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詩歌轉型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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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上半葉,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實然加速,特別是由于鴉片的大量:輸入,不僅引起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的危機,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驚的空虛、衰疲和落后的木質,而且還從根本上沖擊、動搖了長期以來國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國的“中國”意識。在當時無論是從“大氣候”還是從“小氣候”來看,對于中國人都是壓抑的、窒息的和異常痛苦的。然而,沒有哪一次壓人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隨著歐風美雨的襲來,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覺配,使他們紛紛走上了自強、拼搏之路。而當時的志士仁人大多還兼具詩人的身份,是在生活與詩間生存著的人,且“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2),因此,在時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實踐等領域蓽路襤縷,身體力行,開拓前進的同時,也給他們的詩歌帶來了新的變化。中國近代生活的驟變,為詩人的自我成長和詩歌創作提供了最起碼的前提和動力,使詩人與社會生活之間有了一種深層的依存關系,促成詩人們去創造性地將外在生活與內心生活結合起來,從而將其提升為藝術生活。其具體表現為:其一,改變了當時詩人們對詩歌功能的看法,使他們開始用詩歌表達真情實感和作為“經世致用”的手段;其一,為他們的詩歌創作提供了新的表現內容,使其出現了富有近代意義的愛國反帝性質和個性解放的意識以及介紹新知新學的內容;其三,使他們的詩歌具有了一種昂揚向上的或質樸自然的新詩風。
中國近代詩歌的發展過程,其實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與喚起民族詩歌的生命力相結合,以掙脫封建詩歌的桎楛,從而轉變為現代詩歌的過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過程中,貫穿著一條由高勢位向低勢位流動的規律,即水平較高的先進文化總是更多地影響水平較低的落后文化。這一規律也影響了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時至封建社會末期,中國已遠遠地落后與世界發達的資木主義國家。在這一“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時代,帝國主義的掠奪和侵略,不僅使中國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而且也在客觀上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先進文化的輸入,給中國“示范展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使中國開始“對自身歷史的內部挑戰產生了多少是變化的回應方式。這樣,中國歷史的內部要求與西方文明的示范效應疊加在一起,共同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反應類型與歷史趨向”【3】并“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歷史’,使‘停滯’和‘封建’的中國進入了‘現代’的變革之中”【4】具體地說,它一方面使中國的有識之士開闊了眼界,使他們再一次從傳統儒家文化的迷夢和復古主義的氛圍中驚醒過來,逐漸改變了他們那種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開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國封建經濟母體中滋生的資本主義因素有了可資借鑒的范型,促進了其發展,由此促生了一種與封建文化有異,與“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輸入既使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和價值取向,也給中國古老的文化殿堂吹進了清新的氣息,引起了其質變的開始。泰納說:“有時出現一種新哲學、新文學、新藝術、新科學,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類的一切行動也就慢慢地都起了變化。”這此變化也引起了中國詩歌的變化,它喚起了中國民族詩歌的生命力,使中國詩歌開始從封閉走向開放,即從西方文化中尋找詩歌變革的參照系和可供吸納的養分,同時它也使中國詩歌開始帶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與政治追求(救亡圖存)緊密結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學等等。
中國近代詩歌轉型的啟動,也受到了明末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潮和明清“實學”思潮的影響。早期的中國文化本來也是具有著人文主義因素的。漢代以后,隨著儒學在中國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漸強化,儒家的倫理觀念遂超出了一般個人道德上的規范,而成為具有法律意義的言行準則。宋明理學盛行之后,這種觀念得到了空前的強化,所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逃于天地之間”【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則心自有矣”【7】,公開宣稱人的個性和欲望是罪惡的淵藪。這種完全抹殺個人權利、價值和人格的極端主張,使中國人完個失去了自我,成為了封建統治階級馴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精神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對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論,晚明一些進步的啟蒙思想家們以人文主義為武器,對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然而,由于資本主義萌芽的幼弱,市民階層發育的不成熟,封建統治及文化勢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會大動亂,使晚明人文主義思潮的勢頭沒有長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贄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義思潮便逐漸平息,但這股思潮卻作為一股暗流延續了下來。
