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導論范文

一、“物質利益”難題對馬克思經濟哲學形成的影響

通過對習慣和特權的歷史發展的分析，馬克思開始對利益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有所察覺。他意識到，正是利益支配的不同才使社會出現了貧富對立，進而把社會劃分成為不同的等級。馬克思還意識到人們都是在利益的驅使下思考、行動，甚至國家官員和立法機關的決策行為也受利益支配。第三次是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一文中，馬克思的認識又有了新的進展。馬克思在大量收集材料、閱讀文件后，對摩澤爾地區農民貧困的原因作了考察，立足客觀事實對政府進行了譴責。在這里，通過對現實利益問題的考察，馬克思觸摸到了圍繞著社會利益所形成的客觀社會關系對國家和法的活動所起的制約作用。正是《萊茵報》時期的現實斗爭，推動馬克思開始擺脫傳統思辨哲學。雖然，此時的馬克思在最初擺脫思辨哲學時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但馬克思己經明確地看到了對利益的不同占有、支配和實現使社會分裂為相互對立的等級，并且，等級之間存在著不平等和殘酷的剝削現象。因此，馬克思認識到利益原則才是社會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原則，是支配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根本原因。

二、恩格斯對馬克思經濟哲學形成的影響

在馬克思形成唯物史觀的每個階段上，恩格斯都使馬克思的觀點更加完備，恩格斯通過歷史的分析為馬克思不成熟的觀點，甚至是抽象的、設想的觀點，更好地、重新地奠定了基礎，并使之具體化了。恩格斯不僅是馬克思的忠實合作者，而且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作出了獨創性的貢獻，并具體地指出：關于國度和社會歷史階段的變化、由思辨哲學像唯物主義哲學的轉變、價值立場的改變等這些觀點直接影響著馬克思的思想。正當馬克思的思想處于困惑、苦惱因而求知若渴的狀態時，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天才出現在馬克思面前，這就是青年恩格斯。此時的恩格斯在思想性上比馬克思早熟很多，他的三篇著作對于馬克思及時擺脫思想困境并找到努力方向，發揮了遠遠大于和重要于所謂“三個理論來源”的作用。第一篇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寫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旬，發表于《德法年鑒》。該文對馬克思產生了巨大沖擊,呈現在馬克思面前的是,對當時最精確的社會理論即政治經濟學的入門導論。相形于當時的政治經濟學,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經濟生活所作的考察就顯得跟不上時代,因為這種考察已經落伍了很長時間。

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把經濟聯系溶化在人的關系的發展中而馬克思恰恰是吸取了恩格斯的這一結論，并把它向前發展了。因此，馬克思的人本學才具有了完整性和連貫性，得到了完成。梅林在《馬克思傳》中談到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時認為，就思想性而言，恩格斯是給予者，馬克思是承受者。恩格斯幫助馬克思克服了對資產階級社會、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還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認識到必須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矛盾性來批判這一制度。它的探究遠遠的高于青年黑格爾派的研究傳統,青年黑格爾派對英國和法國主導的這一研究領域研究是十分薄弱,但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文獻的分析專長遠遠超出了當時馬克思所達到的程度。第二篇是《十八世紀》，該論文是《英國狀況》系列論文中的一篇，寫于1844年1月初至2月初，發表于1844年8-9月份的《前進報》。

第三篇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寫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以德文出版于1845年5月。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說,關于唯物主義歷史觀恩格斯“從另一條道路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恩格斯是“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來考察當時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對馬克思來說,這部著作向他呈現了另外一個世界：議會對濟貧、工廠狀況以及童工問題的調查,還有深入的對無產階級生活的進行各種考察。《萊茵報》時期使馬克思苦惱的“難事”產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一個非常值得弄清的問題，因它直接關系到我們對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進程的認識。由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發端于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歷史唯物主義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物質生活關系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是在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完成的，因此，研究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進程不能只限于哲學領域。

作者：張碩單位：河北大學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2013級研究生

一、大學視覺文化課程和專業

晚近以來，視覺文化課程在歐美大學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層次上開設，有的學校開設了視覺文化專業。以下我們選擇幾所西方大學的視覺文化專業或課程設計，以期了解這一領域專業和課程設置情況。

1.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視覺文化課程(本科)

