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基本理論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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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法和比較法學的概念
比較法并不是像某一國家的民法、刑法那樣的法律。民法或刑法都各有調整社會關系的對象，也都各有調整這些關系的具體法律規則；比較法既沒有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也沒有相應的具體法律規則。簡單地說，比較法是指對不同國家的法律進行雙邊或多邊的比較研究。因此，比較法（ComparativeLaw）、比較法學（ComparativeJurisprudence）和比較法研究（StudyofComparativeLaw）這三個用語的意義實質上是一樣的，而且后兩個要比第一個更為精確，但在絕大多數法學家中，比較法已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用語。
比較法或比較法學的特征，主要在于通過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法律。當然，人們的認識過程總是在不同程度上通過比較的方法進行的，任何科學都使用比較方法，但比較法學不同于法學其他學科，它的主要特征和方法在于比較。
比較法所比較的法律是指不同國家的法律。這里所講的“不同國家的法律”，其含義是相當廣的。例如從空間而論，一般指本國法和外國法之比，或不同外國法之比。僅本國法之間的比較研究一般不屬于近代意義上的比較法學范圍。但有的法學家認為，聯邦制國家中的聯邦法和邦法（包括美國各州的州法）之間以及各邦法之間的比較研究，也屬于比較法學范圍。
對法律的比較研究一般可分為三個過程。第一個是掌握所要比較的不同國家的有關法律資料；第二個是對這些不同法律進行比較，也即發現其同異；最后是分析同異的原因并作出適當的評價。
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換句話說，是為了解決社會生活中某種問題，因而發現不同國家法律中的同異，也可以說就是發現對同類問題的不同解決辦法。例如在控制人口增長問題上，不同國家是否采用法律手段；假如都采用法律手段，那么就可以再比較它們分別采用了什么法律手段，如規定法定結婚年齡、法律上允許人工流產、法律上對是否符合計劃生育分別予以獎勵或制裁，等等。
二、比較法學是法學的一門學科
在國外比較法學家中長期存在著關于比較法性質的一個爭論，即它是否是法學的一門獨立學科，或者它僅僅是研究法律的一種方法。在這一問題上，大體有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是懷疑這一爭論的意義。例如英國比較法學家格特里奇（H.C.Gutteridge）認為：“這樣的問題是純學術問題，其重要性無信紙如何是可疑的”，因為問題的關鍵是對“科學”和“方法”兩個術語的解釋，但它們之間的界限是很難明確分開的（2）。
第二種意見認為比較法僅僅是研究法律的一種方法。例如，20世紀初著名分析法學派代表薩蒙德（J.W.Salmond）為比較法所下的定義是：“對不同法律制度之間的類似和差別的研究”，它并不是一個單獨的法學部門，而“僅僅是這種科學的各個部門中的一個特殊方法”（3）。西方不少法學家也都持有這種觀點，主要理由是比較法不像民法、刑法那樣，它沒有自己特有的規則，因而也沒有它自己特有的研究對象。蘇聯法學家C.齊夫斯也認為，比較法至多只不過是專門的、個別的科學方法，“把個別方法看作一種本身能夠構成特別科學和獨立學科的因素，未必有根據，并在實際上未必合適”（4）。
第三種意見認為比較法不僅是一種方法，而且也是法學的一門獨立學科。早在1900年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比較法學會上兩個重要代表人物，法國比較法學家薩萊伊（R.Saleilles）和朗貝（E.Lambert）就持有這種觀點（朗貝后來又改變自己的觀點，認為比較法只是一種方法）。法國另一比較法學家達維（R.David）在其主要著作《當代世界主要法律制度》一書中也傾向于第二種意見。“毫無疑問，對于多數人說來比較法將確實是一種方法，即‘比較的方法’，用來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特定目標。但是對于其他人，如果他們主要的事情是研究外國法和把它同他們的本國法進行比較，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法就取得了一門科學的地位，也即在法律知識中一個獨立部門的地位。換句話說，現在需要有一類能夠恰當地稱為‘比較法學者’的法學家，同那些在各自領域中運用比較法的人們并駕齊驅。”（5）蘇聯法學家B.圖曼諾夫認為“現代比較法學，既是利用比較方法作為特別分科研究方法，也作為特別研究方面，不論這兩個方面如何相互聯系在一起，它們之間仍有一定區別”（6）。
本文作者也認為近代意義上的比較法不僅是法學研究的一種方法，而且是法學的一門獨立的學科。方法與學科當然是密切聯系的，特別是對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法（比較法學）來說，對法律的比較是它的主要特征和方法；但方法與學科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科學研究的手段，后者是指科學研究對象的一定領域。如上所述，比較法的確不同于民法、刑法之類的部門法，但是它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對象，即不同國家的法律，它也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成果，它是從其他法學部門中無法取得的某種較系統的法學知識。正如法國比較法學家萊翁丹—讓•；康斯坦丁內斯庫所講的，比較法學“要把用比較的方法得出的有關知識組合起來，加以整理和分類，使之構成一個緊密的、獨立的、具有特有的目的與范圍的整體”，“這個科學是一門獨立的科學，因為它提出一些新問題，因此它走進了未經探索過的科學領域”（7）。
