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經濟私有化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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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國家進行的經濟轉型其目標是想把原有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轉變成西歐那樣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但后來的改革卻產生了一種畸形的即沒有民族資本的資本主義經濟，私有化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而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用經濟和社會指標來衡量，東歐國家都出現了倒退。

一、對東歐轉型的總體評價

1、東歐經濟轉型造成了當代史上罕見的大災難。

北京大學原校長吳樹青教授在發言中談到，國內外一些人認為前蘇東國家的改革是成功的，理由是它們已經實現了經濟轉型，而中國還沒有實現這種轉型。而本書作者卻從改革的經濟成果和績效出發，對比兩種改革，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作者進行了這樣的對比：在震驚世界的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當時德國和美國的損失最嚴重，國民生產總之損失了25%，但經過5年都徹底恢復了過來。論文百事通而前蘇東國家轉軌以來，遭受打擊最輕的匈牙利和波蘭，國民生產總值損失率也約為25%，而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幾乎是40%，俄羅斯是50%，烏克蘭是60%，其經濟損失都遠遠超過了當年的美國和德國。并且10年過去后，到2001年該地區的生產依舊未能恢復到1989-1990年的水平。

因此作者認為，東歐經濟改革對經濟和社會所造成的破壞是當代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作者把這種經濟轉型稱之為另一種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因為這些國家把多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廉價出賣給外國資本，因而葬送了民族經濟的發展前提。中國要引以為戒，防止在深化國有經濟改革的過程中重蹈前蘇東國家的覆轍。

中央黨校紀軍教授認為，僅從市場化、自由化的指標衡量前蘇東國家轉型的成敗是不全面的，還應從綜合國力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角度來考察。從這些角度看，就會看到前蘇東國家的經濟轉型從總體上是失敗的。根據新的材料，目前匈牙利有1/3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一下，波蘭失業率接近20%，居民平均收入下降，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6%.在東歐國家，兩極分化嚴重，70%的居民至今仍然認為生活水平比經濟轉軌前下降了。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楊斌副研究員說，改革十年后，從平均意義上來看，這些國家今天比轉軌之前更窮了。在我們有統計數據的25個國家中，有18個國家的平均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4%增加到45%，反映了這些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惡化。但波蘭是一個例外，其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1989年水平的110-120%，因此，西方媒體稱其為“波蘭奇跡”，但深入考察就會發現，波蘭通阿根廷所謂的經濟奇跡一樣，存在著許多社會問題，而且正在走向危險的破滅邊緣。

波蘭經濟在衰退四五年后，曾一度達到8%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即使在高增長的年份，70%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是停滯就是下降，品負分化造成社會需求萎縮，社會經濟不協調導致增長難以維持。近年來波蘭的增長速度幾乎限于停滯，失業率在一度下降后重新大幅度攀升到20%，金融體系不桅頂，出現了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前的征兆。波蘭人民對轉型的評價越來越差，2003年降到了最低點，民眾對私有化持否定態度的人占87%，持肯定態度的占7%.當被問及“你用什么詞匯描述私有化最合適”時，74%的人填寫“盜竊”，18%的人填寫“銷售”。

與會者注意到，此書作者波茲南斯基是主張私有化和市場化的，但即使從西方市場化和私有化的角度看，東歐的轉型也是失敗的。在他看來，改革后的東歐，市場雖然取代了計劃，但經濟活動中的壟斷程度仍很高，中小企業受到排擠，改革的目的之一：培養當地資本家階級的任務遠未完成。資本的所有權從根本上說是從原來的黨內精英手里撰到了現在的外國投資者手里，結果，本地資本家的代表性不足，并未形成活躍的資本家階級。因此，轉型后的東歐充其量是個畸形的、非標準的資本主義。

2、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此書作者計算，東歐各國政府將大部分國有資產以相當于這些資產實際價值的10%價格賣給了外國人，結果使這些國家在私有化過程中損失了90%的國有資產。對此，紀軍教授，從匈牙利的情況看，這是基本符合實際的。截止1994年，匈牙利政府已售出51000億福林的國有資產，其收入僅為3190億福林，因此，前匈牙利社會黨主席久洛認為，經濟公司的改造多數情況是失去財產和市場，而不是革新。

