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權公約改革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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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洲人權公約改革的現實性

1998年11月1日生效的第11號議定書所取代第2、3、5、8、9以及10號議定書，同時《第11號議定書》成為歐洲人權公約改革的轉折點，歐洲人權保護機制開始轉向人權保護實施機制的改革。《第11號議定書》廢止了歐洲人權委員會，允許個人可以直接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訴訟，同時賦予歐洲人權法院強制管轄權并且改變了歐洲人權法院的結構，同時也廢止了部長委員會。2010年2月18日，俄羅斯批準本議定書之后，歐洲人權公約修訂的要件——歐洲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國批準已達成，《第14號議定書》于2010年6月1日生效，更進一步的改善歐洲人權法院的效率。本議定書的改革措施在于增加獨任制法官和三人委員會，以此過濾和審查不符合提請標準的案件，修改受理個人申訴的“嚴重侵害”標準，加大對個人申訴保護力度，強化監督委員對判決的執行力度，更加完善歐洲人權公約執行中的不足。2013年歐洲人權報告調查指出，歐洲公約改革帶來的新的發展主題。主要是司法活動數量的持續增長。歐洲人權法院試圖再次達到高效率實現案件的公平公正的處理。這些結果證明了第14號協議運作的四年里的改革的價值，改革具有顯著成效。也因國家愿意接受這些創新，這意味著具有類似性質的案件，可以節省和減少復雜的程序。總體而言，在歐洲人權法院待處理的案件數量約減少了28,000件，預計在2013年底至略低于10萬大關。這個巨大的改善是更加引人注目的，因為在2011年，當時待處理的案件已超過16萬達到高峰。在短短兩年內，在原有的案件數量基礎上，法院受理案件已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回顧一年的過程中，案件待申請數量減少了48％。

二、《第15號議定書》和解釋性報告具體規定

改革的春風已讓歐洲人權公約在發展的基礎上，更加完善。借著改革的動力，為了進一步實現歐洲歐洲人權法院的高效率辦案，減少了法院在篩選案件上的時間和精力，在緩解法院案件壓力的嚴重情勢，完善公約的實踐和法院的司法職能，2013年4月26日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通過283號（2013年）決議，并于2013年6月24日由歐洲理事會及其締約方國家公開簽署《第15號議定書》。同時，面對日益增多和案情復雜的人權案件，提高歐洲人權法院的辦案效率，該項決議與時俱進修改公約的內容，具體規則如下：

1．添加了輔助性原則和判斷余地原則。

在公約序言部分，新加入一條，即在輔助性原則和判斷余地原則的基礎上，各締約國應確保遵守并履行公約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締約國的行為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監督。輔助性原則是在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首先確定的，1999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又進一步加以明確化和具體化。按照《馬約》，“只有在成員國采取的措施目的不能充分實現，而共同體采取措施由于范圍和效果的原因，目的能更好地實現的情況下，共同體將根據輔助性原則采取措施。”輔助性”原則是歐盟在處理歐盟法與成員國法之間關系的指導原則，該原則是作為抵制共同體立法權的過度膨脹而設置的，作為“立法權的剎車閥”在客觀上限制了共同體的立法權。判斷余地原則即締約國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合適的方式來確保公約所規定的的權利和自由，歐洲人權法院認為，由于本國對社會及社會的需要和資源等情況有直接了解，因此在判斷采取何種措施來確保權利適當的問題上，締約國的權威機構相比，原則上處于更有利的位置，包括兩個內容，意識司法尊重或司法順從，即歐洲人權法院不得干預低于過純粹的內部事務，二是規則適用的靈活性。但是也不是說締約國可以無限行駛其自由裁量權，并不是無條件的尊重締約國的政策，這需要締約國：一，締約國必須誠摯的旅行自由裁量權，第二是歐洲人權法院擁有對締約國的決定是否合理的最終審查權。該兩項原則的確立有助于各締約國在國內積極履行人權及其基本自由的保障。

2．向法院申訴時限從6個月縮短為4個月。

原公約第35條第一款規定：法院僅僅可以處理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已經窮盡了所有的國內法救濟手段的事項，并且應當在最后的決定作出之后六個月的時間內提出。現如今隨著各國交流日益頻繁以及高科通訊工具的發展，縮短申訴時間不僅提醒締約國即使提交案件，更有助于縮短歐洲人權法院辦案效率。

3．修改“嚴重侵犯”受理標準。

該“公約”第35條第三款中，關于“嚴重侵犯”包含的受理標準，已作出修訂，刪除了沒有受到國內司法機構公正對待的案件這種例外，這仍然要求要審核該申訴人具有合法的法律依據。

4．去除了案件的當事人有權反對放棄由分庭提交大法庭司法的管轄權。

“公約”的第30條去除了當事方反對分庭放棄管轄情況下由分庭將管轄權移交大審判庭。這項措施的貢獻在于迎合判例法的一致性，法院曾表示，它打算修改其法院規則（第72條），它打算從判例法角度出發，從而使審判庭放棄管轄權。去除締約方反對放棄的權利，將加強這方面的發展。去除這一權利也旨在加快進程，訴訟前法院受理的一系列影響了本公約或議定書的解釋或從現有的判例法的一個潛在的出發。在這方面，也將有望審判庭將征詢各方的意圖，在移交之前這將最好的使分庭盡可能縮小案件的范圍，包括找到任何相關的部分不予受理的案件。這種變化是期望大法庭從現有的案例法或一系列對公約以及議定書的解釋問題出發，在未來給予締約方更詳細的指導。

5．更換過去需求法官的年齡上限。

原公約中第21條下被引入新的第2款，內容就是將向議會提交的三個候選人的名單中的法官年齡應小于65歲，進一步選舉法官詳情在“公約”第22條規定。這一修改旨在使高素質的法官任滿年9任期，從而加強法院成員的一致性。起草入門本議定書生效之前，根據原公約第23條第2款年齡限制，有效的防止某些資深法官結束其任期。從國內選拔法官再經議會表決選舉通過，其過程是漫長的。因此，它被認為是必要的確定其年齡是65歲，以避免在選舉過程中一上任就達到年齡限制。對于這個實踐的原因，“議定書”的文本從“布萊頓宣言”的確切措辭出發，同時追求同樣的目的。因此候選人的年齡應該在向議會提交三個候選人的名單時確定。在這方面，如果國家申訴是關于有關日期以及如果議會提供一種手段讓這個日期可以公開驗證，是否其函件或其他，這將是有用的。

三、公約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崇尚法治，為實現人權的法律保護，2004年我國首次將“人權”上升為一項憲法原則，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入《憲法第4修正案》。隨后對相關部門法關于尊重和保障人權發條進行修改，通過權力宣告的方式，加深對人權保護的力度，進一步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2012年6月11日，國務院又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中國人權實踐實現了法律和政策同等構建人權保障模式的道路，從而不斷完善中國人權保護機制的不足。人權保障不僅是一項國內事業，也是一項國際性事業。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更有義務恪守和踐行世界人權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同時也要積極參與、推動國際人權法發展。借鑒歐洲人權公約的改革之路，彌補中國人權保障實踐經驗不足的缺陷，既要積極地參與國際合作，取長補短，發展本國人權事業；也要總結本國人權實踐和建設等方面的經驗，尤其加強同歐洲人權交流，建立中國自身人權外交模式，努力尋求與歐洲甚至世界各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共識，同時為中國應對歐洲人權外交提供便利。

作者：韓松博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2012級國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