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最后陳述制度構建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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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享有最后陳述權，但未規定被害人享有最后陳述權。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雖有訴訟主體地位，但其在庭審中的陳述更像是證人證言，缺乏獨立性和主動性，不符合當前被害人權利保護的司法趨勢。構建符合恢復性司法本質要求的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是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應有之義。針對被害人最后陳述在刑事司法中被忽視的現狀，闡述了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正當性及法律價值，提出在借鑒美國被害人影響陳述制度的基礎上進行制度設計，以期促進我國訴訟法制的完善。

關鍵詞：刑事訴訟；被害人陳述；最后陳述權；被害人權利保護

一、被害人最后陳述權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第193條第3款規定了被告人享有最后陳述權，其目的在于保障被告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充分行使辯護權，進一步落實被告人的人權保障。然而，這卻導致了被害人最后陳述權被忽視的司法現狀。被害人與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利害關系是對立的，雙方的訴訟權利保障構成了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基本內容，忽視雙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適當的［1］。作為刑事訴訟一方當事人的被害人，其在庭審過程中有陳述自己意見的權利，這也是程序正義的應有之義。關于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我國目前并未對此進行立法構建。被害人陳述權是被害人的一項重要程序權利，也是實現被害人刑事程序參與的核心權利。在刑事訴訟中，近代國家刑罰權側重于國家對犯罪的發現、證明和處罰，這導致了被害人逐漸在刑事訴訟中處于被忽略的境地。被害人通常會因公訴機關的存在而被遺忘在庭審的角落，盡管是訴訟主體之一，在刑事訴訟中被害人更像是一個證人存在。被害人地位的衰弱致使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往往是案結了事不了，削弱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這引起了人們的反思，人們開始呼吁對被害人的權利進行保障，如美國的被害人權利保護運動，使得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得到重視，這被歐美法學界稱為“重新發現被害人”。在完善本國被害人權利保障法律制度的過程中，美國的被害人影響陳述制度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值得我國在構建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過程中去學習和借鑒。被害人權利保護符合當前的司法發展趨勢，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對被害人陳述權也進行了相關規定。根據《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制定的《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量刑程序意見》）的規定，被害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見，并說明理由，也可以向法院提交量刑證據，并就與量刑相關的事實、證據進行辯論，這表明被害人有權就侵害事實對其造成的影響加以陳述。但只憑這些規定并不足以填補被害人在最后陳述權上的缺失，被害人在當事人權利的天平上仍然處于失衡狀態。

二、構建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正當性

（一）被害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對分離的需要

雖然檢察官代表國家起訴被告人既是為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也是在保護被害人的利益，被害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但是，被害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是無法完全等同的。檢察官的求刑權主要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而被害人卻不能不考慮被告人對自己及其親屬的影響［2］。侵害行為的確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秩序，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侵害行為也侵犯了被害人的個人利益。被害人的訴訟主體地位不能因為公訴機關的存在而被忽視。在公訴機關向法院提出公訴請求的同時，被害人理所當然有為自己利益申辯陳述的權利，因為公訴機關提出的公訴請求并不能將被害人的所有請求包含在內。畢竟，被害人自己遭受了侵害行為的侵害，被告人對其造成的影響最為深刻，公訴人很難體會到侵害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影響和傷害。被害人最后陳述能夠全面地表達侵害行為所造成的苦痛，從而便于法官對該侵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以及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進行全面評估，有利于準確量刑。這是公訴機關所不能替代的。

（二）訴訟結構科學性、刑事判決公正性的需要

科學的訴訟結構要求程序中的各個主體達到相互制約、力量平衡的訴訟狀態，給予被害人一定的平衡救濟，這符合科學訴訟的要求。在最后陳述的環節中，被害人可以表達其真實想法，以彌補其訴訟權利受到的忽視。為了實現訴訟對抗結構的平衡，在審判過程中，僅有檢察官及被告人的參與是不夠的，被害人作為利害關系人也應當參與進來。在公訴機關、被告人、辯護律師等其他人進行陳述后，程序正義要求被害人也享有同樣的陳述權，因為被害人才是真正遭受侵害的那個人。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因為被告人享有最后陳述權，所以也應賦予被害人也享有最后陳述權。畢竟被告人還有一些特有的權利，總不能逐一都復制給被害人。構建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并不是因為被告人有最后陳述權，被害人最后陳述權是程序正義的要求。被害人的最后陳述能夠對案件的事實和細節進行補充，有助于公正裁判，因為綜合多方面因素的司法裁判結果比單純考慮被告人因素的裁判結果更為公正。

