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教育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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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現代行政管理教育，經過50-70年代的歷史曲折之后，終于在80年代獲得恢復和重建。在過去的20年間，它的發展與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進程緊密相關。如今中國又要進入改革開放的一個新階段，行政管理教育也正迫切地需要一個更大的發展。要實現這一任務，我們就需要對中國現代行政管理教育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進行全面的分析評估，以弄清其來龍去脈，理清其未來發展的思路。

為此，我們通過各種方式獲取了42所普通高等學校（注：具體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深圳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甘肅政法學院、蘇州大學、東北大學、蘭州大學、云南大學、鄭州大學、湖北大學、青島大學、貴州大學、汕頭大學、南昌大學、四川大學、同濟大學、北京科技大學、華北電力大學、華東理工大學、青海民族學院、北京體育大學、上海大學、湘潭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機械工業學院、中國紡織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宜昌）、武漢冶金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山西大學等。資料截止時間為2000年5月。）和一些專門行政學院的相關資料，尤其是通過互聯網方便快捷地獲取了有關普通高等學校的大量最新資料。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專門的行政學院主要從事的是公務員在職培訓教育，而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往往更為規范和系統，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雖然有時會涉及有關行政學院的教育問題，但主要探討的則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和碩士層級的行政管理教育問題。

一、歷史的回顧

中國自戰國時代起就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的古訓，它強調要肩負國家管理大任需從個性修養開始，并從治理好一個家庭入手。后來（隋唐至清末期間）由于科舉考試在中國很是盛行，中國便更重視“治國平天下”（國家管理）方面的教育，甚至各種教育都以此為核心。應當說，中國古代傳統的國家管理教育確實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可資借鑒的東西，但它們畢竟都是為以“家天下”為特征的封建皇權服務的，崇尚集權專制、追求特權地位，因而必然與崇尚民主、公正、自由等精神的現代行政管理教育相去甚遠。

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行政管理教育基本上是從本世紀30年代才開始的。30年代，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高等院校就開始設立行政學課程（黃達強、劉怡昌，1988年，第17頁）。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曾在革命根據地延安建立過行政學院，應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的需要開設過行政學課程。但是總體上看，當時的行政學教育僅僅處于初始階段（郭濟，2000年，第3頁）。

建國以后，我國的許多院校，如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等都曾有行政學方面的研究和教育。然而從1952年院校及學科調整以后的20多年間，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致使行政學和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一樣未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被保留下來（注：60年代個別院校也曾經給予政治學等學科院系以短暫的恢復。如北京大學曾于1960-1963年間，恢復了政治學系，旋即被并入1964年新組建的國際政治系，成為下屬的一個教研室。參見“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系況概覽·歷史沿革”，。中山大學曾在60年代初在哲學系設政治學專業。這20多年的空白對我國的行政學及其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直至1979年后，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鄧小平，1994年，第180-181頁），這些學科包括行政學在內才得以重見天日，逐漸獲得恢復和發展。行政管理教育從此經歷了醞釀、恢復、壯大以及現今的轉型等四個階段。

1.醞釀階段(1982-1985)

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推進，行政體制的弊端日益顯露，行政改革便被提上議事日程，1982年我國進行了改革開放后的首次政府機構改革；同時加強對行政學的研究和教育也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我國開始醞釀開展行政管理教育。

醞釀階段的特點主要有兩個：其一，先培訓骨干教師，再推廣行政學研究和教育。1982年中國政治學會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了全國行政學講習班，1983年又在濟南舉辦了政治學和行政學講座（劉怡昌等，1996年，第3頁）。這兩次骨干教師的培訓對于我國行政學研究和教育的恢復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從此，許多高等學校相繼開設了行政學方面的專門課程。例如北京大學于1984年就開始向本科生講授行政管理學課程（鮑靜、左然，1996年，第27頁）。

