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法治教育改革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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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提出依法治國，并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回顧我國三十年來法治教育，存在著教育形式單一、法治教育師資薄弱、法治教育重數量輕質量等諸多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小學亟需開展更加有效的、常態化的法治教育。

關鍵詞:

法治;依法治國;教育;普法

在2014年10月20日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又一次明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明確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置法治知識課程。”的戰略構想。法治教育對任何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進一步發展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法治教育在建立的初期階段則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當前，我國法治教育的開展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其所要承擔的不僅是教育公民遵紀守法，更包括了塑造法律人格，培養法律信仰的重任。

一、法治教育在我國的歷史

雖然十八屆四中全會又一次將法治教育提上日程，但是“法治教育”在我國并不是一個新鮮詞匯。早期的“法治教育”稱為“普法”，顧名思義，是以普及法律知識為主要目的的一種法制宣傳活動。在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了、司法部《關于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五年規劃》。同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定》。由此，一次聲勢浩大的普法運動就此拉開了序幕。根據全國人大做出的決定，我國早期普法以五年為一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培訓重點對象和培訓重點內容。早期的普法活動也不是一以貫之，而是隨著我國政策的轉變、社會形勢的變化以及對法治社會認知的加深而不斷調整。但綜合來看，早期的普法都以宣傳法律知識，倡導群眾遵紀守法為主要目的。這一目的的確定與我國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面臨著“”撥亂反正后法制尚未完善與改革開放逐步與世界接軌的矛盾，而解決這一矛盾的基本前提就是人民群眾了解法律的作用、內容，逐步樹立法律威嚴。另一方面，我國當時經濟建設尚處于探索階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薄弱的經濟實力也決定了我國當時尚不滿足全面宣揚法治思維條件。隨著三十年的普法教育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在2014年10月20日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又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并且將法治教育提升到了國民教育體系的大局意識、塑造法律人格、培育法律信仰”為理念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從上述理念可見，法治教育不再如以前以“使廣大人民知法、守法，樹立法制觀念，學會運用法律武器，同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作斗爭，保障公民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憲法和法律實施。”為目的，而是希望將法治理念深入我國民眾的“骨髓”，使民眾在生活中能夠自覺運用法律思維解決問題。沿著法治教育演變的歷史向前望，可以發現，我國當前法治教育亟需改革以謀求更加多樣的教育形式，更加靈活的教育手段，更加豐富的教育內容。

二、我國法治教育的現狀

(一)法治教育內容單一如果將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學教育定義為“法治教育”，那么從1986年至今三十年的法學教育定義為“法制教育”似乎更為適宜。以往的法制教育側重于傳播法律基礎知識，法律意識的增強也多注重守法，以義務本位為特征。而法治教育則以現代法律蘊含的法治精神的教育為核心，雖然也包括對法律知識、法律原則及法律制度教育，但更強調現代法律理念的培育。通過課題小組的調研發現，當前的中小學法治教育大多集中于課堂上德育教育，授課教師以滿足考試答題為主要目標，教育內容相對單一。

(二)法治教育形式單一法治教育不同于法律條文教育，不是單一的照本宣科傳授法律文本，更不是要求學生死記硬背以求掌握條文，在現代法治教育中掌握條文式的法治教育方法只是法治教育的基礎。如前文所述，法治教育強調具有公民意識的法學實踐，因此，緊扣課本的教育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代法治教育。“事實上，法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教育，也是一種道德教育，必須將法律的裁判規范融合成為一種生活及道德規范，以便學生遵循。故學校必須提供一個民主法治的教育環境，以達到“境教”的作用。”這種法治環境的營造絕非學校通過日復一日的課本教育能夠完成的，相反，如果學校采取壓力較大的填鴨式教學模式，反倒會使學生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喪失這種法治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法治教育優良環境的營造絕非僅僅局限在思想政治課的課堂之上，而更應當存在于日常的教學生活中。

(三)法治教育師資力量不健全法治教育具有法學與教育學交叉的雙重屬性，這就要求從事法治教育的老師不僅具有教育學的相關學科背景，還應當具有法學的學習背景或者至少是具有良好的法治思維和理念。在當前，法治理念在我國尚未完整建立，具有良好法治理念的人數量本身不多，其中甘愿投入中小學法治教育的人數更是屈指可數。甚至，有數據表示在當前從事法治教育的工作者中，對法律文本的掌握也良莠不齊。在2001年團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組織了一次針對全國10個城市中小學進行了大型社會調研，其中《教師問卷》調查顯示:“中小學教師對有關保護兒童與少年的法律知之甚少，在370名中小學教師中，僅有4人知道《刑法》中有少年兒童保護方面的法律規定，占全部被調查人數的1．1%;知道《兒童權利公約》的占0．5%;知道《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才有82．4%。”以上數據充分的表明，我國當前中小學法治教育師資力量不容樂觀。

