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教育范文

1均衡配置教育資源，確保教育過程公平

目前，農民工子女的就讀學校主要有兩種：農民工子弟學校和城市公立學校。對于在城市公立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而言，他們接受的課程和教學都是與當地學生一致的；而對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的學生而言，他們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質量相對城市公立學稍有不足。此外，在教學組織上，部分學校也存在著差別對待的現象，如“分班”、“分座”、“分教師”等做法。這些做法容易使農民工子女產生排斥和隔離心理，阻礙了其融入城市教育的步伐，更容易產生情感隔閡。政府作為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人，不僅要給予農民工子弟學校必要的財政支持，更重要的是給予均衡的教師隊伍配置，保證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學安全和教學質量。

學校作為義務教育的主要承擔人，可以為農民工子女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例如，設立農民工子女獎助金制度，每年給予一定額度的學雜費減免等。筆者所在的學校，針對一部分農民工子女在家庭教育監護方面存在缺失，一些孩子不按時完成家庭作業的現象，就特別建立了“農民工子女之家”，不僅有專職輪崗教師指導孩子們的學習，更為他們提供文藝課程教育，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學校環境。這種方式在實踐操作中廣受好評。教師作為義務教育的主要執行人，為農民工子女提供直接幫扶。教師應在課堂上鼓勵他們積極思考問題、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及時為他們釋疑解難，以達到感染、培養的教育目的；課后對各班學生實行“包保制度”，建立成長檔案，將學生完成學業、社會實踐、遵守紀律的情況填寫到“學生成長卡”，每周交由學生帶給家長，及時讓家長了解情況，也便于教師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補償活動。

2制定補償政策，維護教育結果公平

教育結果公平是教育質量優劣的集中體現，取決于政府無差別地配置教育資源和教師對受教育者的無差別教育。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談及教育結果公平時指出：“為了實現教育結果的真正公平，社會必須更多地關注那些天賦不足和社會身份較低的人們”。因此，在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時，還應充分發揮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能動性。在我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階段，政府已制定和實施了多項政策，如2003年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規定由農民工流入地政府負責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不斷規范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收費標準。此《意見》給農民工子女流入地政府提供義務教育給予政策引導，但部分地區也存在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的嫌疑，在地方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無差別地接納農民工子女，這無疑需要政府更多的補償政策來實現。

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無差別教育的實施，首先需要提升教師隊伍的素質，教育主管部門在選聘時要嚴格把關，全面推進教師的聘任和考核淘汰制，激發教師工作熱情和積極性；其次，不斷鼓勵教師深入農村偏遠地區任教，拓寬農村教師來源渠道，不斷縮小農村與城市教育質量差異。

3結束語

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涉及諸多方面，解決路徑不僅依賴于政府給予政策指引，還需合理協調學校、家庭和教師三者關系，同時還要增強農民工子女自身的獨立自主意識，從心理上克服負面情緒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農民工子女享受教育活動中的公平權利，促進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摘要:農民工是城市建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農民工教育培訓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問題。本文就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必要性，教育培訓存在的問題，教育培訓存在問題的根源以及教育培訓應采取的對策，對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檔案建設與管理的意義，應做好那些方面的工作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檔案建設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農村勞動力相對富余，而城市就業的機會越來越多，就業的形式越來越多樣化，于是許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尋找新的就業機會，由此形成了城市建設中一個新的從業群體－－城市農民工。城市農民工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和中堅力量，他們為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就下發了《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與服務工作的通知》;2012年12月，黨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中，有這樣表述:“進城就業的農民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里已明確地把農民工納入工人階級范疇，使農民工的地位在理論和實踐上得到確認。由于時代的發展和城市建設的需要，用工部門和用人單位對農民工本身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而就農民工本身而言，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很多人缺乏一技之長，因此對城市農民工進行教育培訓非常必要。為了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順利、高效進行，進行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檔案建設也十分必要。

