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思想未成為廢除死刑理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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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們聯合起來共同面對死亡：廢除死刑主張與人權思想的共同指向

人的存在首先表征為物理的存在，作為物理存在的人必然要遵守自然法則——人的最終結局是死亡。也就說“死亡是人類生存無法克服的限度”。海德格爾認為，人是時間性的存在，我們作為個體的“此在”存在于時間的鏈條之上，失去了自由。于是，便有了“此在即操心”，“死，就其存在論的可能性著眼，奠基于操心”，而“死是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無可逾越的而又確知的可能性，而其確定可知本身卻是未規定的”，于是“情緒把此在帶到它拋入的‘它在此’的境界前面”產生“畏”。對于向死的人類而言，人之本質在時間鏈條之中不斷展開，不可避免地終結于死亡，從而“向死存在本質上就是畏”。但是這種“畏”只能由當事人去體驗，逃避不了而且別人無法替代，因而，死亡成了人類最大的恐懼與最大的痛苦。死亡最大的敵人是活著，于是，活著是擺脫對死亡帶來的痛苦最好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個人的活著表征的是在社會中的生活。“社會生活至少包含兩個不同方面：肉體和存在。為了與肉體或者生物學意義上的死亡斗爭，人們需要從自然環境中尋找棲身場所、吃、喝并從事繁衍等等。但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并不是存在的全部：人類還同時面臨生存的存在與生存的死亡問題。”于是，人身安全與生存安全是人類人性中對抗死亡所激發出的兩大最基本的需要。“人身安全和生存安全是人類的兩大需求，這也產生了兩類敵人。一類周期性地出現在饑餓、疾病、殺戮、人身暴力以及物質資料的匱乏的一極。另一類出現在對未知世界的恐懼、對知識和尊重的期望、對創造的渴望、發現美以及富有個性的一極。”周期性出現的饑餓、疾病與物質資料的匱乏對于人類而言，是難以控制的，然而殺戮與人身暴力卻是控制的——表現為國家制定刑事法律禁止殺戮與反對人身暴力的犯罪，如果違反刑事法律國家便對違反者科以刑罰。社會正義同統治階級有著密切的關聯，于是，犯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馬克思認為“犯罪——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

為了維護統治，消滅罪犯從邏輯上來講是最簡便也是最快有效果的方法。而死刑無疑是最好的選擇。盡管死刑在一定限度里能夠消除統治的威脅，但一旦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成為威脅統治的誘因。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人們容忍死刑存在的同時也恐懼著死刑的存在從而渴求與渴望著（未來）死刑被廢除。前面已指出，人身安全和生存還產生了出現在對未知世界的恐懼、對知識和尊重的期望、對創造的渴望、發現美以及富有個性這一極的敵人。對尊重的期望與富有個性的實現前提是承認每個人都是人。這是因為一切的專制的“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來說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為其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則占優勢；哪里的君主制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哪里就根本沒有人了”，人都不成為其人何來尊重與富有個性。人成其為人便是人權。人權是道德權利，強調的是將人當做“人”的倫理要求，要求個體價值實現之基是將別人的價值與自己的價值同等尊重，即“人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在任何時候，人都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無疑只有人人懷有博愛之心才能真正地實現。因此，廢除死刑主張與人權思想都是人類擺脫死亡這種恐懼與痛苦，也就是說，廢除死刑主張與人權思想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即指向死亡。然而，誰都無法否認的是，無論是死刑還是神權都有利于一部人。從死刑與神權獲益的那部分人自然會反對廢除死刑主張與人權思想，如果他們在人數上占優勢，無疑會阻止廢除死刑主張與人權思想共同指向的死亡之消除。于是，只有人們聯合起來共同面對死亡時，廢除死刑主張與人權思想共同指向的死亡才能被消除。因此，廢除死刑主張與人權思想的共同的指向是人們聯合起來共同面對死亡。

二、廢除死刑：人類克服死亡恐懼的體現

馬塞爾曾寫道：“只要死亡所發揮的作用只是為人提供逃避它的動機，人就僅僅是像生物一樣行動，而不會像人一樣行動”。也就說，死亡所發揮的作用不僅僅是為人提供逃避它的動機，還促使了人們消除它的行動。“人的存在超越了生物體自身，這就是社會性的悖論：它為恐懼和博愛兩個孿生的極端提供了理由，而恐懼和博愛則表示了人之真正為人。”前面已指出，死亡是人類最大的恐懼。由此，廢除死刑主張在本質上是人類克服死亡恐懼的體現。不能否認，此種提法勢必會遭受這樣的質疑：死刑也是人類克服恐懼的表現，因為人類害怕犯罪所帶來的社會不穩定性。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從邏輯上講，得從死刑與恐懼這兩面入手。死刑萌芽于原始社會。從邏輯上看，原始社會發動“死刑”的情形主要有兩種：一是基于勝利者身份處死戰敗一方的俘虜；二是基于復仇的觀念，由被害人一方對施害者實行復仇——以命抵命。已有歷史資料表明，在原始社會戰勝方處死俘虜依據是替天刑罰。在東方，中國《尚書》記載夏啟在討伐有扈氏時宣稱：“今予唯恭行天之罰。”在西方，圣•奧古斯丁曾指出：“罪是奴役制度之母，是人服從人的最初原因，它的出現不是超過最高的上帝的指導，而是依照最高的上帝的指導，在最高的上帝那里是沒有不公正的事的。只有最高的上帝才最明白怎樣對人的犯罪施行適當的懲罰。”