“實學”一詞,最初是被兩宋理學家用來批評佛老虛空出世,標榜儒家的天理人倫觀念的。但理學家好談性理,不重實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實行”來反對理學的空疏,倡導實事實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內容頗為龐雜的“實學”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內容:以王艮、李贄為代表的“王學左派”對百姓日常生活的關注,以楊慎、陳第、焦竑為代表的考據學派對“實證”的重視,以徐光啟、宋應星為代表的科學家對腳踏實地從事自然科學技術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張居正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對“明體適用”、“義利雙行”的強調。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張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為代表的清大家出現之后達到了最高峰,他們對其先輩的思想作了整理補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實際的內涵,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康熙中期后,隨著清王朝統治的日趨穩定,“實學”便蛻變為考據之學,此思潮也由此趨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義思潮和明清“實學”思潮都對當時的文學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影響。就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間就出現了以祝允明、唐寅等為代表的吳中才子,他們以疏狂拓落的文風,顯示出對傳統禮教與審美規范的沖擊。以后又出現公安派“三袁”,他們以“主性靈”、“求新變”為宗旨,對于明初以來籠罩于文壇的擬古之風給予迎頭痛擊。就“實學”思潮的影響看,它的出現不僅使當時的文學多了一種直面人生、關注時政的現實主義內容,而且還使其多了一種敢于揭示階級矛盾的批判斗爭精神。
鴉片戰爭前夕,隨著固有社會結構的動搖,以及在當時占據統治地位的空談性理的宋學和專事考據的漢學生命力的逐漸喪失,長期處于暗流狀態的人文主義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實學”思潮,又重新顯現出來,它們以一種潛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響到了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同時,也直接帶來了詩歌的變化。其最初的表現就是在一部分詩人的詩作中,出現了個性解放意識和肯定主體能動性的內容,出現了為救國救民而探討各種實際社會問題、揭示時弊,“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經世致用內容,使詩歌開始突破傳統清規戒律的束縛,朝著與時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發展。
如果說,前面三個方面的因素都還只是作為外部動力,間接地促動了中國近代詩歌發展,那么詩歌自身發展規律則作為一種內部原因,自接影響到了近代詩歌的轉型。
庫恩有一種“科學革命”的理論,按照他的說法,某一科學理論在形成發展中必然表現為一種“典范”的形式,它能成為該學科的常態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當這種“典范”由于新問題的不斷提出而難以按常規加以解決或容納新的因素時,便出了“危機”,科學革命的時代便因此來臨。其表現為舊“典范”和舊“楷模”的崩潰,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誕生【8】。中國詩歌的發展變化也與庫恩所說的“理論”更新一樣,經過幾千年超穩定的發展和歷史的積淀,到鴉片戰爭前夕,已發展到了一種“后世:莫能繼焉者也”的極致,成為了一種“典范”與“楷模”,若想再按傳統的范式繼續推進已幾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識便作為一種新的傳統開始透露出來”,一種打破原有的規范,另辟蹊徑,建立新的詩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從詩歌內部開始產生。于是,中國近代詩歌的發展也就因此獲得了動力。
在19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即將發生歷史性巨變的時刻,中國詩歌終于在時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和詩歌自身發展規律等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啟動了其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車輪,開始了其邁向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二、中國近代詩歌轉型的具體表現
一般說來,詩歌這個特殊的藝術類型是由詩人的詩學觀、詩歌的表現內容和藝術特征這三個因素所組成的,因此,所謂中國近代詩歌的轉型,其實就是近代詩歌中這三個因素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
中國近代詩歌的轉型,首先體現在詩學觀的轉換上。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儒、釋、道三家一直是影響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學,佛家佛學又不如儒家儒學”。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國傳統的以儒家禮教為中心的“載道”詩學觀,它認為詩歌是內心思想意志的表達,是用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事父”、“事君”的。“載道”觀雖然也不排斥言情,但這種情卻必須受儒家“禮義”的約束,即“發乎情,止乎禮儀”,在“情’與“禮’中達到一種“溫柔敦厚”的境界。雖然,在中國詩論史上,也曾出現過“意境論”、“格調說”."肌理說”等詩學主張,但它們要么是“載道”觀的補充,要么與漢儒的腔調無異,要么就帶有一層濃厚的程朱理學的光環。很明顯,中國詩歌要想走向現代,就必須首先從觀念上沖破“載道”觀的束縛,從傳統的儒家思想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中國近代的革新詩人正是從這一點上著手突破,并使中國詩學最終實現與現代詩學接軌的。鴉片戰爭時期,愛國詩派打出了以“尊情”為核心的詩學主張,最先撕開了“載道”觀的封建性畫皮,讓“人”和“事”開始與詩歌發生深刻的聯系。維新變法運動時期,維新詩派以“三長具備”、“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等詩歌主張,讓新的時代內容昂首步入了詩歌神圣的殿堂,開始對“載道”觀的核心內容予以置換,使中國詩歌出現了生機。辛亥革命時期,革命詩派進一步發展了維新詩派重視詩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觀念,使詩歌由傳統的“載道”工具,變為了“救國新民”的利器,較為徹底地置換了詩歌為封建禮教封建政治服務的實質內容。與此同時,接受了西方美學思想和哲學觀念的王國維,則著手糾正維新詩派以來過分強調詩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張,第一次把中國詩歌從傳統“載道”觀的束縛下徹底解放了出來,恢復了詩歌的本體地位。前“五四”時期,魯迅在西方文化的啟悟下,在個面總結了前人詩歌革新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以西方文學為參照,具有開放、發展特征,以人為中心,既重視詩的審美職能,又注重詩歌社會功利的詩學觀,從而奠定了中國現代詩學理論的基石。