授課教師：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課程說明：

課程集中在以下理論的閱讀和討論上：視覺和符號傳達與知覺、認知和社會關系的關系。課程將從社會學和心理學開始，進入到知覺研究、美學、符號學、空間研究和信息環境設計等領域(該課程在網上教學)。

授課內容：

作者：盧軍單位：長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改革、在政法學院內部也進行過政法大類培養的嘗試，為此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課時也不斷有所調整，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要學習兩個學期、一個學年的做法從來沒有改變，其總課時一直保持在102-119課時之間，總學分也一直穩定在6-7個學分之間，使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一道屬于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專業課時最多，學分最大的兩門專業核心課程之一。

教學內容上———體系完整系統，觀點開放多元

馬克思主義是由其立場、方法和觀點共同構成的。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體系也必須完整的統籌這三個方面。馬克思主義致力于最大多數人的自由與解放的基本立場表現在政治經濟學上，就是他比別的經濟學派別都要更加關注人———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命運，關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在教學中強調這一立場就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很好的區別開來，在貧富懸殊較為嚴重的當下也更能凸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時代價值與現實意義，更容易引起同學們的共鳴與學習思考的興趣。

在方法方面就是要強調它的唯物、辯證的方法，在教學計劃中我們有意識的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安排在同一學年學習，這樣就能使同學們用學到的哲學方法去分析經濟現象，反過來又用經濟學的理論和事實具體化哲學命題的內涵。例如貨幣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長期發展的產物這一經濟學判斷離開了哲學中聯系、發展的辯證法觀點是無法深刻理解的，反過來貨幣產生的四個階段的知識內容又會極大地充實與具體化同學們對“發展”這一抽象范疇的認識。

在教學內容體系方面，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普遍比較繁瑣，一般的教材都多達十數章，甚至二十多章，這樣就會使教學內容過于龐雜，模糊了學生學習的焦點。為此，我們在總結多年教學實踐的基礎上，把實際教學內容簡化為一個導論外加八章，即：導論政治經濟學概述；第一章商品經濟；第二章資本主義經濟；第三章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演化；第四章社會主義經濟；第五章市場經濟體制；第六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第七章市場經濟中的宏觀調控和第八章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經濟的科學發展。這樣的安排既堅持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經典體系，也遵循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打破了把政治經濟學區分為看似黑白分明的資本主義部分與社會主義部分的傳統二分法，把這兩種經濟制度看成是人類為了謀求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總體努力的一種整體進程，同理市場與計劃的優勢與失靈在整個教學體系中也得到了均衡的表述。

在精簡優化教學體系的同時，我們還注重不斷擴展實際的教學內容。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立場與核心觀點的同時，也注意吸取一切有益的國內外新理論、新觀點，使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有更大的包容性。例如，在資本問題上，我們一方面堅持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規律，另一方面也介紹科技進步、新教倫理、甚至個人的理財與生活方式對資本積累可能產生影響等開放多元的觀點。其他例如在經濟周期、全球化等內容上我們也盡量介紹各個學派的不同觀點，拓寬了同學們的經濟學視野。

教學方法上———教師真情投入，學生學講并進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英美文學理論教材的類型；英美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立場；英美文學理論教材的邏輯思路；英美文學理論教材的編排風格，對英美文學理論變化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這些教材，特別是國外學者為解決“理論”危機而做出的種種頗有創意的努力，對于我國高校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通過認真研讀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思想和寫作體例，并希望通過對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為我國當今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不難發現其書名冠以“導論”、“引論”（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導論型教材，但這種導論型教材與國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立場指編寫者對文學理論性質的看法和關于文學理論教學的指導思想。編寫者的立場與其理論素養、文學觀念特別是所屬的理論派別有關，在教材編寫中，往往表現為編者對各種文學理論觀點或流派的取舍和評價，對具體的理論術語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對教材的邏輯思路及建構方式的選擇和設定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

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次革命性變化，與之相應，英美各高校也出現了種類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學理論教材。這些教材不僅為我們展示了當代西方理論與批評的全景，而且表現出與中國高校文學理論教材不盡相同的體例和風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這些教材，特別是國外學者為解決“理論”危機而做出的種種頗有創意的努力，對于我國高校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從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挑選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為研究對象（見篇末附錄），通過認真研讀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思想和寫作體例，并希望通過對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為我國當今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一、英美文學理論教材的類型

