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人權保障水平提升的路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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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害人權利保護亟待加強

在刑事訴訟中，世界各國一直都重視刑事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在刑事訴訟實踐中，罪犯不應僅被視為訴訟的對象，相反，罪犯應被視為具有主體性的、處在自由且可自我決定的地位上。孟德斯鳩曾就此指出:平等應該是法官與被告人的真正關系，在這種關系之下，被告人才不會認為法官們可能對其使用殘酷的手段。這樣他就將被告人的訴訟客體地位提高到了主體地位。貝卡利亞進而提出了許多保障人權的原則，比如審判公開、無罪推定，等等，他同時認為所有理性的社會之第一要義應該是保障個體的安全。因此，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來看，刑事訴訟應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不受侵犯為首要宗旨。然而，作為刑事訴訟的另一重要主體———被害人———他們的人權保障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犯罪被害人的權利被漠視的主要原因是:國家認為國家專門機關對犯罪提起公訴，能有力打擊犯罪，這也是對被害人利益的最好保護，即國家能最好地代表被害人的利益。這種錯誤思想在當下的刑事訴訟理論和實踐中已經得到一定的糾正。20世紀中葉以來，被害人權利的保障已經開始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被害人受到犯罪行為的直接侵害，身心都可能受到犯罪的重創，因此，刑事訴訟程序運行過程中不能漠視被害人的相關權利。在1996年我國修改《刑事訴訟法》之后，被害人成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具有了刑事訴訟的主體地位，同時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還加強了被害人的部分權利(如申訴權等)的保障，這是歷史上被害人權利保障的巨大進步。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很難切實保障和實現被害人的主體地位，保障被害人的權利成為口號甚至成為空頭支票。在司法實踐中，刑事被害人人權保障存在著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救濟被害人的有效手段缺失，被害人的知情權未得到切實保障，被害人的發言權在刑事訴訟中受限制;被害人的上訴權缺失，無法實現當事人的相關權利;被害人獲得民事賠償的范圍狹窄，權利受限制。從總體上看，新《刑事訴訟法》在加強被害人權利保障方面的內容非常欠缺，尤其是沒有賦予被害人相應的知情權、上訴權、刑罰執行過程的參與權、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以及獲得國家補償的權利等一系列訴訟權利。然而，如同被告人權利需要加強保障一樣，不斷加大對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在我國刑事訴訟過程中也極具重要性和緊迫性。《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同時兼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與被害人的權利保障這兩個問題。同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和被害人的權利保障之間并不是相互抵觸和相互對立的關系，加強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并不會侵害到被告人的相關權利。在司法實踐中，由于被害人權利得不到有效地保障所引發的報復行為以及上訪活動等頻發，這極大地突顯出加強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如同加強被告人的權利保護一樣意義非凡。《刑事訴訟法》的制度設計與公民的基本權利聯系最為密切，應充分體現人權理念和人權保障精神。正如費因伯格所指出的:一切個人都是高貴的并且應受到尊重，無論是同情或者愛，還是對權威的信服，都無法取代這些重要的價值。因此，《刑事訴訟法》既應成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權的法律，更應成為保障刑事被害人人權的法律。通過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被告人可以平復心理創傷，獲得精神慰藉以及物質損害賠償，從而緩解心理沖突并消減報復行為。

二、技術偵查措施需要進一步細化

為了適應我國犯罪形勢日益嚴峻以及新型犯罪不斷出現的情況，新《刑事訴訟法》對技術偵查進行了具體規定，增加了秘密偵查等三類特殊的偵查措施，具有重大意義:一方面，宣告秘密偵查措施合法化，有利于更有效地打擊犯罪。另一方面，技術偵查措施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從而對公民隱私權和自治權構成天然威脅。因此，為了擺脫技術偵查的弊端，必須通過立法嚴格限制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為保障人權而控制偵查權，以實現保障人權和懲罰犯罪兩大價值目標的平衡。偵查活動是偵查機關為了追訴犯罪，依法進行的對犯罪情況的調查工作以及實施具體的刑事強制措施。偵查是刑事訴訟的重要環節之一，也是及時有效地打擊犯罪的重要方式。在刑事訴訟中偵查權的行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偵查權的順利運作能夠實現懲罰犯罪的目標，另一方面，行使偵查權還要顧及到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的程度，所以，應當嚴防偵查權力濫用給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造成侵害。新《刑事訴訟法》的特點之一就是新增了“技術偵查”一節，使技術偵查手段合法化，這是非常大的進步。但《刑事訴訟法》規范技術偵查措施方面的制度還十分簡單粗糙，未能有效地約束和限制偵查權的運作，這就為現實中濫用偵查權力提供了可能的空間。正如陳瑞華教授所指出的:檢察機關行使秘密偵查手段本身沒有爭議，但這一手段一旦被濫用，便會造成人人自危。

技術偵查手段是通過侵犯公民隱私權來實現偵破犯罪的目的，該措施本身具有一定的風險性，所以在適用這種高風險的偵查手段時，必須加強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新《刑事訴訟法》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在賦予偵查機關對特定案件采取技術偵查、秘密偵查手段的同時，也規定了嚴格的適用范圍、期限、批準程序等。而且新《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刑訴規則還規定了技術偵查措施的保密要求，比如新《刑事訴訟法》第150條。但是，有關技術偵查的立法中的很多內容仍舊體現為比較抽象的規范，在具體運用時還需要有關機關進一步明確和細化這些內容。因此，立法者仍然需要審慎的思考和更進一步的規范，努力就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問題在“懲罰犯罪”與“人權保障”之間尋找平衡，使得技術偵查手段和秘密偵查手段的行使、司法審查程序、期限的設立符合刑事訴訟的基本規律。在偵查機關運用技術偵查措施時，必須嚴格控制公權力的行使，強化公權力之間的互相監督和制約。這是實現其保障人權目的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需要合理配置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使得批準、實施技術偵查措施的權力互相制衡。另一方面，通過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系列的防御權利和救濟權利，使得偵查權的行使無法超越合理的界限。同時，通過對偵查機關嚴重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行為進行制裁，促使其在訴訟過程中依法行使權力，杜絕權力濫用。

