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國際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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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法律人格及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基本問題

1．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內涵與理論緣起在各國公司法中，“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又稱“揭開公司面紗”(liftingtheveilofthecorporation)，特指為了保護公司債權人和社會公共利益，阻止公司獨立人格之濫用，公司法“就具體法律關系中的特定事實，否認公司與其背后的股東各自獨立的人格及股東的有限責任，責令公司的股東(包括自然人股東和法人股東)對公司債權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負責，以實現公平、正義目標之要求而設置的一種法律措施”［7］(P124)。其最大功能在于克制法律擬制的公司獨立法律人格的僵硬性。當出現股東濫用公司人格獨立地位、惡意侵害債權人和社會公眾利益時，法律揭開公司虛擬法律人格獨立責任之“面紗”，代之以公司股東連帶承擔對外責任的制度，這實質上是對傳統公司法歸責原則的一種突破，其目的在于保障債權人和社會公共利益。在具體的國際法律關系中，國家與公司法人頗為相似，在一國之嚴重國際不法行為導致國際損害的情勢下，國際法試圖揭開國家身上所籠罩著的主權“面紗”，對隱藏在國家背后的個人追究責任，故在國家責任之外出現新的責任承擔形式。因此，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可資借鑒。筆者認為，所謂國家人格否認制度，即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因濫用統治權力突破必要限度②，對他國主權或國際共同利益造成損害進而構成國際犯罪③，國際法責令該個人行為者對其行為連帶承擔國際法律責任，以實現國際公平與正義的制度。至此，有論者可能會批評筆者將國內公司法中的制度“生搬硬套”到國際法中。筆者認為:(1)前文已述，“法人”是國內民商法擬制的抽象人格，其獨立享有民事權利、負擔民事義務;同樣，“國家”在國際法中也是一個擬制的法律人格，國家獨立享有國際法上的權利、承擔國際法上的義務。“既然一個‘人格者’僅存在于‘他的’義務和權利中，那么，就國家的義務和權利具有與私人的義務和權利一樣內容這一程度而論，國家的法律人格也就和私人的人格并無不同”［8］(P227～228)。(2)國際法對內國法特別是內國民商法的借鑒古已有之，而且很多制度就是從羅馬法(本質上屬于內國法的“萬民法”)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譬如，國際法領土取得中的時效、先占、添附、國際地役制度皆來源于國內民法;再比如，國際法中的條約必須信守原則也是來源于傳統民法中的有約必守原則;至于國家主權的概念，最早也是國內法上的制度，最后被學者引入國際法，成為國家的基本要素之一。這一借鑒正好為這一制度的構建提供了優越的制度淵源。

2．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合理性與公司法上的公司獨立人格非常類似，國家作為國際法上的擬制人格，通常是以自己的名義獨立行事，故一般而言，國家作為一個主權實體，其行為應由其自身承擔國際法上的責任(即國家責任)。但在特定情形下，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很可能會濫用國家主權，法西斯運動就是典型例子，其特點就是大規模、瘋狂的國家犯罪，以國家機器進行犯罪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犯罪更為嚴重和可怕。在那個年代，“擔任過國家要職的、處于決策層的高官”，利用國家機器，“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利用廣泛存在的群眾情緒，或在國內發動慘絕人寰的政治迫害，或在國外進行駭人聽聞的侵略戰爭，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這種國家人格性犯罪造成的歷史慘劇有:“對土著居民的屠殺和掠奪，喪盡天良的販奴和蓄奴;遍及三大洲的血海戰火，慘死在毒氣室、焚尸爐的六百萬猶太人;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成百萬正直無辜的蘇維埃人遭到槍決、監禁和流放的大清洗……”［9］(P401～403)?？傊祟悺按?、支持或以國家名義的權威人士”動輒濫用國家主權，以國家名義實施國際犯罪，侵害其他國家的利益或危及國際共同利益的行為比比皆是。在此情況下若只追究國家之責任，一方面影響到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的實現，另一方面對譴責和預防國家犯罪難以奏效，且使得國家背后的個人逍遙法外。因此，戰后涌現的各類國際法庭審判活動開辟了追訴此類個人或團體的刑事責任之路。盡管此類行為是以國家名義做出的，本可歸因于國家而由國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因“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是由個人而非抽象的法律實體所實施的”，故國際習慣或國際條約等已經通過創設或者推動，將一些國家行為界定為國際犯罪，國際法除了要求國家承擔相應責任之外，對此類個人亦同時進行譴責和懲罰。這種國家人格否認制度在實踐中產生與發展，其合理性具體表現在:第一，正確區分了各主體之權責，使其罰當其罪和不罰及無辜;第二，進一步完善國家責任制度，有效防止大規模國家犯罪的死灰復燃;第三，深入釋明了國際條約以實體法形式確立個人的國際罪行和大量國際刑事司法審判次第出現之原因。