導論型教材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不難發現其書名冠以“導論”、“引論”（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導論型教材，但這種導論型教材與國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國人看來，作為導論型教材，應該關注文學理論（Literarytheory）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疇等基本問題，有比較明確的理論建構和明晰的范疇界定，論述過程縝密，結構也應相對完整。而在英美高校，這種具有完整體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許受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當代哲學不再訴求宏大敘事的影響，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構普遍的理論體系。

就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是少數具有完整體系建構的教材之一。該教材涉及到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等方面。韋勒克試圖通過對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區分來界定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通過對文學研究的內部和外部的區分來尋找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并重點闡述了文學理論的“內部研究”，分析了與此相關的重要概念。該教材對我國新時期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影響頗深。卡勒的《文學理論》也屬于導論型教材。如果說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是一種建構型體系的教材的話，那么這一本便可以視為“解構型”教材了。該教材對文學理論中的幾個關鍵范疇均提出了質疑。其開篇標題為“理論是什么？”第二章標題是“文學是什么？”接下來則對文學與理論的關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學是什么？你也許會認為這是文學理論的中心問題，但事實上，它并沒有太大的關系。”該教材通過分析歷史上各種界定“文學”的說法，最后將“文學”理解為從五種視角審視的結果，從而構成了對傳統文學理論試圖找到文學的普遍性本質的消解。這種解構方式告訴人們，對“文學”這一術語的界定的不可能與無限可能。蘇瑞希·納華的《文學批評基礎》側重從哲學的角度反思文學理論，是一本有相當理論深度的教材。該教材首章為“哲學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危機”，談到了“客觀主義、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和極端不確定主義”所帶來的文學理論的危機。以此為出發點，論及“詩學的形式與功能”、“變異、價值和文學理論”等文學理論的核心問題，并探討了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及其意義與前景。這本教材可視為理論面臨坍塌之際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學理論中特定范疇的專論性教材，我們也將它們歸入導論型教材內。安德魯·本尼特與尼古拉斯·羅伊爾合著的《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就屬于此類，該書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如“開端”、“讀者與閱讀”、“人物”、“悲劇”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這一方式。該書各章之間雖亦有參閱，但就總體而言，各章幾乎全憑某一關鍵詞而自成一體。此類教材因各章節之間獨立性較強，所以在教學過程之中可以從不同的章節入手，從而形成不同的思維路徑。

有些導論型教材則具有史論結合的特征，如查爾斯·布萊斯勒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該教材既有對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的質疑與界定，又有對自古希臘以來學科史的勾勒，包括對20世紀以來的主要理論批評流派的介紹。還有些教材主要通過對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流派的評述來結構全書，伊格爾頓的《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就是如此，它將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流派梳理出三條線索，從而引出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的結論。與之類似，佛克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也是通過對各理論流派的選擇性介紹和評價，試圖建立一個科學的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文學理論。

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次革命性變化，與之相應，英美各高校也出現了種類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學理論教材。這些教材不僅為我們展示了當代西方理論與批評的全景，而且表現出與中國高校文學理論教材不盡相同的體例和風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這些教材，特別是國外學者為解決“理論”危機而做出的種種頗有創意的努力，對于我國高校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從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挑選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為研究對象（見篇末附錄），通過認真研讀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思想和寫作體例，并希望通過對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為我國當今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一、英美文學理論教材的類型

導論型教材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不難發現其書名冠以“導論”、“引論”（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導論型教材，但這種導論型教材與國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國人看來，作為導論型教材，應該關注文學理論（Literarytheory）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疇等基本問題，有比較明確的理論建構和明晰的范疇界定，論述過程縝密，結構也應相對完整。而在英美高校，這種具有完整體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許受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當代哲學不再訴求宏大敘事的影響，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構普遍的理論體系。