1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存在的問題

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城市農民工自身對教育培訓認識不足。受文化水平和成長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許多農民工對教育培訓認識不足，思想上不夠重視，跟不上時代的節拍。農民工不能對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就業形勢做出科學的分析，無法對自身的職業與發展做出合理的規劃。他們甚至對自己所從事工作，要培訓什么，要做什么，都很茫然，“跟”著別人走，常常是先做了再說，或者是邊做邊學，認為培不培訓也無所謂。(2)用人單位對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重視不夠。筆者曾經多次走訪農民工朋友，詢問他們的一些情況，其中關于用工單位是否對他們進行過教育培訓，是否進行過安全保護等等方面的培訓，回答是否定的。對城市農民工進行教育培訓，是用人部門(或用人單位)的義務和職責。我們知道，不管是事業單位還是企業單位，不管是公務員還是下崗職工，在就業前，都必須參加與自己相關工作的培訓，比如高校新招聘的專職教師、兼職輔導員以及管理人員，在上崗前都必須接受學校為他們舉行的上崗前的培訓;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對新進人員同樣也要進行業務知識、營銷知識等方面的教育培訓學習。而出于多種原因，對城市農民工進行教育培訓則是個“被遺忘的角落”。(3)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機構不健全。據筆者平常的觀察和了解，社會上的各種培訓機構名目繁多，如公務員考試培訓機構、計算機應用考試培訓機構以及企業“老板”培訓機構等等，但很少看到有“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機構”這樣的字樣和實體。多數企業有人力資源培訓部，但人力資源部也未將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納入進來。對農民工進行教育培訓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需要有制度方面約束，使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做到制度化、法制化，做到按制度辦事，按程序辦事，從“量”到“質”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突現。首要就是確定好教育培訓機構。教育培訓機構對城市農民工的教育培訓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對農民工教育培訓做出好的規劃，采取有效的培訓措施，提高農民工對教育培訓的認識，保障教育培訓的效果，達到教育培訓的目的。

2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問題存在的根源

城市農民工倍受國家、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目前，我國對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存在較多問題，具體分析起來，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資金投入不到位。《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規定，用人單位要開展農民工培訓，所需經費從職工培訓經費中列支。職工培訓經費按職工工資總額1．5%比例提取，計入成本在稅前列支。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用人單位或機構沒有具體實施。農民工自身對參加教育培訓大多數是愿意的，但當涉及到費用等具體的問題，讓農民工感到很矛盾，他們就退縮了。“培訓經費對農民工說，是一個很實際的困難”。他們在外打拼的勞動報酬，要負責贍養老人、要培育子女，還有自己的生活開支等等。因此，政府應在農民工教育培訓問題上，“以人為本”，把培訓費用直接撥給培訓的部門或承擔培訓的單位，這樣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經費問題。(2)對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缺乏科學的整體規劃。由于對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認識的不到位，自然也談不上對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有什么科學的規劃。雖然有的部門或用工單位給農民工進行了培訓，也談不上有什么很好的計劃和科學的安排，往往是培訓內容缺乏針對性，培訓形式單一，培訓安排隨意性大，把對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看成是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缺乏科學的規劃，主動的意愿和精細的安排。

3城市農民工教育培訓對策

一、農民工教育培訓:內源和外生的需求

1.低素質農村富余勞力的“無限供給”與相對高素質民工的需求增長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我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全國目前有4.8億農村勞動力,其中富余勞動力有1.5億。隨著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以及耕地的減少,預計全國每年將新增勞動力600多萬,而農業本身和農村都無法消化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因此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供給幾乎是“無限”的。農民收入水平低下將嚴重延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而要增加農民的收入,關鍵是要解決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除了通過農業內部產業結構調整來增加農民就業機會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增加就業途徑和擴大就業范圍。由于人們普遍存在進城務工具有相對更高收入的心理預期,因而大量農村富余勞力紛紛涌入城市。但統計資料表明,這些進城務工的富余勞力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1%,70%以上的人沒有經過任何培訓。而隨著我國產業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知識型社會的到來,一方面企業因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因而大量人員失業,另一方面新創造的就業機會需要就業人員具備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在勞動力總量絕對過剩和供需的素質結構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由于農民工的素質低下以及政府對其培訓的問題不夠重視,農民工只能從事著城市人不愿從事的苦、臟、累、險且工資低廉的工作,根本無法適應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需求,造成“有人沒事做,有事沒人做”的結構性失業,而且農民工還不時會受到城市管理部門的檢查和個別勢力的非法盤剝,造成大量進城農民工“回流”。這種“回流”不僅意味著自己對“進城”的放棄,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他們是被產業升級、技術發展和素質提高的浪潮淘汰了。而在他們退出之后,高素質的、能滿足現實需求的民工尚未及時補上,從而成為當前“民工荒”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