三、不同社會制度法律的可比性
在比較法學的發展過程中，對同一社會制度的法律之間的可比性，似乎從未發生過懷疑；但對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之間（實質上是指社會主義法律和資本主義法律之間）的可比性，卻長期存在著爭論。一般地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無論在西方法學界或蘇聯法學界，占優勢的觀點是否認它們之間的可比性。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從50年代后期開始，社會主義法律和資本主義法律之間有可能進行比較的觀點，才逐步流行。
否認可比性的主要論據是：只有在同一性質的事物之間才可能進行比較；在不同性質的事物之間缺乏可比的基礎。我們可以將不同社會性質的法律加以“對照”，但這不是比較法學意義上的比較，而只是為了表明它們的性質是根本對立的，或用以表明其中之一的優越性。
社會主義法律和資本主義法律，就各自作為一個整體而論，分別代表了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經濟基礎、階級意志、指導思想、原則等，但它們之間仍存在著可比性。因為這里的比較并不意味在不同的本質中發現共同點，而只是批在承認不同本質的前提下，在法律現象方面發現同異。因此，在這一比較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法律的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根本目的和暫時目的之間的差別。例如，我們可以就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中直接體現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如合同法）進行比較，但必須注意社會主義社會商品交換關系和資本主義社會商品交換關系的原則區別。總之，我們承認對這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有可能進行比較，但如果忘記或低估兩種法律的本質區別或不同社會制度的區別，就不可能使自己的比較研究得出任何接近正確的結論。
有的西方法學家認為，關于這兩種法律之間的可比性問題“關鍵問題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國家是否發生一樣的生活情況并且都受法律調節。如果這種條件具備，那么就可以對有關同樣生活情況的社會主義和西方這兩種法律規則加以比較，并確定它們的同異”（8）。
這里應注意的是，在這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中，的確存在著許多形式上有某種類似的法律部門、制度或規則等，但其中情況是相當復雜的。大體上說，有的在具體內容和含義上往往有巨大差別，例如關于保護個人財產權的法律，有的在具體內容或含義上，差別是不顯著的或甚至微不足道的，例如有關交通法規。此外，除了許多在形式上有某種類似的法律部門、制度或規則外，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中還存在著這種情況：在這個國家中有這種法律，在那個國家中卻沒有，其原因最終可以歸結為兩國社會制度的不同。例如美國有反托拉斯法，有由最高法院行使的違憲審查制，它們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中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又如中國有極為廣泛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和企業職工參加企業的民主管理的制度，這些都是美國法律中所沒有的，而產生這種差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制度的不同。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同，僅一國法律中有而另一國法律所沒有的情況，事實上也就是對不同國家的法律進行比較研究。
對否認或懷疑兩種不同社會制度法律之間可比性的最有力的回答，是各國的立法實踐。在當代，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資本主義國家，在立法時都要借鑒其他國家的法律，不僅借鑒相同社會制度的法律，而且也借鑒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
四、比較法學的歷史發展
從世界范圍來看，比較法學首先是從西方國家中發展起來的。但在西方，自古希臘至19世紀前這一漫長歷史過程中，雖然對法律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較研究，但比較法學并未形成一門學科。作為法學的一門學科，比較法學是在19世紀中期興起的，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