（三）恢復性司法的本質要求

恢復性司法是一種關注被害人遭受的損失的恢復程序，強調犯罪人對其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重建社區和平的犯罪反應方式。構成恢復性司法基礎的基本原則，是正義要求恢復被損害者的權利。直接卷入犯罪和被犯罪影響的人如果愿意，應當有機會全面參與對犯罪的反應［3］。目前，恢復性司法已成為當前司法的主流趨勢，其主要目的是實現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的調解以及被害人的自身修復。而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恰好能夠為被害人與被告人提供溝通交流的機會，這也能讓被告人更深刻地認識到其侵害行為造成的法律后果，認識侵害行為的性質以及給被害人和社會所造成的傷害。與美國的被害人影響陳述制度一樣，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建立符合恢復性司法的基本原則和本質要求，使被害人的訴訟地位得到維護，侵害行為所具有的個人特征得到應有的關注，被害人的個人利益得到應有的重視。允許被害人在法庭上進行最后陳述可以促進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溝通，引起被告人對被害人的同情，有利于被害人與被告人的調解以及被告人的自身修復。

三、構建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法律價值

（一）被害人權利得到尊重，報應觀念得到疏導

比起懲罰被告人、獲得賠償，被害人還有受到尊重、參與刑事司法的需求。通常認為，當被害人獲得應有的賠償、被告人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時，被害人的權利就已經得到了保護。實際上并非如此。作為侵害行為的親歷者，被害人有權就案件處理發表意見。另外，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往往傾向于要求法庭嚴懲被告人，即使法庭已經作出了判決，被害人可能仍不滿意，導致案結了事不了，隨之產生更大的矛盾和糾紛。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一個合適的制度去疏導被害人的這種報應心理。賦予被害人最后陳述權，讓其在法庭辯論終結時表達自己的情緒或痛苦，并針對被告人的量刑問題發表意見，使被害人感受到自己在刑事訴訟中的價值和尊嚴。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體現了對被害人的尊重，讓權力尊重權利，從而疏導了被害人的報應觀念。

（二）被害人情緒得到發泄，自覺認同司法裁判

事實上，被害人在侵害中除了遭受身體上的重大損害或經濟上的損失外，還不得不承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給予被害人一個發泄情緒、消除怨恨的渠道。被害人最后陳述對被害人有一定的心理治療作用，當被害人在法庭上陳述所遭受的傷害時，他受傷的心靈能夠得到部分治愈。也許，被害人的最后陳述并不能對最后的判決結果有實質影響，但至少為被害人發泄情緒提供了訴說的途徑。再者，陳述侵害行為所帶來的傷害也許會使被害人不得不經歷第二次痛苦，但當被害人陳述完畢后，其將會得到精神上的解脫，使心靈得到寬慰。另外，給被害人提供最后陳述的機會，能夠讓被害人感覺到自己的陳述對量刑能產生影響，進而增強對案件判決的認同感，提升其對刑事訴訟的滿意度，幫助被害人早日從傷痛中走出來。

（三）使被告人改過自新，降低回歸社會的難度

被告人往往由于沖動、無知等原因實施了侵害行為，在侵害時缺乏對行為結果和社會影響的深層認識，也沒有對侵害行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進行衡量。被害人最后陳述能夠使被告人知曉被害人的感受及侵害影響，進而對自己的侵害行為進行深刻反省，在之后回歸社會時彌補過錯、重新做人。例如，宋曉明故意傷害致死案就充分體現了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這一法律價值。在法庭審理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梁女士向法庭表示：“其兒子馬某已經死了，人死不能復生，但宋曉明還年輕，她不要求嚴懲宋曉明，請求對宋曉明從輕處罰，讓宋曉明有機會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梁女士的請求令宋曉明動容，其對公訴機關所指控的事實沒有提出異議，同意梁女士的賠償請求，并向梁女士磕頭謝罪，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歉意。在該案中，被害人馬某之母在庭審中的陳述使得被告人真誠悔過、重新做人，避免了被害人和被告人雙方互不退讓、兩敗俱傷情況的發生，在該案件的審判中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四）有助于準確量刑，實現程序公正

其他人只能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對于侵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以及暴力程度進行推測，而被害人是侵害過程的親歷者，能夠生動、全面地表達自己由于侵害行為而遭受的恐懼和苦痛。被害人最后陳述能夠對案件的事實和細節進行補充，提供更多的案件信息，從被害人角度讓法官進一步認識侵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以及給被害人造成的傷害。這有益于法官量刑的公正，使法官能夠更多地了解有關侵害行為、被告人及被害人的各方面信息。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法官在進一步了解案件信息后，能夠在恪守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基礎上作出更加公正的判決，使被害人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另外，被害人的最后陳述也許能夠使被告人減輕處罰。當然，被害人也可能出于對被告人的報復心理而在最后陳述的時候請求法官對被告人從重處罰。但這樣的陳述并不必然會使被告人被從重量刑，被害人最后陳述最終是否被采納還要取決于法官。被害人的最后陳述并不是先前陳述的重復，而是在法庭辯論終結后進行陳述，實際上給予了被害人一定的緩沖時間，使其陳述更加真實和理性，少了偏激的成分，更有利于準確量刑，實現程序公正。

四、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具體構建

（一）被害人最后陳述的適用范圍

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適用于所有案件，但也有些國家和地區只適用于部分重罪案件。立足于我國法治進程和司法實踐，關于我國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適用范圍，應作如下規定：被害人最后陳述應適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法官在量刑時應區別對待不同案件中的被害人最后陳述，其中應把側重點放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行為上。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適用范圍設定為所有刑事案件，體現了對被害人的平等對待以及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在各種刑事案件中，法官應更加關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案件中的被害人最后陳述，這能夠使司法資源得到合理分配。