2.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催生了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現實緊迫性。城鎮化建設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加速器。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快城鎮化建設的進程,以城鎮化推動工業化,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但是如果只有農民的流動就業,而沒有農民舉家進入城市安居樂業,顯然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相對于城市居民而言,農民工的整體受教育程度較低,這部分人口轉入城市,只能在低層次的產業中形成過度性競爭。隨著城市經濟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低素質的勞動力轉移領域越來越窄,這將會給農民工向市民轉變蒙上一層陰影。如果這部分進城的農民工以及那些土地被貨幣化確認用于小城鎮或開發區建設的農民沒有獲得相應的就業崗位,沒有固定的收入,就會成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退一步講,即使從表面上看來,這部分人已經進入了城市,已經人口城市化了,但實際上從享受城市文明和從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及各種不同層次需求的角度看,這種表面現象的人口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因為城市化的本質是為了滿足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讓人民享受現代城市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另外,大批素質低下的農民工涌入城市卻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他們可選擇的就業崗位越來越少,這一切可能會給城市交通、治安、環境等城市管理帶來很多負面影響。

二、農民工教育培訓:尷尬的現實

一方面,從個人的需求來看,自身素質低下的農民工大多具有接受教育培訓的強烈愿望,因為教育和培訓是提升人力資本的重要途徑,而較高的人力資本會帶來較高的收益。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加快農村富余勞力轉移,促進農民增收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理應盡力做好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工作。同時潛在的巨大需求為盈利性的培訓機構提供了發展契機,企業為了增強自身的競爭實力也應加強對員工的培訓。但總體上我國目前農民工職業培訓存在“有效供給不足”和“需求不旺”現象的特征。

1.“有效供給不足”。

(1)多數農民工不能夠或不愿意參加政府公共機構提供的培訓。目前政府下屬的教育、勞動等公共培訓機構所提供的培訓,一方面只對城市下崗職工開放,尚未覆蓋到進城農民工這一也屬于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特殊”群體。在職業培訓體系中,政府主要為國有企業職工和在正規部門就業的人群制定培訓政策并提供財政支持,針對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工這一特定人群,國家的職業培訓政策顯得滯后,或空有政策卻因缺乏有效的實施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公共培訓機構多數以職業學校為主,這種學制長、有系統性的教育顯然忽視了大多數初中或在初中以前輟學的農民工需要的具有針對性、實用性和與就業緊密相關的職業教育現實需求。

(2)企業不愿意或難以獨立地承擔企業內農民工培訓的任務。用工企業是目前農民工培訓的主要提供者,企業大多采用成本較低的學徒制方式對農民工進行培訓,只有少數企業擁有相對正規的培訓部門,但大多數的培訓內容是關于企業內部紀律和規范的教育,專業技能培訓很少。在政府還沒有對企業實施農民工職業培訓進行限制的情況下,企業為了追逐利潤和迫于經營壓力,它們不愿意或難以獨立地承擔企業內農民工培訓的任務。

1木質家具行業職業危害

木塵是木質家具制造過程中的主要職業危害因素之一，木質家具的整個生產過程中幾乎都會有木塵產生。長期暴露于木塵環境中會引發多種職業危害，如：木塵接觸皮膚可能引發過敏性皮炎；木塵進入眼睛，除影響正常操作外，還可能引起結膜炎；長期吸入木塵會引起鼻孔堵塞、鼻黏膜炎、鼻竇炎、鼻出血、嗅覺損傷、哮喘、慢性支氣管炎等；不同的工序中產生的木塵粒徑大小不同，直徑小于10um的粉塵，由于體積小、質量小，可攜帶病菌、細菌、污染物，能較長時間地漂浮在空氣中，并可以進入人的呼吸道甚至進入肺部組織，可能引起肺組織的慢性纖維化、心血管疾病等一些列病變。木質家具組裝和噴漆工藝中由于使用各種膠黏劑、木器漆、固化劑、稀料以及色料產生大量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這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表現出毒性、刺激性，能引起機體免疫水平失調，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出現頭暈、頭痛、嗜睡、無力、胸悶等癥狀，還可能影響消化系統，出現食欲不振、惡心等，嚴重時可損傷肝臟和造血系統，甚至引起死亡。木制家具生產過程中，在使用任何機械設備作業的同時（如鋸木、刨平、鑿孔、打磨等）幾乎都會伴隨有噪聲的產生。噪聲會使人煩惱、激動、易怒，甚至失去理智；噪聲對人體的視覺系統、心血管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生殖系統、聽覺系統等也會產生不良影響。