就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是少數具有完整體系建構的教材之一。該教材涉及到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等方面。韋勒克試圖通過對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區分來界定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通過對文學研究的內部和外部的區分來尋找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并重點闡述了文學理論的“內部研究”，分析了與此相關的重要概念。該教材對我國新時期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影響頗深。卡勒的《文學理論》也屬于導論型教材。如果說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是一種建構型體系的教材的話，那么這一本便可以視為“解構型”教材了。該教材對文學理論中的幾個關鍵范疇均提出了質疑。其開篇標題為“理論是什么？”第二章標題是“文學是什么？”接下來則對文學與理論的關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學是什么？你也許會認為這是文學理論的中心問題，但事實上，它并沒有太大的關系。”該教材通過分析歷史上各種界定“文學”的說法，最后將“文學”理解為從五種視角審視的結果，從而構成了對傳統文學理論試圖找到文學的普遍性本質的消解。這種解構方式告訴人們，對“文學”這一術語的界定的不可能與無限可能。蘇瑞希·納華的《文學批評基礎》側重從哲學的角度反思文學理論，是一本有相當理論深度的教材。該教材首章為“哲學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危機”，談到了“客觀主義、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和極端不確定主義”所帶來的文學理論的危機。以此為出發點，論及“詩學的形式與功能”、“變異、價值和文學理論”等文學理論的核心問題，并探討了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及其意義與前景。這本教材可視為理論面臨坍塌之際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學理論中特定范疇的專論性教材，我們也將它們歸入導論型教材內。安德魯·本尼特與尼古拉斯·羅伊爾合著的《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就屬于此類，該書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如“開端”、“讀者與閱讀”、“人物”、“悲劇”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這一方式。該書各章之間雖亦有參閱，但就總體而言，各章幾乎全憑某一關鍵詞而自成一體。此類教材因各章節之間獨立性較強，所以在教學過程之中可以從不同的章節入手，從而形成不同的思維路徑。

有些導論型教材則具有史論結合的特征，如查爾斯·布萊斯勒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該教材既有對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的質疑與界定，又有對自古希臘以來學科史的勾勒，包括對20世紀以來的主要理論批評流派的介紹。還有些教材主要通過對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流派的評述來結構全書，伊格爾頓的《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就是如此，它將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流派梳理出三條線索，從而引出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的結論。與之類似，佛克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也是通過對各理論流派的選擇性介紹和評價，試圖建立一個科學的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文學理論。

選本型教材選本型教材即選輯他人著述而成，一般為選家根據一定的標準和原則選擇編排一些理論或批評實踐文本，其中大多為經典文本，偶爾也收錄學生習作，用來作為課堂教學或學生閱讀練習的實例。

英美高校文學理論的選本型教材不只是資料匯編，大多具有選家眼光和水準，大多在選編中有說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紹。如諾頓出版公司的《諾頓文選理論與批評選集》，在前面就有長達28頁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導引”，對“什么是闡釋”、“什么是文學”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作了概要的介紹。再如羅伯特·C.戴維斯和羅納爾德·席勒夫編選的《當代文學批評：文學與文化研究》，該書用兩章的篇幅介紹了“什么是文學研究”和“什么是文學理論”。這類教材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摘要］

馬克思法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和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分，對法學理論的發展和法治建設的實踐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改革開放后，國內理論界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的研究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入和細化的發展過程。其研究成果可以概括為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基本概念的研究、對思想淵源和演進過程的研究、對主要內容的研究和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現實價值的研究幾個方面。改革開放至今，國內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

［關鍵詞］

馬克思;法哲學;國內研究現狀;法治建設

馬克思法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和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的重要領域。只有深入把握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的理論精髓，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指導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理論界對于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的研究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入和細化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后，一些學者開始倡導開展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研究。20世紀90年代，“在我國應當建立馬克思主義法哲學體系”的觀點成為理論界的共識，這一時期的研究較多地表現為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體系的宏觀論述。2000年以后理論界的研究更為深入細致。特別是2005年以后，相關論文與專著大量出現，出現了一些針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中某一問題進行專門性探討的理論成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對我國的法治建設做出了專項戰略部署。在此背景下，理清國內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研究的發展過程及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推動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并為我國的依法治國方略提供更充足的理論來源和理論依據，顯現出更為重要的價值。閱讀近年來國內關于馬克思法哲思想研究的學術成果，我們發現目前國內對于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對馬克思法哲學基本概念的研究

