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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章太炎從書齋走向社會,投身政治斗爭,是從中日甲午戰爭以后開始的。當時,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通過向光緒帝上書、辦報紙、立學會、建學堂等方式,在民族災難深重的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運動。章太炎以高度的愛國熱忱,投入了這場運動。他參加強學會,先后任《時務報》、《經世報》、《實學報》和《譯書公會報》的編撰;曾上書李鴻章,企求這位洋務派的領袖能“轉運逆流”;也曾趕赴武昌,幫張之洞辦《正學報》,幻想借助這位封疆大吏的實力推動變法。他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使中國免于“潰敗決裂”,“天下之士”也就是廣大知識分子,必須通過“立學會”,自覺地承擔起救亡圖存的時代重任,堅決清除“惟舊章之守”的惡習,“發憤圖自強,綜核名實,使卒越勁,使民愨愿,使吏精廉強力”[4];通過辦報刊,“馳騁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鑒今,推見至隱”[5],即要認真研究本國的學術文化與歷史實際,并參照西方國家近百年來社會變動的歷史進程,進行切實的探討,確定救國救民的方案。在當時,章太炎同所有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一樣,既痛恨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強烈要求改革;又懼怕人民革命運動,力圖通過溫和的方式來達到富強中國的目的。他指出:“居今之世,將欲壅遏民氣,使不得伸,無論其無成績也,幸而勝之,雖不土崩,猶將瓦解,是自遏抑吾黃種,而反使白種為之尸也。”可是任其發展,也不行,因為“茍有揭竿斬木者,是自戰斗吾黃種”,同樣“使白種為之尸也。”這就是說法,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都將為外國侵略者加緊控制和奴役中國提供可乘之機。那么,應該怎么辦呢?他提出:“以教衛民,以民衛國,使自為守而已。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材,謂這革政。今之亟務,曰:以革政挽革命。”[6]這里的“秀民”與“俊材”,就是維志士。他希望清朝最高統治者任用這些志士執掌朝政,實行變法,從而阻止革命的爆發。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雖然向往西方民主制度,但卻認為在中國暫時還不能實行這種制度。他說:“今夫民主,至公也”。然而,“當今日而議之,其議果行,則域內搶攘,流血漂鹵。幸為拿破倫,夫固糜爛其國土,荼毒其吏民,百年然后復也。”因此,實行民主,只能推之將來,即“學堂未建,不可以設議院,議院未設,不可以立民主”。[7]目前亟于要辦的,一是要求清政府能“酌民言而酌其意”[8],即要清政府廣開言路;二是維新派通過辦報刊,廣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以左政法,以開民智”[9]。這些言論,表明章太炎在戊戌時期已萌發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這同維新派在民權觀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
隨著的失敗,義各團運動的蓬勃興起,清政府對內鎮壓、對外賣國面目的徹底暴露,章太炎在政治立場上發生了重大轉變。1900年7月,唐才常等在上海創設自立會,組織自立軍,一方面宣布不承認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另一方面又請光緒皇帝復辟。對此宗旨,章太炎堅決反對,認為“不當一面排滿,一面勤王,既不承認滿清政府,又稱擁護光緒皇帝,實屬大相矛盾,決無成事之理。”他當場“宣言脫社,割辮與絕”[10],以義無反顧的決心,與改良派決裂,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從1901年以后,他在報刊上發表的一系列政論,不僅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而且有力地闡述了推翻以滿清貴族為首的清王朝的必要性,與孫中山同時率先駁斥了保皇派反對革命、維護清王朝的謬論。從這時開始,章太炎在大力宣傳反滿民族主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宣傳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1903年,他為鄒容《革命軍》所撰序中,充分肯定了這部書所宣傳的民主思想,明確指出,革命“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11]他在同年發表的《駁康有為論革命》中,更直截了當地把康,梁之流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稱為“載湉小丑;指出清政府“尊事孔子奉行儒術”,純粹是為了“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在這篇文章中,他以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場,明確指出“生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民生之興,實由時勢迫之”,革命“事成之后,必為民主”[12]。在這里,章太炎不僅承認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而且把民主共和看成中國的唯一出路。