2開展職業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我國木質家具企業雖然數量很大，規模以上企業所占比重卻非常低，中小企業占了絕大多數。并且木質家具行業職業危害嚴重，受危害人數眾多。據統計，目前全國約有木質家具制造企業3.5萬余家，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小企業。全行業從業人員160余萬人，接觸職業危害人數近100萬人，其中接觸化學毒物31.37萬人，接觸粉塵與噪音65.86萬人。2010年5～6月，國家安監總局組織檢測機構先后對廣東、廣西等10個省、區的85家木質家具制造企業進行了現場檢測。被抽查的企業作業場所高毒物質超標嚴重。89%的企業作業場所苯超標，76.9%的企業作業場所甲醛超標，70%的企業作業場所苯胺超標，最高的超標100多倍。我國木質家具制造業已經擺脫了傳統的手工作坊式的操作模式，實現了機械化、半機械化生產，部分機械設備配備了防塵、除塵設施。但由于木質材料加工工序復雜，除塵技術不完善，導致除塵效果差，木塵危害嚴重。另外，在現場調研中發現，工人職業危害防護意識較差，車間內雖然設置了通風除塵裝置，但由于冬季車間溫度較低，為了保暖，工人不愿意開啟這些通風除塵裝置，甚至關閉了車間的門窗，從而導致車間內木塵濃度較高。通風除塵裝置沒有達到降低木塵濃度的作用，這就需要加強接觸木塵作業人員的個體防護。實際工作中，工人大多使用紗布口罩來代替防塵口罩，而紗布口罩完全沒有防塵作用。目前，絕大多數木質家具企業設置了單獨的噴漆車間，少部分企業使用專業的噴漆房，而噴漆車間多數沒有安裝有效的防毒設備，個別企業連排風扇都沒有，噴漆車間漆霧彌漫。涂膠作業幾乎沒有單獨的車間，沒有任何防毒設備。很多噴漆和涂膠作業工人缺乏危害防護認識，不佩帶任何防護用品；有些人認為佩戴防毒口罩呼吸困難而把口罩掛在胸前；也有一些工人使用普通的紗布口罩來代替防毒口罩；一些工人的防毒口罩因為使用時間較長，沒有定期更換而失去了防毒效果等等。噪聲的危害常常被人忽視。生產車間普遍布局不合理，高噪聲設備與低噪聲設備擺放混雜，車間里各種高噪聲設備很少有隔聲降噪的措施。并且車間內工人幾乎沒人佩戴防噪聲的耳罩（塞），工人對于機器的噪聲習以為常。農民工大多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水平，整體文化素質不高，加之上崗前大多未經過職業衛生知識培訓，對工作崗位職業危害認識不清，自我保護意識淡薄。另外，農民工為了方便流動，尋找效益好的企業，他們自身就不希望和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為了拿到更多的工資，他們更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一些企業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私營企業，法制觀念淡薄，缺乏社會責任感，無視國家有關職業衛生方面的法律法規。在職業危害嚴重的崗位雇傭臨時工，不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為了降低成本，一些小企業使用毒性高、危害大，國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油漆、涂料。不按要求給農民工配備具有防護功能的個人防護用品。不按照法律規定建立健全培訓、健康檢查、危害告知、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個人防護用品配備等相關管理制度，無法保護、忽視保護甚至是漠視勞動者的職業健康和生命安全。

3職業健康教育的內容

職業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對存在職業危害的企業和勞動者進行培訓教育，使勞動者放棄不良的衛生行為，采取良好的衛生行為，促進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針對家具行業的職業健康教育內容主要是法律法規和職業危害因素。首先，加強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為了預防、控制和消除職業病危害，保護勞動者健康及其相關權益，國家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塵肺病防治條例》、《使用有毒物品作業場所勞動保護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是職業健康教育的重要內容。其次，增強農民工對職業危害因素的認識。通過各種方式，使農民工了解木質家具行業中木塵、有機揮發物、噪聲等職業危害因素的來源、特點、侵入人體的途徑、危害，使農民工充分了解使用個體防護用品的目的和意義。從木質家具行業自身特點和作業場所現場調研情況來看，除要求企業為農民工配備正確的個體防護用品外，重點應加強農民工個體防護用品正確使用的培訓。木工使用的防塵口罩可以有效阻止粉塵進入呼吸道，但要最大限度保證空氣不會從口罩與面部的縫隙不經過口罩的過濾進入呼吸道，嚴格按照防塵口罩的使用說明佩戴。噴漆和涂膠作業使用的防毒面具結構和使用方法相對復雜，應反復訓練，讓工人熟練掌握使用方法，迅速正確地佩戴使用，并逐漸習慣于呼吸防護器的阻力。防噪聲的耳塞（罩）要嚴格按照使用說明佩戴，保證耳塞（罩）的隔聲作用同時要感覺舒適。各種防護用品必須在整個接觸時間內認真充分佩戴，根據使用情況定期更換，才能起到真正的防護作用。與此同時，農民工的心理健康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噪聲、揮發性有機物對工人的心理活動產生影響；企業給工人的福利待遇、人與人間的關系也會對工人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因此要對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給予足夠重視，開展針對性的心理教育，使工人有好的心理狀態。

