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規范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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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80年代的準備，經過認真、求實、兢兢業業、甘于寂寞的努力，一批學者迅速成長。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人文學術界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特別是在文史哲這些有學術傳統的領域，以及經濟學等一些社會科學領域已經或正在形成一種學術的氛圍，正在建立比較嚴格的學術規范。相比之下，就整個法學領域來看，應當說，這種傳統和學術氛圍還比較差。盡管法學的所謂“核心刊物”有幾十種之多，不時也有一些高質量的學術，但總體來看，真正堅持了嚴格的學術標準的法學刊物也許只有一兩種，有些所謂的法學核心刊物實際連法學刊物都不能算。

由于刊物的學術標準不嚴格，法學院的學術訓練不嚴格，許多具有很好的學術潛質的學生未能得到良好的訓練，他們找不到良好的學術范本。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法學界的學術傳統尚未建立。

要建立或重建法學的學術傳統，無疑需要全面的努力，面對中國實際、借鑒國外經驗、研究者的個人學術品質和兢業精神、開展真正的學術批評，都是必不可少的。從目前來看具體可行的、而且必行的一步就是要建立學術規范。規范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當然是實質性的，但我在此僅就一些人看來并不起眼一點DD引文，這種形式化的規范，發點議論。我只是從引文對學術傳統的建立的功能性角度來談，至于對引文全面分析，至少可以作一篇長文。

目前的法學著作、文章，除了少數外，引文很少。翻開法學著作和刊物，包括一些核心的法學刊物上發表的一些不錯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文章從頭到尾沒有一個注。似乎一切觀點都是作者自己創新的，其實未必如此。這首先反映了的一點就是有些作者不讀書，或讀的很少（另外反映的是對他人的勞動成果的不尊重，即今日流行的“知識產權”）。究其原因，我們當然可以說法學界發表出版的有新見解的書籍和文章確實不多，但總還是有一些；而且還有一些相當不錯的調查報告、案件分析、社會報導和資料。但相當多的搞法學的人似乎視而不見。如果不讀書，那么怎么可能學術的傳承，怎么可能建立學術的傳統呢？最好的情況也只能是“一切從我作起，從現在做起”；而我很懷疑法學界有那么多才子或“泰斗”。

沒有學術性的引文或引證，表明法學界沒有借鑒和學術積累。引文首先是一個選擇研究方向和題目的問題。如果不注意他人已研究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那么我們所作的大量研究就可能只是、而且目前實際只是在重復他人已經作過的事，研究他人已研究過的專題，“發現”一些早已經有的發現。這樣不僅浪費了大量個人的和社會的資源，而且無法使自己的勞動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礎上推進，中國的學術就不可能盡快發展起來，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一個學術傳統。只要看一看這兩年來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文，有多少論文是在重復著他人和自己！一些人把自己的（？）同一個觀點在各種報刊雜志上不斷重復，最多變變句型和序列。這種論文實際上只是在作宣傳，而不是作學術研究。我并不一般地反對宣傳，也許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始時期，需要一些宣傳；但不能總停留在此。而且社會要有一個分工，如果還想在法學界當學者的話，而不是在法律界或社會上當活動家、鼓動家，就要不斷地研究新問題、提出新問題。而引文或觀點引證就是不斷推進學術研究，深化研究水平的一個基礎，一種保證。只有熟悉了某個領域內一些主要的著作和文章，才可能發現其中的矛盾和新問題，才可能（但不必然）有新的洞識，才可能推進自己的思想；并進而推進法學界的研究。這里的形式性規范并不僅僅是形式的，而是具有實質性的內容的。[2]

同時引證他人，也就是理解他人的過程，是與他人對話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又是形成學術共同體，建立和保持學術對話的可能性和能力的過程。如果每個人都“從我作起，從現在作起”，即使每個人都認真，那么也會各人有各人的話語、概念、命題，[3]這種多元的情況在某些方面有好處—可以防止一條路上走到底而形成僵化，但危險在于難以對話，難以形成學術共同體，更不用說建立學術流派和學術傳統。