二
1906年6月,章太炎在上海經歷了三年的鐵檻之苦后,刑滿出獄,到日本東京參加同盟會總部工作,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編。
他在主編《民報》時期,貫徹了同盟會的綱領,較全面地宣傳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在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一道制定的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明確宣布“自由、平等、博愛”是國民革命的“一貫之精神”。他親自執筆撰寫的《掃除滿洲租稅厘捐布告》中指出:“今軍政府與我國民驅除韉虜,恢復中華,大兵所至,舉滿洲政府不平等之政治,摧廓振蕩,無俾遺孽。”什么才是平等的政治呢?布告說:“以四萬萬人一切平等,國民之權利義務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輕重厚薄,無稍不均,是為國民平等之制。在昔虜朝行暴君專制之政,以國家為君主一人之私產,人民為其仆隸,身家性命悉在君主之手,故君主雖窮民之力,民不敢不從;民國則以國家為人民之公產,凡國家之事,人民公理之。……是故民國既立,則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非惟除二百六十年之苛政,且舉中國數千年來君主專制之治一掃空之。”[13]1907年初,他對康、梁歪曲、攻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極為反感,認為“其為進步之梗者,良非淺顯,不能不有以匡之”。于是他特請汪東撰寫了《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等文刊在《民報》上,對康、梁的謬論予以痛駁,針鋒相對地表明革命派的立場:“俗取往事以為師資,則法國為最善”[14],就是以法國為師,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建立法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由此可見,以資產階級的民主精神為指導,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共和國,是孫中山、黃興等人的奮斗目標,同樣也是章太炎的奮斗目標。
不少文章指出,在這一時期,章太炎宣傳的語調仍然是反滿的民族主義。事實的確如此。但是,也正是在這些宣傳中,他進一步有力地駁拆了君主憲派反對推翻清政府的種種謬論,明確指出了反滿的目的在于建立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當時立憲派指責革命派的反滿宣傳是“種族復仇主義”。章太炎回答說:“平不平以使平者,斯謂復仇”。“且種族復仇,本非外于政權而言”。又說:“今之種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顛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論,吾則頂禮膜拜于斯人矣。而綴學知書之士,才識一名以上皆汲汲于遠謀,未有不以共和政體國家社會耿介于其心者。余雖踸踔,亦不能不隨俗為言。”[15]由此可見,章太炎的反滿民族主義直接目的是在于推翻滿族貴放對全國各族人民的殘暴統治;在推翻清政府之后,所要建立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制度,而不是封建的君主專制制度。有的同志認為,從上述言論中可以看出,章太炎贊成共和是極為勉強的,充其量不過是“隨俗為言”而已。然而不應該忘記的是,當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時,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世界的腐朽性已經暴露出來。因此,當時中國的先進人物,在向西方學習,力圖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又極力想避免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病。這就使他們陷入一種不能自拔的矛盾之中。章太炎正是這樣。他追求西方民主的時候,敏銳地看到了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虛偽性,指出:“始創自由平等于已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國之人。”[16]在本國,由于歐美大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居于優越地位,殘酷剝削勞動群眾,因而造成人們社會地位的極其懸殊,“富商大賈之與平民,不共席而坐,共車而出”[17]且“高貲兼并之家,口含天憲,手司民命”[18],實則成了一個極不民主、極不平等的社會。