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學對教育功能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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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法學教育功能偏離農村需求

因我國長期的農村與城市“二元分立”，法學教育服務功能的發揮亦局限于城市，忽略了農村的法律服務需求。學者關注較多的是“秋菊的困惑”里所呈現的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問題，即在“送法下鄉”圖景中，農民只是法律的“他者”，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被迫應付法律、逃避法律，甚至對抗法律。可較少關注農民能否獲知法律知識及法律意識如何產生，能否獲取“法律服務”來“接近正義”。因為司法的高成本使窮困的農民對通過司法來“實現正義”常常望而生畏。法律援助制度常因經費緊張和人員短缺而難成氣候，2005年全國法律援助案件辦案數僅為25.3萬件，而據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統計，全國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過70萬件，而且現在開展法律援助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縣級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開展的十分有限。如上所述，貧困人口最集中的農村對法律援助需求量最大，而高校法學院的法律援助恰恰最不重視甚至是直接忽略了這些地方。幫助農民提高法律意識和道德素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全社會都應該為之有所貢獻的一項重任，大學的法學院理應有所作為。為了適應農村社會對法律的需求，一些大學依托法律診所形式為“三農”服務。目前，國內成立的專門以“三農”為教學和援助對象的法律診所有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北大——遷西法律診所”、西北政法大學的“農村法律診所”、華中科技大學的“農村與農民法律診所”、武漢大學的“農村司法法律診所”等。但僅依憑幾個大學提供的法律服務并不能滿足廣大農村和農民的法律需求，必須推而廣之，將此任務賦予中國的法學教育。

二、法學實踐教學實效的欠缺

在中國，大學體制本身彌漫著濃厚的行政化氣息，教學計劃制定和專業課程設計均需層層審批，大學教育則是在戴著鐐銬跳舞。現行中國法學的實踐教學可謂蓬勃發展，尤以診所式教育和案例教學為甚。可縱觀當下各種實踐教學，亦存有諸多不足。

1.法學實踐教學設計偏離目的如果將法律教育的階段做簡單的劃分，大致有三個階段：“滿堂灌”式的傳統教學階段；“案例”教學階段；診所法律教學階段。而就本質的變革而言，實質有兩個階段：傳統教學階段和診所法律教學階段，因為案例教學實質乃是傳統教學的一種輔助方式。案例教學的最大弊端在于對“案例”的“裁割”，無論是轉述書本上的案例，還是教學者親歷的案例，實際上都有一個“講述者”對案例進行“裁割”的問題，亦即根據講述的需要，把復雜生動的案例刪減成只有講述者所需要的“主干”部分，讓學生失去了“篩選”的條件和機會。因為只有在繁復、交錯和真偽并存的個案材料中，讓學生自己“篩選”和抽取其中的材料，才能使案例教學變的有意義。為克服此弊病，法律診所式教學應運而生。法律診所被引進中國的初衷，是為了縮小課堂理論教學與司法實踐之間的差距，為了讓學生在畢業后能盡快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以克服法學教育中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的突出現象。但目前我國法律診所教育的運作，基本上是將診所法律課當做一門課堂上的“課”來上，在方式上通過擬制案例或真實案例的再度模擬以加強學生的實踐能力。其實，這種做法在實現診所法律教學的目的上助益不大，它不僅模糊了診所法律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邊界，還模糊了與模擬法庭訓練的邊界。將診所法律教育從課堂上“解救”出來，讓它回到實踐中來，真正的、大部分的診所課應當在真實的個案中通過學生的思與做，讓教師“以案說法”。即在真實的個案中，在學生參與的每一個環節中加以指導和講授，去掉診所課堂的“擬制”案例，去掉診所課堂的“模擬”與再現，將課堂上的診所“回歸到實踐”中去，將課程與實務合二為一。

2.法學實踐教學范圍、場所狹窄以上所講的實踐教學手段，尤其是診所法律教育面向的學生非常有限。幾乎所有高校法學院的法律診所開課并非面向全體學生，而必須通過“面試”從廣大學生中“擇優錄取”，所以落選的學生就受不到診所教育“光芒”的普照。這其實關涉了診所教育是普化的實務教育還是精英化教育的問題，如果把診所教育定位為一門加強學生實務技能訓練的課程，就應該由全體法學院的學生必修。法學實踐教學尤其是診所法律教學面向范圍狹窄的原因是多種的，其中，經費支持不足、教師配備不齊及案件來源非常有限是主要原因。除了實踐教學面向的對象狹窄外，依然存在實踐場所的狹窄問題。我國的法學實踐教學場所絕大部分固定在城市，比如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或法學院的診所辦公室。診所法律教學所解決的糾紛絕大多數是發生在城市人之間。在我國農村社區，盡管農村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2/3，但很難成為各高校診所法律教學的實踐場所，在農村或針對農民的法學實踐教學基本上是缺位的。這就使得法學實踐教學手段單一、場所狹窄，同時法學教育在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服務功能上大打折扣。必須尋求一種新的路徑，使得法學實踐教學與法學教育功能在解決“三農問題”上較好的銜接。