4職業健康教育的形式

4.1集中培訓

《理論月刊雜志》2015年第二期

1社區教育化人成為消解“新型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必然要求

打破城市中“新型城鄉二元結構”的界限并實現“城鄉一體化”融合需要系統工程。除了要從制度上解決戶籍、社保等基本需求，更重要的是從教育和培養外來農民角度來全面提升城市生活能力，即實現“農村人”到“城市人”再到“現代人”的“農民工市民化”。有研究表明，教育對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整體影響是非常顯著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利用1997-2005年各省數據進行估計發現，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城鎮化水平會提高超過2個百分點。［4］社區教育因其開放性、公平性、庶民性等濃郁的基本公共服務屬性以及對社區成員廣覆蓋式的“大教育”特征使其成為推動“農民市民化”的必然選擇。社區教育具有協調和整合社區內各方教育資源的能力和優勢，并能滿足人從出生到老年獲得終身教育的要求而成為解決城鎮化進程中教育缺失的重要平臺。一方面，社區教育可以通過開展創業、再就業、職業技能提升等專題教育與培訓，幫助“外來農民”盡快改變與城市不相適應的生活和生產方式，提高城市生活的適應力；另一方面，可以借助社區教育基層自治組織和管理的優勢，調動廣大社區成員的積極性，開展各種有價值的科普文化活動，通過喜聞樂見的活動形式培養城市文明和城市精神，提高城市認同感。但目前，我國社區教育的發展由于參與各方認識不清、教育資金投入不足、管理體系不完善、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等原因導致其明顯滯后于城鎮化進程的要求。因此，只有在新型城鎮化視域下對社區教育的挑戰和要求進行全面審視，厘清其本質內涵及其階段性主體特征和客體需求，才能因地制宜優化農民工市民化社區教育的發展路徑。

2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市民化社區教育發展的困境

2.1“實驗試點”與“全面快速發展”難以同步我國社區教育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社區教育，目前正處于實驗試點逐步發展階段，其整體發展速度和水平明顯滯后于我國城鎮化進程的需要。我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3%的數據，不僅表明我國城鎮化已經進入全面發展快速提升階段，而且還說明我國每年有近2000萬農村人口需要實現由農民到市民身份的真正轉化。［5］教育和轉換規模龐大的“外來農民工”需要配套的社區教育機構和成熟的社區教育體系。遺憾的是，我國社區教育仍然處于試驗區和示范區探索試點階段。截至目前，［6］教育部先后確定了五批次，僅159個全國社區教育實驗區。且這些實驗區和示范區70%以上主要集中在長三角、華北和東北地區，中部、南部和西部偏遠省份的示范區較少。社區教育的集中實驗探索階段顯然與城鎮化的快速全面發展不同步。特別是試驗區分布區域的不均衡更難以滿足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民教育與培養的迫切需求。事實上，越是不發達省份對農民工的教育轉換需求越是迫切和困難，然而，這些地區的社區教育幾乎均處于剛剛起步階段。