二、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理論界定及實施方式

隨著近現代國際法的發展，國家人格否認制度在國際司法實踐中早已成為司空見慣之事實，只是缺乏學術理論上的梳理。任何制度的實現一定有其起始，國家人格否認制度亦是如此，可以說，國家人格否認制度是與現代國際法中的人權保障、國際犯罪、國際人道法的發展緊密相關的。

1．國家人格否認制度是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在國際法中的法律實現方式《紐倫堡憲章》第六條創設了個人刑事責任原則，被稱為“紐倫堡原則”(NurembergPrinciples);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頒布的“紐倫堡原則聲明”則進一步確認了國際法可以不考慮國家法的規定，直接適用于個人刑事責任的原則。此處所謂“個人”應包括兩類:(1)享有特定職權的自然人，包括國家元首及其近親屬、親信(如希特勒秘書馬丁•鮑曼、蘇丹總統巴希爾、利比亞總統卡扎菲及其近親屬)、政府首腦(如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普魯士總理赫爾曼•威廉•戈林)、外交部長(如德國第一任外交部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第二任外交部長的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最高軍事首領(如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參謀長、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日本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黨派掌權者(如納粹黨立法領袖威廉•弗利克、司法領袖漢斯•弗蘭克)等具有特定身份的個人。(2)“非國家行為者”，主要包括武裝部隊、警察、準軍事團體、武裝民兵團體以及其他民辦機構等團體。如準軍事團體和武裝民兵團體在前南斯拉夫沖突中，實施了很多國際犯罪行為;此類主體所涉足的最為典型的國際犯罪是“危害人類罪”;“非國家行為者”在一些情形下甚至成為“解決個人刑事責任的先決條件”。當然，由于國際刑事責任是個人刑事責任，故而非國家行為者并非國際刑法主體的新種類。紐倫堡審判的法庭判決指出，“正像對國家一樣，國際法對個人也施加義務和責任，這是早已被承認的……本憲章的精髓就是，個人也有國際義務，這種國際義務高于各個國家所施加的國內服從義務。違反戰爭法規的個人雖然是根據國家的授權行事，但如果國家在授權時超出了它根據國際法所享有的權限，那么，上述個人就不能得到豁免”，《紐倫堡憲章》以及法庭判決所承認的國際法原則在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上得到肯定。1946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五條同樣規定以個人身份或團體成員身份犯有國際罪行，犯罪者個人應單獨承擔責任。1998年訂立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二十五條更是明文規定了“個人刑事責任問題”?？傊?，一系列臨時性或常設性的國際法庭憲章或規約都規定了個人刑事責任原則，而這些原則的具體落實自然要借助于法庭的刑事司法審判。綜上所述，隨著戰后諸多國際刑事法庭對個人刑事責任的追究，國際法已牢固確立個人刑事責任原則，這也標志著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真正確立。該制度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它的確立與發展伴隨著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在國際刑事司法實踐中的法律實現。

