。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即物質利益關系。這種關系貫穿于社會生產的全過程，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中所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它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人們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并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來實現自己。比如，誰占有生產資料，誰在生產中就處于支配地位，同時占有勞動產品。

和生產關系緊密相連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生產力。生產力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進行生產時所形成的物質力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那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呢？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當一種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時就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始終。所以，對經濟規律的研究同樣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就是從改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入手的，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調整，適合了我國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改革從理論上說符合了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正確把握的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就是這一規律的體現。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是對商品經濟一般規律的論述，在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商品二因素理論。商品作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種屬性。使用價值是商品用來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屬性，是一個永恒的范疇。社會物質財富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為社會、為他人的；商品使用價值一定是通過交換才能獲得。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是個歷史范疇，價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勞動比較關系。對于商品生產者來說他關心的是商品價值，對于消費者來說他關心的是使用價值。生產者之所以也關心商品使用價值是因為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勞動二重性是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在一定具體形式下進行的勞動叫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拋開勞動的具體形式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叫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形成商品價值。抽象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是生產商品的社會勞動所特有的。勞動二重性決定了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理論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并論證的，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商品價值量理論。商品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叫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個別價值。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形成的比列關系不同對商品生產者影響不同，只有當個別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商品生產者才處于有利地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簡單勞動為基礎，復雜勞動等于多倍的簡單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而變化，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與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所以在現實生產中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千方百計地提高自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使得自己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商品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從中獲得價值差額。無論是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還是在現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下都是如此。

價值規律理論。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是，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在商品交換中，商品的價格除了受商品價值決定之外，還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商品的供求關系。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到價值以上；反之，供過于求時，其價格就會降到價值以下。商品價格總是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就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價值規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發地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分配，起到資源配置的作用；其次，價值規律自發地刺激商品生產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三，價值規律促使商品生產者兩極分化。當然，價值規律對經濟的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特點，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為了克服價值規律對經濟生活調節的這種消極作用，所以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都缺少不了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現代經濟的調節機制是價值規律調節機制和宏觀調控機制的結合。

關于城鄉二元結構轉換內在機制的理論

無論是馬克思古典經濟學理論，還是以“劉-拉-費”模型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均揭示了結構轉換過程中農業人口轉向工業部門的必然性，也肯定了由鄉-城的人口流動對現代化進程的積極作用，都認為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城鄉二元結構將最終趨向城鄉融合或趨于一元結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廢除私有制，城鄉對立的階級基礎也就隨之消失，鼓勵走工農業結合、鄉村城市化的道路。劉易斯模型假設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動力（邊際生產力為零甚至為負數），城市不存在失業，認為收入差異、資本積累、無障礙轉移推動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城市完全吸收，農業部門工資和工業部門工資趨于一致，“二元經濟”逐步向“一元經濟”過渡，其強調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忽略了農業發展。

1961年費景漢(JohnC.H.Fei)和拉尼斯(G.Ranis)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補充和修正，認為農業總產出會因為勞動力的流出而減少，出現糧食危機，制約工業發展，必須提高農業生產率，強調平衡增長路徑，但仍沒有考慮城市失業。喬根森模型后來引入了農業技術這一因素。托達羅模式(MichaclP．Todro，1970)則考慮了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大量的失業，一方面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失業人口增加，進而工業部門收入下降；另一方面農業人口大量流出使農業勞動力減少，農業總產出下降，農產品價格上升從而使農業部門收入上升，最終城鄉收入差距消失，人口流動停止。

該模型強調應放慢人口流動速度來減輕城市的失業壓力，也強調了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是解決城市失業和農村發展滯后的根本途徑。二元結構轉換的內在機制理論對我國的重要啟示是：工業化是城市化、現代化進程重要方面，二元性是發展中必然存在的現象，它會隨著生產的發展，差距的消失，實現傳統與現代并存的二元社會向現代一元社會的轉變。所以經濟發展的關鍵是發展城市和工業。

關于城鄉二元結構轉型制度條件的理論

無論是在西方發展經濟學亦或是新古典經濟學傳統下，經濟分析的基礎一直將“制度”因素排斥在外。但對于我國而言，諸如明晰的產權、統一的市場體系、資源的市場配置等等這些假定并不可能完全被滿足。正因為此，新制度經濟學越來越受到重視。根據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不同的制度結構會產生不同的績效，而城鄉二元結構的實質，就是城鄉之間經濟運行績效的差異，因此城鄉二元結構必然伴隨著二元的制度結構，而產權制度、要素流動制度則是影響二元結構轉型的主要制度因素。產權制度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居于核心地位，諾斯（DouglassC.North，1990）、塞茨（Demsetz，1967）認為產權明晰界定是減少外部性、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要前提，產權制度會通過影響經濟運行績效而作用于城鄉二元結構轉型進程。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明晰的產權、完善產權保護體系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也是推動二元結構轉型的重要因素。同時，城鄉二元結構轉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要素的積累和流動過程。在發展經濟學二元結構理論分析中，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要素可以在市場機制調節下自由流動，而忽視了要素流動過程中的制度約束，也正是二元結構理論在我國應用中的局限性，我國二元結構轉化過程中的要素流動分析必須要考慮制度因素，尤其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就業、土地制度對人口、勞動力、土地等要素自由流動的阻礙。

