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五四說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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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說的局限

所謂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就是中國文學批評中現代性因素的萌生,導致了中國文學批評“型”的轉變。而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學批評的“科學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的“五四”說,不能解釋五四之前中國文學批評中萌生的“科學化”和“人本化”因素。因為五四時期的學人雖然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而現代意義上的“科學”與“民主”的呼聲早在五四之前便已響起于中國大地。

五四文學革命時期,胡適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2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這兩篇重要理論文獻,被許多人認為是文學革命的開始。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張以白話取代文言,作為現代文學語言。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則提出了“三大主義”,不但批判了舊文學中雕琢阿諛、詞多意寡、鋪張空泛、師古蔑今等文風,而且批判正統的封建文學觀念,如“文以載道”、“代圣賢立言”等。此外,胡適還發表了《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發表了《〈晨鐘〉之使命》等提倡和討論文學革命的文章。

誠然,這些文章以“科學”的精神,為當時文學及批評的困境尋找出路,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獻計獻策。但是,此種文學批評轉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這幾位大家,早在他們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類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學革命的思想底蘊,是徹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發表的《諸子學略說》,就徹底剝去了幾千年來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們試讀《新青年》中發表的吳虞、陳獨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論點“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過是根據當時新的形勢,作了進一步的闡發罷了”②。當然,章太炎后來又轉向了,1917年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之際,他卻在上海發起建立了“亞洲古學會”,強調要“甄明學術,發揚國光”,保持“國粹”之源遠流長。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柳詒征,對自己當年訂孔、反孔表示懺悔,這些又另當別論。其次,五四文學革命的具體主張,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無論是的《〈晨鐘〉之使命》所謂“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還是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所謂“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等論斷,無一不是梁啟超小說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陳平原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也說:“梁啟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詩界革命’與‘小說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學,其歷史功績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重視。”④

五四文學革命時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人的文學》。他認為:“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周作人的這一主張里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提倡新文學應以人道主義思想為核心。第二,反對束縛人性的封建文學。文章列舉了十種“非人的文學”之后,指出這些“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壞東西,統應該排斥”⑤。后來,周作人又發表了《平民文學》,認為與貴族文學不同,“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通的思想和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杰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學”或“平民文學”,是以人道主義為本的“為人生的文學”,強調文學是人性的,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這些主張為文學革命時反對封建專制和倫理、提倡個性解放建立了理論基礎。此外,胡適的《易卜生主義》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湯”即充分發展的個性主義,來挽救瀕臨于死亡的中國文學的命運。

但是,無論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還是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它們并不是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中“人本”精神的源頭。早在20世紀初,王國維通過學習西方近代文學觀念,對文學中的“人”進行了美學思考。他說:“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⑦夏中義在《世紀初的苦魂》一書中,把王國維的美學(含文學批評)稱為是人本—藝術美學的準體系。而所謂人本—藝術美學,是指王國維美學是在人本憂思即對人的價值關懷的水平上去展開對傳統藝術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說存在的根據

既然“五四”說具有如此局限,那為什么它還在學界有著較大的影響呢?筆者認為,這里面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話文”的口號在五四時期喊得非常響亮,而許多人又以為是白話文使中國文學批評發生了“型”的轉變。二是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期的結論,因為他認為中國的革命是在五四時期出現了質的變化。

“提倡白話文”確實是五四時期非常重要的一個口號,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當時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規定先自小學一二年級起,逐步改用白話文的國文課本。此后,無論是應用文還是文學創作,白話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現代意義的白話文,也不是自五四才開始提倡。晚清維新派在倡導“詩界革命”的時候,就開始提倡用白話文寫作。黃遵憲的“我手寫吾口”,適用范圍不僅在詩,《日本國志·文學》中即表示了可能產生一種“適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體”的期望。譚嗣同的《管音表自敘》是論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詳細論述了“語言”與“文字”統一的重要意義,表示了對“文言文”的不滿。但正式高舉“崇白話,廢文言”旗號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蘇報》上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銳地提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國;繼而論述了語音、語言、文字的關系,即所謂“因音生話,因話生字”,“文字之始,白話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貢獻是他的白話勝于文言之說。而且由于眾多社會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時就已出現了大量的白話報紙。

上述事實說明,現代白話文早在晚清就已有眾多學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時期才開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話是在五四時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說“五四”是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的發生期,因為使用白話與否并不能作為文學或文學批評是否具有“現代性”的標尺。白話文作為一種表達思想的工具(雖然現在很多學者高喊語言本體論),它與文學批評的現代性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這正如郜元寶所說,“運用白話文寫作與否,真可以做檢驗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是否“現代”的標準嗎?魯迅1912年創作的文言小說《懷舊》不是被譽為現代小說卓越的先驅嗎?‘五四’以后許多作家不是照樣可以用成熟的白話文炮制毫無現代意識的小說嗎?”⑩當然,他所針對的是文學創作,但文學批評也是如此。

“五四”說存在的另一根據,可能是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對中國近現代歷史進行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劃分。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民主主義革命又分為兩個階段,五四以前是舊民主主義,五四之后則是新民主主義。他說:“在一九一九年以前(發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在以后,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于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于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于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11

顯然,的這一分期是為了把當時的革命活動(馬克思主義運動)與歷史有個區隔而選擇的斷限。但是,也有歷史研究者認為,“1919年的中國社會,除了一個新的社會運動開始發生以外,中國社會本身沒有重大的變化。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會變化,后有1927年北洋軍閥統治的結束,在短短的時間區隔內,發生了兩次較之1919年更明顯的社會變遷,選擇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們不論把中國歷史從“五四”前后劃開是否科學,單就這種劃分而言,它是政治意義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學、文學等的基本規律。文學及文學批評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它雖受政治的影響,但仍會沿著自身的軌跡運行,任何把文學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三、檢討“五四”說的意義

這樣看來,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的發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學批評現代轉型最初發生于五四的諸種理由都難以立住腳跟。那么,對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五四”說的清理和檢討,可以給我們帶來哪些實際和具體層面上的意義呢?