引文在當今的學術領域之不可缺乏，還因為在一定意義上說，我們處于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個人不可能對所有的知識都有比較透徹的了解，甚至不可能對哪一門知識敢聲稱有完全的了解。[4]我們必須借助于他人的研究成果。事實上我們的對一個學科的大部分知識和判斷、每一個新觀點都提出或發現，都是建立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礎上的，其中包括其他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這種情況也許在現代、在法學界更為突出，因為在一定意義上現代知識增長更快，因為法學（當然并不僅僅是法學）是一門涉及社會所有方面（即學科）的實踐理性的學科。在這樣的條件下，為了保證論文的專科性（即還算是“法學”論文）同時保持它的新穎，我們就必須引證他人的觀點或研究結論。只要回顧一下當代西方法學的發展，就可以看到哲學中的闡釋學和語言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以及其他學科或次學科對法學的全面滲透，因此波斯納在《法理學問題》中敢于說法學不是一個自治或自主的學科。[5]即使在我國近十幾年來，法學實際上也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和歷史中吸取了許多動力，甚至可以說主要來自外部動力。因此，法學研究對其他學科研究結果的借鑒是大量的、不可避免的。而大量法學文章不可能、也不應當為了論證之必要而將這些領域結果之可信性全部展開，而只能引證觀點。這樣，引證就是保證論文或著作寫的更有新意、更精粹、更言之有物、更緊湊、更集中于法學問題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然而，引文還不僅是為文章寫的集中，它同時還可以幫助那些對文章所涉及的某個結論或論點、或者作為理論前提的某個結論和論點感興趣的他人，便于他們發現原始材料，查找原著，了解與法學有關的新知識、新學科、新領域。因此，引文在此又是一種發現和接觸新知識的渠道，一條信息公路。是法學界交流知識的一個載體。這為學者深入了解、確定有無誤讀、進而開展有根據的批評和評價創造了條件。

應當承認，現在法學界的引文和引證比多年以前好得多了，但從我的閱讀來看，許多人對為什么要引證卻并不明白。現在許多人引文大都是馬恩、或小平同志的語錄，或者中央的決定等等。這種引文當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但大量文章的引文都局限于此，就反映出許多問題。這種類型引文（包括對一些國內外著名學者的引證）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當作真理或結論來引用的，而不是作為論證過程或論點的必要組成部分或輔證出現的。一旦引文，似乎作者的觀點（如果還有作者的觀點的話）已經穩操勝券。這種引文方式就是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分析的中世紀對亞理士多德等人的著作的引用，[6]真理似乎已經有了終結，而不是為了在前人的或他人的基礎上發展（這也是為什么法學刊物上引文多于觀點引證的癥結所在，其實即使是真理，也不必定要引文字，為了簡潔完全可以只引觀點，這與引中國古代先哲不同，因為他們的話已經很簡潔了）。這種引文風格還反映出實際上法學界本身就沒有遵循“學術規范（其實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法律）上人人平等”的觀點。在他們的眼中實際上看到的是作者的話語，而不是作者的話語。其實法學和其他學界都有一些“小人物”作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或其中有

一些有價值的觀點和發現，但很少被引證，有些人甚至完全抄了人家的觀點也不加引證。似乎引了這些人，人微自然就言輕。這種非學術化的引證實在反映了法學界存在的嚴重的非學術化傾向。在此，我并非批評法學界的人們都是有意搞非學術化，也許多數人確實是認真的，只是大家都如此行為，又不理解為何這樣行為，那我也依葫蘆畫瓢吧；久而久之，習慣了，不感覺到這是個問題，這變成了另一種“規范”。這種“規范”延續至今，恰恰反映出法學界問題的嚴重性。期間，許多文史哲論文中也曾有這種傾向，但改革開放以后，這些學術領域很快就恢復了比較嚴謹的學術引文引證規范。為什么？其原因就在于這些學術領域有學術傳統，而法學界，長期以來沒有這個傳統，所以建立的“規范”至今沿用。這才是最值得警醒的問題。