2．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國際法創設與個案實現國際法的創設不同于國內法，其更多地體現在國家間意志的協調，通常表現為締結條約，此類例子不勝枚舉。當然，國際習慣法的司法確定也是國際法創設的一種重要情形①，如“以私人身份行事的個人”實施國際犯罪，最早為國際習慣法確定下來的有海盜和販賣奴隸兩種行為［12］(P80)。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國際法創設集中在國際刑法與國際人道法領域，具體指國際法創設和調整國際犯罪。根據實施身份之不同，個人國際犯罪大致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以私人身份實施的國際犯罪”，如海盜罪、販賣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人質罪等;第二類是“個人以國家代表的身份或者作為代表國家行事的人實施的國際犯罪”，如戰爭罪、反人道罪、滅絕種族罪等［12］(P80)。對于前者，因各國國內刑法均無例外地將此類行為規定為犯罪，且管轄權上大多數國家采取普遍管轄原則，故通常在內國法院進行管轄和審判;而對于后者，通常由臨時性或者常設的國際刑事法庭實施。此外，由專門的法庭審判一些特定的國際犯罪案件成為近年來國際刑事法治的新趨勢，譬如判處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絞刑的“伊拉克高等法庭”(IraqiHighCriminalCourt)，其前身是根據2003年12月10日生效的《伊拉克特別法庭規約》成立的“伊拉克危害人類罪特別法庭”;又如判處孟加拉國伊斯蘭大會黨核心人物穆罕默德•穆賈希德死刑的“國際戰爭罪法庭”(InternationalWarCrimesTribunal)，由執政的孟加拉人民聯盟政府于2010年建立并行使職權。在處罰措施方面，經過多年的發展與演進，國際法對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實施的國際犯罪采取“二元責任原則”予以懲處已成為國際法學界的共識，但傳統概念并未解決如下問題:(1)既然個人以國家代表的身份或者作為代表國家行事的人的身份實施，這種職務行為是否為國家這一主權實體所吸收?此種情形下個人的行為能否得到豁免?(2)如果認為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應當對其做出的國際犯罪行為承擔責任，理由又是什么?(3)如果認為個人須承擔相應國際法責任，那么主權國家是否也應同時承擔責任?如果實行“二元責任原則”②，其理由又為何?筆者提出的國際法人格否認制度，顯然對我們清晰理解上述問題提供了理論上的參考。當然，與國家人格否認制度有關的國際犯罪行為與國家本身的犯罪行為膠合在一起，對外常表現為國家主權行為，故國際法須通過人格否認制度將二者進行剝離，懲處方式實行“二元責任原則”。如1945年11月起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戈林等前納粹罪魁共20多人進行了審判;1946年1月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法西斯戰犯進行審判，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在法西斯戰犯承擔個人刑事責任的同時，法西斯國家也承擔了“最嚴重的一種國際責任形式”，同盟國通過訂立《倫敦國際協定》，對德日實行臨時性的軍事占領和軍事管制，并由盟國管制委員會代行此項最高權力［13］(P105～106)。此外，國家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還有判處罰金和損害賠償、經濟制裁、剝奪參與國際活動的權利以及道義譴責等。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法律創制和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實現是兩回事，國家人格否認制度只適用于個案，即在國際法庭上通過國際司法訴訟將此類規范適用于個案以實現之。

三、國家人格否認制度與個人國際法有限主體理論

1．國際刑法的發展擴大了國際法律關系的主體資格通常認為，某一法律關系的主體者，即為某一法律關系的參加者。故要成為國際法的主體，通過考證其有無參加國際法律關系，即可明了?！爱攪H法學者稱特定實體為法人，或是稱該實體為‘法律主體’時，即意謂該實體有能力建立法律關系，并享有權利與負擔義務”。因循該思路我們會發現，傳統國際法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就如同內國法對動物權利的保護，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此觀念顯然已不合時宜，而關于國際人格的范圍中是否包含個人、公司等問題早已是眾說紛紜了。隨著國際法律關系的縱深發展，國際法上的人格已不再局限于傳統國際法主體，從當前個人積極參加國際法律關系、成為國際法直接調整對象這一現象觀之，個人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已然成為事實。但是，個人在國際法上的主體地位是有限的，也就是說，一般情形下國際義務都應由國家或國家間組織這種擬制的法律人格者承擔，但在特殊情形下，由于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做出國際不法行為觸犯了國際強行法，而對國家的懲戒不足以彌補國際不法行為所造成嚴重后果(或罪刑相一致)時，通過國家人格否認制度，國際法著力以個人刑事責任承擔的方式譴責隱藏在國家之后的個人行為者幾成趨勢。二戰以后，聯合國安理會指定成立的臨時法庭對法西斯戰犯的審判最為典型。對國際犯罪行為，因其違背了國際法規定的“禁止性規范”，國際法允許其法律效力刺穿國家主權的屏障，結果正如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所言，“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是由個人而非抽象的法律實體所實施的，因此國際法的規定只有通過處罰實施這些犯罪的個人才能得到執行”?？梢哉f，現代國際法對國際犯罪的懲治便是典型的國家人格否認制度。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為學界一般公認的是，“國際法可以對個人的作為或不作為追究刑事責任，并且可以由經合法授權的國際法庭或國內法院以及軍事法庭給予懲處。這些國際法庭根據適用的法律以及法庭的憲章行使國際管轄權，國內法院則根據適用的法律以及管轄權的性質———這種管轄權的行使為國際法所肯定———行使國際管轄權”。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此種表面上看起來屬于國內法上管轄的個人刑事犯罪通常不在一國國內審判，而由常設的或臨時性的國際刑事法庭來審判的原因了，而且對其審判在法律適用上也主要以國際法為依據。此類國際刑事公約均有犯罪的實體性規范，譬如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二十一條規定了公約“適用的法律”。從該條規定可以看出，個人承擔國際法上的責任問題在國際法上早已確定無疑。當然，此處最為合理的解釋是個人對國際刑事責任承擔的特殊性，國際法通過法律創設和推動刺破國家虛擬人格之屏障，進而將國際法律責任直接施加于個人行為者。