中國近代詩歌的轉型,其次體現在表現內容的轉換上。愛國反帝和啟蒙新民是貫穿中國近代詩歌始終的兩大基本內容,這是由中國近代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所決定的。一方面因為“燃眉之急的中國近代緊張的民族矛盾和階級斗爭”,“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當前急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討論和實踐活動中”,“政治斗爭始終是這一時期先進知識群興奮的焦點”【9】;另一方面是因為“在近代思想史的視野下,可以察知愛國主義與啟蒙主義的同步進境關系顯然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現象”,而“在理性主義旗幟指導下的近代思想啟蒙運動,其側重點乃是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的革命”和“以喚醒人的覺悟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動腐朽統治,介紹西方新知新學,輸入西方民主思想,培養國民“人”的意識就成為了近代詩歌的核心內容。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矛盾的變化,這兩大內容的內涵與特質也處于不斷地發展和遞變過程中。就反帝愛國而論,愛國主義是任何國家與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凝聚劑和驅動力,是國之魂、民族之魂。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愛國主義一直是我們民族發展的主動力,但愛國主義也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我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是以謳歌漢民族抵御四周少數民族的侵略為主要內容的,它既愛國又愛民族也愛君王和封建朝廷,帶有相當的狹隘性。進入近代后,“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它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社會;另一方面,它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中國”⑩,由此使近代愛國主義的內涵發生了質的變化。在愛國詩派的筆下,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形成了中華民族團結御侮、齊心反帝的熱潮.并開始出現反清傾向,忠君意識也有所淡化。在維新詩派的筆下,救亡圖存的呼聲高漲,形成變法自強的社會主潮,反對列強瓜分的熱情也日益強烈,反清意識增濃,但同時也還帶有一定的保皇觀念。在革命詩派的筆下,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已成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識有所減弱。在前“五四”詩人的筆下,反帝愛國內容被深刻內斂,表現出了在更深層次上的向“思想啟蒙”的趨同。至此,具有“現性精神”的愛國反帝內容已基本形成。就啟蒙新民而論,在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識表現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團輕個人,強調個人對集團秩序的和諧的遵守與維護。“修身、齊家、治國、平人下”就是其對社會成員的標準規范。在如此牢固觀念的約束和鉗制中,中國人失去了作為“人”的一切特性。隨著近代的到來,西方自由、民主、個性主義思潮的輸入,以及晚明以來人文主義思潮的逐步復蘇,開始動搖了中國傳統的“人”的觀念,把人從封建傳統的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因此,當時代把培養救亡圖存的重擔壓在近代詩人肩上時,也使他們的詩作相應地有了一種嶄新的啟蒙新民內容。在愛國詩人的筆下,表現出一種反叛傳統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對封建專制壓抑人才、壓抑個性的黑暗現實的強烈不滿,使頑固的封建專制堡壘裂開了一道縫隙。在維新詩派的筆卜,不僅出現了大量:對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紹,而且還出現了比較自覺地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對獨立、自強精神的倡導,在他們的詩作中,個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長,民權在漸立。在革命詩派的筆下,不僅加人了對西方新知新學與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輸入的力度,而且其鋒芒也自接對準了封建君權與封建專制統治。在前“五四”詩人的筆下,愛國反帝的內容與啟蒙新民的內容則相融相會,成了一種以“思想啟蒙”為中心的新的時代內容,這一內容的出現,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學”思潮的出現。
中國近代詩歌的轉型,再次體現在藝術特征的轉換上。在語言上,正如艾青所說,“新的詞匯,.新的語言,產生在詩人對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發現的時候”【12】。近代詩人對語言的革新正是從這一點起步的,他們出于對表達具有真情實感新內容的需要,在其詩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詞、新術語,使其語言開始出現了“新”的變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點,在“歐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與此同時,他們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間語言入詩,使其語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潑的特征。到前“五四”時期,在詩人們的筆下,則出現了一種由“新語詞”和“俗語”共同組成的現代“白話”。