三、刑事訴訟人權保障進一步完善的基本方向

(一)應打破“人權保障與懲罰犯罪并重”的關系定位，厘清刑事訴訟不同層次的目的刑事訴訟目高屋建瓴，統率著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五大刑事訴訟環節，居于至關重要的地位。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主要依據刑事訴訟直接目的“雙重論”的觀點，導致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而當下的新《刑事訴訟法》仍然延續了“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定位。“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已經成為當下國內理論界的通說，也就是刑事訴訟直接目的“的雙重論”。有學者在研究我國的刑事訴訟目的時，主張以均衡論為基礎，認為我國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是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統一。我國制定《刑事訴訟法》的原因是為了保證刑法正確實施，實現國家刑罰權，從而實現懲罰犯罪的目的。因此，我國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是懲罰犯罪。美國學者帕克所劃分的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模式這兩個刑事訴訟模式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刑事訴訟目的。學者之所以批評犯罪控制模式，原因是其側重懲罰犯罪而忽略了保障人權的重要性;學者之所以力推正當程序模式，原因是其在保障人權的基礎上實現了國家的犯罪控制，但正當程序模式最終的立足點仍然是犯罪控制。所以，這兩種模式在懲罰犯罪這一直接目的上是統一的。現代的法治國家雖一般不再以犯罪控制作為刑事訴訟的唯一目的，現代刑事訴訟目的理論的一大轉折，就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不斷尊重和保障人權，但這并不能說明保障人權就是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并且保障人權可以與懲罰犯罪不分伯仲。保障人權，是嚴格遵循刑事程序懲罰犯罪的結果，是刑事訴訟過程中的間接目的。所以，刑事訴訟目的是具有層次性的，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是懲罰犯罪，其間接目的是保障人權，其根本目的是保護人民、維護社會秩序。因此，今后仍將繼續的《刑事訴訟法》修改，應當厘清刑事訴訟三個不同層次的目的，即直接目的、間接目的和根本目的，只有理順這三個不同層次的刑事訴訟目的，《刑事訴訟法》才能更為理性地保障人權。

(二)需要進一步設置和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權利刑事訴訟人權保障主要關涉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與被害人的權利保障這兩個層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不能輕視或忽略任何一個層面。其一，上訴權是被告人和被害人作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都應具備的必要權利，只有如此才能維護他們的相關權利，并進而約束和監督偵查權、檢察權和審判權等司法活動。除非《刑事訴訟法》賦予刑事被害人在公訴案件中的上訴權，否則就不能切實通過程序正義來實現實體正義與社會公平。其二，需要在法律中規定刑事被害人具有精神損害賠償權。我國在刑事訴訟立法中應允許刑事被害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這樣不僅可以使被害人在獲得一定物質損害賠償的基礎上緩解其心理痛苦，可以減少被害人因報復而犯罪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刑事被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其三，在法律中設置國家補償刑事被害人的相關制度。國家將補償被害人作為增進公民福利的一個重要目標，通過頒布法律和改進社會政策，國家以此來改善每個公民的生活。國家和社會應當在某位公民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導致身體殘疾或者家境貧困時，適當補償和扶助該受害公民。

(三)進一步規范偵查權力的運行我國應借鑒法治國家立法的成功經驗，以規制偵查權為核心，從下述幾方面進行規范:其一，可借鑒其他國家規定由中立一方或法院批準，不能自己批準自己行使秘密偵查權，嚴格技術偵查的批準機構。比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b規定:只有法官對是否監錄電子訊息有決定權。檢察院在發生延誤而致危險時也可以決定是否監錄電子訊息。三天內檢察院的決定若沒有得到法官批準的，則失去效力。而當下我國的技術偵查仍然屬于自我審批式的程序設計，這顯然不符合權力制衡的要求。其二，運用技術偵查措施與當事人的重要權益關聯密切，因而應在立法中設置當事人對案件的一定知情權、審查權和異議提出權。在法律中規定當事人對所獲得信息的相關權利，以防止通過技術偵查所獲得的相關證據被不當運用而使當事人的權利受到侵害。比如，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268條第6項規定，在竊聽程序終結后，應立刻通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對有關資料和錄音在法定時限內進行審查。法官在法定期限之后來決定是否提取當事人認為重要的對話記錄，對被禁用的筆錄和錄音進行減刪。并且應提前24小時通知公訴人和辯護人參加刪減工作。其三，應在立法中明確規定適用技術偵查措施違法的后果、權利救濟制度和責任追究機制。為了防止有關機關對技術偵查手段的濫用，從而侵犯公民的相關權利，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技術偵查手段行使的監督機構，明確規定適用技術偵查手段違法的法律后果，并且明確規定公民相關權利被侵犯后所能運用的救濟方法。

總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在我國新刑事訴訟法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相關的權利保障措施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因而切實反映了從以國家為本位的一元法律觀到以國家本位、社會本位和個人本位綜合而成的多元法律觀轉變這一理念在中國的實踐過程。當然，為了切實實現《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的目的，必須認真辨析其間存在的問題和認識誤區，并為進一步完善刑事訴訟人權保障提供基本的方向。

作者：侯瑞雪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