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行政倫理建設差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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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傳統核心觀念的分析

中國和西方由于歷史傳統、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異，而對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異。西方認為人之初性本惡，而中國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另外，在服務對象上也存在差異。很多中國行政官員由于受傳統等級觀念的影響存在著為政府服務的意識。而西方由于傳統契約論思想深入人心，為公眾服務觀念為雇員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設分析

“三字經”在中國可謂童叟皆知。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可謂對人性為善的認定。在中國古代第一個提出了系統的人性善理論的是戰國時的孟子。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說“仁、義、禮、智”等道德品質是人生而就有的，是與生俱來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保ㄗⅲ宏惼髦睹献油ㄗg》，湖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54頁。）性善論是孟子整個學說的理論基礎。儒家也有少數性惡論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師荀子就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保ㄗⅲ亨嚌h卿《荀子譯評》，岳麓書社1993年，第499頁。）不過他的性惡論是等級制的性惡論，所以仍然是不徹底的。從總體來看，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為主流的。時至今日，我們對人性的估計也受傳統影響，存在道德人這種片面人性認識，對人的自覺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傳統中對人性的認識與中國傳統文化明顯不同，西方文化對人性的認識基本上是性惡論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惡”才出生的，人有與生俱來的罪惡本能，所以對人性具有惡的一面有一種揮之不去的警覺。這種性惡論我們稱之為“經濟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都是從利己主義本性出發來論證“經濟人”的。他認為“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注：［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01-102頁。）“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師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保ㄗⅲ海塾ⅲ輥啴敗に姑堋秶徽摗罚ㄉ暇恚?，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4頁。）古希臘政治學者亞里士多德也認為人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主張“法治應當優于人治。”（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67頁。）西方的普遍的“經濟人”意識使人們對“人”始終保持一種合理的不信任。

（二）中西方行政官員的服務對象的分析

在中國，從終極根源上看，政府及其公共權力產生于人民的直接或間接授權，這是我國所確定的一項根本的憲政原則。這個憲政原則要求行政人員的服務主體只能是人民。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特別像中國這樣的轉軌國家，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權的直接掌握和行使者，是各類重要社會資源實際的擁有者，又擁有龐大的官僚體制；（注：金太軍《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責任取向析論》，《公共行政》，2001.1，第12頁。）而作為工作于政府組織內的行政人員，其工資福利的直接來源是政府；其行政活動中心似乎是圍繞著政府展開。而且中國深受2000多年封建思想的影響，傳統的封建政府職能主要是統治職能，要求全國上下都一致服從政府的統治，要求全社會的資源都服從政府的統一支配，政府的意志主導一切。所有大小行政官員都是為政府組織的統治服務，為皇帝服務。這種思想也深深地影響現今人們的觀念。以上諸種因素容易造成一種錯位，由“為公民服務”倒錯為“為政府服務，為上級服務”。這種“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適應和服從政府和公務人員的管理，而不是要求自己去適應和方便廣大公眾。它還導致了一種行政實踐評價標準的倒錯，凡是適應政府行政組織系統的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惡的?！保ㄗⅲ褐軍^進《轉型期的行政倫理》，中國審計出版社，2000年，第60頁。）所以在我國憲法上明確規定了公民本位的原則，但受傳統思想影響，政府本位思想仍有殘留。

在西方國家中，契約觀念歷史久遠，并且深入人心。契約論思想的集大成者盧梭認為消除原始狀態的辦法是要訂立一種社會契約：“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并且我們在公共體中接納每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ㄗⅲ海鄯ǎ荼R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3-24頁。）所以在西方觀念中，人民與政府是一種授權與被授權的契約關系，它規定著政府與公民間在權力與義務方面的雙向依存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就公民而言，一是通過選舉或遵從使政府獲得合法性行使權力的基礎；二是通過納稅給予政府經濟支持。同時公民也自然期望能從政府那里獲得相應的回報，包括以服務對象的身份獲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務。就政府而言，它在獲得公民的政治和經濟支持的同時，必須按契約要求提供令公民滿意的服務。這里不存在單方面的“恩賜”，而是體現著一種資源的交換關系和互利行為。所以在實際操作中政府中的行政人員就容易產生一種為公眾而服務的觀念，容易體現“公民本位”這一思想原則。