面對這種局面,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章太炎找不到新的出路,于是便轉向兩個極端:一方面,他用佛學的“諸法無自性”這一原理指斥國家、政府,主為無政府主義還不夠徹底,在理論上應該是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另一方面,他對切近的現實問題,又不得不回到推翻清朝統治而主張民族主義的道路上來。他說:“試欲普渡眾生,令一切平等自由者,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無生主義也。轉而向下為中國應急之方,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民族主義也。”[19]這種矛盾的心態,表現在對國家和政府的看法上,就是既認為國家和政府的出現本身便是一種罪惡,又認為這種罪惡制度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他曾形象地指出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政府之于生民,其猶乾矢鳥類之孳殖百谷耶?百谷無乾矢鳥類不得孳殖,然其穢惡固自若。求無政府而自治者,猶去乾矢鳥類而望百谷之自長。”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頌美之者,猶見百谷之孳殖,而并以乾矢鳥類為馨香也。”[20]這種比喻當然是不恰當的,但是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章太炎的結論是任何國家都“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是最鄙賤者,非最神圣者”[21]。在章太炎看來,共和政體自然也并非理想境界,但比起其他政體,畢竟要優越一些,所以他說:“若夫民族必有國家,國家必有政府,而共和政體于禍害為差輕,固不得已而為之矣。”他還說:“欲求盡善,必當高蹈太虛,然非有共和偽政,及其所屬四制以為之基,寧有翔躡虛無之道”?[22]在這時,盡管章太炎把“共和”稱為“偽政”,但卻明確指出了“共和”又是達到其理想境界即“五無”世界的必經的一個階段。
認為章太炎反對民主的最主要論據是他反對代議制度。章太炎于1908年在《民報》第24號上發表了《代議然否論》,列舉種種理由,反復說明西方的議會制度(即代議制度),在中國“必不可行”。誠然,議會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中最主要的構成部分和表現形式,否定代議制,從某種意義上說,公民民主權利的行使就失去了一條重要的途徑。這當然反映了章太炎對西方民主制理解的片面性。但是,能否從此得出章太炎反對民主的結論呢?顯然不能。首先,他之所以反對代議制,是因為通過深入了解,看到了西方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弊病。他指出,歐、美、日本實行代議制的結果證明,這種制度只對地主、資本家有利,對平民并沒有帶來什么好處。他說:“為吾黨之念是者,其趨在恢廓民權。民權不藉代議以伸,而反因之掃地。他且弗論,君主之國有代議則貴賤不相齒,民主之國有代議則貧富不相齒,橫于無階級中增之階級,使中國清風素氣,因以摧傷,雖得宰制全球,猶弗為也。”第二,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恢廓民權”,實行真正的共和政體的主張。他設計的未來國家政權的方案,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①由國民普選大總統,實行行政、司法、教育三權分立。以限制總統權力。他說:“總統惟主行政、國防,于外交則為代表,他無得與”;“凡事有總統親裁者,必與國務官共署而行之,有過則共任之,不使過歸于下也。總統與百官行政有過及溺職受賕諸罪,人人得訴于法吏,法吏徵之逮之而治之”;“司法不為元首陪屬,其長官與總統敵體,官府之處分,吏民之獄訟,皆主之。雖總統有罪,得逮治罷黜”;除小學和海陸軍校外,“其他學校皆獨立,長官與總統智敵體”。②不設議會。“凡制法律,不自政府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習法律者與通達歷史、周知民間利病之士參伍定之”;“法律既定,總統無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自擅”。③“凡經費出入,政府歲下其數于民”;“凡因事加稅者,先令地方官各詢其民,民可則之,否則止之”;“民有集合、言論、出版諸事,除勸告外叛宣說謠穢者,一切無得解散禁止”。④“田不自耕者,不得有;牧不自驅策者,不得有;山林場圃不自樹藝者,不得有;鹽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曠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梟雄擁地以自殖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營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產。身及父子兼營工商者,不得入官,不與其借政治以自利也”。