(四)學校法治教育存在形式化近些年來，學校法治教育舉行的數量有所上升，但因為法治教育成果的考評機制尚不健全，難免會出現學校在舉辦法治教育或主管部門在考察法治教育時“以數量定質量，重數量輕質量”的情況。如根據有學者所做的問卷調查，“有9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聽說過或者聽說過但沒有接受過普法教育(前者占25%，后者占70%)，表示接受過普法教育的僅有5%。而幾乎100%的人表示不知道目前在進行第幾個普法的五年計劃。相比較有50%的受訪者表示愿意接受普法教育(還有50%表示無所謂)。另一個令人吃驚的結果是受訪者沒有人認為依法治國的口號提出后對自己的生活有實際影響———雖然有60%的受訪者認為應當提倡依法治國，依法辦事。這樣的數據與政府的工作總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流于形式的法治教育在宣傳法律文本的時代尚且能夠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隨著時間進入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時期，法治教育需要引起全國上下無論是教育工作者或者是在校中小學生的重視，并成為他們的信仰，在心底樹立對法律和規則的敬畏，沒有這種敬畏之情是難以推進法治教育順利進行的。

三、新時期法治教育的重構

(一)法治教育的基本原則法治教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許多方面共同配合才能很好的完成，而其基本原則可以起到指引法治教育方向與指導各方面配合的雙重作用。“小步快走”是法治教育的基本保障。當前，我國法治教育相較西方國家相對落后，我國國民整體法律意識仍有待提高，因此，有觀點認為我國應當全面開展法治教育，盡快塑造公民法律人格和法律素養。本文認為，法治教育的腳步離不開我國當前的國情社情，倘若我國國民的法律認識和法律意識沒有達到一定水平，直接過分強調諸如“民主”等較為復雜的法治思想觀點，那么非但不會產生正面的教育效果，反而會使得這些概念容易產生“異化”，進而引發重大社會問題。從我國建國以后至今近70年的發展歷史來看，一味的貪快冒進只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無論是改革還是建設，都應遵循基本自然規律，一步一步走，因此在制定法治教育大綱時，不應希冀一步到位，而應以“邁小步”，逐步有計劃的實現改革。與此同時，“邁小步”不等于以慢為先，以慢為好，而應在穩的基礎上加快法治教育的改革速度。“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法治教育模式”是法治教育的最終追求。不同國家和民族有著不同的歷史和風俗習慣，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國，不同的文化使得我國與西方國家的習慣思維并不盡相同，因此，在法治教育的過程中不能“東施效顰”一味向西方國家看齊，而應在尊重本民族習慣和歷史的基礎上，探究符合我國國情的法治教育模式。

(二)應加強法治教育師資力量建設“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老師在法治教育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當前法治教育師資力量薄弱的情況下加大師資投入成為首要任務。當前從事法治教育的老師，大多來自師范學院的思想政治專業，并沒有系統學習法律知識的經歷。所以，中小學可以適當從法學院校錄取畢業生從事法治教育工作，他們法學功底相對厚實，更能夠闡釋和說明法律本質從而完成法治教育的重任。甚至，師范學院可以嘗試開設法律本科專業，專門培養既具有法學素養又通曉教育理論的專門法治教育工作者，以其長久地解決師資缺乏這一問題。

(三)開展多樣化的法治教育模式法治教育應當以使學生真正領會法學精神、塑造法律人格和契約意識為主要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當開展多樣化、常態化的教育模式。例如在班級舉行班委選舉時，向學生講解我國的選舉制度;帶領學生自行制定“班規”，并嚴格按照“班規”執行，同時向學生講解我國的立法方式與遵守法律的必要性。通過理論結合實際的方式開展法治教育。

(四)建立全面的法治教育評估機制評估既是對法治教育過程的監督，也是對法治教育過程的指引，只有建立了合理的評估機制，才能引導法治教育向好發展。倘若評估機制不改革，仍采用原先應試教育試卷考試的方式方法，一來學校法治教育改革成果無法體現，缺乏改革動力;二來上級單位無法準確把握法治教育改革狀況適時做出調整。

四、結語

綜合來看，中小學開展法治教育改革，實施更加有效的法治教育既是一項符合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促進國家向好發展的實事，又是一項需要多級多部門長期關注并且堅持推動的大事，可以想見其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困難，堅持法治教育改革，堅持不懈發展更加有效的法治教育也將成為依法治國的一個新的突破點。

作者:李雨洋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