對于法哲學的定義和學科屬性，學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孫國華、張文顯等學者認為法哲學是法學一個分支，其最終屬于法學。法哲學是以法的一般理論為研究對象，揭示法這一社會現象辯證發展規律的獨立學科，是法律科學體系中的一個分支，是法學這座宏偉建筑物的基礎科學。吳曉明、劉日明、林喆等學者認為法哲學屬于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之一。呂世倫、文正邦、傅季重等學者認為法哲學既屬于法學，也屬于哲學，是一門交叉的邊緣性的學科。文正邦在他的《馬克思主義法哲學在中國》一書中就指出“法哲學就是從哲學的角度和用哲學的方法來研究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一門學科;它既是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的一個門類，又是理論法學的一個分科，是介于哲學和法學之間并兼具二者屬性的一種綜合性、交叉性和邊緣性學科。”［1］16對于法哲學與法理學的概念之分，學者們也有著不同的觀點:張文顯在《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理論、方法和前沿》一書中認為法理學和法哲學具有內容和研究范圍上的一致性，二者是可以交互使用并可以相互替代的。就中國當前當前的實際而言，并不需要建立一個不同于法理學的法哲學學科。［2］1－3而劉日明、文正邦等學者則認為“法理學”與“法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正邦指出法哲學與法理學雖然都以法的某種普遍性為研究對象，但二者對這種普遍性的研究程度和研究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法哲學和法理學是兩個不同理論層次的概念，是兩門相對獨立的理論法學學科。［1］17－18由于對于法哲學的定義與研究對象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國內對于馬克思法哲學的定義也存在不同觀點。張波在《馬克思法哲學內涵研究》中將國內對馬克思法哲學定義的研究進行了梳理，概括為三種觀點:第一種認為馬克思的法哲學是革命民主主義哲學，認為它是民權思想和自由觀念的有機整合體。第二種認為馬克思法哲學是一種權利哲學，以權力為起點，主要是法和自由兩個方面，對人格和財產等方面也給予探討，集中展示了社會市民和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第三種認為馬克思的法哲學是一種批判性的哲學，基于感性的原則而對法進行批判。［3］7－8

二、對馬克思法哲學思想的理論淵源與演進過程的研究

摘要：醫學生職業素質培養是一項重要的工程，要始終貫穿于醫學專業教育和人文素質教育的全過程。醫學生職業素質教育要與醫學基礎理論知識學習、臨床實習過程相結合。臨床醫學導論是一門專門針對低年級的醫學生開設的課程，是臨床醫學專業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臨床醫學專業整個本科教育的引導環節，目的是早期引導醫學生認識醫學和醫學的責任，為培養未來具有良好職業素養的醫師打下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臨床醫學導論；醫學生；職業素質培養

醫學職業素養是從醫者在學習和實踐中創立和發展并為社會所認可和推崇的一系列職業信念、價值取向及職業準則的總和[1]。醫學職業素養可以概括為醫術與醫德的有機結合，從業者不僅僅需要高超的專業技術，而且需要高尚的職業道德，高尚的醫德是一切醫療活動的前提和基礎，精湛的醫術是具體的載體和表現形式。高等醫學院校的使命在于培養適合于國家未來發展需要的醫學生，在塑造醫學生高尚的醫德和傳授精湛的醫術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醫學生職業素養教育要與醫學基礎理論知識學習、臨床實習過程相結合，在這些過程中培養學生的醫者仁心、大醫精誠、博愛的人道主義醫學職業素養[2]。