在意象上,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襲用“原始意象”為主的,其內部結構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組合方式也多為隱!喻式的。在近代詩歌中,由于詩歌語言的變化及其它因素的影響,逐漸發展并最終形成了一種取自當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內部結構變為了“以意馭象”,組合方式也變為轉喻式和描摹式。這些新意象的出現,一掃傳統“原始意象”的陳腐僵化之氣,使中國詩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內涵和新的審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詩歌的變化大致走過了兩條并行的道路:一條是從通過吸收民間詩歌的營養創造出了一種形式較為自由活潑的“雜歌謠體”,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詩歌營養,創造出了一種形式十分自由活潑的歌體詩;另一條是改造舊律詩的形式,從愛國詩派對“真情”的表達引起形式的新變化,到維新詩派以新名詞新術語入詩,松動律詩形式規則的要求,再到革命詩派創作較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動詩。這兩條道路在前“五四”時期則合二為一,形成了一種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詩體。在風格上,近代詩歌實際上完成了兩種詩風的轉換。其一是現實主義詩風。由于中國近代歷史是反帝反封建方興未艾的歷史,故由“反”而來的正視現實、暴露現實、諷刺批判現實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其間,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這樣就逐漸形成了一種對歷史和現實的黑暗與弊端有著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著較強暴露性與批判性的現實主義詩風。至前“五四”時期,這股詩風則發展成為一種可與“五四”文學直接對接的寫實主義詩風。其一是積極浪漫主義詩風。在近代,由于詩人開始在其詩歌中逐漸增多地打發“真情”,歌唱理想,倡導變革與革命,鼓吹個性解放,這就使他們的詩歌具有了一種“新”浪漫主義詩風,同樣,又由于西方積極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使他們的詩歌形成了一種具有強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義詩風。
至此,中國近代詩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傳統向現代形態的個面轉換。
三、中國近代詩歌轉型的總體特征
中國詩歌雖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轉型,但由于眾多因素的影響,它還是體現出了相當的不成熟性(其詩歌在藝術上也顯得相當稚嫩,在審美表現上也還缺乏在較高層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顯地呈現出了與以前詩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與時并進,新質漸增,具有著艱巨性是其第一個特征。近代70年的風云變幻,對關切國家命運的詩人們來說,他們的神經不斷地被刺痛,心態也屢屢發生變化,在這種心境或精神狀態中產生和發展的中國近代詩歌,與現實的交迭變化具有同步性。時代每向前推進一步,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等變革便向前發展一步,詩歌也跟著向前躍進一步。不論是從詩學觀來說,還是從表現內容和藝術特征來看,莫不如此。中國詩歌具有近代意義的自身形態的完善和審美品格的確立,就是在這樣一種時有所進,質有所新的量:的積累中逐步達到質的變化,從而最終完成其轉型的。也正是因為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詩歌在較長時期內一直處于一種不斷地探索與不成熟之中,其發展也受到了較大的制約,增加了其向現代轉型的艱巨性。
新舊交織,具有相當的復雜性是其第一個特征。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始終面臨著如何處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擾。在這些矛盾面前,近代詩人也始終處在理智與情感兩難抉擇的困境中,也就是說,伴隨著半封建、半殖民化的過程,中國既顯示了其進步的一面(近代化、資木主義化),又顯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這種社會現實的存在,使中國近代詩人一方面開始出現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現出了對舊時代的某種程度的依戀。他們這種矛盾心態的“存在”,也影響到其詩歌形態的形式,導致了中國近代詩歌演變中新舊交織現象的出現。這種交織現象首先表現在新舊詩派的對立上,即一方是為了中國近代詩歌的發展,不斷地接受異域文化成果,攝取民間詩歌的養分,探索前進的革新詩派;一方是在總體趨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過去,最后發展到成為詩歌前進絆腳石的守舊詩派。這種現象其次還體現在新舊詩派內部的新舊交織上。比如革新詩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們所謂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維新詩派的“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舊詩派論,在他們的“向后看”與“宗古”中,也顯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詩派的“詩為心聲,要立誠不欺”之論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義。由此可見,在近代詩壇上,新舊交織,新中有舊,舊中含新是一個普遍性的存在。正是這樣,中國近代詩歌一直處在一種無處不在的巨大矛盾沖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為戰勝“舊”的而努力壯大自己的勢力,另一方而是“舊”的要延續自己的存在而拚命與“新”的爭奪地盤。這種矛盾激烈沖突的結果,產生了推動中國近代詩歌轉型的巨大動力,同時也由于這種矛盾沖突的存在,使近代詩歌的行進歷程和發展形態具有了以進為主,進中有退,退中有進的復雜特點。
中介狀態,橋梁作用,具有著過渡性是其第三個特征。近代中國的首要問題是救亡圖存和啟蒙新民,如何把這種時代主題用詩歌加以藝術地表現與張揚,又如何在表現與張揚中,克服舊有詩歌的傳統與社會接受心理等外部壓力,克服詩人情感結構、思維定勢等內部壓力,是擺在近代詩人面前的尖銳問題。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和時代的局限,詩人們無法圓滿處理這種矛盾,因而其詩歌創作始終處于藝術與非藝術之間,也就是說,它在由古典詩歌,“舊工具”功能轉換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過程中,在取得“功利”效應的同時,也帶有了一些相當粗疏、幼稚的非藝術因素,這種非藝術因素在愛國詩派、維新詩派和革命詩派的詩歌創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詩史”和“宣傳’性質的詩作。錢鐘書就曾針對“詩史”的問題發過一通評論:“‘詩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征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鏡里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13)o這段話雖然帶有一定偏頗,但它也正說明了近代詩歌所具有的“亞型態”藝術這一特點。近代詩歌
