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作海案對憲政建設的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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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是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公民的權利保障書，那么人身自由和生命權應該得到很好的憲法保護。可是，當佘祥林案的余溫還未散盡，聶樹彬案至今無人理會，趙作海案又發生了，這無疑是對人身自由和生命權憲法保護的挑釁，本來人權中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權應該是無需憲法和法律規定保護而自然而然受到尊重和保護的，這應該像我們吃飯睡覺一樣自然，卻被迫用法律強制規定保護，結果還是屢屢受到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權在公權力面前是如此的脆弱不堪。

除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修正案外，我國憲法第37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同時，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其他法律、法規和公檢法行使權力也應該在憲法范圍內，在憲法的原則和精神指導下。而現實中，公、檢、法卻是受制于同級政法委員會，接受政法委員會的領導。趙作海冤案，政法委員會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憲法的基本權利條款有直接約束力，國家及其官員應遵照執行，不得違反，否則就構成違憲，應負違憲責任。違憲審查在我國是充滿了坎坷和挑戰的，孫志剛案被眾多學者定為“違憲審查第一案”，國務院廢止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通過《城市生活無著落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很好保護了弱勢群體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權，好像讓我們看到了違憲審查勝利的曙光，但是，之后就悄無聲息了。如今，面對這一系列以“趙作海案”為代表的冤假錯案，我們的憲法保護顯得那么蒼白無力，顯得那么無奈無助。這是不應該的。說到底，我們的憲法適用、違憲審查還是沒有形成。然而，要達到這兩個目標是一項巨大艱難的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的努力。

一、引入人身保護令制度的必要

既然人身自由和生命權的憲法保護在我國實施得不夠，那么如何保護人身自由和生命權就變得尤為重要。那么在這里，不得不提到人身保護令制度，筆者認為它是一種保護人身自由和生命權的一件很好的防彈衣。“人身保護令雖然是一項古老的令狀，但人身保護令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為法律化石。時至今日，她依然熠熠生輝，不僅在英美法國家中仍然是自由的使者，而且世界上絕大多數民主法治國家都確立了這一偉大的自由令狀制度，并把它寫進了憲法。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曾經于1992年做出決議，號召世界各國普遍采用這一制度”。人身保護令制度作為一項救濟制度，根源于自由主義、正當法律程序和法律至上，是指法院根據被羈押者或者其人的要求簽發的，命令實施羈押的任何部門的任何官員將被羈押者解交法庭以審查羈押理由是否成立，如屬非法羈押則立即做出釋放決定的制度，是一種對于被羈押者人身自由權的事后救濟制度。它的核心內容是：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或拘禁后，經被羈押者或者是其親屬以及律師等人向法院提出申請，法庭應對偵查機關逮捕和拘禁犯罪嫌疑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非法監禁犯罪嫌疑人的機關應立即釋放被羈押者，并保證犯罪嫌疑人能夠獲得被迅速審判的權利。人身保護令制度的價值在于有效地對抗國家機關利用公權力對公民的人身自由特別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侵害。在英國只適用于質疑審前程序的合法性，而在美國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質疑審前程序的合法性，而是擴展到定罪后的程序中，被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根據人身保護令向法院提出對其定罪、判刑、羈押等的質疑。美國的做法就很好，審前審后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權就受到了極大的保護。

面對如此美好的制度，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借鑒利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避免其產生水土不服的現象，使之本土化。筆者認為我國應當完善人身自由條款的規定和憲法確認人身保護令狀制度，同時司法改革中人身保護令制度的引進也是必不可少的。為了限制和防范公權力的濫用通過人身保護令制度的構建和運行，可以實現司法機關對執法機關的制約，也可以實現被限制人身自由者個人權利對執法機關的公權力的制約，這符合憲政建設的精神，也是保護公民人身自由權和生命權的強有力的手段。當初如果佘祥林、聶樹彬、趙作海申請了人身保護令，那么他們被冤枉的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歷史沒有也許，發生就是發生了，只要能從過去吸取到有利的經驗教訓，這也是一種成長。

二、個案正義與制度正義

追求正義和公平是法律的目的。然而，正義的面孔很多，博登海默就曾說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那么，在這形形色色的正義形態中，個案正義與制度正義也是比較吸引人的。趙作海案件的發生，很多人反思的結果是：制度不好，法制不健全。在筆者看來，盡管我們的制度本身的確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可是制度僅僅是一個替罪羊。該案發生在1999年，當時已經有了《刑事訴訟法》和一系列的司法解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已經有了，雖不是那么詳盡，但如果當時能夠貫徹，趙作海的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此外，我們其他旨在保護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規定例如羈押期限、檢察院審查起訴等，這一切全被華麗麗地省掉了。學界內外對此原因眾說紛紜，比如執法人員的素質、政法委的干涉等，這些都是促成冤案的因素，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筆者認為是個案正義和制度正義的沖突。

在西方，法律一直強調制度正義，在個案正義和制度正義的沖突中，往往不惜犧牲個案正義。許多典型的案例便是如此：馬伯里案中馬歇爾大法官為了維護憲法，駁回地方法官馬伯里的正當訴求；米蘭達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以放縱強奸犯米蘭達為代價，維護正當程序條款。中國卻不是這樣的，我們的傳統觀念恰恰注重個案正義，而忽視制度正義。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人不能給尿憋死，更不能讓法束縛手腳。所以我國流傳千年的經典案件，鮮有不是以塵緣昭雪、鑒明真兇為主題的。這樣的傳統對司法者的道德和個人才干的要求極高，往往導致更大的不正義。當然，制度正義的實現并不必然是以犧牲個案正義為代價，為了實現個案正義，制度做出彈性讓步是必要的。但是，趙作海案的司法者們卻無視這一點，或許迫于公眾輿論壓力、社會安定，安撫周圍百姓恐慌情緒，公安機關急于追求個案正義。為了一味實現個案正義，司法人員雖然找不到有利證據，但經過刑訊逼供，最終在存在很多重要疑點的情況下“疑罪存有”地定了趙作海的殺人罪。其實，我們不妨把制度正義放在首位，個案正義與其發生沖突的時候，必要時可以犧牲個案正義，這樣一系列冤假錯案或許很多都可以避免。

三、結論

人身自由和生命權的保護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對于他們的憲法保護在現實中實施的不盡如人意；對于借鑒英美國家的人身保護令制度還需認真分析和思考；對于個案正義和制度正義，需要公權力做出很好的權衡才能不顧此失彼。中國的憲政建設、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趙作海案這樣的個案來推進前行，要想讓現實的政治服膺于憲法，要挑戰“權大于法”的政治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路漫漫其修遠兮”，憲政國家、法治國家需要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能鑄就。（本文作者：王蕊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