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不當得利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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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得利指沒有合法根據，或事后喪失了合法根據而被確認為是因致他人遭受損失而獲得的利益。這一制度源于羅馬法的返還請求之訴，成長壯大于德國法。不當得利的完整概念最早誕生于德國，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不當得利制度不斷更新，已成為債法領域的一項重要制度。2002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將不當得利制度以一個條文進行規范，并將其置于民法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節。
一、我國民法中不當得利制度的相關規定
就我國現行法而言，對不當得利制度的規范是相當匱乏的。在立法上只設有民法通則第92條，即“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由于此以規定高度概括，欠缺可操作性，導致對不當得利的法律構成及法律效果的把握極為困難。尤其是對不當得利法律效果的規范，只謂之以返還“不當利益”，而對返還范圍之確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抗辯事由，不當得利請求權與其他請求權的關系等均未具體規定。規范的如此抽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不當得利制度的適用。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極少依不當得利制度主張權利，法院亦極少依不當得利制度作為裁判基礎。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條也只是就不當得利所應返還之利益范圍進行了結實，而且其解釋本身在內容上也存在許多問題。
我國對不當得利的規定僅限于一個法條和一個解釋，其實際上是以一個法條取代一項制度，而事實上一個法條是難以承載起構造一項制度的任務的。立法中的粗糙與落后規定，造成了我國不當得利制度的適用困難。在我國司法實務中，關于不當得力的判例少之又少。
二、不當得利制度的性質
不當得利制度乃專為調整因形式的安全所承認之財產價值變動而造成之實質上不當的結果，所設定之實現公平理念之制度。此公平理念為社會生活之最高指導原則，亦為法律制度制定時所應遵從，實定法不過將此原理具體化而已。同一自然事實既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又產生其他請求權時，究采輔助說還是競合說，不能就事論事，而必須根植于不當得利制度的基礎和它客觀意義上的地位與性質予以考慮。因而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其他請求權，是否并存須斟酌各種請求權存在理由及社會生活實踐而定。如法國僅設非債清償，而不當得利主要是由判例及學說基于衡平理念彌補制定法不足，故在法國實務中處理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其他請求權得關系時采輔助說。而在我國，從本文前面得分析可得知，由于不當得利制度本身具有的特質再加上我國立法及理論準備的不足和我國不采納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等原因，在未來即將制定的民法典中，我們不宜賦予不當得利制度的完全獨立性，該制度在民法體系中將仍然起著補充性、輔助性的整合功能。因此，在我國即將制定的民法典中，在處理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其他請求權的關系時，我們也不宜采競合說，這與不當得利制度的地位與性質不符。
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競合
民法請求權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而組成該系統的要素便是各種請求權。在民法請求權系統中，各項請求權都是依一定法律事實的出現得以產生。這一定得法律事實就是法律規定的各項請求權產生的要件。法律事實是立法者抽象性思維的產物，是立法者對無限多樣的自然事實得對象化認識的結果，在規范層面上特定法律事實與特定請求權勢一一對應得。一個法律事實只能產生一種類型的請求權，而不可能產生多種類型的請求權。正如法國學者Hellwing所說的“一個法律構成要件只產生一個請求權。”（只不過一個自然事實卻可能符合多個法律事實，從而產生多種類型的請求權。不過請求權的競合是可以避免的，其存在并不具有必然性。因為法律事實作為法律現實，是立法或訴訟確定的將作為適用法律之根據的人的行為或事實狀態，是法律所確認或創造的現象。法律事實的創立帶有很大的主觀性，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立法者的主觀態度及價值取向。就民法請求權系統而言，請求權的普遍競合并不是一個理想狀態。請求權的競合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請求權向其他請求權領域的“入侵”，甚至是各個請求權向對方領域的相互“入侵”，其實質上是一種請求權的不協調狀態。
在我國即將指定的民法典中處理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其他請求權的關系時，不宜采競合說。至于是采相對輔助說還是絕對輔助說，則要視具體情況。
四、當得利制度的位置安排
合理安排不當得利制度可以明確該制度在整個民法體系中的地位與性質以及有利于其功能與價值的實現。而不當得利制度在我國民法典中的位置如何安排總體上存在著三種意見，一種主張安排在民法總則，一種主張安排在合同法中，一種則主張安排在債法總則。
1安排在民法總則中。該意見主要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中，該草案將不當得利制度設一條文，置于民法總則中民事權利一節。草案將不當得利置于民法總則，確認了該制度的補充性地位，但從民法體系于債法體系的邏輯性與完整性來考慮，這樣編排并不合理，容易造成制度適用的混亂，且對不當得利制度自身的發展于完善也頗有不利。
2、安排在合同法中。崔建遠先生認為，該方案只有在不設債法總則的前提下才可以采納，否則不可取。他認為“準合同不是因當事人雙方的意思表示合致而形成的法律行為，而是直接由法律的規定把當事人雙方鎖在一起的法律關系。稱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為準合同……忽視了不當得利關系、無因管理關系與合同關系之間最為本質的區別：前兩者系直接依據法律規定而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后者則時原則上依照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內容賦予法律效果的關系。”因此不當得利與合同原則上并不得相互準用法律規定，而把不當得利規定在合同法中，缺乏體系與邏輯的聯系，也不可取。
3、安排在債法總則中。該意見認為，不當得利既為債之種類，當屬債法范圍之內。而在即將出臺的民法典中，合同法、侵權行為法獨立成編幾乎已成定勢，由于不當得利規范相對較少，如果把不當得利制度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并列規制，讓其也獨立成編，這樣有礙債法體系以及民法典的美觀，故把其規制于債法總則較為妥當。不過有學者指出，按照一般的邏輯，債法總則的規定要普遍適用于各種類型的債，而不當得利的規范顯然不具有這樣的屬性和功能。當然，只要將債法分解為若干編，只要顧及編章的形式美，無論不當得利還有無因管理放置于何處，都不會另人滿意，而且將不當得利放在債法總則編也不是不能容忍的。另外，于債法總則本身，其還有許多的編排方式，具體該怎么設計，包括對不當得利制度的具體安排，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細致的研究，以期能不斷完善與協調債法制度以及整個民法制度。
五、小結
不當得利制度作為一項完整的并具有相對獨立價值的制度，其存在的意義以及其所能起的作用還是不容我們忽視，也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細致的研究與認識。不當得利制度作為公平原則的制度化、工具化，如果不斷完善與發展，合理利用，則可以有效的彌補民法體系中的漏洞，以及有效的整合民法體系中的其他制度，促使整個民法體系更具系統性、有機性，從而形成一種理想狀態。如果對不當得利制度不加以重視，不合理利用，一方面，由于該制度自身的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可能會造成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濫用，破壞整個民法體系的有序性，完整性；另一方面，由于立法與理論研究的不重視，也有可能使不當得利制度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與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