其二，以國際國內學術交流推動國內行政學研究和教育的開展。1983年，中國勞動人事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承辦了“聯合國：文官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由中國和20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政府官員參加。這次會議對我國后來公務員制度和行政管理專業教育起到了很大的啟蒙影響作用。1984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和原勞動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舉辦了全國“行政科學研討會”，會議論證了開展行政科學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建議成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和籌建國家行政學院（劉怡昌等人，1996年，第3頁）。此后，中國行政管理學會便開始了籌備過程，旨在推動行政學研究和教育交流的《中國行政管理》雜志于1985年7月得以創刊。這些活動對全國恢復和重建行政學研究和教育起到了更為直接的推動作用。

2.恢復階段(1986-1992)

經過幾年的準備后，從1986年開始，我國行政學的專業化教育終于得以恢復和重建，其間有兩大特點：

其一，主要在一些普通高等院校的行政學類系所中恢復了本專科層次的行政管理教育，而后逐步興辦了行政學碩士教育。早在1985年，湖北大學就創建了專門的行政管理系，但并未開招本科生。1986年，國家教委首先在普通高等學校中批準了武漢大學和鄭州大學興辦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專業。同年，武漢大學還在已有的政治學碩士點中開招行政管理方向碩士生。南京大學、廈門大學兩校的政治學系得以恢復，中國人民大學的行政管理研究所也得以創建。1987年，南京大學開招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中山大學恢復行政管理專業的招生。蘇州大學則先行建立起行政管理專科專業，并于第2年開始招生。1988年，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得以恢復，并定名為“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在原來政治學專業的基礎上，另開設行政管理專業。中山大學也正式恢復原來的政治學系，并改稱“政治學與行政學系”。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首次正式開招行政學專業碩士生。同年，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在北京成立。1990年后，一些學校（如廈門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等）的政治學系學習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的模式，紛紛改名為政治學與行政學（或政治與行政管理）系。這些院系名稱的變化本身就表明這一時期行政管理專業得以逐步恢復或重建，并在政治學學科教育中占有二級學科教育的獨立地位。

其二，初步建立起中國的行政管理教育體系。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確定了將在我國建立公務員制度。這無疑給中國剛剛恢復重建的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機遇。但是由于1989年政治風波的沖擊，原定公務員制度的推行計劃被推遲，從而使得1990-1992年間的行政管理學教育受到一定的影響，具體表現是發展速度明顯放慢。然而無論如何，經過6年多的發展，到了1992年時，中國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經初成體系。不僅如前所述形成了專科、本科、碩士研究生三個縱向的教育層次，而且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與各類成人教育（函授、自學考試、夜大、刊授、電大等）共存的行政管理學專業橫向教育體系，還有一批專門的地方行政學院得以組建。如廣東(1985)、北京（注：北京行政學院最早建于1949年，時稱“北京市行政干部學校”，“”期間一度停辦，1986年得以恢復，更名為“北京市行政管理干部培訓中心”，1993年正式定為現名。）和上海(1986)、河北(1987)、浙江和沈陽(1988)、深圳和吉林(1989)、黑龍江(1990)、安徽和青海(1991)、江蘇(1992)等省市先后組建地方行政學院，開展新時期的公務員培訓和一些成人類的學歷教育（詳見鮑靜、左然，1996年，第9-25頁）。

3.壯大階段(1993-1999)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中共“十四大”確定中國要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都要求中國必須進行政府職能的重大調整，繼續進行政府機構改革，并盡快建立已被拖延幾年的公務員制度。1993年3月的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進行改革開放后第三次較大規模的中央政府機構改革；同年8月14日，國務院出臺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這些都為中國行政管理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歷史機遇，同時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從此，中國行政管理教育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壯大階段。

首先，這一時期又有一些學校加入到行政管理教育大潮中來。如1993年的蘇州大學、蘭州大學、東北大學等，1994年的華東理工大學和華北電力大學，1995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1996-1997年度的中國對外貿易大學、南昌大學（注：其中僅南昌大學將政治學專業調整為行政管理專業，其他學校直接擁有（見《中國高等教育》1997-5，第50-55頁。）等紛紛擁有行政管理本科專業的辦學權。清華大學從1998年起則直接獲準興辦行政管理碩士教育。