3，外國資本控制了工業和金融等關鍵部門。

截止2003年，波蘭、匈牙利等國家的工業部門、銀行等金融部門的資產的70-80%都被外國人買走。這種做法即違背了改革的初衷-將國有資產轉移到本國公民手，也不符合標準市場經濟體制的慣例。在德國、法國、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中，外國資本所占的比重不超過25%，而東歐國家的所有制結構與拉美國家相仿，因此，東歐國家的私有化改革并沒有如想象的那樣走上“歐洲化”道路，卻以外地走上了拉美的道路。正如紀軍教授所說，私有化將東歐國家人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資本轉化為主要來自于西歐的買主們的利潤。即使在新自由主義最受青睞的英國，也從沒有將任何關鍵性的國有資產出售給外國人。

中國人民大學吳易風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給前蘇東國家帶來了一場空前的大災難。這個大災難不僅發生了90年代的大蕭條，更重要的是：1，讓國內的剝奪者剝奪了全國人民公有的生產資料，剝奪了全國人民公有的社會財富，2，讓外國資本剝奪了民族資本。前一剝奪的結果是，通過私有化實現資本主義化，后一剝奪的結果是，通過向西方國家極其廉價地甚至分文不取地出售國有資產，使民族經濟殖民化。

二、東歐經濟轉型對中國國企改革的啟示

波茲南斯基認為，經濟轉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能僅僅歸結為私有化。私有化不僅使這些國家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而且因為經濟主權的散失而葬送了民族經濟發展的前途。與會者認為，這一結論對我國的國企改革具有警示性的意義。

1，私有化并非必然帶來經濟效率。

吳樹青教授說，私有化是不是評價改革成敗的根本標準？前蘇東國家的“改革家”可以說無一例外地都以此為標準，這也是他們在事實面前不研究、不承認中國改革的原因。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效率。那么，為什么這些國家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改革卻沒有實現經濟效率的提高，反而使經濟長期限于危機和衰退之中？

雖然總體上看，中國改革取得了前蘇東國家望塵莫及的成果，但指導前蘇東國家改革的理論基礎，即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的思想，在我國也還大有市場。特別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存在著把明晰產權等同于私有化的思潮。實踐中的“國退民進”、對國有企業“低估賤賣”“一賣了之”之類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這一思潮的反映。

私有化觀點的核心思想是：只有財產利益才是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如果這個觀點能成立的話，應當說只有個體小私有制才是最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因為只有在個體小私有制的情況下，生產資料才真正歸個人所有。但是，歷史的事實是，個體小私有制恰恰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摧毀，使之成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附庸。生產越是社會化，生產資料越

不能單獨地為個體和私人所有，這是經濟史的事實。

即使資本主義所有制，它的實現形式也越來越擺脫古典的單個資本家所有的形式，發展起了股份公司、壟斷組織和國家壟斷，壟斷組織的家族色彩也越來越淡化。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形態就不是單人業主所有制，而是現代股份公司制度。所以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出現了委托-問題、法人治理結構問題、道德風險問題、內部人控制問題，等等。

這都表明，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并不只有財產利益，也就是說，人們從事經濟活動并不只存在財產方面的約束，而且也存在其他的經濟約束。在現代企業制度里，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領導人，常常也不是企業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會聘任的經理人員。他們并不是因為企業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才去關心生產資料的幼小配置和增殖，而是有其他的經濟和非經濟的動機。

對于這些企業中工作的雇傭工人來說，更不是因為企業是自己的財產才去勞動的。這表明，財產約束至多只是經濟動力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經濟動力。在能否充分發揮其他的經濟和非經濟的動機方面，決定性的因素不在于私有化。公有制企業同樣可以通過改革獲得充分的經濟動力。因此，提高社會主義經濟的效率，應當從實踐經驗中去探索能夠發展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而不是向后退，退會到已經為中國歷史發展所擯棄的私有制。此書給我們的一個重大啟示就是，前蘇東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改革實踐，宣告了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效率的深化的破產。

2，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證明私有化不是最佳選擇。

楊斌談到，現在是到了該對20世紀全球的兩次所有制結構改造浪潮進行反思的時候了。第一次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國有化浪潮，第二次是上世紀80-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第一次國有化浪潮帶來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經濟的崛起，東歐國家的工業化，西歐國家的黃金時代、拉美國家經濟的普遍增長[平均增長率為5%].

