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曲折歷程1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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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期(19201949)
對于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來說.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是并存的。
首先,近代文學剛剛過去,研究者有的是近代文學的讀者,有的甚至是近代文學的參與者。他們對近代文學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親身感受。這為其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然而近代文學雖然只有80年,其繁榮程度卻是空前的。作家數以千計,作品數以萬計,文獻浩如煙海。而且由于印刷技術的進步,使作品的發表和出版方式趨于多樣化,不僅有單行本,而且更多地見諸報刊。從而使作品極其分散,極易流失。加之時間過去尚短,既來不及篩選整理,也尚未經過時間的淘汰,魚龍混雜.薰蕕并存。研究者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研究.猶如大海里撈針,亂石中淘金,群山間探礦,莽原上拓荒,其艱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作為本時期近代文學著名研究者之一的鄭振鐸就說過:“我編輯這部《晚清文選》曾用了很大的努力與耐心:一來是因為材料的不易得;二來也因為材料的過多過雜,選擇起來覺得非常的困難。如果編一部《古代文選》或《唐宋文選》之類,那些材料卻還比較的容易找得到,且也還比較的容易選取其精華。但《晚清文選》的材料卻一樁樁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羅的,可以說是無所依傍的工作。在各個圖書館里.這一類的材料簡直不大有。以鄭振鐸的學識之博和藏書之富.尚且深感近代文學研究“無所依傍”,“非常的困難’,.那么一般研究者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30年間,戰爭不斷,政治黑暗,經濟衰敗,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動蕩不安、災難深重的時期之一。研究者處身其中,往往連生活乃至生命都難以保障,遑論學術研究。譬如阿英在1930年代輯成的《晚清戲曲小說目》,就因抗日戰爭.“紙型雖制,迄未印行,,.直到1954年才出版。然而同時也有對近代文學研究有利的一面。第一,“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加速了西方學術思想的大量涌入,而且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初步傳播,從而為近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根據。這對提高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是至關重要的。第二,本時期雖然社會動亂.但作為當時全國文化和學術中心的上海,卻相對保持了較長時間的繁榮局面,以致大批文人學者聚集于此;加之上海本來就是近代文化的中心,保存的近代文學資料當然也就最為豐富。因此上海也就成為本時期近代文學研究的大本營,在近代文學研究中作出了最大貢獻。第三,本時期雖然政治黑暗,但對國民黨政權來說,最大的威脅不是筆桿子,而是槍桿子,因此忙于內戰外戰,自顧不暇,而對意識形態的防范則力不從心,鞭長莫及。從而為文人學者提供了一個活動空間。其突出表現就是文派、學派林立,各種文學作品和學術觀點既互相斗爭,又可以并存,雖然說不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不失為繁榮興旺局面。
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以披荊斬棘的開拓精神,充分利用了上述的有利條件。盡量克服了上述的不利因素,在近代文學研究和學科建設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較為突出的有兩個方面:
其一遍地開花,收獲不菲。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大多是作家,他們對近代文學的研究完全出于興趣,也沒有任何組織和計劃。然而由于各人的興趣不同,學識有別,結果倒形成了遍地開花的局而。在研究對象上,或各選自己喜歡或認為重要的近代作家和作品進行研究,或對近代的文學流派、文學現象、文學社團、文學思潮等進行研究;在研究形式上,或沿用傳統的序跋、筆記式,或采用舶來的專論、專著、文學史等新形式,或致力于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或專注于作家、作品史實的鉤沉與考訂。可以說.他們己經利用了一切現代化的文學研究形式,而且涉及到近代文學的方方面面。關于這一點,僅從單篇文章和文學史著作兩個方面就可以說明問題。據統計,本時期研究近代文學的單篇文章(包括論文、考證以及具有學術價值的序跋、筆記等,下同)總共有2909篇,其中綜合研究472篇,作家作品研究2437篇,涵蓋作家465人。本時期產生的文學史著作(包括通史、斷代史、分類史)總共出版了300多部,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了此后50年出版的文學史著作的總和。其中或多或少、或詳或略論及近代文學的,即在百部以上,更有幾部近代文學史專著。雖然尚有不少近代作家作品和綜合性課題未曾接觸,然而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和綜合性課題卻都有所論述。