這種“中介”狀態的存在,決定了它承上啟下的地位,使其成為連接古典詩歌與現代詩歌的橋梁,具有了較為明顯的過渡性。近代詩歌的這種“中介”形態與過渡性特征,隨著近代詩歌的退居遠景,而顯得越來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國近代詩歌轉型的意義
中國近代詩歌的轉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國人文歷史背景下發生和發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學的總格局中進行的。即是說中國詩歌由傳統形態轉到現代形態,既是在外國文化(文學)的影響下,與世界文學逐漸接軌,匯入世界文學的潮流,又繼承著民族文化(文學)的傳統血脈,顯示出中國詩歌獨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著近代化與民族化方向發展,成為世界近代文學總格局中獨具特色的一脈的,因此它具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首先,它終結了在中國存在發展了幾千年,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詩歌。郭延禮說,在近代文學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詩,它帶著中國近代社會鮮明的時代特征、審美理想和爭奇斗艷的藝術風格,在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留下了光輝奪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詩歌轉型的曲折性和艱巨性,詩人們的實踐活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在傳統的范疇內進行,他們所創作出的許多優秀詩作也還基本上屬于舊體詩,正是這些“光輝奪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推向了臨終前的又一個高潮,為中國古典詩歌作了一個有力的總結。同時,它通過在傳統詩歌舊形式內納入大量有時代特征的新內容,使詩歌的舊形式與新內容的不和諧性發展到極致,從實踐上證明和宣判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死刑。 新晨
其次,它宣告了中國新詩的誕生。中國近代詩歌轉型的最終完成,標志著中國詩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斷進行著的裂變中出現了新的“詩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紀的“新詩”。誠然,“五四”新詩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還得力于對外國詩歌的移植,但僅憑單向的移植是難以養活一種新藝術的。如果沒有近代詩人篳路藍縷的開拓,沒有他們對民族詩歌優秀傳統的繼承和轉化,沒有他們為“五四”新詩人提供新的文化環境、生存空間、思想意識和美學心理,“五四”新詩就不會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國詩歌的因素,特別是如果沒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詩學觀,表現內容和藝術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現代的眾多轉換,就不會產生現代新詩。
其三,它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乃至世界文學的現代化作出了貢獻。一方面,由于中國近代詩歌的轉型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實質上也就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學是“由許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學形成的”,“各個民族的文學都是世界文學這張大網中的一頁”,而世界文學的現代化,當然也包括中國文學、中國近代詩歌的現代化,因此中國詩歌近代轉型的完成也就標示了世界文學一部分的現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見,中國近代詩歌“經由中國近代化而走向現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偉人而艱難的”[15]轉型歷程的完成,是對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現代化的重要貢獻。
注釋:
①見恩格斯:《致尼·弗·丹尼爾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③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總記》,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④龍泉明:《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論析》,《學術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頤:《遺書》。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宮便殿奏札》。
⑦陸九淵:《養心莫善于寡欲》。
⑧參見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
⑨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交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⑩:《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⑩艾青:《艾青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55年版。
【11】錢鐘書:《宋詩選注·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12]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鳥瞰》,《山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⑩李繼凱:《中國近代詩歌史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