章太炎說,他提出的這一方案,概括來說,一是要“抑官吏,伸齊民”,二是要“抑富強,振貧弱”,而最終則可以實現“君權可制”、“民困可息”的目的。他說這種政體,“謂之共和,斯諦實之共和矣,謂之專制,亦奇觚之專制矣。”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他說:“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就是說,不在于人們稱呼什么,而在于實質上能否“伸民權、宣民志也”[23]。很明顯,章太炎的上述方案,雖然在對待代議制度的態度上與孫中山有所不同,但他所追求的乃是要創建一種具有名符其實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他所堅持的,仍然是同盟會的政綱,即孫中山所概括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
三
武昌起義的勝利,將章太炎推向了建立和維護民國即民主共和國的復雜斗爭。1911年11月,章太炎自日本歸國,從這時起一直到他去世,他的政治思想多所變化;由于本身的局限,他未能與時俱進,其思想發展的總趨勢是日益倒退。但應指出的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始終沒有變;對民主共和雖然有過動搖,卻始終沒有放棄。在這一時期,他的民主思想,在三個不同階段,其內容和表現形式也是不完全一樣的。
第一階段,從民國建立到袁世凱帝制復辟的敗忘,這是章太炎幻想以“強有力的人物”建立民主共和國遭到破產的時期。武昌起義后,革命派面臨的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局勢。在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面前,革命黨人總的趨勢是在妥協中力圖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在這方面,章太炎表現尤為突出。當時,他錯誤地認為,在推翻清政府的過程中,各種人物都已投入到“革命”的營壘,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革命黨人就應團結各方,放棄以一黨為中心建立政權的主張。為此,他先是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24]的錯誤口號。接著便聯合立憲派、舊官僚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創刊《大共和日報》。在《大共和日報》發刊辭和在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中,章太炎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這一時期他關于立國的具體設想。首先,他指出,中國應“因地制宜”地采取適合自己國情的國家體制,絕不應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章太炎說:“政治法律,皆依習慣而成”。“若橫取他國已行之法,強施此土,斯非大愚不靈者弗為。君主立憲,本起于英,其后他國效之,形式雖同,中堅自異;民主立憲,起于法,昌于美,中國當繼起為第三種,寧能一意刻劃,施不可行之術于域中耶?”第二,民國必須保持全國的統一,各省既不能獨立,亦不能行聯邦制,即“絕不能效美之分離”。第三,實行共和制。在這個制度下,“元首不世及,人民無貴賤”;大總統由人民選舉,且限制其權,行政部應對議院負完全責任;三權分立之外,“并應將教育、糾察二權獨立”。第國,對外,則主張國際平和,絕不能受他國之侵略,要“維持國權”[25]。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這樣一個民主共和國呢?章太炎認為只有找到一個有能力有實力的華盛頓式的人物才有可能。他遍察中國政治舞臺,選中了袁世凱。因此,在袁世凱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后,他不僅支持袁世凱推行統一南北的反動政策,而且不惜犧牲某些民主權力,支持袁世凱的獨裁。章太炎說:“在此危亡危急之頃,國土保全為重,民權發達為輕”,“宜請大總統暫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牽約法,以待危亡。”[26]在這里,章太炎把國家的統
一、獨立與民主、民權對立起來,錯誤地認為在非常時期不應堅持民主,這恰恰有利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制,最終則只能使妥協者自食其果。1913年,堅持建立國民黨內閣的宋教仁被刺殺,接著章太炎本人也被袁世凱軟禁起來。這時,章太炎才逐漸醒悟,認識到“北方受了腐敗專制的遺傳病,較之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吾輩欲掃除劣政治,產出良政治,非先從醫治國病、鏟除專制劣根下手不可。”“故今日吾革黨對于建設民國一問題,當仍以猛進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調,急求破壞專制惡根,拚命力爭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設可言。”[27]袁世凱稱帝野心暴露后,章太炎又立即寫信直斥其背叛共和誓詞,“忽萌野心,妄僭天位”,是“民國之叛逆”[28]。這些言論表明了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章太炎仍繼續為維護民主共和而斗爭的鮮明態度。
