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定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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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后，先覺的中國人得出了一個判斷：中國在武器等硬件技術方面落后于西方；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更使先人們意識到中國的落后不僅在技術方面，而且還表現在制度、文化等各個領域。自此以后，我國的各種“先進”思想基本都離不開西方文化的背景，并多以西方為標準衡量其先進與落后，這就形成了西方文化的話語霸權。雖然，今天的中國人仍習慣于用漢語思維，但思想、文化乃至于制度之河中流淌的大多是來自西方的“河水”。有些學者認為，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因為人們發現河中之水仍有許多屬于中國文化的“暗流”，起碼，河水仍在中國大陸上奔涌。

上述現象充斥在中國人文社科的各個領域，法學研究也不例外，并且表現得更為突出。在被稱為法學骨干學科的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訴訟法學、商法學、國際法學甚至刑法學中，如果我們檢索其主要概念和原理，幾乎很少有詞匯不是來自歐美、日本等國。即使是被稱為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學科，也基本上是用現代西方法學的術語在闡釋古代的制度和先人的思想。可以說，中國法學近百年來無可挽回地已經西化了。這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所以，當我國的許多法學家出訪他國，在介紹中國法學研究現狀的時候感覺到十分茫然，因為，代表我國法學研究先進水平的許多“成果”原本就是西方的東西。這其中，令外國人理解不了的也許是被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法學那一部分。從解釋學的角度看，西方法學傳入中國不會原汁原味，中國人在理解西方文化時肯定會帶有十分鮮明的中國印記。當然，這樣敘說中國法學研究史也許并不可取，因為這很容易使讀者誤以為我們在為失落的中國文化唱挽歌。其實，在這里我們僅想揭示一下這樣的現實，目前關于中國法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立足于中國，近百年的法學研究是在追趕西方的背景下定位的。當然，這種敘說并不包含對以西方法學為參照系進行研究的贊美或批評。我們承認中國法學的進步與西方的法學的涌入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大學法學院課堂上所傳授的知識基本上都是用漢字表述的西方法學。目前關于中國法學的研究不這樣做也許不行，因為近百年來我國的法律制度從形式到內容基本上都西方化了。現在高素質法律人已基本上習慣于用西方人的法學原理分析、解釋發生在中國的案件。雖然我們也常聽說，封建的法律意識還禁錮許多人的頭腦，但我們看到，在西方文化“話語霸權”的影響中，這些人的思想很難成為研究的主流，甚至根本無法進入學術研究者的行列。

評介學習西方法律學術無疑會縮短中國法學與西方法學的距離，會增進中西文化交流，也會增強中國文化的自生能力。但像任何事物都可能有其副面作用一樣，后進學人對法學研究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定位也可能會影響中國法學的進展。有學者甚至提出這樣的疑問，究竟有沒有“中國法學”？因為他們感覺到，目前被稱為中國法學的東西實際上是“西方法學在中國”。關于“中國法學”的沉思給提出了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法學界首先應解決什么是“中國法學”的問題。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是不是西方法學的概念、原理由中國人加以傳播就是“中國法學”呢？是不是西方法學的漢字化就是中國法學呢？這是值得法學學人沉思的問題。我認為解決“中國法學”的問題，首先應對中國的法學研究進行定位，而這一定位涉及到我們對西方法學的態度，涉及到我們的研究立場、內容、方法及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法律的問題。

對西方法學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不僅是中西方法律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中國法學進步所必須經歷的階段。我們認為對西方法學的評介及其研究只能提升我國法學研究者的視域，甚或提高我們用西方法學知識、原理理解我國法律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應該說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問題在于，著眼于西方立場而進行研究的“中國法學”，缺乏解決中國問題的能力，難以真正地融入中國社會。所以，我們認為在西方法學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以后，起碼應有部分學者專注于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我們應把研究的視野定位于中國。只有這樣才能使有關“中國法學”的研究有所進步，中國法學的研究者不僅僅是西方法學的傳播者。