1培養醫學生職業素養的重要性

目前，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人才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醫學院校肩負著培養國家醫學人才的重任，要不斷提高醫學生的職業素質，使他們具有高尚的醫學道德和精湛的醫學技術。當代醫學生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接班人和主力軍，肩負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和使命。在大學階段培養學生良好的職業素質，對他們今后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醫學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是提高醫學生的職業素質，使其思想和行為符合自己未來的職業角色，為將來更好地融入社會及實現就業打下基礎。良好職業素養是促進醫學生成長成才的必要基礎[3]。在國外的醫學教育中，醫學生人文素質培養是其醫學教育的重中之重，而醫術和醫德的有機結合，就是醫學生需要培養的職業素養。職業素養決定著醫學生未來的發展，良好的職業素養可以幫助醫學生了解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根據自身情況合理規劃職業方向。一方面通過學習不斷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醫學知識及臨床技能，另一方面可以明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從而得到全面健康的發展。良好的職業素養能夠使自己在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保持積極健康的態度，從而在以后的醫療工作中做到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和團結協作。良好職業素養是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關鍵因素[3]。醫患關系是一種特殊的人際關系，是醫院內最基本的關系。當前，對于醫學生而言必須面對的一個嚴重現實問題就是醫療機構的醫患關系緊張。在醫學生們看來，這種不良醫患關系的原因一部分在于“媒體輿論導向，相關法律不完善，國家對醫療事業的投入不夠”，但是醫務工作者的專業技能不強和醫患溝通能力不夠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因此盡早培養醫學生的職業素養，并使之成為醫務工作者的良好醫學習慣，無疑是一項迫切的工作。良好職業素養是推動醫學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3]。我國高等醫學院校承載著為國家培養人才的重要使命，一方面要結合自身的特點發揮優勢，培養更多適合于國家未來發展需要的醫學生，另一方面更要做好社會服務，拓寬改革發展空間，為社會發展和衛生事業建設作出貢獻。作為一名合格的醫務人員不僅要有精益求精的醫療技術，更要有高尚的醫德醫風，醫德和醫技的有機結合才能在醫務工作者身上聚合成良好的職業素養，才能勝任神圣的救死扶傷工作，才能推動醫學事業的健康發展。因此，如何有機地把職業素質培養融合到專業教育及人文素質教育中，需要教育者找到好的方法和切入點。

2臨床醫學導論實習課的意義

醫學教育課程改革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早期接觸臨床[4]。臨床醫學導論是臨床醫學專業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臨床醫學專業整個本科教育的引導環節，目的就是讓醫學生早期接觸臨床，引導醫學生認識醫學和醫學的責任[5]。對于醫學生而言，早期接觸臨床能夠讓學生更早地去了解自己將來所從事的行業，更早地去理解醫學的意義，這對醫學生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也彌補了傳統臨床醫學課程存在的不足，對補充人文教學存在的某種缺失有著極大的意義。由于低年級本科醫學生還沒有深入地接觸醫學專業知識，無法很好融入到臨床醫療當中。臨床醫學導論實習使他們能夠在學習臨床課程前就提前接觸到臨床，不僅增強了學生們對專業醫學知識學習的興趣，并且可以培養他們作為醫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與此同時，實習又能讓他們對我國的醫療行業有一定的了解，在醫學生被培養成為醫生的在校教育和終身職業教育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臨床醫學導論作為全程醫學職業素養培養課程體系開設的最早的課程，主要是讓醫學生對醫學有初步的認識，盡早認識醫生的責任，提高對醫學的學習興趣，盡早適應醫學生的角色。根據我國醫療環境和醫學專業教育的特點，臨床醫學導論實習通過參觀觀摩、操作演練等方式，讓醫學生們更早地接觸臨床，通過引導醫學生對職業的認同，加強醫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業務技能素質和心理素質的培養，對其形成良好的醫學職業素養起到引導作用。

2.1使醫學生更好地認識我國目前的醫療狀況

摘要：漢語的異質現象是伴隨這全球化和網絡化的普及而生的，在“語言—人—社會”系統中彰顯了人作為“社會人”、“生態人”的獨特屬性。文化交融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用最具異質性的中國話語為新的世界文化體系的構建提供寶貴資源；用中國話語解釋中國道路，將促成全球化生態文明舞臺上的中國元素不再神秘、不再異質，將中國經驗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范式。