三、送法下鄉：糾正法學教育功能偏離的實踐教學之途

送法下鄉不僅可糾正法學教育功能的偏離，亦可拯救農民對國家法知之甚少之現狀，也可豐富法學實踐教學途徑。

1.送法下鄉的傳統解讀自等在1996年啟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以來，全國各地積極響應，蓬勃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三下鄉”活動。高校法學院亦積極發揮著自己的能量，廣泛開展了送法下鄉活動。一方面可以嘗試變革法學教育的法學理論“滿堂灌”現象，另一方面可以服務農村。但傳統意義上的送法下鄉局限性較多：一是送法下鄉的“法”僅僅是國家法，尤指國家制定法的條文，一味強調國家法對民間法的征服，國家法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村民社區除了乖乖服從外別無選擇，如此冷冰冰的“高姿態”招致村民社區的反抗，送法下鄉的效果不理想，往往演變成不具有實質意義的形式。二是傳統送法下鄉只是授人以魚，而非授人以漁，送法下鄉的形式更多的是普法宣傳，甚至比較少有法律咨詢、法律援助，幾乎忽視了對村民法律意識的培養，使“送法下鄉”永遠停留在村民社區被動接受的局面，很難主動“迎法下鄉”。

2.送法下鄉的新形式：農村法律診所的建立社區法律診所是美國法學院最初創建的診所形式之一，它是在窮人（或稱弱者）多而律師力量不足的地方，將法律診所的援助資源投入于此而開展的診所類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民始終屬于社會的弱勢群體，以農民為法律服務對象成為社區法律診所教學與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法律診所教育不斷深入地推動下，一些國家的法律診所教育進一步發展出專門為農民群體提供法律服務的“農村法律診所”。在我國，農村法律診所在具體運行中一定要注意如下問題方可實現其促進法學實踐教學與教育功能契合的初衷。首先，農村法律診所應該具有“地方性知識”的思維模式。

那種抱著居高臨下“幫助”的觀念，實質上失去了援助的價值，所以必須尊重農村社區原有的治理方式，平等地與農村社區就其存在的制度問題、規范問題、法律糾紛等進行對話，不能認為完全按照法律診所的教學設計運作或無償提供的法律服務才有意義，而那些被農村社區已經長期運用并賦予其規范作用的“土政策”、“土辦法”等經驗的典范卻被忽視了。法律診所應該具有“地方性知識”的思維模式，注重從農村社區挖掘、搶救、整理農村自我組織、建設、發展的經驗。其次，農村法律診所的教學模式包括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農村法律診所課堂教學活動通過Seminar形式展開，Seminar可譯作討論會、講習會，是在歐美大學課堂中流行的一種交互式教學路徑。“其核心是充分挖掘課程參與者的學理潛能，最大限度地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認識互動，從而深化對某一主題的認識，實現學生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達到‘學有所獲、教學相長、日學日進’的教育目的”。

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根據教學目標，提供可以激發學生興趣的材料，創設出情景，學生據此發現并提出問題。農村法律診所的實踐教學，是讓學生帶著特定社會角色和任務去實踐。這些特定的角色就是在不同場所，以社會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參與，這些任務是在教學計劃中預設的，也是在課程結束后學生必須自我評價和教師需要檢驗的專業技能，一般具體包括學生在選取的村點或其他法律援助站點提供法律咨詢；特定人群的訴訟、非訴訟案件；農村法律問題調研；模擬法庭等。布魯納認為，知識來源于經驗，卻不同于經驗，“知識是我們構造出來的一種模式，它使得經驗里的規律性具有了意義和結構。任何組織知識體系的觀念都是人類發明出來的，目的是使經驗更經濟、更連貫”。

最后，農村法律診所的評估具有特殊性。農村法律診所的評估具有評估方式的多樣性和評估指標的不絕對性。評估的方式多種多樣，如反饋、綜合能力自我評價、書面總結、課堂模擬、專家考核和定期的結項會活動等。傳統教學評估中的指標大多是指數、規格或標準的硬性規定，從而造成評估結果往往是為了迎合“指標”而含有虛假的成分，使教學評估成為了“走過場”。農村法律診所教學評估本著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提高的宗旨，將教學評估作為改善教師的教學方式，提高學生學習效率、服務于農村和農民的一種教學方法。因此，農村法律診所的教學評估除了考勤有明確的規定外，大多數指標只是一個相對的范圍，評估中會依據學生個體存在的差異而不同，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硬性規定。中國目前的法學教育必須從通識教育向職業教育轉型，轉型的最佳選擇便是向西方國家學習，加強法學實踐教學。建立農村法律診所是豐富法學實踐教學方式，促進法學教育功能實現的重要途徑。

作者：阮麗娟田開友單位：吉首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