其次，一批較早開展行政管理教育的學校對本身的行政管理教育進行了一定的改革和完善。為了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管理對人才培養（如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嶄新需要，為了加強學科之間的滲透和辦學資源的共享，也為了提高培養質量，它們大多主要進行了三個方面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工作：(1)改變了過去單一的系和專業設置，實行院系合并，組建了不少多學科共存的學院性教育機構（詳見后面的分析）。(2)改變了過去僅僅重視培養數量的數量型模式，奉行注重人才質量的質量型教育模式。在80年代末，先期興辦行政管理教育的院校往往招生數量較大，本科年招生數量多達60名，加上各種類型的成人教育，年招生數量就更為可觀。但是由于機構改革，政府人員精簡的影響，畢業生難分配，所以這些老學校不得不減少各類行政管理教育的招生數量，加強課程體系的改造，以培養高質量的行政管理人才。(3)這些學校還利用已有的優勢，紛紛重視高層次的行政管理人才的培養，重視開展碩士及碩士以上層面的各類教育。如武漢大學、鄭州大學、蘇州大學、北京行政學院等在這一時期先后獲得碩士學位的授予權。90年代后期，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率先獲得中國行政管理學博士學位授予權。

第三，專門的行政學院得以繼續壯大。1994年9月21日，經過多年精心籌備的國家行政學院終于正式成立。1993年以后又有一些省、自治區先后成立地方行政學院。同時，一些地市級行政學院也紛紛建立，這就基本形成了我國龐大的公務員培訓網絡。

4.轉型階段(1999-)

目前，我國的行政管理教育正面臨市場經濟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和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以及全球化經濟等新時代經濟等諸多方面的巨大挑戰，同時也面臨向多學科模式轉型和開展MPA（公共管理專業碩士）教育等一系列難得的全新機遇。從此，中國行政管理教育開始步入轉型和發展的新階段（詳見后面的分析）。為了應付這些挑戰，抓住發展良機，有必要對中國行政管理教育的現實狀況進行專門的考查。

二、現狀的調查

對于目前到底有多少家普通高等學校擁有行政管理專業的教育權，我國有關部門缺乏統計數據。我們近期通過網上和其他調查方法所做的不完全調查證實，目前全國從事行政管理專業本科以上教育的普通高校至少為40多家。目前，全國已有副省級以上地方行政學院46所（郭濟，2000年，第5頁）。其中普通高校行政管理教育主體的機構建制、教師狀況、學生狀況和課程設置狀況如下：

1.教學機構的建制

我們所了解到的42所高等院校普遍擁有至少本科層級的行政管理專業辦學權。通過網上調查到其中近39家院校在院系建制方面的最新狀況。結果顯示如下幾個特征：

(1)從學校類別來看，綜合性大學要多于專門性院校。前者（27所）幾乎是后者（15所）的2倍。不過后者能興辦行政管理教育本身，既說明他們正在向綜合性大學方向發展。

(2)在學校內部，學院數大大多于系所數。前者幾乎是后者的3倍（參見表1）。這突出地反映了我國1993年以后院系合并浪潮對行政管理教育的影響很大。在31家學院當中，數量和比例居第一位的為管理類學院（含行政學院）。這雖然說明管理學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經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說，法學或政治學類學院的影響已經很小。實際上我們將政法類和文法類合起來所占的數量和比例與管理類一樣大，何況管理類還有至少4家政治學取向很強的學院，因為它們原本就主要靠政治學發展起來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人文類與文法類加起來的比例竟然高達29%，與政法類旗鼓相當。這說明我們已有一些行政管理教育正在受到人文科學更多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院興辦行政管理教育的比例太小，經濟學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是非常稀缺的。這在后面論及的課程體系分析中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明。此外，由研究所直接興辦行政管理教育的主體也很少。

