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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闡釋了黨群關系的實質,糾正了黨群關系認識中的思想偏差。一是指出黨和群眾之間是工具和工具使用人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的工具。基于這一判斷,黨的八大對黨與群眾之間的關系作了深入闡釋,指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先進分子的集合體,它對于人民群眾的領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1]。作為人民群眾實現其利益的工具,它必須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為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而奮斗,因此,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是強調黨員干部與群眾之間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明確提出,黨員干部都是群眾的一員,是人民的一部分,必須在人民群眾的整體之中,不能忘記自己是階級的先鋒隊,是人民的代表。[2]必須防范出現脫離群眾和產生“特權階層”,要防止領導干部權貴化。據此,劉少奇提出要改革工資制度以及一些特殊待遇如配給制度、警衛制度,“使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3]。也強調領導干部要減少特供,要警惕滋長官僚主義的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三是指出領袖與群眾之間必須保持良性的互動關系。黨的八大在反思與總結了蘇共斯大林錯誤的教訓后,深刻指出領袖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對黨的革命和建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黨、階級和人民的寶貴的財富,是密切聯系群眾的模范,愛護領袖本質上要愛護黨、階級和人民的利益,同時強調無產階級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也必須遵循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
(二)探索相應的制度和措施,保證群眾路線的貫徹和實施。八大前后由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的基本建立,黨開始從國家層面和黨自身層面探索一些制度來為群眾路線提供體制機制保障。首先,從國家層面上,通過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堅持政治協商制度來構建黨群關系的平臺和載體。在八大前后,等領導人對完善人大代表大會制度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一是要完善人大代表制度,要讓人大代表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經常去接觸人民,了解實際,看看實際工作中有無偏差,另外強調人大代表要參加對政府、公安、司法工作的經常性檢查,監督他們的工作;二是完善人大會議制度,允許把所有人大代表的發言包括批評政府工作的發言,不管對的、部分對的甚至錯的都發表出來,允許唱“對臺戲”。對于堅持政治協商制度,1956年初搞調研聽取有關部門匯報時就提出“兩個萬歲”的思想,他說共產黨萬歲,派也萬歲,這也是一種民主。這一思想在《論十大關系》中被概括為共產黨和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其次,在黨自身層面,通過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來貫徹群眾路線。一是提出實行黨代會常任制。這樣一項制度的確立有利于使黨的代表大會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對于實現黨內民主以及密切聯系群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制度化意義[5],另外也有利于“唯一合法的執政黨”彌補國家層面群眾利益表達制度和機制存在官僚化的弊病,從而有利于黨主動的獲取民眾的信任和執政合法性。二是完善黨委會制度,強調集體領導。在強調集體領導的同時也明確必須堅持黨委領導下的個人分工負責制,分別執行各級黨委會所交付的任務。[6]這項制度將個人與集體相結合,有利于發展黨內民主和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三)加強群眾對黨的監督,反對官僚主義。黨取得執政地位后,許多黨員干部居功自傲,聽不進群眾、黨外人士的批評和意見,產生了“做官當老爺”官僚主義作風。如何改變黨員干部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八大黨章強調了對黨員和黨進行監督,但主要是從黨內進行監督,并未強調黨外監督。面對黨脫離群眾、官僚主義滋生的問題,提出要對全黨開門整風,通過大鳴大放和大民主的方式來進行整風。他還號召和發動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起來監督黨,通過人民民主來對付官僚主義。他指出:“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我們愛好的大民主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7]遺憾的是,由于對國內外形勢發生誤判,使這種大民主朝著反右斗爭擴大化方向發展,造成了群眾監督遭受挫折,由此封死了人民監督執政黨的渠道。為避免整風運動后群眾監督的弱化,鄧小平在1958年發表了《共產黨要接受監督》,明確提出:黨和黨員要接受監督,這樣會使黨員更謹慎些。[8]他著重強調了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地區要擴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和監督,并提出:“讓群眾出氣,讓人民群眾發表意見,對群眾合理的意見就接受,不合理的意見要解釋和說服。”[9]綜上所述,八大前后黨通過群眾監督來反對官僚主義,有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訓,“讓人民監督執政黨”是在中國國情下堅持群眾路線、解決官僚主義的根本路徑,但是,任何監督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程序和法律框架內進行,否則很容易走入極端,造成制度和法律空置,社會動亂,民權虛化。
