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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對中國近代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淪》和盧梭的《民約論》。1898年,盧梭的《民約論》(今譯《社會契約論》)傳入中國,其所宣揚的“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思想則無異于給“病入膏肓”的古老中國開了一道“濟世良方”,使中國的思想界“有如久旱禾苗,驟得甘雨”。
盧梭的《民約論》曾經產生過世界性的影響,從美國的《獨立宣言》到法國的《人權宣言》,無不深刻地留下了盧梭思想的烙印。盧梭的《民約淪》明治時代傳入日本,也產生很大影明,成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重要理論支撐。
據目前所知,中國人最早知道盧梭之名是在1878年,光緒四年(1878年)四月,清政府出使英、法兩國的大臣郭嵩燾在日記中對盧梭的事跡有所記載。1898年,上海同文書局刻印了《民約通議》,該書,節選自日本明治時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中江篤介的漢澤本《民約譯解》,《民約論》正式傳入中國。《民約淪》的第一個完整的漢譯本《路索民約淪》是留日學生楊廷棟據日本原川潛的譯本轉譯而來,1902年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1918年,馬君武譯本《足本盧騷民約淪》由中華書局出版。
從20世紀初起,介紹和研究盧梭思想生平的文章不斷涌現。伴隨著介紹和研究盧梭思想的理論熱潮,盧梭的名字和形象開始帶著神圣的光環:高密度地出現在中國近代文學作品中,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主張維新、追求民主革命的知識分子將盧梭的學說看作救亡圖存的“靈藥寶方”,在詩文中熱烈贊美盧梭,表達追隨盧梭、投身革命的熱切愿望和堅定決心。
20世紀初中國最有影響的啟蒙宣傳家梁啟超十分推崇盧梭,他在失敗后流亡日本,受到“東洋盧梭”中江兆民思想的影響,對盧梭的學說極為崇仰,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發表《盧梭學案》、《民約淪巨子盧梭之學說》等文章為之宣傳。在《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四首之四中,梁啟超視盧梭為“先河”,立志要以盧梭為榜樣:“孕育今世紀,論功誰蕭何?華(華盛頓)拿(拿破侖)總余子,盧(盧梭)孟(孟德斯鳩)實先河。赤手鑄新腦,雷音殄古魔,吾儕不努力,負此國民多”。他在《自由書》中同樣表達了對盧梭的極度崇敬和贊美之情:“歐洲近世醫國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于今日之中國者,具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
康有為的另一位弟子韓文舉也在雜文《盧梭論》中對盧梭大加褒贊:“蓋今日文明諸國制度,謂其不出《民約論》之精神也可乎?嗚呼!盧梭者,可謂圣人矣”。“詩界革命”中成就突出、被梁啟超譽為“近世詩界三杰”之一的蔣智由也曾留學日本,受到盧梭思想的影響,他最著名的詩作就是那首《盧騷》:“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蔣智由《盧騷》的最后兩句被杰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鄒容引入他的《革命軍·自序》中,鄒容在書中以飽滿激昂的政治熱情宣揚盧梭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他極力贊美盧梭,井表達以盧梭為革命旗幟的決心:“夫盧騷諸大哲之微西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魂還魄之寶方……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革命軍》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魯迅曾評價說:“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被作為“女界盧梭”的近代杰出女革命家和詩人秋瑾同樣崇敬盧梭,她的著名民詩《.吊吳烈士樾》中有這樣的詩句:“盧梭文筆波蘭血.拼把頭顱換凱歌”。她在彈詞《精衛石》中寫道:“近日得觀歐美國,許多書說自由權,并言男女皆平等,天賦無偏利與權。”可見,她的思想,與盧梭是一脈相通的。
近代文學史上有組織、有綱領的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詩人們也在謳歌盧梭,著名詩人、詩壇領袖柳亞子自青年時代起即仰慕盧梭,甚至改名“人權”,號“亞盧”(即亞洲之盧梭),以明心志,他在詩中多次贊美盧梭,歌頌盧梭,如“盧梭第一人,銅像巍天閭。《民約》創鴻著,大義君民呂。胚胎革命軍,一切粃與糠。百年來歐陸,幸福日恢張。”又如“思想界中初革命,欲憑文字播風潮。共和民政標新諦,專制君威掃舊驕。誤國千年仇呂政,傳薪一脈拜盧騷。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吳兒百煉刀”。南社的另一位著名詩人高旭也在詩中贊揚盧梭,表達自己要以盧梭為楷模,為推翻封建王朝統治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志向:“中夏俠風太冷落,自此激出千盧騷。要使民權大發達,獨立獨立呼聲囂。全國人民公許可,從此高漲紅錦潮”。詩中激蕩著慷慨悲壯的豪邁之氣。
(二)在近代的小說戲劇中,崇仰盧梭的作者往往借作品中正面人物之口宣揚盧梭的思想和學說,表達對民主、自由、平等的熱烈向往,如李寶嘉的《文明小史》、嶺南羽衣女十的《東歐女豪杰》、陳天華的《獅子喉》以及柳亞子的劇本《松陵新女兒傳奇》等