首先，資產階級立法的廣泛發展。19世紀在歐洲大陸各國開展了廣泛的法典編纂活動，從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開始到1896年制定的《德國民法典》，標志著法典編纂的巨大成就。廣泛的法典編纂活動意味著立法本身需要對不同國家法律的比較研究，而且還大大地改變了法律教育的內容。在此以前，法律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羅馬法、習慣法或理想的自然法。現在，編成法典的實在法迅速成為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些情況提出了在本國法和外國法之間或外國法之間進行比較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次，資本輸出、殖民地擴張和國際貿易的發展也有力地促進了比較法學的興起。自19世紀開始，比較法學在民法、商法等私法領域中最為盛行。如果不是由于資本輸出、國際貿易等原因，如何來解釋以上這一事實。
最后，作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的進化論的影響也促進了比較法學的興起。在進化論的影響下，自然科學領域開始廣泛應用比較法，出現了比較解剖學、比較生物學、比較胚胎學等著作。這種方法推動了法學領域中的比較研究。
1900年在巴黎召開了第一次國際比較法大會，它標志著比較法學自19世紀中期開始興起的高潮。大會主要討論比較法的概念、性質和目的等基本理論問題。在討論比較法的目的和作用時，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國比較法學家薩萊伊和朗貝兩人所持的觀點。他們相互之間的觀點，雖然有所不同，但他們都認為比較法的任務主要在于發現或創立對“一切文明國家共同適用的法律或法律原則”（9）。
這一會議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出席會議的代表，除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波洛克（F.B.Pollock）一人外，其他都來自歐洲大陸的民法法系國家。民法法系對法律形式的傳統看法偏重于法典編纂。因此會議決定，比較法的主要任務在于起草統一的國際法律，即以法典形式出現的各文明國家共同適用的法律。
上述現象說明了比較法學已經興起，但卻具有很大局限性。一方面，從與會者的局限性可以看出，即使在西方世界，比較法也僅主要流行于歐洲大陸各國，即民法法系國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會議對比較法的目的和任務的理解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自1900年第一次國際比較法大會后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比較法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隨著德意法西斯政權的興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比較法學一度趨于停滯狀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迄今，比較法學急劇發展，其繁榮狀態為以往所罕見。戰后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是推動比較法學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長期以來，在西方比較法學家的心目中，不同國家法律的比較研究，僅指所謂“文明”國家的法律，即指西方國家的兩大法系。為了適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新的國際形勢，比較法學的范圍必須而且事實上也突破了西方兩大法系的范圍，擴大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以及由于舊殖民體系的瓦解而先后取得獨立的近一百多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法律（包括伊斯蘭教法）。
戰后經濟、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使世界更加聯成一氣，國際經濟、文化交流急劇增加，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比較法學的發展。
此外，法學家對比較法目的和任務的認識的改變也有助于比較法學在戰后的發展。如上所述，在1900年第一次國際比較法大會上，關于比較法學的目的和任務方面，占優勢的觀點是制定統一的國際法，這是西方法學家的一種幻想，事實上也就是建立所謂“世界法”的幻想。比較法學如果以這種幻想為基礎，是不可能有前途的。幸運的是，戰后西方比較法學界，從總的來說，已放棄這種幻想而采取了務實的態度：比較法的任務主要在于，對不同國家的法律通過比較研究而增進相互了解、借鑒。“國際統一法律的起草，已不再被視為比較法研究的首要作用了”（10）。自19世紀以來，比較法學研究在傳統上集中于私法（民法、商法以及國際私法、民事訴訟法），也有少數研究比較刑法、比較憲法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私法在比較法學中仍占主要地位，但公法以及介乎公私法之間的經濟法、社會法的比較研究，也日益擴展。
在長達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由于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種條件的限制，對中國法律和外國法律之間的比較研究是不存在的。但如果對比較法學作廣義解釋，那么早在戰國時期就有對各諸侯國法律之間的比較研究。魏國李悝（？—約前395）“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11）。秦漢以來各封建王朝之間法律的比較研究，更為眾多。我國古代斷代史文獻中的《刑法志》，主要敘述各代法制概況和評論，對以往歷史上的法制也有所比較。清末律家薛允升（1820年~1901年）所著《唐明律合編》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對法律進行比較研究的一本代表作。