二、傳統觀念差異而導致的中西行政倫理建設特點的分析

中西方由于傳統上存在道德人和經濟人假設方面的差異，導致了中國對行政個體倫理建設期望值過高，且只注重內在約束；西方對個體倫理建設的期望值比較平穩，既注重內在約束，又注重外在約束。中西方在傳統服務對象的差異上，使得中國長期以來只注重行政人員的倫理建設而忽視官員道德與組織倫理建設的聯系，以及導致的行政職業道德太籠統、一般化；而西方既注重行政人中的倫理建設，也注重到了組織倫理建設，以及注重行政職業道德的具體化，可操作化。

（一）中西人性假設差異而導致的行政倫理建設的特點

中西個體倫理建設要求的差異的分析。在中國，由于傳統對人性的認識是道德人假設，所以對于行政人員的個體倫理建設的期望值一直是很高的。在黨的七大報告中就指出黨的干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體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注：《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094-1095頁。）同志也認為“只有我們時刻記住黨和人民群眾的這種關系（勤務員與主人），我們才能自覺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我們的一切工作的重心始終放在人民群眾身上。”（注：《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9頁。）由上觀之，我們長期以來對于行政人員的道德期望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具有純粹的無私奉獻精神。這種由道德人假設所承認的人的善性的一面的積極作用是使人們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可以通過教育來培養自律的精神。建國至今，確實涌現了一大批清官、好官。但另一方面由于忽視人性的缺陷也會走向極端，那就是道德要求很高，以不具有普遍意義的“至善境界”來要求所有的行政人員。而大部分人由于實際達不到這樣的境界反而使道德說教流于形式。在西方由于“經濟人”觀念的影響，人們對于行政人員的道德期望是保持冷靜和審慎態度的。盡管要求行政人員的道德因其職位特殊而略高于一般的公民，但基本上還是要求行政人員首先應該是一個合格的有德公民。美國學者認為，在18世紀晚期以后的美國，把公民個人利益完全置于國家利益的從屬地位的觀點已不再普遍。而占主導地位的政治觀點則是公民個人利益應受到尊敬?！罢_理解的自我利益”被認為是現代公民的品德。“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作為公民的品德明晰而確定，契合人類的弱點和缺陷。它雖不具有傳奇式的崇高，卻得體、有效、可行，適合民主社會。這個道德原則可能會阻止一些公民達至高超境界，但卻阻止了更多的低于此水準的公民的品德的墮落。（注：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v2(NewYork:AlfredA·Knopf)PP121-123RecitefromTarryL·Cooper:Anethicofcitizenshipforpublicadministration(PrenticeHall,Inc1991)P153。）這種道德原則要求個體可以有自我利益，不過要有能力在給定的情境下使個體利益契合于群體利益，而總體利益應反映群體利益。（注：ClarkE·Cochran,YvesR·Simonandthecommongood:AnoteontheconceptEthics,88(1978)PP229-239。）庫珀對公共行政人員的道德品質進一步提升，他認為“因為公共行政人員不僅僅是一般公民，同時也是特殊的受信托公民。所以除了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以外，在公共行政實踐中還要求行政人員具備其他三種品德。即公共精神、謹慎、實質理性。這些品德其他公民也有，但它們對于行政管理角色中的行政人員功能的發揮的支持是尤其重要的。”（注：TerryL·Cooper,Anethicofcitizenshipforpublicadministration(PrenticeHall,Inc1991)P163。）由上可見，西方對于行政個體倫理建設要求并不是要達到某種至高境界，允許契合于群體利益的個體利益的存在。這可能就是受經濟人假設所導向的結論。