關鍵詞：異質現象；社會人；生態人；文化交融

引言

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Saussure（1916）在論及“語言系統”（langue）和“言語活動”（parole）的二元對立時，認為言語是個人的說話行為，由于個體心理、生理特質等因素的影響而具有不確定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因此語言學應“就語言而研究語言，因為語言系統具有恒定的同質（homogeneous）結構特質，映射語言的本質。”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于是聚焦于“理想的人所使用的、抽象地概括了言語集體特征的、不因時空而異的同質體系。”而倫敦學派創始人弗斯Firth及后來的社會語言學者和系統功能語言學家則提出迥異的語言觀和研究視角，為論證語言的異質性做出了重大貢獻。20世紀70年代語言學界的主要關注之一是“社會人”，及社會人與以人構成的環境之間的關系（Halliday，1974,2007:65）。韓禮德Halliday（2001）將語言的發展看作一個不斷社會化和文化同入的過程。馬丁Martin首次提出將個體化概念引入到語言系統的研究之中，即意義潛勢在社會群組或個體之間的分布。“將文化總庫———個體意庫的連續統與語言符號的所有層面掛起鉤的觀點對于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有著開拓性的價值(朱永生，2013：164)。”“系統功能語言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類學或人種學的語言研究方法，代表著語言研究的人文主義傳統，終極目標在于社會、文化中的人。”納入漢語的歷史、本土的語言現象、不斷崛起的“中國奇跡”等現實因素，才能更加充分、詳盡地研究當代語言的普遍性。根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中國夢，呈現了智慧、勤奮的中國人與自主創新、和諧發展的文化在時代浪潮中相互交融的壯麗畫卷。

一、系統功能語言學視閾下語言—人—社會框架的多維闡釋

1、韓禮德的馬克思主義語言觀《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馬克思主義取向》是一篇韓禮德專題訪談錄，總結韓禮德踐行馬克思主義語言研究的使命，在政治和社會語境中研究語言，并解決現實社會中的語言問題；而核心內容就是理論聯系實際（Martin，2000：92；2013：118；Web-ster2011；王振華2013:11；韓禮德，何遠秀，楊炳鈞，2015）。羅常培進階文化人類學的結晶—《語言與文化》（第1版，第2版）論及從語源看文化遺跡、從造詞心理看民族文化、借字和文化接觸等（邢公畹，1989：4）。王力的思想注重實踐及語言和社會的關系。“中國具有兩千多年傳統的語言學史、方言學的研究方法、有關社會和文化語境的社會語言學概念”的傳授對韓禮德的影響頗深（胡壯麟，2008，2014）。弗斯（1975：183）強調系統的思想和語言的社會性，認為語言學離不開對人和社會文化語境的研究，因為人們所選擇的詞匯、結構和格式與語境有緊密的聯系。以上諸多思想在韓禮德的理論體系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對于一些學術問題，韓禮德認為應該采取“合取”的辯證態度，而非“擇取”。何遠秀、楊炳鈞（2014：20）從歷史唯物論、社會實踐論和辯證統一論三個測評維度，從語言的起源與發展、語言的本質屬性以及語言的研究方法等三個層面，揭示了系統功能語言學與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之間的淵源。

2、韓禮德的語言生態觀韓禮德歷來重視語境的研究，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確立社會人與以人構成的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人與語言作為一個整體而形成統一的概念（Halliday，1974，2007:65-70）；到九十年代論述語言積極構建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而話語作為社會動態進程的一部分，將在相應的社會活動中體現人們在獲取知識和權利等方面不平等的現象（Halliday，1994，2007:243）；在《功能語法導論》第四版對語言的層次進行了重新界定，即在音系層、詞匯語法層和語義層之上加入了語言之外的語境層。韓禮德的研究帶動了對語言和環境關系新的思考，將語言和語言研究作為生態問題的組成部分加以考察。語境層的闡釋將作為生態環境的社會文化系統、具有主觀能動性和主體間性的社會人以及語言系統納入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框架之中。語言、人、社會三維框架的闡釋，關鍵在于將語言放在人類社會的廣闊語境中來考察社會文化潛勢及生態文化思想———廣義說來，語境，不僅指國家的社會文化語境，更是國際視野里語言的生態環境。

3、韓禮德的意義潛勢理論韓禮德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一直從外部、生物體之間考察語言的視角，從社會的維度開展對意義潛勢的研究。從社會語境的角度將語言看成一種行為潛勢（behavioralpotential），即說話人的“能為”(cando)，它包括語言以外的社會行為。“能說”(cansay)是說話人自己構建的句子，這種語言潛勢在語言系統中體現為詞匯——語法潛勢。在兩者之間，存在著“能意”(canmean)，行為潛勢由此被轉換成了意義潛勢。語言被看作是一種資源，或是意義潛勢系統，會伴隨著社會、政治情境的改變而不斷變化。語言亦被視為社會符號，是人們有目的地用來在語境中表達意義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