(3)在系一級的建制上，政治學取向的直接教育主體占居明顯的主導地位。如果說從學科眾多的學院建制中還不太容易看清我國目前行政管理教育的學科取向的話，通過對獨立的系所和學院主要承擔行政管理專業教育的系級組織的分類分析，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表2顯示，單純的政治學系（含國際政治系）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是如果把政治學色彩濃厚的政治學與行政學系和單純的行政學系也加進來，那么其數量就有23家，比例高達54.7%，而公共管理學與管理學兩類加起來的數量僅僅11家，占26.2%，其他（含國際文化和人文社科）類的就更少了。

2.教師隊伍

據統計，我國從事行政學教學和研究的人員有1000多人，其中中級以上職稱的有近千人，高級職稱的人數為200多人（郭濟，2000年）。不過，至今仍然沒有有關專門從事行政學教育的教師的具體統計分析。我們通過網上調查獲得7所院校現從事行政管理教育的教師（注：由于很難搜集有關直接從事行政管理專業課教學的教師的資料，所以這里的數據涉及的是這些興辦行政管理教育的院系的專業教師，其中自然包括一些并非直接從事行政管理專業課教學的教師的數據。）的部分資料（見表3）。表中關于各教學單位職稱結構方向的資料較全，而學歷結構方面的資料不全，專業背景方面的資料完全沒有。各高校教師其他方面的資料更是缺乏。這里我們僅就這些辦學單位教師的職稱結構、學歷結構和兼職狀況加以分析。

(1)關于職稱結構。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這些高校有高級職稱的教師在專業教師中的比重已經達到30%以上。同時講師職稱所占的比例大多為50%以下。其中，發展較早的院系的副高職以上教師比例通常超過50%，最高者為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達81.8%。這些院校已經逐漸改變過去流行的正金字塔形結構模式（職稱越高，比例越低），而呈現倒金字塔形結構（職稱越高，比例越高）；發展較晚的院系副高職以上的比例則一般低于50%。

(2)關于學歷結構。我們僅搜集到7所院系中5所院系的資料。5所院系中有1所（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的資料未分博士與碩士，有4所的資料明確顯示博士學歷狀況。這4所院系的博士占專業教師的比例處于15.4-45.5%之間。它說明這些院系教師隊伍的學歷層次都還不高，都有待大大提高。

(3)關于外聘兼職教師狀況。我們得到了其中3所院系的資料。其中從數量上看，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的數量最多，達16個。從外聘兼職教師的背景來看，人民大學也很有特色，其中絕大部分為政府官員。其他院系一般以教師及研究人員為主。例如吉林大學行政學院的兼職教授達17名，其中全屬教學及研究型。

從總體上看，各院系教師在職稱結構方面正在趨于合理，但在學歷結構方面則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教師結構方面還要打破傳統的只有全職教師的模式，走廣泛外聯的道路，擴大兼職或客座教授的比例。

3.學生狀況

關于本科生狀況。因為院系建制較為流行，許多院系對于學生狀況的網上介紹往往不分專業，所以我們很難了解到行政管理專業學生數量的最新情況。有幸的是，我們通過中國高校就業網了解到2000年14所院校行政管理專業的本科畢業生數。今年畢業生數最多的是東北大學（62人），最少的為南開大學（11人），平均每校畢業生數為33人（注：資料源自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網,2000年4月12日。）。這個數字顯然大大低于國家教委（1999年）規定的一般為60人的標準。出現這一現象主要是由于近幾年行政管理專業不像剛恢復時那樣易于招生和分配所致。通過這一數據我們可以推知該專業各高校年招生數應該在35名左右（畢業數通常會少于招生數），若以40所院校推算，全國年招生數應該能達到1400名左右，年在校人數應在56OO名左右。至于這些本科生畢業以后的去向，我們缺乏統計數據，但據我們的一般了解，他們通常去機關、企業和高校的比例大體各占1/3左右。