中西行政人員約束途徑側重點的分析。在中國，由于“人性本善”觀念的影響，人們認為只要不斷地進行道德教育，不斷地進行倫理規勸，使人性始終保持在“至善”境界就萬事大吉了。中國的宋明理學，不論是程朱（程頤、程顥、朱熹），還是陸王（陸象山、王陽明），對于中國道德修養的理論貢獻都是很大的。他們集中研究了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把道德規范轉化為內心的自覺行動。所有這些傳統的德育理論被繼承并發展用以加強對行政人員的內部約束。通過文件傳閱、會議學習、榜樣示范等多種方式來使行政人員達到廉潔自律。并從道德接受主體的接受這一角度出發對道德教育進行創造性研究，培養一種行政人中的道德需要?！暗赖滦枰鳛橐环N心理機制，表現出一個人能夠把對社會、他人的獻身、貢獻和給予當作是一種崇高的義務和責任，并能夠在履行這種義務和責任時感到愉快、高興?！保ㄗⅲ骸读_國杰文集》下卷，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96頁。）基于這種片面的“性善論”的人性理解，難以產生重視制度建設的傳統。所以中國一直沒有道德立法這樣的制度性約束。沒有強制性制度約束就無法控制行政人員的自利行為不滑向損人利己或損公肥私。在西方，人們對人性的悲觀估計促使人們去想方設法地完善各項制度，用制度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讓人們從善。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主體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注：［美］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頁。）這種制度約束就是一種比較正式的外部約束，主要包括道德立法、職業規范、組織變革等等。如果說內部約束規則是一種主觀合理性，外部約束則更是一種客觀合理性。制度一旦產生就引導個人逐步地通過他律實現自律，自律在許多時候是他律的習慣成自然。制度性倫理規范是集體理性，不管在層次上還是內容上都能夠最普遍地對各級行政官員起到約束作用。制度可以對各個層次的行政官員分別規范，使規范既有確定性，又有針對性。所以亨廷頓認為：“在一個國家要肅清腐敗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職人員行為準則；另一方面則要使這些官員的行為大體向此種準則看齊。這樣做，行為和準則都有所失，但卻能獲得準則和行為在總體上的更大和諧。”（注：［美］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58頁。）

（二）行政人員服務對象的觀念差異而導致的行政倫理建設的特點

中國的行政人員倫理建設與西方的行政人員、組織倫理共同建設的特點分析。在中國，傳統的政府本位意識使人們的注意力過度集中于行政人員的倫理建設，而忽視了組織本身也存在倫理問題。由于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導致公眾的影響力較小，行政人員對于公眾的回應性程度較弱。一旦發生道德失范，人們就認為僅僅只是行政人員產生了道德問題，于是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來加強行政人員的道德修養，糾正失范。力圖通過使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內化為行政個體道德的自我意識，以達到更好地按照這些原則和規范來調整行政個體的行政活動。人們與此同時卻沒有想到政府本位思想所導致的政府組織對于行政人員的影響，它也會使有德的行政人員作出不道德的行為，成為組織的替罪羊。在西方，由于契約論思想而形成的公民本位意識，使得人們敢于對于引起道德失范的原因作廣泛的探索，其中包括敢于懷疑官僚組織本身的倫理問題。庫伯舉了一個案例，說有一警察局長沒收違規商人的物品而不交公，據為己有。一試用期警察發現后要局長作出解釋。局長反而警告他不要多管閑事。以此說明組織的制度性權威經常被用來壓制道德行為。他還對組織的有分散個人責任的傾向進行了論述。（注：［美］特里·L·庫珀《行政倫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4頁。）人們于是著手兩方面的倫理建設。一方面是行政人員的倫理建設。包括個人品德和行政職業道德建設。其中個人品德建設又分成思想態度和思想品德（樂觀、勇氣、仁慈的公正）建設兩部分。（注：［美］斯蒂芬·K·貝利《道德標準與公共服務》，轉引自R·J斯蒂爾曼，《公共行政學》李方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421-434頁。）另一方面組織倫理建設?！?0世紀80年代以后，組織層面的行政倫理日益受人關注，威爾本、但哈特、鮑曼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注：張國慶《行政管理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33頁。）張國慶教授把這些人的行政組織層面倫理的內容概括為“程序公正、組織信任、民主責任和制度激勵”四個方面。（注：張國慶《行政管理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34頁。）美國的但哈特認為政府的倫理建設就是進行組織改革。他認為可能的組織改革的類型從廣義上可分為：培養一種組織良心；改變組織的任務分工和分權狀況；保護違反組織政策和程序的有道德的人；提高作為組織活動一部分的道德討論的水平四種。（注：［美］凱瑟琳·但哈特：《公共倫理學—解決公共組織中的道德困境》，1988年，轉引自王滬寧編《腐敗與反腐敗——當代國外腐敗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2-474頁。）

