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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宏觀研究有明顯加強。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大都受過專業(yè)訓練,不僅比較熟悉自己的研究對象,而且比較熟悉過去的研究情況,因此他們的研究都較有針對性。宏觀研究既然是過去60年近代文學研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自然也就引起了他們的特別關注。僅在本時期的前11年間,宏觀研究的單篇文章就達809篇,平均每年73.5篇;而前60年總共只有781篇,平均每年只有13篇。研究專著的情況也不例外,如上所說,本時期產(chǎn)生的宏觀研究專著有30多種,前60年只有幾種,而且質(zhì)量不在一個檔次。不僅如此,有關近代文學全局性的課題也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比如近代文學的性質(zhì)與特點、近代文學的斷代與分期、近代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及外來文學的關系等,都成為研究重點。本時期規(guī)模最大、時間最長、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場學術討論,就是由近代文學的斷代與分期問題的討論,進而發(fā)展成為近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的斷代與分期問題的討論。像這種歷時十幾年(至今尚未結束)!參加討論者上百人、發(fā)表文章數(shù)十篇、提出不同觀點十幾種的跨學科的大討論,不僅在過去的近代文學研究中沒有出現(xiàn)過,即使在整個中國文學研究中也是罕見的。這一切都說明,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無論是宏觀研究的自覺性還是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前輩。
第三,研究模式有所突破。本時期由于國門大開,近代文學研究者通過走出去或引進來的方式,大大開闊了眼界,意識到過去的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實際上是一種生命的浪費,從而掀起了一股汲取與運用國外新理論和新方法的熱潮,如心理學、系統(tǒng)論、結構學、比較研究方法等。這些理論和方法在國外或許已經(jīng)過時,但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者來說卻還十分新鮮,年輕的學者尤其如此。他們的研究實踐雖然不一定十分成功,但無疑打破了過去單一研究模式的局面,使近代文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在成果上取得了某些突破。比如本時期的文學史著作就突破了作家作品論的單一模式,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格局:既有近代文學斷代史和分體史,又有近代文學批評史和地方史,而且編寫體例、論述方法也各不相同。即如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就撇開近代小說的思想內(nèi)容,從一個不太被人注意的角度,既充分論證了近代小說在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又避免了無謂的爭論。又如過去把近代文學界定為鴉片戰(zhàn)爭至,其根據(jù)是文學史必須與政治史相一致;而本時期提出的“二十世紀文學”論等觀點,則是運用比較研究方法,把中國近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和世界文學發(fā)展史中加以縱橫對比后得出的。雖然這些觀點尚須進一步討論,但這種大視野的、多角度的研究方法,顯然要比狹窄的、單一的研究方法更容易將問題的探討引向更深的層次。由此可見,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相當完備的體系,既有專業(yè)的研究隊伍和專門的研究機構,又有頻繁的學術活動和足夠的發(fā)表園地,研究范圍既是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也是很豐盛的。因此可以說,上一時期初步建構來起的近代文學史這門學科,本時期不僅得以鞏固,而且進一步完善。
然而本時期近代文學研究中同樣存在諸多問題和缺點,其中較為突出的有三點:
一是過去存在的研究不平衡的問題雖然有所改善,但尚未完全解決。如本時期前11年的綜合性研究文章為809篇,而作家作品研究文章為4394篇,兩者的比例為1:5,相對來說綜合性研究還是比較薄弱的。在綜合性研究中,小說研究142篇、詩詞研究111篇、散文研究89篇、戲曲研究70篇,也不夠平衡。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然過分集中于著名作家作品,如秋瑾研究310篇、柳亞子研究245篇、蘇曼殊研究165篇,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還是較少,多數(shù)作家只有幾篇研究文章。