國外經濟轉型理論對我國的啟示

（一）二元社會向一元社會轉型是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必然結果

如果社會存在各種交換是合理的，則交換的基礎就是物品和數量，而這時就產生數量化的經濟學，如果交換進一步要求公平的，則這時就產生要求公平的政治學理論。

政治學是從交換公平發展而來，但要求交換公平還不能形成政治或暴力行為，因為還存在一種協商下的交換公平，于是經濟學的研究極限只在協商下的交換公平，在協商不能解決時則就是政治或暴力行為來解決。交由政治學來最后解決。

以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問題，到現在看到它確實不一定需要政治或暴力行為來才能解決，而是協商下也能順利解決的。

現在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簡單化，把他看成是經濟問題時，發現他通過協商行為來解決就不算得難。那時大概就是機器生產出來的物品，窮人無能力購買，顯然資本家認為不值得白送給工人，如果白送，那資本家投入的成本誰來支付，資本家的再下一步發展資金從什么得到，這就是經濟學數量化的開始，也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萌芽之時。

當資本主義社會從這個方面去考慮，并解決了經濟危機問題之后，社會主義國家就罵資本主義國家是為資本家服務的，不是為無產階級和窮人服務的，確實這個解決的方案是從資本家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甚至說保護現在已存在的生產能力，并在這種生產能力中，資本家再如何使其得到發展資金，是首先從這幾個方面考慮來得到的解決方案，這是從經濟發展的方面去考慮，似乎很難照顧到公平，也即是在這么多工農業產品時，為什么不能照顧窮人。窮人在馬克思理論指導下也問，為什么這樣的生產能力下為什么我們還衣食不保。

于是資本家想尋找出路，工人也想尋找出路，國家政府也想尋找出路，三者的共同協商中看到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解決的方案是既要讓資本家有資金再運轉和發展，也要讓窮人能維持生存，就通過政府做中間人來裁判，政府行為進入經濟就開始了，羅斯福就讓宏觀經濟學理論開始了運用，而凱恩斯就說，既然社會這么容易生產這么多的產品，如果這些產品用貨幣來表示，則貨幣也應很容易得到，就增加貨幣吧，使人們容易得到錢，通過政府把錢埋到地下，讓窮人挖出來去買那些產品。使社會上得到錢和得到產品的容易程度相當，這樣，人們既容易得到錢，而后也就容易得到產品。而資本家也容易能將產品買了出去，并且得到了生產發展的資金，一切問題就解決了，這種做法是強調一定要通過交換來得到別人的物品，使這成為經濟學的一種基礎信條，而這種強調交換解決問題的方式也叫做市場經濟，因其交換的地方叫市場罷了，西方經濟學的信條就認淮市場能自行解決公平原理來發展經濟學，在市場中討價還價和斤兩算清中總會有公平，至于市場行為擴展到什么地方和部門，則討價還價和斤兩算清就到什么地方。但政府想想恐怕有些人還是找不到埋錢之處時如何解決生活，于是政府從這方面去考慮時，使福利救濟又成為政府的責任，因為工人和資本家相信得過你，把貨幣發行權交付于你，是因為政府能解決我們的問題，而我們有問題時就通過三方共同協商來解決。政府在這里是調解人，亞當.斯密和弟子叫政府做"守夜人"。

為什么有槍有炮的政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卻成為別人的“守夜人”，在經濟學中只因為政府的所花的錢是社會公民供給的，公民給與政府的錢，有時候公民會問一問這些錢已經如何用了，當政府意識到這一點上時，政府的權力和角色就不再凌駕于公民之上。

公民又不得不同意政府的存在，因為公民和社會存在一些事情有時需要政府倡導的解決方式去解決，諸如對法律的倡導，使公民在法律下讓可能不公平的交換變得公開，在公開中使人們得到經驗和知識來共同遵守一些公共規則，在對公共規則的遵守中使不公平的事情發展到不至于政治和暴力化，讓人們能較穩定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