（二）被害人最后陳述的主體

美國被害人影響陳述的主體各州有所不同。其中，美國《南達科他州刑事訴訟法》第27章第1.1條規定：被害人是指實際被害人，只有當實際被害人因年齡、身體健康狀況、死亡或其他原因不能進行被害人影響陳述時，被害人的范圍才擴展為實際被害人的父母、配偶、近親屬、監護人、人、精神健康顧問等。著眼于我國國情和司法現狀，將被害人的委托人作為被害人最后陳述的主體之一并不合適，因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只是委托合同關系，不能完全體會到被害人的苦痛和憤恨。至于精神健康顧問，若是賦予其最后陳述權，恐怕很難讓參與庭審的眾人信服，他所作陳述的真實性、可靠性必定會遭到質疑。因此，我國被害人最后陳述制度的主體，應只包括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親屬。通常情況下，被害人最后陳述是由被害人自己來完成，但也存在特殊情況，如被害人死亡或喪失陳述的能力，則由其法定人、近親屬進行最后陳述。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親屬對于侵害行為所帶來影響的感受更為直接深刻。在法定人和近親屬之間，法定人處于優先順序，在法定人放棄行使最后陳述權時，才能由被害人的近親屬行使最后陳述權。賦予被害人最后陳述的權利體現了司法程序的人文情懷。

（三）被害人最后陳述的內容

被害人所作最后陳述的內容應包括身體和精神方面在工作、學習、生活中所遭受的影響及損失、被告人賠償情況、進一步控訴的請求、量刑意見等。當然，被害人最后陳述的內容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應包括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誹謗侮辱性言語、虛假事實、與案件無關的內容等。在出現上述情形時，法官有權對被害人進行提醒和制止，若被害人不予理會，法官可以中斷被害人的最后陳述或強制其離開法庭，緊接著讓被告人進行最后陳述。在被害人濫用最后陳述權而法官并未予以提醒或制止時，被告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有權向法院提出異議。被害人作最后陳述應遵循直接言詞原則、與案件相關聯原則以及合法合理的原則，符合法律法規、社會秩序、司法秩序的要求，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權利，不得重復啰嗦，故意拖延庭審時間。

（四）被害人最后陳述的形式和時間

被害人最后陳述的形式應包括3種：（1）原則上，被害人應在庭審中以口頭的形式進行最后陳述。（2）被害人可以書面形式將最后陳述提交給法庭，如美國也規定了被害人影響陳述可以由緩刑官以量刑前報告附件的方式提交法庭。（3）以錄音、錄像的方式提交最后陳述。對于這3種形式，被害人可以任選。不應將被害人最后陳述的提交局限于一種形式，具體形式由被害人自己決定。雖然以口頭形式進行最后陳述更有利于被害人發泄情緒以及被告人的反省悔過，但這也有可能會使被害人在進行最后陳述時承受2次傷害。為了避免在最后陳述時受到2次傷害，被害人可以選擇以錄音、錄像的方式提交最后陳述，避免給被害人帶來額外的負擔。此外，被告人在被害人作口頭最后陳述的時候應當在場，這有助于被害人發泄自己的情緒、撫慰被害人的心靈，也有助于被告人改過自新。對于社會危害性較強的被告人，為了避免其擾亂法庭秩序，可以現場視頻或電話連線的方式使其聆聽被害人的最后陳述。關于被害人最后陳述的時間，應在法庭辯論終結之后進行，在被害人作完最后陳述后再由被告人作最后陳述。

（五）被害人最后陳述的保障措施

缺乏相關配套措施的保障，被害人最后陳述權的內容將是不完整的，也會使被害人缺乏安全感。為了保障被害人最后陳述權的順利行使，法官應該在開庭時告知被害人最后陳述權的具體內容，明確公訴人、被告人、其他訴訟參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質問、打斷被害人的最后陳述。若被害人不能順利行使最后陳述權，則由該刑事審判程序產生的判決將自動失效。

五、結語

對于刑事司法權力的控制，英美國家已經發揮到了極致。在這種背景下，刑事司法利益的失衡才引起了人們的重視。被害人最后陳述進入死刑案件的審判程序，不僅是利益機制科學設置的需要，也有其刑罰上的根據。盡管當代刑罰不以報復為目的，但是，作為復仇的現代形態———報應，并不排除被害人的參與。恰恰相反，報應與功利的理性統一，需要我們關注被害人的利益［4］。結合我國立法現狀和司法實踐，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雖有訴訟主體地位，但與被告人所享有的最后陳述權相比，被害人在庭審中的陳述更像是證人證言，并不具有獨立性和主動性，也無法體現出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因此，有必要在庭審中賦予被害人最后陳述的權利，這符合恢復性司法的本質要求，也是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陳光中.加強司法人權保障的新篇章[J].政法論壇，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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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正萬.美國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陳述[J].人民司法，2002（2）.

作者：謝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