在我國歷史上，真正近代意義上的比較法律研究，是從清末沈家本（1840年~1913年）主持修訂法律工作時開始的。他提出了“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的方針，組織對外國法律的翻譯工作，設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法律學校（法律學堂）；聘請日本法學家岡田朝太郎等人主講外國法律并任修訂法律顧問；以及派人出國考察法律，等等。
在民國時期，包括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比較法學進一步發展，但總的來說，也未發展成為法學的一門獨立學科。當時在大專法律學校中，開設有少數部門比較法學課程，如王世杰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連續主講“比較憲法”達五六年之久，1927年在他的講義的基礎上出版《比較憲法》一書，1936年雙出版他與錢端升合編的修訂本（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程樹德的《九朝律考》也是民國時期出版的對中國古代法律作比較研究的一本代表作。
五、比較法學的作用
對比較法的作用，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根據當前我國法學情況，本文試圖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培養懂得外國法律專門人才的一個有效途徑。從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法學界對需要大力培養了解“外國法律”的專門人才這一點，至少在理論上是公認的。但如何培養呢？“外國法律”這一用語的含義可以說是浩如煙海的。聯合國迄今已有159個會員國（12），不僅還有不少未加入的國家或地區，而且很多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并不是單一的。因此，就整體意義上的法律體系來說，全世界現行的法律體系的數目遠超過159個。因此，一個國家要想培養出通曉全部“外國法律”（即使僅現行法律）的“通才”，是不切實際的。要培養出了解個別國家的全部現行法律的專門人才（如美國法專家、蘇聯法專家），或了解大多數國家的某一部門法的專門人才（如外國刑法學家、外國訴訟法學家）也是很不容易的。
在培養懂得外國法律的人才時，除了培養以上所說的那種外國法或外國部門法專門人才外，還可以通過比較法學的途徑。正如美國比較法學家萊因斯坦（M.Rheinstein）所講的，“在法律領域中，國際實踐是以比較法為基礎的”（13）。也就是說，要了解外國法律的基本制度、它的精神，了解外國法律工作者考慮和辯論法律問題的方式同本國的有什么不同，等等，而這也就是指對本國法律和外國法律進行某種比較研究。它是培養了解外國法律專門人才的有效途徑之一。
第二，有助于借鑒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每個國家在立法工作中都應借鑒其他國家的法律。從比較法學歷史上看，比較法學最初是從比較立法開始的。1831年在法國開設的世界上第一個比較法講座以及1869年在法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個比較法學會，分別稱為“比較立法講座”和“比較立法學會”，這些都不是偶然的。人們正是從立法工作中開始認識到比較法學的價值的。
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工作中，比較法學的作用是極為廣泛的。例如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刑法和刑訴小組委員會在舉行聽證時，廣泛地征求各大學比較法教授的意見，收集有關比較法論文，從而就可能對擬議中的《聯邦刑法典》同許多外國的刑法、包括蘇聯的《刑事立法綱要》在內，進行詳盡地對比。英國1965年的《法律委員會法》中明文規定，負責法律改革工作的法律委員會應“搜集該會認為可能有助于完成其任務的其他各國法律制度的情況”。
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立法工作，總的來說，也堅持了一個原則：以總結本國的經驗為主，同時又吸取本國歷史上的和外國的經驗。既反對盲目照搬，崇洋復古；又反對閉目塞聽，閉關自守。我國立法工作的實踐還表明，在借鑒外國立法時，有兩類情況，“一是純屬借鑒性質……二是必須加以研究，作出相應規定，否則，我們的法律就不能適應現實需要。涉外法律，比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幾個涉外稅法中關于稅目和稅率的規定，民事訴訟法（試行）中對涉外案件的規定，海洋環境保護法，等等，就是這樣。制定這些法律，如果不參考外國的法律規定，不研究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關起門來立法，肯定會行不通，要么我們就會吃虧”（14）。
第三，在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中實現“面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手段。比較法學有助于本國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的發展，它引導人們進入一個新的境界，超越本國法以外的廣闊領域，即獲得比較法的豐富知識。不僅是外國法和外國法之間的比較研究，而且也包括本國法和外國法之間的比較研究。這種新的領域的知識也使人們加深對本國法的了解。