第二階段,從袁世凱復辟帝制敗亡到“護法運動”失敗,這是章太炎同孫中山一道為反對假共和、建立真共和而斗爭的時期。經過“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尤其是被袁世凱三年軟禁的切身經歷,章太炎對民主共和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在這期間,他認真地總結了辛亥革命以來民主共和制度屢遭厄運的慘痛教訓。他認為,武昌起義以后,之所以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首先是因為革命派未能堅決以武力徹底推翻北方的反動勢力而采取了向袁世凱妥協的態度,以致把復辟勢力保存下來。他說:“辛亥起義,不憑武力以解決大局,半途偷安,卒至革命一次不已,至于二三四次,……功虧一簣,一誤再誤。”[29]有鑒于此,他反復告誡人們,在袁世凱帝制復辟敗亡后,絕對不能停止對北洋軍閥的進攻,因為“今者帝制余孽,猶未剿除,墨吏貪人,布滿朝列,非震以雷霆霹靂之威,仕途何自而廓清?政治何由而循軌”?又說:“當知宗社黨有新舊之分,復辟論有滿漢異。……而新宗社黨財力雄厚萌孽潛滋,動員令可以自主,選舉不可以妄干,懷抱與清室遺臣絕異,若非嚴令征剿,必須滋蔓難圖。”[30]后來事實的發展,證明了章太炎這一論斷的正確。
1917年皖系軍閥頭子段琪瑞先是利用張勛趕走總統黎元洪,然后又以北洋武力擊敗張勛復辟。這時,段琪瑞以“再造共和”自居,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為反對段琪瑞的倒行逆施,反對假共和,建立真共和,孫中山在廣州舉起了“護法”的旗幟。章太炎積極參加了“護法運動”,被孫中山任命為護法軍政府秘書長。他在闡述護法斗爭的意義與目的時,深刻說明了法治與民主的關系,指出“共和國家,以法律為要素,法存則國存,法亡則國亡;合法則為順,逆法則為逆。”因此,要“大起護法之師,掃蕩群逆。凡亂法者必誅,違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之國家,始得成立。所謂法治精神,人民幸福,庶有實現之一日。”[31]然而,護法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它不是把力量的基點置于民眾之中,而是放在“有力者”即西南各省的一批地方軍閥身上。這些地方軍閥之所以在一個時期附和孫中山的“護法”,目的在于藉此與北洋軍閥討價還價,擴大自己的地盤。正因為如此,孫中山與章太炎等革命民主派雖歷經艱難,千方百計促使他們投入護法斗爭,但結果卻是護法未成,孫中山反而被排擠,南與北暫時達成妥協。章太炎又一次得到慘痛的教訓,認識到南北軍閥都是民主的敵人,即“西南與北方者,如一丘之貉而已。”[32]
第三階段,從“聯省自治”到“聯督割據”。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些地方軍閥搞了一個所謂“聯省自治運動”。不少所謂“時賢”、文人、政客、名流,也參予其間,拚命為之鼓吹,章太炎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早在1918年,他即主張四川、湖南獨立自主,以反對滇、桂系軍閥的割據。1920年4月,章太炎又建議四川、湖南同盟共同抵御北洋軍閥政府,同時亦不受南方政府支配。7月底,湘軍總司令譚延闿以避免卷入南北戰爭為借口,通電主張湖南自治。9月以后,章太炎應譚延闿的多次邀請赴長沙,共同鼓吹“聯省自治”。此后,他發表了不少文電,公開宣揚自己的“聯省自治”的思想主張。為什么要“聯省自治”?章太炎說:“民國成立以來,九年三亂,近且有借名護法,陰謀割據者。”[33]究其原因,他認為“莫如中央集權,借款賣國,駐防貪橫,浚民以生”[34]。1922年,章太炎進一步追溯到這種中央集權的體制問題,提出“弭亂在去三蠧、”的意見,即根本廢除約法、國會和總統,據他說“約法偏于集權,國會傾于勢力,總統等于帝王,引起戰爭,無如此三蠧、者三蠧、不除,中國不可一日安也。”[35]在章太炎看來,只要除去“三蠧”,鏟掉中央集權這個禍根,實行各省自治,中國不僅內部可以消弭戰爭,而且對外則可以避免喪權辱國。那么,具體辦法是什么呢?章太炎指出,一方面,實行地方自治,大權在于各省,即各省憲法由各省自行制定,軍政長官均由本省人充任;自縣知事以至省長,悉由人民直接選舉,督軍則由各級軍官會推選;外交權歸于各省,訂立條約必須各該省督軍省長副署,方為有效。由此,“各省自治為第一步,聯省自治為第二步,聯省政府為第三步”。另一方面,則“虛置政府”,中央政府只是一個形式,按規定只有“頒給勛章,授予軍官之權;其余一切,毋得自擅”[36]。正如他所說的“政府雖存,等于虛牝”[37]。在這里,章太炎本意是想以“聯省自治”的辦法,消弭內亂,實現直接民權,擴大民主。然而,實際卻走向了反面。以各省為權力單位實行地方自治,不但不能消滅北洋軍閥的武力統一主義,而且促使各省地方軍閥為爭奪一省或數省的最高權力而長期割據混戰,這又恰恰適應了帝國主義分裂剝削政策的需要,便于帝國主義各個擊破,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統治。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對于時局的主張,一針見血地指出:“聯省自治”,其實質“乃是聯督自治”。它“不但不能建設民主政治的國家,并且明目張膽地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總之封建式的軍閥不消滅,行中央集權,便造成袁世凱的皇帝總統;行地方分權,便造成武人割據的諸侯,那里能夠解決時局?”正確的道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從反動派代表軍閥首領手里奪得政權。”[38]