而第二次私有化浪潮的結局是：東歐國家的民族資產被剝奪，退回到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地位，不是歐洲化而是拉美化。拉美國家先經歷了停滯的十年，此后經濟稍有氣色便又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成為私有化的失敗典型。在東歐和拉美，即使有一兩個成功的離子，如斯洛文尼亞和智利，深入考察就會發現其關鍵的工業、金融業并未搞私有化，國有成分仍處于主導地位。事實證明，國企改革推行私有化將是災難之路。

現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行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將國有企業進行拍賣，只是他們還拿不定主意，是賣給外國人還是賣給本國人。經濟管理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俄羅斯改革的悲劇與出路-俄羅斯與新世界秩序》一書，已經提供了答案。無論是俄羅斯將國有資產賣給本國人的做法，還是波蘭、阿根廷將國有資產賣給外國人的做法，實踐證明都是導致社會災難的糟糕選擇。

阿根廷當初將國有資產賣給外國人，帶來了300億美元的外資，靠外資維持了短期的較高經濟增長，但由于喪失了經濟、金融主權，爆發金融危機后命運比俄羅斯更為悲慘，老百姓一貧如洗，甚至那些買辦資本存在銀行里的錢都被外國資本搜刮一空。當年阿根廷被譽為“改革之父”和“私有化之父”的領導人，不是涉嫌腐敗遭到通緝就是已被逮捕。

波蘭現在實際上正在走阿根廷的路。從它們的例子可以看出，將國有資產賣給外國人，可以帶來短期的“繁榮”假象，因為拍賣會引來一部分外資，暫時掩蓋私有化造成的財產損失，能從某種程度上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政府似乎可以永久地甩掉國企包袱。但從長遠看，正如波茲南斯基所說，東歐在把國有資產拍賣給外國人的同時，已將本國擁有財產的合法權轉讓給了外國人，這樣不僅因幾十年累積的國有資產流失而使國家遭受損失，而且民族國家被剝奪了從資產獲利的權利。因此，東歐國家所有權結構的改變使這些國家失去了未來發展的機會，民族的經濟發展不僅有眼前危機，而且還后續乏力，前途渺茫。

俄羅斯則是把國有資產賣給本國人的例子，其結果是寡頭集團和犯罪集團獲利，普通民眾一無所有，如果不是普京上臺后實行民族主義的發展道路，國家的經濟將繼續走下坡路。歷史告訴我們不能重蹈覆轍。

如今，我國各地出現了一股自發地私有化浪潮，有人形容說各地“賣產賣地真忙”。自發私有化的風潮，已從中小國有企業蔓延到大中型國有企業、上市公司，侵占農民耕地大賣地皮，甚至賣壟斷行業的社會公用事業企業。正如前蘇東和拉美國家私有化的經驗所揭示的，私有化的浪潮不會局限于一般競爭性行業，必然會小關乎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行業蔓延，因為越是關鍵性行業的國有企業，掠奪資產的獲利前景就越大。倘若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都被私有化了，中國就可能象俄羅斯和阿根廷一樣，國家將喪失對工業、金融命脈的控制權，喪失實行宏觀調控的能力，就難以防止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廣大民眾的血汗存款就可能遭到肆意掠奪。

3，經濟主權喪失的后果是慘痛的。

波茲南斯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他注意到，中國正準備將國有資產拿出來拍賣。他提醒道，在沒有國家強有力的監管下進行拍賣，很容易導致濫拍濫賣現象的發生，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同時還可能使已有的腐敗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尤其是如果允許外國人參與國有企業的收買的話，其后果將是慘痛的，因為賣給本國人，財產的再分配只發生在一個民族經濟體內，但如果賣給外國人，其后果將使整個民族的經濟全面貧困化。

紀軍教授談到，有些人認為，即便外國人收購了國有資產，只要工廠還辦在那里，就可以解決就業，政府照樣可以收稅，就不會對民族利益產生重大不良影響。但波茲南斯基告訴我們，私有化造成的損失決不僅僅是存量國有資產的流失，更嚴重的是許多難以計算的損失。比如外國投資者在取得所有權的同時，還從國家手中拿走了從固定資產中收取租金的權利，消滅了東歐國家原來的民族品牌，輕而一舉地利用對外貿易結算等手段將利潤和租金轉移到國外，由于外資控制使外貿利潤外流，致使東歐國家不能增加外匯收入等等。

紀軍教授進一步用數據證實了波茲南斯基的說法，2000年時，匈牙利國內生產總值的80%已由外資企業創造。2004年1-4月匈牙利外貿赤字14.3億歐元，比2003年同期增加了1億歐元，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出口增加了13.6%，進口增加了12.9%，也就是說，這1億歐元的赤字是在外貿出口增加的條件下出現的，這是違背常理的，只能說明外貿收入流失了。另外，匈牙利1991年負有199億美元的外債，2001年達到330億美元。波蘭1991年外債余額為300億美元，2002年達800億美元。東歐的“改革家”們在津津樂道地宣傳通過出售國有資產獲得了數百億美元外匯收入的同時，卻無法解釋外債為什么也欠越多。