由此可見，引文和引證在學術論文和著作中有極其重要的多重實際功能，它并不只是體現了作者嚴肅認真、有根有據、或尊重他人成果等抽象的精神性的因素，也不是為了使文章象文章、著作象著作[7]—否則的話，怎么理解有些大學者的某些論文也沒有什么引文和引證？引文和引證，在一定意義上，并不只是一個機械的程序或中國人所理解的形式，而是一個斟酌思考的結果，盡管這種斟酌思考并不總是、也不必是清醒的—否則的話，我們的一切文字都需要指出出處。因此，引文是學術規范化中除了嚴格嚴肅的學術批評之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方面。

就學術本土化而言，其實學術規范化是學術本土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學術規范化，就不可能形成學術傳統和流派，不可能形成學術共同體，學術本土化也很難形成。

但是，學術本土化還具有它自己的意義。這一目標的提出，在我理解是與中國學術從“熱”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它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國學者不滿足于80年代對西方理論和思想的一般地和簡單地搬用。這也是中國人要在學術上以自己的身份走向世界的雄心的一個體現，不滿足于只能被表現，而是要自我來表現。這是我們幾代中國學者的努力目標和理想。

就法學界來說，如何本土化。我國的法學不同于許多中國傳統的人文學科，它們有一個相當久的傳統，有自己的命題、范疇、概念和語匯；目前的中國法學則不同，它的幾乎全部范疇、命題和體系包括術語都是20世紀以后才從國外進口的，與中國傳統和現實有較大差距。1949年以后，盡管法學沒有被取消，但法律被視為政治的附屬物（政法），不適當地強調法學和法律的工具性，法學更缺乏學術的傳統。如何實現法學的本土化？已經有許多學者在一般意義上指出，要注重研究中國問題，這是解決學術本土化的出路。但這還不夠。我同意梁治平的意見，不能僅滿足于以西方的理論框架、概念、范疇和命題來研究中國，因為這樣弄不好只會把中國人的經驗裝進西方的概念體系中，從而把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變成一種文化殖民的工具。我們應當注意在研究中國的現實的基礎上，總結中國人的經驗，認真嚴格地貢獻出中國的法學知識。

具體說來，在目前，我認為，除了注意研究中國問題外，我們這一代學人還應當特別注意不要為我們的學科所限定，應當注意交叉學科的法學研究。所謂交叉學科，也并不是要事先確定學科，而是根據對研究的問題的對象需要來豐富擴大自己的知識，不讓自己的學科把我們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限定死了，而是以一個多面手或通才的眼光來研究中國的法律問題。我認為這可能是法學本土化的一個道路。因為我們現在的知識體系結構、學科劃分基本是西方的，是西方近幾百年，特別是勞動分工、職業化、專業化的產物。但世界并不就是如同這些學科那樣嚴格劃分的，學科和知識或世界之間并沒有一個嚴格精密的對應關系。世界是一個整體，社會活動是一個整體，知識也是一個整體，各學科都是你中有我我中你，從學科角度看，同一個行為中有不同學科的因素，因此學科只是人們便于研究學習而逐漸形成的一種觀察理解的角度和途徑。它很重要，但不能被其束縛。從古代來看，無論中外學者都不是那么嚴格限定于某個學科領域，相反他們的這種泛學科或“交叉學科”的研究使他們創造了一個沒有嚴格分科但極為博大精深的知識，后來才逐步形成學科。如果我們也堅持這一傳統或態度，也許我們會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一些新的學科領域，綜合一些方法，形成一些具有特色的本土化的領域，提出一些具有本土特色同時有普遍意義的概念、范疇和命題。我相信對世界可以有多種話語系統解釋，因為中國人曾用“道”、“氣”、“理”這樣的概念和相關命題同樣解說、理解了西方人用“物質”、“精神”、“主觀”、“客觀”之類的概念解說和理解的世界。我們今天不想DD也沒有學術傳統可以依據DD以中國傳統的諸如“禮”“法”之類的概念命題將中國法學本土化。但中國昔日的學術傳統至少啟示我們：學術不只有一種模式、一種構架。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嚴格的法律、經濟、政治和文化之分別，這些學科只是對學術傳統的定義，而不是世界的原本分割。因此這種分割不是那么“理性的”，相反是“非理性的”“專斷的”（不具貶義）。如果我們不為我們受教育的學科或定位的學科所限制，采取一種寬泛的交叉學科研究，我們也許可以在法學本土化上走出一條新路。