(四)正確協調各種經濟關系,注重改善群眾生活。黨群關系的實質實際上是利益代表問題。八大前后,黨提出以蘇為鑒,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的路的命題,開始對中國式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探索,以期更好兼顧群眾生活和利益。一是提出要正確把握經濟建設的速度和規模。黨的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發展經濟的方針,這一方針體現了經濟建設要保持合理的速度和規模,要兼顧群眾利益,不能急躁冒進,超越現有經濟的發展水平和人民群眾的承受的能力。二是指出要協調好農輕重三者比例與人民群眾生活改善之間的關系。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對于勞動者個人來說,輕工業、農業與他們利益關系最大,輕視這兩者就是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我們“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這樣結合起來,優先發展重工業才有基礎。另一方面,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是為了保衛人民的福利和社會主義成果。[10]三是強調正確處理好“骨頭”和“肉”的關系,即處理好工業建設和市政設施、生活福利設施建設的比例協調問題。1956年,在談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指出,要相應安排工業建設和市政設施、生活福利設施建設的比例,避免光注重“骨頭”而忽視“肉”,給群眾基本生活需要造成困難。八大前后,黨對中國式經濟發展模式的具體探索,對于正確協調各種經濟關系,兼顧群眾生活和利益,鞏固黨與群眾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歷史啟示
第一,要在全黨進行群眾路線的思想教育,進一步突出群眾觀點。首先,通過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使他們從思想上真正認識到黨與群眾的關系以及群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自覺的站在人民大眾立場上,把服務群眾、造福百姓作為最大責任,把執政為民、為民用權作為正確使用權力的基本準則,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私。其次,黨員干部要正確處理好“公”與“私”之間的關系,超越狹隘的私利觀,自覺的為人民群眾謀利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部分黨員干部有了趨利化傾向,他們在給黨和人民做事時,討價還價,爭名奪利,對于這種情況,我們要予以堅決斗爭。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無產階級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就在于其超越了狹隘的階級利益的局限,不代表任何一個利益集團,而是真誠的為著廣大人民群眾而奮斗的黨,所以作為先鋒隊一員,黨員干部除了法定的個人利益外,沒有特殊的利益,必須在實際工作中自覺地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第二,要加強各層面制度建設,構建踐行群眾路線的制度平臺。首先,要進一步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基層民主制度等國家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使各級機關真正能夠了解和反映民意、代表人民利益。其次,要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黨委會制度等各項黨內民主制度,進一步確立黨員的主體地位,維護黨員的權利,增強黨內民主意識,使黨員對黨的凝聚力進一步增強,從而使黨本身獲得生機和活力。再次,要完善民主決策制度,暢通群眾參與決策渠道,使決策民主化、程序化。實際上,黨的群眾路線的實現過程也是一種決策模式。黨在這個過程中主動深入群眾中去聽取民意從而實現更好的決策。第三,要積極拓展群眾監督渠道,加強對黨的監督。首先,要健全各種層次上對公共權力和黨員干部的監督機制,加強派和無黨派人士、媒體、群眾對黨員干部的監督,使掌握公共權力的黨員干部置于人民群眾有效的監督之下。其次,要利用各種新媒體、新技術來對黨員干部進行監督。網絡監督已成為群眾監督的新手段,它的出現一方面彌補了現存國家監督體制機制滯后性的缺陷,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及時曝光公共問題、形成公民合力的優勢,使各種公共問題社會化,從而增加了監督的廣泛性和實效性。第四,要平衡群眾各種利益關系,切實維護群眾利益。
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的真正方向在于為群眾謀利益,群眾路線的思想和行動都必須將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則群眾路線將喪失其實踐的動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多樣化造成群眾利益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如何維護不同層次群眾利益,照顧其利益需求的多樣化,成為貫徹群眾路線的難點。當前,黨和國家要合理安排經濟建設的速度和規模,正確處理好農業、工業、服務業之間的關系,不可急躁冒進,要經過調查研究,科學論證,綜合安排,使經濟能夠平衡發展,同時能夠滿足群眾各層次的需求,改善人民生活。在現實的經濟建設中,黨員干部要走近群眾,了解不同層次群眾的需求,在做某項決策和行動時,要考慮到各層次群眾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根據群眾的實際情況制定保障民生的有效措施,不斷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使群眾利益得到真正維護。
作者:葉子全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