2.2“教育供給”與“農民工市民化需求”難以匹配目前，社區教育提供的教育形式、內容、效果難以滿足新型城鎮化進程對“農民工市民化”的轉換需求。首先，由于社區教育供給主體模糊混亂造成教育過程“斷裂式”和教育結果“碎片化”。我國社區受到政府職能部門的管轄或者“指導”過多，其行政色彩頗濃，很多教育內容都是各職能部門通過行政命令或者派出機構直接延伸至社區，如婦聯的家庭教育、文教和社保機構的義務和職業教育、武裝和法制部門的國防和普法教育等。同時，這些主導輸出部門各司其職，不相溝通，無論在教育時間、形式、效果還是學習對象的選擇和實施過程中都呈現出教育的“斷裂帶”。這些“斷裂帶”又因在社區范圍內缺乏統一的教育管理機構進行有效整合和科學規劃，最終在社區成員形成一個個的“教育碎片”很難達到總體認知的統一和提升；其次，社區教育主體提供的教育層次較低、內容單一。很多社區教育內容還僅停留在社區居民文化休閑娛樂活動層面，或者以家庭生活技能培訓居多。這些形式單一且脫離“外來農民工”實際需求的教育供給與城鎮化進程的教育需求極不匹配；最后，社區教育對象和教育取向也存在結構失衡和目標偏差。很多社區教育仍然以青少年素質教育、老年文體活動與娛樂為主，而針對正處于職業生長期的中青年“外來農民工”的培訓較少；在教育目標上，因受傳統教育和“學歷至上”觀念的影響，我國社區教育中還存在“重學歷”、“輕技能”的現象。大多數提供社區教育資源的教育機構，如社區學院、廣播電視大學、地方院校等更多是采取以學歷補償為目的的教學活動，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以提升“外來農民工”綜合素質、工作技能、生活質量的職業能力培養為目標不匹配。

2.3“教育環境”與“新型城鎮化戰略”不相融合首先，社區教育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政策環境。我國開展社區教育三十年來，至今還沒有一部明確規定社區教育各方職責、組織機構、資金籌措、教育管理與評估等可以指導實施操作的基本法。很多有關社區教育的規章制度也只是見諸各種實施意見和指導文件中，很難具備法律的嚴肅性，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執行。因此，政府應盡快制定社區教育的基本法以及有關保障社區教育事業順利發展的法律和法規，使社區教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社區教育人才匱乏、總體素質較低、供小于求。一方面，社區教育管理隊伍的數量、質量難以滿足發展要求，現在很多地區還是由街道、社區人員兼職擔任社區教育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社區教育的師資隊伍更是良莠不齊，很多專兼職教師的選拔和使用都存在隨意性和盲目性。這主要是因為政府對社區教育財政投入不足且重視程度不夠造成人員經費有限。目前，多數社區無法解決從業教師的崗位編制、待遇、職稱評定等相關問題，也很難吸引專業對口和高素質的人才來從事社區教育工作；再次，社區教育的管理體系模糊、職能定位不清。我國社區教育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組織機構設置不清，既沒有統一的領導機構，也缺乏具體的執行和管理機構。即便是有的社區自治組織管理機構比較健全，但由于過多地承擔了政府事務或者受到各級政府部門的行政干預過多，往往導致定位模糊、職能錯位和自治功能弱化。突出表現在社區整日忙于各種政府部門的考核檢查和指令性工作，根本無暇顧及組織社區成員開展社區教育和培訓活動。事實上，大多數社區層面仍然處于一種聽任政府各個職能部門交叉指導，被動執行的模糊狀態。至于社區教育的總體規劃、實施方案、管理過程、效果評估等關鍵管理問題更是難以在這種條塊分割、資源有限、信息孤島、溝通無力的困境中得到有效解決。

3優化農民工市民化社區教育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的價值取向問題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作為農民工職業教育的重要部分，承載著很多的期待，為此其價值取向的內涵理應豐富多彩。但是涵蓋法制教育的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彰顯更多的是經濟利益至上的取向，公正平等的政治取向彰顯不夠，人本主義的服務性取向有待進一步強化。這樣的價值取向現狀缺乏遠見，非常不利于我國農民工法制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在價值取向上存在的這些缺失和不足與《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關于職業教育健康發展的價值取向不相吻合，迫切需要進行重構和整合。

（二）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的資源問題新時期我國農民工法制教育的資源在規范化和信息化等方面還建設得很不夠，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我國農民工法制教育的現有資源有限，比如我國為農民工法制教育供給的教育設備、經費投入、師資隊伍和教育內容明顯不夠；二是我國農民工法制教育在其主體、客體、環體和介體建設上與時俱進做得不夠，信息化和實用性明顯不足，比如農民工法制教育存在很大的附帶性，其課程設置的科學規劃和設計處于缺位狀態，網絡化的教育手段應用不多，教育內容的針對性還不夠強。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資源存在的這些缺失和不足與《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高成人教育質量和拓寬職業教育范疇的要求不符合，急切需要大規模的充實和創新。