關于碩士生的狀況。我們也很難查到現成的統計資料。不過據我們的了解，北大、清華等院校行政管理專業計劃類脫產碩士生年招生量能達到10名左右，其他一些院校一般年招生數為5名左右，平均每所院校年招生量應該為7名左右。目前全國行政學碩士點的數量為21家（參見徐中奇等，2000年）。依此計算，我國行政管理專業計劃內碩士生的年招生量估計應在150名左右，年在校生應該在400名左右。若再加上計劃外自費生和委托培養生，總數應該大大高于這一數字。

4.課程的設置

關于本科教育的課程體系。首先，因為國家教委有統一的專業規范，所以各高校的課程設置大同小異，尤其在公共必修課方面更是如此。在專業課程方面，主干課程差距不大，但在非主干課程或選修課程方面差距較大。為了便于比較，我們曾對能搜集到資料的11所院系開設國家教委規定的行政管理本科專業25門主干課程的情況進行了統計（見表4）。其中有3門（行政學原理、公共政策和政治學原理）開課普及率為100%，有15門普及率為50-91%，6門普及率為50%以下。也就是說有18門課（占24門主干課程的75%）在大多數院系都得以開設。這說明行政管理本科課程設置的共同性確實較大。其次，各高校都沒有完全遵循國家規定的主干課程體系，都表現了一定的自主性。當然，其中也反映出一些高校對一些重要課程的認識有偏頗。比如像政府經濟學、行政案例分析、地方政府學、政治學與行政學文獻選讀、信息管理概論和國家公務員概論等課程應該說都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課程還會越來越重要，但由于大多數院系對它們的重要性一直認識不足，致使它們在這些院校中的普及率均沒有超過50%。再者，一些課程雖然普及率較高，但是實際課程仍然是傳統型的，如人力資源管理課程的普及率雖然達到90.9%，但其中名稱完全一致的僅占40%，60%的院系開設的則是傳統的人事管理學；政府公共關系的普及率能達到63.6%，但開設的全是籠統的公共關系學。此外，分析還發現課程設置具有強烈的政治學取向性。就我國目前高校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總體課程體系來看，盡管的確有一些院校力圖根據自己的特點走各不相同的取向道路，如西南政法大學管理學系興辦的歷來是行政法取向的行政管理本科專業，但是由于過去行政管理學歸屬政治學，許多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是從政治學學科中發展而來的，因而大都明顯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學取向性。在整個課程體系中，政治學類的課程比重過大，經濟類、管理類和一些方法性技術類課程都很少。這在我國規定的行政管理本科專業的24門主干課程（表4）要求上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關于行政管理碩士專業課程體系，全國并沒有像本科教育那樣的統一規范，各個學校所開設的課程狀況往往存在很大的差異性。

總之，我國行政管理本科與碩士課程的設置總體上是以政治學取向為主，其中純管理類、經濟學類、定量分析方法類課程在兩個層次上的比例都較低；培養偏重學術性，而對應用性重視不足，其突出的表現是不重視案例教學，不重視實踐環節等；很少有學校在課程體系中設置行政倫理方面的內容；碩士課程與本科課程差距不大，等等（另參見王樂夫等人，1998）。

三、未來的挑戰與機遇

中國行政管理教育恢復重建10幾年后，我們迎來了一個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紀，我們更迎來了一個以經濟的網絡化、知識化和全球化等為主要特征的“新經濟”時代。同時我們自身正面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并持續、快速和穩定地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十分艱巨的歷史任務。為此，我們的政府管理必須適應新時代特征和任務的需要，向高效、民主和廉潔等方向發展。這自然為中國行政管理教育既提出了許多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它提供了一些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1.嚴峻的挑戰