2．國家人格否認制度深刻映證了“個人國際法有限主體”論關于個人是否具備國際法主體地位的討論眾說紛紜。有學者獨辟蹊徑，提出將“國際法的主體”與“國際犯罪的主體”兩者割裂開來分別看待，并認為國際犯罪的主體“是指犯國際罪行，應負刑事責任并具有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個人)，因為犯罪是有意識的活動，特別是犯國際罪行，必須具備國際犯罪構成的心理要件，所以只有有意識的自然人(個人)才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筆者并不贊同該說法，這是因為:(1)國家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盡管這一觀點存在爭論，但一系列的國際法文件也支持這一立場，如國際法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關于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將國際不法行為(InternationalWrongfulActs)分為國際侵權行為(InternationalDelicts)和國際罪行(InternationalCrimes);2001年11月，國際法委員會又通過了《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將國際犯罪改稱為“嚴重違背依一般國際法強制性規范承擔的義務”，被認為是對“國際罪行”概念的進一步擴大適用。(2)從國際刑法的視角界定“國際犯罪的主體”并無不當，但并不意味著個人就不能成為國際法的主體，這是因為假定“國際犯罪的主體”成為國際法的一類新型主體，則更加支持了個人是國際法主體的說法。對此，筆者有四點理由:其一，萌芽時期的國際法主體就是個人。根據古代兩河流域和古埃及締結的條約，“國際法主體不是國家本身，而是法老、國王以及各城邦國家的獨立統治者或附屬統治者”，當時為數眾多的通婚條約也證實了這一點。其二，“國際犯罪的主體”的提法是從國際犯罪學的視角考察的，而如前所述，國際犯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法律淵源也是基于國際法，也就是說，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進行的國際犯罪行為本身是國際法直接施加給個人行為者的責任承擔形式，故提出這一概念并不能使其從邏輯上繞開個人的國際法主體地位問題。其三，從國際犯罪的流變來看，個人刑事責任的承擔亦經歷了一個漸進的發展歷程，二戰以后的國際法更加明確地懲治個人的刑事犯罪，如“把戰爭罪作為一種國際罪行，并對策劃、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領導人由國際法庭提起訴訟和審判，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事”。其四，正是119由于傳統國際法中國家責任的承擔方式已無法防止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實施的國際犯罪，導致嚴重危害到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情勢，所以國際法要通過人格否認制度，穿越國家主權的屏障，進入國際刑法層面來懲治國際犯罪，使個人承擔基于國際法創設和推動的國際刑事責任。因此，正如意大利國際法學家帕里埃里(B．Pallieri)所認為的，在紐倫堡和東京的國際軍事法庭中個人直接被審判，“就是把個人同國際法直接聯系起來，從而使個人成為國際法的主體”)。故筆者提出“個人國際法有限主體”理論，所謂“有限主體”，乃是因為個人行為僅在國際刑法等特定領域承擔個人國際法責任與享受權利情形下，方能成為國際法之主體，即使是持批評論的林欣教授也不得不承認，“由于國際法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那就是在特定的場合下，個人在國際上具有一些有限的行為能力”。個人在國際法上具有“行為能力”，當然是國際法的主體無疑了，這不正佐證了筆者的“個人國際法有限主體”的觀點?換言之，在國際法上，國家、個人都可能承擔責任，而且國際犯罪等特定領域，對于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做出的國家行為，因為超過必要的限度，國際法通過國家人格否認制度實行“雙罰制”，直接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正是由于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無論是個人承擔國際犯罪之責任，抑或是國家承擔國際不法行為之責任，均是國際法主體之責任承擔形式，只是個人的國際法責任較為有限，但其國際法主體資格并不能否認。所以，學界不應再拘泥于個人是否國際法主體的討論。

四、結語

國家作為國際法最主要的主體，是國際法律關系的主要參加者，享有依國際法而起之權利，亦承擔依國際法而起之義務，乃國家的法律人格使然。國家與國內法中的公司法人一樣在國際法上具有擬制的身份與獨立的人格，而主權則成為國家法律人格賴以存在的“擬制的靈魂”，也因此，以國家做出的法律行為一般均被視為主權行為，均由國家承擔法律后果。但二戰以來出現了一種新趨勢，即國際法開始追究那些濫用統治權力、以國家的名義肆意發動戰爭、侵害人權、屠殺民眾等代表、支持或以國家名義行事之個人的刑事責任，《紐倫堡憲章》第六條創設的“紐倫堡原則”對現代國際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國際法實質上已悄然創立了國家人格否認制度。而國家人格否認制度的特別適用也決定了個人的國際法主體地位勢必在極其特殊情況下存在，一般認為應限于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與享受國際權利等方面，筆者繼而提出了“個人國際法有限主體”理論，它很好地回應了當前學界關于個人是否國際法主體問題的爭論。

作者：劉學文單位：南開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