對于法學研究者的立場，我們認為存在著轉向問題。總結解放后至今的法學研究立場，我們感覺到明顯地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用政治中心主義立場代替研究者的法學立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法學各學科中充斥著絕對的階級意志論。本來階級分析學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方法之一。但由于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過去的一些法學研究者把其絕對化，認為這是唯一正確并具有普遍意義的立場。結果使得我國法學研究一度被取消至少是停滯不前。在人文社科領域中，法學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屬于規范學科的范疇（即主張用法律規范的立場觀察分析社會），而階級分析的立場僅僅是法社會學中的一種方法。如果我們非要固守這一立場只能限制自己的視野，從而會在許多問題上得出荒謬的結論。二是用立法中心主義的立場代替其他立場（如司法立場等）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在對許多法律問題的看法上，我國法學研究者基本是站在立法者立場上來考慮問題的。如在理論法學中講法律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制定和認可的行為規范，法律體系是規則體系，制定法是唯一的法律淵源等；還有在司法過程中千方百計追尋立法者的原意等；許多研究者（包括司法部門的研究者），在對司法問題的研究中幾乎都把研究結論歸結到法律規則的完善上等等。如果說法理學者把自己置于身于“立法者”位置進行思考還情有可原的話，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傳統法學的熏陶下，我國的司法者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置身于立法者的立場對案件進行探究，得出了法律規則需要在這方面那方面完善的結論。這是不可原諒的。因為，司法者的任務就是根據現有法律（即使是有缺陷的法律-實際上和豐富多彩的世界比較不存在沒有缺陷的法律）解決糾紛。法官、律師等法律人的責任就是在對案件進行探究的基礎上，找出解決問題的答案而不是代替立法者工作，想方設法去完善法律規則。另外，基于立法中心主義的立場的法學教育也使得我們所培養的學生，似乎個個都是治國者，只會講宏觀道理，不會辦具體案件。因為他們在大學所接受的主要是以立法為中心所建構的知識體系。這暴露出立法中心主義的研究不僅會影響法學研究方向，而且也會影響到司法和法學教育的成敗。三是研究者的宏大、整體立場排斥微觀、個體的立場。宏大、整體立場的研究使研究者的視野局限在對法律本體、實質與價值的研究。本來對法律本體、價值等問題的研究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但如果我們僅從大處著眼就會使我們的研究顯得空洞。實際上，通過對個案我們也可以探尋其中的價值，通過微觀現象也能把握法律的本質。但是，由于受傳統整體思維方式的影響，許多學者認為從小處著眼難以把握事物的整體。結果在中國大地上出現許多只知道本質，不關心現象的“學者”。如對法律價值的研究，學者們可以從柏拉圖談到羅爾斯，但卻不知在司法過程中應用何種方法進行價值衡量；關于法治的文章發表了若干篇，但都閉口不談法治如何實現。許多理論研究對象和結論都是在一般意義進行，是難以具體化因而也是難進入操作階段的，像對人權、民主等進行一般意義上的研究其結論很難對社會產生影響。當然，這并不是說從大處著眼的研究方式錯了，我們只是強調，從微觀的角度很可能會開辟一條別開生面的研究途徑，如從小處著眼研究人權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更容易實現人權。從小處著眼研究法治則很可能加快我國法治實現的步伐。從研究內容上反思我國法學的定位，我們認為存在著需要超越的問題。從西方哲學的發展軌跡看，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其發展的三個階段。而從中國哲學史看則明顯地缺乏對方法論深入而系統的研究。受哲學思想傾向的影響，法學研究主要的內容也集中在對本體論、價值論的研究。我們得承認，這種研究是必要的，并且現階段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但我們應該注意到對法律方法論研究的忽視也會影響法學研究的整體水平。在解決了研究立場由立法中心向司法轉向后，關于法律應用的方法是我們必須研究的問題。我們想指出的是：這里的法律方法是作為法學研究對象的方法，而不是指導法學研究的方法。法律方法試圖解決的是一般的法律如何轉變為具體法律（即法律轉變為判決）的問題，它屬于法律的操作方法的范圍，不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方法。我國現階段的法學缺乏對法律方法與技術的研究，至今法學研究者對法律方法論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的認識，法學本科教育中法律方法論還沒有一席之地。這就意味著我國法學研究的內容應實現對本體論和價值論的超越，應轉向對法律方法的研究。

其實，我們不僅應注意到對法律方法的研究，而且還應注意到我們用什么方法去研究法律方法，這可以被稱為方法之方法。現在許多學者提倡批評式研究，這似乎成了學術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但是我們應該清楚，研究法律的目的并不具有唯一性，它既要推動社會的進步，還要在經驗范圍內實現秩序、正義、公平或者實現法治。法學研究的目的具有綜合性，例如關于法律方法的研究主要用于解決已發生的案件，向后看可能是其特征，維護法治、促進法治的實現則是其責任。所以，包括西方法學家所講的“教義學”在內的方法是法學研究者不能忽視的方法。在前法治時代，神治、德治等都把神或德抬到了權威地位，同樣，在法治時代，法也應有相應的權威。因而，法學的研究者在應用法律方法時應該有一種信仰的姿態，應設定研究者所釋放出的意義是法律的意義。法學研究不在于追求“新意”，而在于追求法律文本和事實文本中的法律意義。在對法律方法之方法的思考中，我們還應克服整體主義的思維方法局限，重視個人主義方法論的應用，等等。總之，法學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實用，我們應著眼于中國現實問題來思考中國法學研究的定位，不能盲目地追西方法學的潮流，但今后若干年內我們必須注意從西方法學中總結經驗，尋找靈感，應把研究的焦點聚集于中國法治的現實問題。我們欣喜地看到，現在部分學者關于中國“民間法”的研究，似乎有把中國“法律”與西方法學結合起來的趨勢，這很可能會找到中國法學與西方法融合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