《文明小史》是近代小說四大家之一的李寶嘉的作品,主要諷刺了上層社會掛羊頭賣狗肉的假維新以及官僚媚洋懼外的社會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舊思想的矛盾。作者也在小說中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形象,在他們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并通過他們表達自己對維新的信念,王公浦就是其中之一。王公浦是具有民主思想和叛逆精神的進步青年,喜歡讀盧梭的《民約論)),并身體力行。小說第二十五回,寫他向自己的書童宣講盧梭書中的道理:“論理你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不過你生在小戶人家,比我窮些,所以你做我的家童。我不過比你多兩個錢,你同為一樣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來應該做奴才的……我要與你講那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見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份兒就是了”。
《東歐女豪杰》是嶺南羽衣女士寫的一部政治小說,主要描寫俄國虛無黨人蘇菲亞的故事,自在抨擊封建專制制度,鼓吹革命。小說第一回中,俄國虛無黨人羲彌對中國女留學生明卿說了一番話,表明她的向往和追求:“妹妹向聞法國自福祿特爾從英國攜得自由之種而歸,當時再有孟德斯鳩、盧梭諸子聞聲倡導,至今那流風余韻,尚且浸淫民間,所以妹妹決意和幾個同志一游巴黎,訪那先哲的遺蹤,搜那天民的口說,更欲一上那羅蘭夫人的墳墓,憑吊一番,以表我們景仰的真心”。《東歐女豪杰》雖然只有五回,全書尚未完成,但在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日趨高漲之時,仍然產生了較大影響。
《獅子吼》是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和政治活動家陳天華的一部章回體小說,也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小說。小說借鑒了日本政治小說《雪中梅》的寫法,以倒敘的手法展開,先敘述中華民族光復后五十年的繁華富強景象,然后再回敘故事始末,描寫光復前狄必攘等一批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在民權村開展革命活動的過程,體現出鮮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小說寫狄必攘他們成立自治會、演說會,宣傳盧梭的《民約論》,組織一系列革命活動。書中人物的實踐活動顯然是作者的精心設計,從中寄托了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而小說開頭所展現的國富民強的動人圖畫則蘊含著盧梭學說在中華大地“開花結果’,的美好寓,意。
柳亞子的劇本《松陵新女兒傳奇》是個案頭曲本,劇中只有一“旦”,辮發西裝,自稱“謝平權”,是個接受新思潮影響、追求婦女解放的新女性。劇中她以“盧梭”自比,唱道:“高唱自由歌,巾國盧梭,回天難挽魯陽戈”。又云:“思我中華老大帝國,積數千年專制淫威,迂墟謬論,把國民的天賦權利,自由性質,收拾得干干凈凈”,她認為民族興盛的希望在于婦女解放,“不如抖擻精神,實力運動,廣開女智,收回女權,女權一昌,國勢自盛,也不怕長蛇封豕的政府,雄獅猛鶩的強鄰了”。
此外,曾樸的歷史小說《孽海花》也提到了盧梭的《民約論》,但與上述作品角度不同,寫的是抱持改良主義的人物對盧梭的《民約論》心懷不滿,甚至將其視為洪水猛獸。曾樸是近代著名小說家和翻澤家。曾跟從陳季同學習法國文學,在老師的指導下讀過盧梭的著作,他寫((孽海花》就是要表露自己反對清王朝封建專制的革命傾向,為當時蓬勃興起的民主革命運動推波助瀾。作者還在小說中借陳千秋之口表達了自己的革命主張:“現在,我國根抵不清,就是政體好到萬分,也是為他人作嫁,于自己國民無益,所以緩進主義都用不著,惟有以霹靂手段,警醒二百年迷夢,掃除數千萬腥擅,建瓴一呼,百結都解,何患不為亞洲盟主呢?”
有意思的是,盧梭的《民約淪》有時還會作為道具出現,成為作品中人物“民主”、“革命”的象征。江蘇無錫人張肇桐1904年寫的《自由結婚》記敘一對青年所進行的反滿抗清革命活動,書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男主人公絕世英雄黃禍到女主人公絕代美人關關家,“見其壁上掛著兩幅天文地輿圖,古今東西女豪杰的照相,書桌上羅列著各種普通教科書及《政治淺說》、《民約論講義》、《通俗法蘭西革命史》等書……。1906年新小說社刊行的十回本社會小說《立憲鏡》主要記敘了偽維新派人士的種種丑態,小說中寫曾游學英、法、比、德諸國的主人公金人一心立憲,回國后到上海考察國民程度,不巧“走錯路頭,誤入自由村”,“見主人幾上之《民約論》,心中揣度系何等人物,夜問夢遇革命黨造反,立憲立不成了”。
(三)盧梭以文學形象出現在小說的楔子中,向小說中的人物宣傳革命思想,撒播民主火種,如蕊卿的((血痕花》、懷仁的《盧梭魂》等。新晨
蕊卿的《血痕花》主要記敘巴黎大學生美藤守正在法國大革命的作為。楔子寫一留法中國女學生在七月十四日法國大革命紀念日,回想自己的祖國被列強瓜分,心痛之極,夢盧梭,與自己暢談打破專制之志,夢醒后得一書《血痕花》,遂將其中革命史實編譯出來。
懷仁編述的社會小說《盧梭魂》是一部正面宣傳革命思想的書,在寫作上采用了荒誕魔幻的手法,以障耳目,“楔子假托盧梭的陰魂來到東方與黃宗羲、展雄、陳涉一起,結為同志,預備推翻陰間的君主專制,為閻王所擒,逃至人間,演出這段故事書名《盧梭魂》即本此”。
在中國近代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盧梭的《民約論》填補了中國人信仰的虛空,給中國帶來生的希望。因此對盧梭思想的介紹和宣揚就明顯帶有了功利的色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盧梭在中國近代文學中獲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在詩文中被稱作“醫國之手”,他的《民約論》被為“靈藥寶方”,小說家們在作品中更是借人物之口小遺余力地宣傳他的學說。然而,對于積重難返的中國而言,革命絕非一蹦而就的易事,何況盧梭的政治理論本身極其豐富復雜,在實踐上有相當大的弊端,因此,隨著形勢的進一步發展,盧梭和他的《民約論》開始淡出中國的思想政治舞臺,自然,在中國文學的舞臺上,盧梭也就隨之銷聲妮跡,但他在中國近代文學中留下的痕跡卻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