二是歧見雖然紛呈,交鋒卻極其罕見。比如關于近代文學的性質(zhì)與特點,研究者有各種概括;關于近代文學的斷代與分期,研究者更提出了十幾種觀點;然而只有正面論述,缺乏互相辯論。這一現(xiàn)象與前兩個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好的一方面說,是反映了研究者對于打棍子惡習的厭惡;然而這種生怕得罪人的老好人主義,卻是學術進步的障礙,它使學術討論看起來十分熱鬧,而很難明辨是非,形成共識。
三是繁榮局面未能持久,已呈滑坡趨勢。大體而言,20世紀80年代是近代文學研究的黃金時期,而20世紀90年代則缺乏后勁。標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80年代創(chuàng)設的近代文學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個別的已經(jīng)撤銷(如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近代室),大多數(shù)則名存實亡,停止活動,就連每兩年一屆的全國近代文學學術討論會也難以為繼。2.80至90年代初創(chuàng)辦的幾種近代文學學術刊物,已經(jīng)全部停刊,最多的出刊3期,最少的只出過1期。3.80年表的近代文學研究文章為5203篇,90年代只有大約2000篇,后者還不到前者的五分之二。4.50-60年代大學畢業(yè)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差不多皆已退休,而新人又補充甚少,從而使本來就小得可憐的近代文學研究隊伍更加萎縮。
這些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原因主要是前述極左思潮貶低了近代文學的歷史價值,使之變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乃至研究禁區(qū),從而嚇跑了一部分研究者,造成了研究力量的嚴重薄弱;本時期雖然略有加強,但因基礎薄弱,時間短暫,仍難與古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研究力量同日而語,比如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員達4000余人,而近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在最多時也只有200多人。現(xiàn)實原因則是市場經(jīng)濟使文化觀念趨于娛樂化,文化市場趨于多元化,從而使學術著作的市場急劇縮小;加之研究經(jīng)費越來越少,學術刊物和學術活動自然難以為繼,學術成果自然要不斷減少了。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莫過于《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的流產(chǎn)了。該叢書是1983年由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牽頭,組織全國高等院校及地方研究機構的近代文學工作者協(xié)同編纂的一套百余卷的大型叢書。當時有8家出版社承諾參與出版,然而因為它們/經(jīng)濟效益不好,僅出版了3卷,其他成稿變成了廢紙,編者的勞動付諸東流。通過以上對80年近代文學研究史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總結論:新晨
一、近代文學研究經(jīng)歷了三個時期,形成了一個馬鞍形軌跡:初期差強人意,中期成績最差,后期成就最大。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大環(huán)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環(huán)境。換言之,近代文學研究能否繁榮,取決于社會是否安定,國家是否開放,政治是否松綁,思想是否解放。然而研究者畢竟是研究工作的主體,因此,近代文學研究的成就與缺點,都與研究者有著直接關系。比如當極左思潮大泛濫時,跟潮的只有極少數(shù),多數(shù)人至少做到了潔身自好,這說明研究工作者雖然難以左右社會,卻完全可以把握自己,保持學者的良心和清醒的頭腦,即使無所作為,總比隨波逐流或渾水摸魚好得多。這應該是80年的近代文學研究史給予我們的一個深刻教訓。
二、經(jīng)過80年的研究,近代文學史這門學科雖然已經(jīng)建立并且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但與兄弟學科相比,仍然是最落后的一個學科。這種落后與差距主要表現(xiàn)在幾個方面:1.研究隊伍最小,研究力量最弱,而且后繼乏人;2.研究機構很少且不穩(wěn)定,學術刊物更是蕩然無存;3.研究的覆蓋面已經(jīng)很大,進入研究圈的近代作家(包括佚名作家)已達800余人,重要的綜合性課題也已有所研究或有所接觸,但研究不夠平衡:微觀研究多于宏觀研究,小說研究多于其他文體研究,著名作家作品研究多于其他作家作品研究;4.研究成果雖然不少,但總體質(zhì)量不高,深度不夠;5.研究者缺乏辯論與交鋒的勇氣,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共識的形成。這一切說明,近代文學研究既任重道遠,又大有可為,有志者只要不畏艱辛,鍥而不舍,必將得到豐厚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