作為群體倫理的行政職業道德建設特點的分析。在中國，這種傳統的政府本位思想使得政府被降為同其他行業一樣的組織實體，行政人員同其他職業人員混同起來，從而導致行政職業道德和其他職業道德的混同。所謂職業道德就是從事一定職業的人們在其特定的工作中或勞動中的行為規范的總和。（注：羅國杰《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385頁。）這種涵蓋一切職業的職業道德體現為忠于職守、盡職盡責、敬業樂群、克己奉公的精神。所以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人民服務”5個字就幾乎能把所有行業的職業道德都概括了。20世紀80年代中葉開始，中國明確意識到行政管理作為一種職業必須有明確的職業道德規范。（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人民日報，1986年9月28日。）此后行政職業道德漸漸從其他職業道德中分離并不斷深化，但仍較為籠統，內含一般職業道德的普遍性成分較多，特殊性成分較少，經常發和職業道德錯位。在西方，受契約論思想的深遠影響，使得政府及其行政主體被認為是受全體人民之托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這種思想使人們極容易認識到行政道德的層次高于其他一般職業道德。這極大地促進了行政職業道德與其他一般職業道德的分離。如美國國際城市協會1987年5月就通過了12條職業道德規范。比如：向民選官員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議，堅持并執行民選官員制定的政策；牢記民選代表是負責制定城市政策的，協會會員的任務是執行政策，回避參與當地立法機關的選舉活動，回避一切可能影響專業行政管理人員履行職責的黨派政治活動等。美國公共行政協會也在1985年通過了12條規范。（注：馬國泉《美國公務員制和道德規范》，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8-101頁。）在西方，特別是美國，行政職位分類比較嚴格。每種行政職業、職位的特殊責任和權力都規定得比較清楚，并且都有相應的職業道德規范與之相對應，很具有針對性。另外，針對行政職業、職位的特殊性進行行政職業道德評價就具有可操作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作為群體倫理的行政職業道德建設。

三、對轉型期中國行政倫理建設的思考

（一）反思傳統觀念

中國傳統的性善論觀念有它的積極一面，即人人都可以通過教育來培養自律精神。但過于強調它則會忽略人的缺陷的一面，從而導致輕視制度建設的片面做法，有時會導致起碼地道德要求也難以保障，最終不利于道德建設。中國現階段殘留的政府本位思想脫胎于2000多年的封建等級社會，它既阻礙了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也使行政倫理建設出現困境。所以我們當前的做法是：對人性的理解既要承認道德人的一面，也承認經濟人的一面；堅決摒棄政府本位思想，樹立完全的公民本位觀念。

（二）加強制度約束

行政人格的形成大體要經歷三個階段，其間有兩次升華。第一階段是行政倫理的他律時期，即外在的制度約束時期；第二階段是行政倫理的自律時期，是行政義務向行政良心的升華時期；第三階段是行政倫理價值目標形成時期，是自律和他律完全統一的升華時期。（注：王偉等《中國韓國行政倫理與廉政建設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第85-86頁。）與西方相比，中國的道德教育可謂投入很多，但制度短缺，至今仍沒有一套完整的立法來約束官員的行為。外部約束確實有降低道德要求之嫌，但它具有可操作性，使得準則和行為之間具有更大的和諧性。所以現階段的中國既要保持道德教育的力度，又要盡快出臺道德法案，形成內部和外邊約束的合力，促使官員行政人格的盡快形成。

（三）重視組織改革

以往我們都太過于將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員個人的道德規范上，而沒有關注組織的性質。沒有意識到使人難以以道德方式行動的組織結構形式和權力形式。然而組織內的政策和程序確實可能會產生助長組織成員非道德行為的無意的，然而確實的結果。我們今后要探索可能性的途徑用以強調組織層面的道德并追問什么是鼓勵道德行為的組織制度緯度，什么是挫敗道德行為的組織制度緯度。在此基礎上實施組織變革，如改變組織的分工與分權狀況；建立行政人員揭發腐敗內幕的保護機制；建立激勵組織員工道德討論機制以及建立公正的組織辦事程序等等。

（四）完善職業道德

行政職業道德是由公務人員的個人倫理道德向行政組織層面倫理道德的過渡。行政職業規范的改革將個人方法和組織方法聯系了起來。當職業規范影響了管理者的價值觀，從而影響了管理決定時這便是一種個人的方法；當專業行政組織建立和實施道德準則時，這些組織向個人提供了一套可以對組織產生強大影響的規范體系、程序和獎勵結構。我們現階段的行政職業道德建設主要就是使這種“官德”從其他職業道德中完全脫離出來，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行政職業道德規范體系。既有總體規范，又有針對特殊職業的具體約束，使其真正成為連接行政個體道德與組織倫理的橋梁和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