鄧小平同志在給北京景山學校的題詞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它表明了我國教育領域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新局面的方向。在法律教育領域中，至少就“面向世界”這一方向上，比較法學可以起重大作用。法律教育要面向世界，顧名思義，就是要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不同程度上了解世界各國法律。比較法學正是使人們掌握這種知識的一個重要手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西方國家的法律教育中，比較法學已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國，較大的一些法律學院一般都有專職的比較法教授，其中許多人從事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法系或社會主義國家法律的研究，在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開設“比較法總論”或較專門的比較法研究課程。在法國，自1955年以來，所有法律系在本科生第四學年中都開設“比較法總論”和一些專門課程，如巴黎大學開設“英國法”、“美國法”、“伊斯蘭法”等以及關于私法、刑法、行政法的比較研究等課程。
六、不同法系和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
法系是西方法學家首先使用的一個概念，但其含義卻不很確定，一般地說，它可以理解為由若干國家和地區的、具有某種共性或共同傳統的法律的總稱。這里就要注意，第一，法系并不是指一個國家的法律的總稱，而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法律的總稱。第二，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法律之所以構成一類，就因為從某種標準來說，它們具有一種共性或共同傳統。例如，西方國家的民法法系（即大陸法系）通常是指以古代羅馬法作為傳統而形成的法律總稱。西方國家的普通法法系通常是指以英國自中世紀直至資本主義時期的法律，特別是以它的普通法為基礎而形成的法律的總稱，故又稱英國法系。伊斯蘭法系通常是指以伊斯蘭教義為基礎而發展起來、并適用于伊斯蘭教徒的宗教法律的總稱。第三，一個法系中的任何法律當然是屬于一定社會制度的法律，例如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一般屬于資本主義法律，伊斯蘭法系可以說兼有封建法律和資本主義法律的屬性。但法系這一用語本身并不是指一定社會制度的法律。所以，我們應將不同法系和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區別開來。
法系這一概念對比較法學來說具有重要意義。一個簡單的事實：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法律，為了便于研究起見，就必須加以分在。以社會制度或生產方式作為標準，而將當代世界的法律大體上分為資本主義法律和社會主義法律，就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當然是基本的劃分。但僅有這一劃分，對開展比較法學來說，顯然是不夠的。因此，我們需要在劃分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以外，再在同一社會制度基礎上，根據某種共性或共同傳統而劃分出不同的法系。
以上已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比較法學領域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是比較研究的范圍已不限于西方兩大法系而擴大到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以及新獨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法律。與此相應，在西方比較法學著作中，“三個主要法系”的理論就盛行起來。根據這種理論，在當代世界有三個占主要地位的法系：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
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否構成一個與西方兩大法系并列的一個法系，在戰后西方法學界一開始是有爭論的。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在結構、形式方面同民法法系相似，因而應屬于民法法系的一個分支而不應作為一個獨立的法系。但占優勢的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由于在指導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根本不同于西方法律，因而應成為一個獨立的法系。為此，有的西方比較法學家在戰后對傳統的法系概念作了新的解釋，將法系一詞的含義擴大到包括不同社會制度的法律。
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比較法學家往往將當代中加的法律列為“三個主要法系”之外的某種次要法系之一（15）。本文作者認為，將法律的比較研究擴大到社會主義法律，在比較法學的歷史中是一個進步；但西方比較法學家以上所說的對當代中國法律的某些觀點，無論在政治上或理論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當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的特征，首先在于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以社會主義而以所謂“遠東的法律觀”作為它的首要特征，顯然是錯誤的。當代中國的法律是適用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的法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僅就這些事實而論，當代中國的法律在比較法學中應占有一個獨立地位，而不應處于依附“三個主要法系”或其中之一的次要地位。