（三）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的吸引力和動力問題當前我國農民工法制教育遇到的障礙和尷尬非常多，這些障礙和尷尬來自多個層面，既有農民工本身及其用工單位的不作為和不主動，也有各級政府對農民工法制教育的支持和督導力度不夠，還有社會各界對農民工法制教育的關注和支持力度不大。這些層面的障礙和尷尬，導致了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發展的動力不足，處于邊緣化的發展態勢，導致其發展后勁非常不足。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在吸引力和動力上存在的這些缺失和不足與《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提升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發展動力的要求不符合，迫切需要大力氣進行補充能量。

（四）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的運行機制問題當前我國農民工法制教育發展不順暢，關鍵的原因就是各個部門和地方政府的跨界協作不夠，沒有形成一體化的運行機制：一是一個區域內部推行法制教育的各大主體之間協作機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不同區域的不同部門和政府之間跨界協作創新非常不夠；二是各大教育系統之間，比如各類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機構之間及其與非職業教育學校之間協作不多，致使我國農民工法制教育在教育領域內部的一體化運行還沒有真正形成。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在運行機制上存在的這些缺失和不足，還不適應《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加強職業教育協同創新發展的要求，急需下大力氣改變。

二、推進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的對策和舉措

鑒于當前農民工法制教育的諸多需求和面臨的問題、挑戰和困難，我們只有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關于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相關精神，積極借鑒國外農民工法制教育的經驗和教訓，在其價值取向、教育資源、發展動力和運行機制等上下功夫，方能推進農民工法制教育的科學發展。

（一）在價值取向上，構建起農民工法制教育的多元化價值取向，促使其科學發展針對當前農民工法制教育的價值取向問題，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關于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健康發展的精神，新時期農民工法制教育應該建構起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在人本主義取向至上基礎上構建以下的微觀價值取向：一是立足于農民工素質的整體提升和公民社會的建設，不能局限于對農民工進行短暫的法律知識與技能培訓；二是要堅持服務大眾的價值取向，積極為農民工提供各種法律知識和技能的教育服務；三是要堅持平等公正的取向，堅持各個區域法律教育服務的均衡化和均等化；四是堅持貫徹以農民工的實際需求為中心的人本主義取向，切合發展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的實情，對農民工開展一系列的實用法律知識與用法技能培訓，突出農民工法制教育的實用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通過這些價值取向的建構，促使我國農民工法制教育健康發展。

【摘要】

新生代農民工是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特殊群體，解決好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繼續教育可以滿足新生代農民工主體性需求，促進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實現市民化。“互聯網+”時代，可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繼續教育中打破時空界限、創新教育方法、豐富教育產品的優勢，突破當代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的局限。通過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網絡使用技能，激活繼續教育產業、凈化互聯網環境等方式推動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

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互聯網+

一、引言

在2013年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要積極穩妥扎實推進城鎮化，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1］可見，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發展問題，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繼續教育不僅可以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技能，還可以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綜合實力和城市適應能力，推動實現“市民化”。總理在2015年3月5日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標志著中國正式步入互聯網加時代，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在互聯網時代面臨新的機遇，因此，在互聯網背景下探究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繼續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意義

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是指對初進城市或者對適應城市有困難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的再次教育，包括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文化教育和規劃指導，以實現幫助農民工提高生存技能，轉變生活觀念、思想觀念、增強法律意識盡快適應和融入城市生活的目標。［2］繼續教育的理念是強調終身學習，這無論是對于務工前還是務工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從主體需求角度出發，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通過繼續教育可以更好地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社會的五種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來到城市務工或經商的擁有農村戶籍的人口。新生代農民工接受必要的繼續教育對于他們融入城市生活非常重要。近年來，關于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繼續教育的必要性、緊迫性以及有效對策的研究和呼吁很多，反映出全社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關注。本文擬對其中一些重要論點加以梳理及評析，以推動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深入。