因此紀軍認為，如果說東歐經濟轉型中出現的經濟衰退、財產損失、營私舞弊等問題是暫時的，還有可能逐步改善的話，那么外國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命脈造成的嚴重后果將是長遠的，可能要影響幾代人。東歐人民為經濟轉型所付出的代價遠遠不至于那些用經濟統計方法估算出來的數字，不僅他們的前輩辛勤努力創造的財富被出賣了，他們自己享有這些財富的被出賣

了，就連他們子孫后代的機會和希望也被出賣了。

鑒于此，吳易風教授認為，如果我國的改革開放被新自由主義所誤導，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蛻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甚至會嬗變成殖民化經濟。東歐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利用外資方面，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被外資所利用，導致民族資本喪失。因此，用什么理論指導國企改革，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而是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問題。

4，全球化條件下國家的職能不能削弱。

波茲南斯基認為，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市場能主宰一切，國家職能可以被削弱。他認為全球化是一種不可否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現象，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國家職能強弱不同的國家會從全球化中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會因全球化而縮小，相反卻越拉越大的原因。全球化條件下對民族經濟的威脅更多地來自跨國公司的擴張，跨國公司甚至要求本國政府為其服務，如今跨國公司與歐盟這個超級國家一道進入了東歐。東歐國家民族資本被剝奪的過程就是在這種全球化的背景下發生的。天真的東歐改革家們以為資本都國際化了，國家就沒有必要去保護民族經濟和民族資本了，結果國家的職能被削弱，民族經濟失去了保護傘，國際資本便剩虛而入。

紀軍談到，新自由主義的“老師們”在教育轉型國家的“學生們”削弱政府權力的同時，卻沒有忘記運用自己政府的權力，波茲南斯基在書中非常生動地描述了這方面的例子。由于德國政府的干預，使德國公司以最低價格收購了波蘭的銀行。荷蘭政府以拒絕加入歐盟相威脅，迫使波蘭政府在出售保險公司的價格上就范。美國雖然沒有大量收購東歐國家的資產，但它利用受其控制的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對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施加影響，特別是控制其政治精英，其成效通過近幾年波蘭、匈牙利在科索沃、伊拉克等重大國際事務中的親美立場可以清楚地顯示出來。因此東歐國家職能削弱的后果是，在喪失對本國資源的控制權的同時，還不得不交出相當大的一部分政治權。

三、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做大做強國有經濟

吳樹青教授談到，簡單地用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來區分前蘇東與中國的改革是膚淺的。波茲南斯基看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前蘇東改革與中國改革的差異從本質上說是改革綱領上的差異。用我們的話說，兩種改革的性質和目的不同，指導改革的理論基礎不同。對前蘇東的改革家來說，需要改革的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而是改掉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是為了用被他們看做富有效率的資本主義取代沒有效率的社會主義。因此，指導他們的理論基礎是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成為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所以，他們崇尚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允許外國大規模廉價收購國有資產，聽任外國資本控制本國經濟命脈。新晨

對中國來說，我們始終肯定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具有優越性的制度，問題是需要通過改革使它固有的優越性能夠充分發揮出來，因此需要改革的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僵化的經濟體制，而不是改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因此，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的指導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鄧小平理論。無論改革發展到什么階段，我們應該始終堅持這一方向。

國企代表河南安彩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李留恩在會上介紹了安彩集團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經驗。他說，河南安彩集團是在安陽彩色顯象管玻殼有限公司的基礎上組建的，現有成員企業13個，安彩屬于新建的國有企業，初建上沒有靠國家投資一分錢，完全靠集資建廠，如今資產積累到130億美元。這是靠科學的管理、技術革新和企業文化得來的。安彩擁有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生產的玻殼打敗了國際市場上強大的競爭對手日本。目前，安彩的產量、技術含量、利潤率都是世界第一。安彩競爭力的核心是：“穩定性的保證能力、持續性的創新能力、系統性的集成能力、戰略性的應變能力。”安彩所走的道路說明，國有企業不是沒有前途的，安彩憑借“為國爭光，為民族工業爭光，為新國企爭光，為人類社會文明做貢獻”的理念，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救活了我國“一五”期間建立的156項大工程、大企業中的3個。安彩的實力贏得了國際資本的青睞，使它們主動提出與安彩合作的要求。

目前安彩提出“發展要跨越化、改革要市場化、開放要國際化、舉措要科學化”的方針，安彩認為，“軟件比硬件重要，人力資源比物質資源重要”，企業的發展應以人為本。李總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不行，沒有有實力的國有經濟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