事實上，近年不少中青年學者實際上是在以問題或研究對象為中心，而不是以學科為中心在進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梁治平研究的法律還是文化或是社會；樊鋼和林毅夫研究的經濟學實際上觸及了大量的政治和法律問題；汪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搞了一個章太炎和清末思想的知識考古學。這表明我們許多人實際上都是在打破學科的界限，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在跨學科地追求知識，而且我們互相對話、互相啟發，形成了或正在形成一些小的松散的學術群體。我們有西方文化帶給我們的學科包袱，但我們沒有西方人那么重；我們處于一個社會的巨大變革之中，我們不需要那么急迫地尋求自己的學術定位；我們有中國的現實和歷史；而且又正在出現一批很有潛力的二十多歲的青年人，這一切有可能使我們的學術本土化，包括法學的本土化，即形成中國的學科，提出中國的學術命題、范疇和術語，形成中國的學術流派。說句并非完全是玩笑的話，也許一不小心，世界就發現中國就出了一個世界級的大學者，或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學派。不小心，在此并非調侃，因為我相信長期積累，偶然得之；因為我相信歷史上太多偶然性、隨機性，雖然不是一切努力都沒有結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結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結果，更不可能有一個確定的結果。“‘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8]

注釋：

[1]據《中國期刊總目錄》，全國法律類的核心期刊有31種，法律類專業期刊有133種；上海的《民主與法制》這樣的社會性期刊被列為核心期刊，而《比較法研究》，這份無論的水平還是編輯水平都屬于國內一流的學術雜志卻屬于非核心期刊。當然，我并是在貶低《民主與法制》（我并不是擔心被控侵犯該雜志的名譽權），而是批評那些確定法律核心刊物的人。新晨

[2]由于某種誤解和濫用，人們不僅常常過分強調所謂的內容，而且常常將形式和內容視為絕對對立的。其實，在哲學上看，沒有形式就沒有內容。一張桌子和一張椅子的“內容”都是一樣的，都是木頭，而之所以可以將之區別開來，就在于其形式。

此外形式和內容都是人們為了研究問題、探討問題的便利而作出的主觀上的區分，形式性的可以具有實質性的意義，例如法律上程序就是具有實質性意義的。

[3]近年來，我曾遇到一些不滿意法學研究現狀、自己作學問相當認真的學者，但讀他們的著作卻感到極為艱澀，一些完全自創的概念、命題以及由此生發的論證，令人無法接近，不知該從何處下手批評（學術意義上的，包括欣賞）。

[4]這并非言過其實。知識的門類科目其實也只是一種大致的劃分，邊界并不確定；而現實中的問題常常不是按照學科門類劃分的。世界與我們的知識劃分并不是對應的，我們的知識并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的精確畫圖。

[5]見，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532以下。

[6]福柯，《作者是什么》，集于《最新西方文論選》，王逢振、盛寧和李自修編，漓江出版社，1991年，頁449－450.

[7]對這一問題的更為深刻的社會學解構，見福柯《作者是什么》一文。

[8]《史記?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