其一,從學術史來看,對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五四”說的檢討,有利于正確評價五四,有利于正確梳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傳承。從社會文化思潮的發展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晚清以來各種社會思潮運動催生的結果。五四反傳統運動的特點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規模效應,論對傳統文化和歷史的批判與否定的徹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過此前的反傳統主義者。因此,“‘五四’的價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和理論,而在于它集激情與理性、破壞與建設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徹底性,批判歷史、開拓新路。但長期以來,現代文學史教材呈現給學生的是一個虛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話,就是文化神話”13。同樣,因為人們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傳統為主,所以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是一種“裂變”,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之間出現了“斷裂”,到了20世紀末,有學者把這種情況稱為“失語”。其實,無論是“斷裂”說還是“失語”說,都是以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于“五四”時期為前提,假若我們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會發現,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不是“斷裂”,而是“潛移”,是一種“合力”(即復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潛移默化的演變。

其二,從學科建設來看,對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五四”說的檢討,有利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甚至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建設。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一門日益發展和逐步完善的學科。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為古代的依附和尾聲而存在。例如侯敏澤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黃保真等著的《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運熙和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來又陸續出現了一些論述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瑪利安·高利克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如前所述,它沒有“斷裂”,倘若從“五四”強行分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將會給人一種突兀之感。當然,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逐漸出現了一些總結整個20世紀批評的著作,如陳傳才主編的《文藝學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書瀛、錢競主編的《中國20世紀文藝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黃曼君主編的《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等,這些著作抹去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人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建設。另外,批評史的分期意識及其狀態如何,直接影響著這一學科的成就及本身在眾多人文學科中的地位。

其三,從方法論來看,對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五四”說的檢討,有利于厘清文學批評與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學批評研究的獨立性。美國藝術史學者庫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時間的形狀》一書中認為,藝術史學者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描繪時間,藝術史學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時間,這也就是藝術史學的分期問題。但是,藝術史學的分期又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藝術史學者與歷史學者相仿,受到特定的歷史哲學的影響。他們對歷史的一般分期、歷史分期的性質以及歷史變遷的理解直接或間接地制約與影響著他們對藝術史現象(特別是藝術作品)的歸類與闡釋。另一方面,藝術史在關注政治和社會的歷史的同時,還須留意文化史、美學史以及藝術運動本身的歷程。為了使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藝術史學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徑和分期概念,否則,藝術史本身的特殊階段性就無以充分地揭示出來”14。但是,藝術史的研究過程中,藝術做政治附庸的情況比比皆是。以中國古代藝術史的研究而論,那種以王朝更替作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標準,事實上不過是政治史概念的簡單搬用而已,美國學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嘆:“在尋求不偏不倚的鑒識時,藝術史學者常常以藝術繁榮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時期來界定風格。宋代的藝術即被描述為一種風格。但是,并沒有任何前提可以認為,一個長達三百年的時期中的一切藝術作品都應符合一種特定的風格。在探討是否有這樣一種風格時,我們不能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推論宋代風格即是由宋朝諸皇統治下完成的某種藝術。”15阿恩海姆所針貶的是藝術史學中以政治史涵蓋藝術史的錯誤做法,這種做法的危害性不但體現在藝術史學上,文學批評史也是如此。許多學者之所以把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的發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五四”的論述和定性。因此,從方法論角度來看,對“五四”說的檢討,其對中國文學批評、對整個中國文學甚至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新晨

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五四”說已經或即將成為歷史,但對“五四”說的歷史退場,我們是否已經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經驗和教訓,是否避免了歷史的錯誤的繼續流傳和泛濫?現在眾多學者都在討論中國文學批評應如何發展,大家是各抒己見而莫衷一是。其實,最好的方法是我們回到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的語境,重新審視和檢討各種原初現象,深挖其中的規律,從而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發展提供資源。

注釋:

①莊桂成:《論中國文學批評視野中的現代轉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第89頁。

②任訪秋:《中國近代文學作家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頁。

③楊曉明:《梁啟超文論的現代性闡釋》,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頁。

④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⑤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15日。

⑥周作人:《平民文學》,《每周評論》第1卷第5期,1919年1月19日。

⑦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轉引自周錫山編《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9頁。

⑧夏中義:《世紀初的苦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⑨鄔國平,黃霖:《中國近代文論選》(下冊),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頁。

⑩郜元寶:《尚未完成的“現代”——也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期》,《復旦學報》2001年第3期。

11:《新民主主義論》,《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頁。

12朱宗震:《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新思考》,《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13張全之:《從大學教育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聊城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14丁寧:《論藝術史的分期意識》,《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內容提要】

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究竟從何時開始?20世紀90年代之前是“五四”說,后來“晚清”說逐漸占據主流。“五四”說之所以被“晚清”說代替,是因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釋“五四”之前中國文學批評中萌生的“科學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說存在的根據主要是“五四”時期白話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對歷史的劃分,但它們并不適用于中國的文學批評。筆者認為,檢討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的“五四”說,有著學術史、學科建設和方法論等方面的意義。

【關鍵詞】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五四”說;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