因為刑受之于天或神（或上帝）的旨意，于是，處死俘虜是替天行道，是正義的體現。根據《心理學辭典》的解釋，“恐懼是在個體的生物生存或社會生活受到威脅的情境中產生的情緒，這種情緒是以實際的或想象的危險的源泉為目標的。”由此可知，人類恐懼的發生危及自身生命條件下的一種自我保護。“真實焦慮或恐懼感對我們似乎是一種最自然而合理的事，我們可稱之為對于外界危險或意料中傷害的知覺的反應。它和逃避反射相結合，可視為自我保存的一種表現。”這種自我保存是人性的使然。由于死亡是生命的最后歸宿，而死亡是人類最大的恐懼，于是生的本能是在人類面臨危及自身生命情境下產生的恐懼所激發出來的人之本能。處死俘虜與施害者是正義體現，對于此種死亡，包括俘虜與施害者在內的人們都會認為是應得的。既然是應得的，也就無所謂恐懼了，即使俘虜與施害者認為是種恐懼，但其他人并認為是種恐懼，從而原始社會的“死刑”在本質上也就不是人類克服死亡恐懼的體現。“人具有重復在過去被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經驗或安排的先見取向。”既然處死俘虜與施害者都是正義的，那么它們都是令人滿意的經驗或安排是自然而的。于是，國家產生后，替天刑罰的原始理念逐漸理論化。德國著名的神罰論者斯塔爾認為：“神之秩序，發現于俗界，是為國家。身體健全，財產保護，一家庭秩序，國家存立，寺院存續，莫非神明秩序之基礎，有破壞秩序之犯罪人，命令俗界之權力代表者(即國家)，加之以刑罰，是即國家刑罰權之所由來也。”

隨著社會的發展，發動刑罰來自于上天或神（上帝）的旨意的被削弱。但這種削弱并不意味著死刑是正義的體現也被削弱了，恰恰相反，人們從不同個角度——報應論和功利論。正是因為人們從不同角度論證了死刑符合正義，于是人類社會進入有國家有法律歷史的相當長的時間內——至少在近代以前，死刑是正義的體現的觀念從原始社會繼承了下來，成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因而，死刑近代以前，在本質上和原始社會的“死刑”一樣不是人類克服死亡恐懼的體現。而近代以后，人們開始主張廢除死刑，現在廢除死刑已在大多數國家得到了實現，這更能說明了近代以后死刑在本質上不是人類克服死亡恐懼的體現。因此，廢除死刑主張才是人類克服死亡恐懼的體現。

三、對未來世界的恐懼：人權思想在貝卡里亞時代不能成為廢除死刑主張的理由

在死亡恐懼的驅動下，克服與超越死亡恐懼成為了人類始終持之以恒的努力，從而有了種種排解內心的死亡恐懼的方式。歸納而言，人類排除內心的死亡恐懼的方式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通過科學等延長身體的存在時間；二是從精神的層面上追求超越死亡的替代型的方式；三是希冀或追求沒有殺戮等侵犯生命的暴力行為之社會。人權思想無疑屬于第三種類型。而希冀或追求沒有殺戮等侵犯生命的暴力行為之社會是種博愛。因此，人權思想在本質上是博愛的體現。既然人權思想在死亡所發揮的作用下，人類形成的一種博愛，而此種博愛所追求的是人人都享有作為人所享有的一切的權利包括生命權，那么只要是人，無論其犯罪與否都享有生命權，從而與死刑冰火不容。于是，人權思想應當成為廢除死刑主張的強有力理由。然而，前面所描述的歷史事實說明，在貝卡里亞時代人權思想并未成為廢除死刑主張的理由。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從邏輯上看，從人權入手是最恰當的。人權思想宣示的是“存在某些無論被承認與否都在一切時間和場合屬于全體人類的權利。人們僅憑其作為人就享有這些權利，而不論其在國籍、宗教、性別、社會身份、職業、財富、財產或其他任何種族、文化或社會特性方面的差異”，換言之，只要是人就享有屬于全體人類的權利。這決定了人權思想能夠從眾多的在本質上也是博愛思想中脫穎而出，成為普世價值、全球性的意識形態以及全人類奮斗的目標。

人權成為普世價值、全球性的意識形態以及全人類奮斗的目標是我們當前能夠觀察到的事實，然而，在貝卡里亞時代這些事實只能通過邏輯推理才能得到。關于未來社會是個尊重人權的社會能夠從邏輯推理得到，但在某種程度上講這種結論是一種空想。也就說，盡管人權思想為貝卡里亞時代的人們描繪了美好的藍圖，但誰都無法說明那就是未來的世界而不是美好的空想。人類從來都對未知的世界一面懷有希望一面也充滿恐懼。未來的世界對于對人類而言無疑是一個無知的世界。當前崇尚人權的社會，對貝卡里亞而言無疑是個未知的社會，他無法證實未來的世界就是人權思想所描繪的世界。于是，貝卡里亞以人權思想為依據主張廢除死刑無異于癡人說夢。正因如此，人權思想在貝卡里亞時代無法承擔起為廢除死刑主張提供理論依據，盡管那時人們知道廢除死刑能夠消除對死亡的恐懼。而現在人權思想能為廢除死刑主張提供理論依據，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崇尚人權，人權思想美好的藍圖能夠實現，也就是說對未來的世界沒有恐懼，因而人權思想能夠成為廢除死刑主張的理論依據。

作者：丁志兵 單位：江西水利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