首先，挑戰來自于我們本身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新階段的需要。在這一階段，向市場經濟過渡和向更高水平的社會發展的任務都更加艱巨，尤其是各種社會矛盾的積聚效應更加突出。這就需要我們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和各類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公共管理職能，來化解社會沖突，保障社會平穩、協調、有序地轉型和發展。這一時期，我們還面臨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政治民主化、行政程序民主等重大歷史課題。完成這些任務，不僅需要我們的公共管理人員掌握和具備更多的現代經濟、政治及文化知識與理念，而且需要他們要有更強烈的時代緊迫感、責任感和創新意識。否則，他們就根本不能跟上這個世界飛速發展和變化的節拍，也不能適應我們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新階段的需要。無疑這就從未來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上對我國現有的行政管理教育提出了十分嚴峻的挑戰。

其次，挑戰直接來自新時期中國政府機構職能轉換和機構改革本身。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和九屆全國人大都明確指出，中國要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根據精簡、統

一、高效的原則，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高素質的專業化行政管理干部隊伍。建設專業化隊伍這一目標的提出是對政府管理工作及政府工作人員的內涵在認識上的新突破。建設這樣一支隊伍既是我國積極推進政府機構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又是新的機構建立之后，政府職能是否能真正轉變，“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能否真正建立并持久下去的重要組織保證。

第三，這種挑戰也來自于新時代經濟及社會的一些新特征。具體表現：①信息技術的革命和發展不僅促成了網絡經濟的出現，還促成了網絡政府、電子民主、電子政府等一系列新概念的出現。為此，政府管理的方法與程序都要進行巨大的變革。為這種現實需要服務的行政管理教育或公共管理教育都必須迅速轉換教育模式，在教學內容、方法與手段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創新。否則，我們的行政管理教育就不能培養出迅速適應網絡時代政府管理需要的全新公共管理人才來。②知識經濟的發展，為政府對整個社會人力資源的開發和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為公務員隊伍本身的資源開發與利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要求身在政府的公務員本身更應該是知識素養高、各方面素質優良的公共管理者。這決定了我國的行政管理教育必須主要為公務員隊伍素質水平的不斷提高服務。③經濟的全球化和我國即將加入WTO對我們的政府公共管理及公共管理教育也有相當大的沖擊。它要求我們的各級政府官員在未來的管理中都必須有國際眼光，熟悉國際游戲規則，適應國際競爭的需要；要求我們對這方面的公共管理教育也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2.難得的機遇

面對這一系列的挑戰，原本發展歷史就不長的中國行政管理教育勢必更顯得力不從心和困難重重。但是事情都具有兩面性，這些新時代的特征和需要既是對我們傳統的行政管理教育的嚴峻挑戰，同時也會給它的充分、快速和健康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廣闊市場和強大推動力。也就是說，它們無疑為中國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多模式發展。就行政管理教育的模式來看，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做出諸多劃分。在此我們只是主要涉及學科取向模式的問題。如前所述，無論是從過去的學科歸屬，還是從現有的系所建制、課程體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中國現有行政管理教育模式的最大問題就是模式單一，其表現是突出的政治學取向性。盡管依托政治學發展行政管理學教育的確有一些優勢，而且這種取向模式還可以繼續發展下去，但單純或主要是這種取向將會很成問題。因為行政管理本身是一種必須由多學科（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等）高度復合支撐的交叉領域，因而行政管理教育應體現出多學科取向以及與它們的復合取向的共存性。就目前來說，我們面臨的最大機遇是借國家學科調整的東風，盡快實現行政管理教育的多模式發展。除了繼續辦好已有的政治學取向模式外，還應該發展管理學取向模式（羅自剛，1998年）、經濟學取向模式，以及公共管理學科取向模式（陳振明，1999年）等等。

【摘要】中國行政管理教育經過十幾年的恢復發展之后，正在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為此，我們需要對中國行政管理教育過去的發展歷程、現今的實際狀況和未來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有清晰而深刻的認知。文章正是適應這一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尤其是互聯網調查方式，收集到這方面諸多最新資料，對中國行政管理教育的發展問題進行了初步但較為系統的分析，以期有助于中國行政管理教育向多模式、高層次、專業化和現代化等方向順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