一、新生代農民工教育程度

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農民有很大的提高，但從整體而言，其學歷層次仍然較低。有研究報告稱，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明顯提高，大多具有初中及以上學歷，大學生所占比例超過5%，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9．8年。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還掌握一門技術。［1］而在老一代農民工中，初中以下學歷占多數，文盲還占有一定的比例。也有研究者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相對較高。該研究者認為，上一代農民工多為小學文化，接受教育時間短;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明顯提升了一個檔次，他們中80%以上為初高中畢業生，還有部分是大中專畢業生，有44．3%新生代農民工在來城市務工之前主要是在學校讀書，有一定的文化基礎。［2］《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新生代農民工中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僅占6．1%，初中文化程度占60．6%，高中文化程度占20．5%，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而在上一代農民工中，小學文化程度占24．7%，初中文化程度占61．2%，高中文化程度占12．3%，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8%。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與上一代相比有所提高，但初中文化程度仍占60．6%，將近2/3，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的整體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從整體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學歷層次與城市同齡青年相比還是較低，大多數尚未完成高中階段的教育。有調研小組對江蘇省揚州、鎮江、泰州、南通4市604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過調查，其中，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下的有83人，占總13．7%，具有高中學歷、中專學歷的比例分別為21．9%和28．3%，而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新生代農民工僅為24.3%。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的學歷層次較低。［3］全國總工會的相關調查資料也顯示，80后新生代農民工初次外出務工的年齡平均為18歲，90后新生代農民工初次外出務工的年齡平均為16歲。這意味著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只具有初中或高中畢業文憑，整體文化水平仍然偏低，所掌握的生存技能和發展技能不足。

二、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意義

許多研究者從微觀、中觀以及宏觀三個層面對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的意義做了研究。

1．微觀層面。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現實比較殘酷，這種殘酷性主要是由于受到城鄉勞動力市場二元結構的限制與自身技能的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在參與城市就業競爭中處于弱勢，沒能融入城市主流社會，沉淀于城鄉的邊緣。有研究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所處的尷尬處境，無一不和教育的缺位緊密相連。由于種種原因，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失去了受全日制教育的機會，出來之后，才知道自身技能等綜合素質的貧乏，激烈的競爭也使其意識到知識和科技的巨大力量，現實讓他們意識到繼續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有學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收入低、待遇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綜合素質偏低，大多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臨時性的工作，這種現狀嚴重制約著他們的自身發展。因而，只有對青年農民工加強職業培訓等繼續教育，才能滿足他們的個人需求和就業崗位的需要。繼續教育可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進而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擇業、就業。［5］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新生代農民工有提升文化水平，獲取發展信息，提升精神生活水平，獲得認同與尊重的訴求，繼續教育有助于增強他們的維權意識，使他們能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

2．中觀層面。有研究者從企業、教育機構、城市、社會發展的角度出發，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能夠為企業帶來利益。加強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有利于體現企業管理以人為本的精神，有利于提高企業管理的效率和質量，有利于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聲譽。研究者進一步指出，教育培訓是用工企業對人力資本所進行的投資和對企業文化(精神)的培育，它能夠有效地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歸屬感和榮譽感。［6］也有研究者指出，教育機構經濟利益鏈條的引力也促使他們需要繼續教育。教育的產業性是教育物質屬性的客觀特征。由于教育經費和教育投入等因素的制約，一些教育機構已追求在公益辦學為先的理念下實現營利，做到公共產品利用和教育事業發展雙贏的運作效果。研究者進一步指出，教育機構運用自身優勢，能夠充分挖掘市場潛在資源，將教育發展與經濟效益很好的相結合，成人繼續教育已經成為部分高校或機構高回報的重要產業。因此，教育機構的經濟利益鏈條引力直接推動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繼續教育。［7］從城市發展的角度來看，繼續教育能夠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從而推進城鎮化進程。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繼續教育有助于降低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率，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8］

3．宏觀層面。有學者認為，繼續教育可以幫助新生代農民工適應經濟結構。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的關鍵時期，隨著社會結構的不斷調整，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二、第三產業快速發展，致使經濟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升級，低技術、純體力的行業崗位將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高技能職業。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是相關產業的興旺或頹敗，農業勞動或產業在淡出新生代農民工視線的同時，一些中高級技術的行業成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必然選擇，原因有二:(1)從事腦力勞動職業，與他們的夢想息息相關;(2)能夠有機會扎根城市，是他們苦苦掙扎的一條出路。經濟結構調整牽引著其中的參與者要做出適時的調整，新生代農民工也不例外，一味地守舊和愚昧的堅持不是鎮守當前低技術、純體力工作的法寶，也很難順利通向未來之路。因而，新生代農民工提升自己，競爭腦力勞動工作崗位開始變成必要，而接受繼續教育可謂是其完成自身轉型的必由之路。［7］也有研究者認為，繼續教育可以幫助新生代農民工適應產業結構的調整［9］，推進工業化進程，促進社會流動，體現教育公平，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