綜觀章太炎政治思想發展的軌跡,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高度愛國主義思想支配下,始終堅持反帝的民族主義和反封建專制的民主主義。反對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實現真正的民權,是章太炎一貫的主張,并為此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章太炎不是地主階級的反滿派,而是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但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畢生為之奮斗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又始終未能在中國建立起來。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39]
注釋
[1]魯訊:《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訊全集》第6集,第547頁。
[2]劉大年:《辛亥革命與反滿問題》,《歷史研究》,1961年第5期。
[3]羅耀九:《光復會性質的再探討》,《廈門大學學報》,1961年第1期。
[4]《論亞洲宜自為唇齒》,《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6頁。
[5]《致汪康年書》,《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3頁。
[6]《論學會有大益于黃人亟宜保護》,《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13頁。
[7]《變法箴言》,《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1-22頁。
[8]《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第56頁。
[9]《譯書公會敘》,《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46頁。
[10]《章太炎年譜長編》,第24頁。
[11]《〈革命軍〉序》,《章太炎選集》,第154頁。
[12]《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太炎全集》(四)第180頁。
[13]《掃除滿洲租稅厘捐布告》,《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17頁--180頁。
[14]《民報》第13號。
[15]《復仇是非論》,《章太炎全集》(四),第270、272、273頁。
[16]《五無論》,《章太炎全集》(四),第433、430、432頁。
[17]《俱分進化論》,《章太炎全集》(四),第390頁。
[18]《代議然否論》,《章太炎全集》(四),第300-311頁。
[19]《排滿平議》,《章太炎全集》(四),第262頁。
[20]《官制索引》,《章太炎全集》(四),第87頁。
[21]《國家論》,《章太炎全集》(四),第457頁。
[22]《大公報》,1911年12月12日,轉引自《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第109頁。
[23]見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第378頁。
[27]《關于“醫治國病”的演說》,《章太炎選集》,第544頁。
[28]《三致袁世凱書》,《章太炎選集》,第583頁。
[29]《國民公報》,1918年1月19日。
[30]《致黎元洪電》,《章太炎選集》,第595頁。
[31]《章太炎年譜長編》,第568-569頁。
[32]《章太炎年譜長編》,第589-590頁。
[33]《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755頁。
[34]《各省自治共保全國領土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755頁。
[35]《弭亂在去三蠧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756頁。
[36]《章太炎年譜長編》,第610頁。
[37]《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752、753頁。
[38]《先驅》半月刊第九號。
[39]《選集》,第13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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