本文作者主張，當代中國的法律應在比較法學中占有獨立的地位，但也不同意近年來國內個別法學作品中所提出的將當代中國法律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的觀點。
在我國法學著作（包括解放前的）和迄今為止的西方法學著作中，“中華法系”這一提法是有特定含義的，一般的解釋是“中國古代法律和仿照這種法律制定的各國法律的統稱”（16）。
當代中國的法律和中國古代法律之間的歷史聯系當然是不能切斷的。作為一種知識來說，這種古代法律是我們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在論述當代中國法律時，我們無疑可以或者應該追溯中國法律自古迄今的歷史發展。就這些意義來說，“中華法系”這一名稱在中國以至世界法制史中應該受到尊重。
但將當代中國的法律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或作為這一法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或要求“中華法系的發揚光大”，似未必是妥當的。當代中國法律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社會主義法律而不是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的法律；它是以馬列主義、思想指導的，而不是受資本主義或封建儒家思想指導的。事實上，有些西方比較法學家之所以堅持將當代中國的法律列入“三個主要法系”之外的次要法系之一，其理論根據主要也就是當代中國社會仍受儒家的輕視法律這種“遠東的法律觀”的支配。總之，將當代中國法律當作“中華法系”的代表這種觀點之所以欠妥，因為“中華法系”有其特定含義，如果要想賦予它以新的釋義，難免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誤解和混亂。同時，在比較法學中，“法系”一詞也有特定含義，將僅僅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的法律稱為“法紗”，在用語上也是欠妥的。
七、法律的宏觀比較和微觀比較
對比較法學可以從研究對象、目的等各種角度加以分類。在比較法學著作中，一個公認的分類是根據比較對象的范圍而分為“宏觀比較”與“微觀比較”。但對這兩種比較的具體含義卻不確定。事實上，比較法研究對象范圍的大小，也可以從兩個不同角度來分。
一個是從不同國家的法律是否屬于同一社會制度或同一法系這一角度出發：（1）不同社會制度或不同法系法律之間的比較屬于宏觀比較；（2）同一社會制度或同一法系法律之間的比較屬于微觀比較。另一個是從比較對象的層次這一角度出發：（1）對不同國家的法律進行總的或整體比較，也即通常所說的“比較法學論”，屬于宏觀比較；（2）對不同國家的同類部門法的比較，也即通常所說的“比較憲法”、“比較刑法”等部門比較法學（具體法律制度、規則等比較也包括在內），屬于微觀比較。
八、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比較法學
我國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在近年來，對比較法的研究有了不同程度的開展，例如少數高等法律院校中已開設了一些“比較憲法”、“比較刑法”之類的課程；少數法學刊物刊登了一些國外比較法學的譯文；發表了少數有關比較法的論文和專著；我國法學界與國外比較法學機構、比較法學家也開始有所交往；特別是在立法工作中，對外國的法律進行了一定的比較研究。但迄今為止，比較法學在我國還未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例如，比較法學尚未被認為是學位研究生的一門專業；幾乎還沒有比較法學的專業人員；有關比較法學的論著寥若晨星；比較法學在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中的地位還未被公認；全國還沒有一個比較法學研究單位；即使在立法工作中，對各國法律的比較研究一般也不是系統地進行的。積極開展對比較法學的研究是我國法學界的一個重要任務。
當代中國的法學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法學。作為這一法學的一個學科，我國的比較法學也應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比較法學作為自己的方向。
這種比較法學必須劃清這一領域中的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界限，要防止和反對國外比較法學中的錯誤觀點，特別是所謂“世界法”的觀點以及對當代中國法律的各種錯誤觀點。
一般地說，我們的比較法學不能將自己的任務僅限于收集材料，停留在“敘述比較法學”的階段，而應對所收集的材料進行比較并作出恰當的分析和評價。也不能僅限于對法律條文的比較，而應注意分析這些法律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這種比較法學要注意借鑒國外比較法學，但也應反對盲目照搬。它要對外國法之間進行比較研究，但作為中國的比較法學來說，它應著重注意對中國法律和外國法律之間的比較研究。因為我國比較法學的主要目的是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制服務。當然，在高等法律院校中，為了避免與國內法課程之間的重復，有關比較法學的課程一般可以集中在對外國法之間的比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