其二,精品迭出,卓見紛呈。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不僅在成果數量和研究廣度上較為突出,而且由于胡適、魯迅、瞿秋白、周作人、錢玄同、鄭振鐸、茅盾、阿英等一批名家的參與,產生了一些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傳世精品和精辟見解,成為本時期近代文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志。他們以自己的專長和優勢,分別對近代文學的不同領域、不同局部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某些著作堪稱經典,至今仍具有廣泛影響。譬如胡適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①.雖然尚未提出“近代文學”這一概念,也未解決近代文學的斷代問題(該書的論述范圍是1872-1922年).但它實際上是第一部中國近代文學史專著,具有開創性意義。它的主要價值在于:揭示了近代文學與近代社會的因果關系,抓住了近代文學的“過渡性”特征,肯定了近代文學承前啟后的作用,承認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發展過程,并從散文、詩歌、小說幾個方面勾勒了這個過程的發展軌跡。可以說.胡適己經觸及了近代文學關鍵的幾個方面,后來的學者雖然在深度上超過了胡適,但在廣度上卻很難超越。又如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則是第一部中國小說史專著,其最后3篇,即《清之狹邪小說》、《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清末之譴責小說》,實際上概論了近代主要的小說流派和作家、作品,因而也可視為第一部中國近代小說史專著。至于觀點之正確、論述之精辟、影響之巨大,更是人所共知,不必贅述。又如阿英著《晚清小說史);.雖然只是研究晚清(清末十余年)小說的專史,但因為中國小說至晚清才發生根本性變化,才具有近代意義,而且形成了小說的空前繁榮局面,產生出一大批近代新小說的代表作,因此集中研究晚清小說就等于抓住了近代小說的核心。況且《中國小說史略》對于近代前60年的兩大小說流派狹邪小說和俠義公案小說的論述己經相當充分,而對于晚清小說的論述卻顯簡略。阿英集中研究晚清小說,可以說是揚長避短,拾遺補缺。尤其應該指出的是,由于阿英長期致力于晚清小說的資料工作,如搜集晚清小說作品、輯錄《晚清小說目》,掌握著豐富的晚清小說資料,因此《晚清小說史》提及的作品多達200種以上,其中加以論述的作品也有50多種。如此大的覆蓋面,是后來的任何近代文學史著作所難以企及的。又如陳子展著《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和《最近二十年中國文學史〉、盧冀野著《近代中國文學講話》、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也都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和學科建設作出了一定貢獻。首先,其中的兩部不僅明確提出了“近代文學”這一概念,而且用諸書名。這意味著作者己經認識到近代文學不同于古代文學,應該承認它的獨立性。盡管他們所指的近代文學的范圍與后來學者公認的有所不同,然而其先覺之識卻功不可沒。其次,這幾部文學史專著所論述的上限雖然各異,但它們有一點相同,即均未將“五四”當作前后兩段文學史的界碑,而將“五四”前后的文學視為一個整體一個發展過程中的兩個階段。這一觀點在1950-,1960年代曾被否定,而隨著研究的深入,1980-1990年代卻又被不少學者所肯定。至少說明這種觀點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又如吳文祺的長文《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不僅是第一篇,而且在相當長時期內也是唯一闡述近代文藝思潮的力作,將它視為第一部近代文學批評史也未嘗不可。不僅如此,該文還是最早把近代文學史的時限界定為從鴉片戰爭至的,在這一點上,作者的見解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人。除了這些文學史著作之外,本時期也產生了一些重要論文和中肯見解。譬如胡適為《三俠五義》、《兒女英雄傳》、《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所寫的5篇序文①,無不考訂精詳,立論穩當,堪稱重量級論文。魯迅、瞿秋白、茅盾、鄭振鐸等人對于武俠小說和鴛鴦蝴蝶派,也不是一味加以批判,而是從社會背景、國民性乃至市場規律的角度分析其盛行原因,說明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本時期畢竟是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時期,其缺點是在所難免的。要而言之,大致有二個方面:
其一,選題不準,嚴重失衡。如上所說,本時期的研究成果并非太少,研究范圍也并非太狹。然而由于研究者大多出于個人興趣,又不能掌握近代文學的全貌,因而在研究選題上存在著極大的隨意性和盲目性,結果造成了近代文學研究的嚴重失衡。僅從單篇文章的數量來說,即可以看出二種失衡現象:一是綜合研究與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前者僅472篇,后者達2437篇;一是不同文體研究的失衡,計詩詞研究51篇、散文研究20篇、小說研究114篇、戲曲研究160篇;二是不同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即多數作家作品只有寥寥數篇甚至1篇簡單介紹性文章,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少數作家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蘇曼殊,他的傳世之作只有30余萬字,而論述其生平及作品的文章竟多達263篇.,占本時期作家作品研究的九分之一,難怪魯迅謂之“曼殊熱”。這顯然是蘇曼殊的奇特身世和獨特性格起了作用。
其二,隊伍龐雜,學風不正。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固然不乏治學嚴謹、功底深厚乃至大師級的學者,但就大多數來說,卻是既缺乏治學訓練而又態度很不嚴肅的。有些人被卷入近代文學研究隊伍,并非因為對近代文學的價值有所認識,而是出于興趣、好奇、消遣等等,講述蘇曼殊佚事的文章特別多就是明證之一。有些人則是因為社會需要而被迫卷入這個領域的。比如本時期之所以產生了300多部文學史著作,就是因為教學的需要,以至于它們多為講義或教材。文學史這門學科需要多少代學者的積累才能建立,而在當時的中國來說.,專門學科才傳入不久,很多人都是匆忙上陣,并無足夠的準備,其質量的低劣也就可想而知了。最為惡劣的是抄襲成風,以致文學史著作雖多,卻是一副面孔。比如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始于先秦,迄于現代國防文學)就是用他人28種文學史及有關著作拼湊而成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幾乎一字不差地被抄了進去。而令人驚奇的是,它竟一印再印,頗為走紅,這足以反映當時文學史著作(包括近代文學史著作)的一般水平了。
其
三、歧見紛呈,觀點片面。本時期的文派、學派很多,既有新舊之別,又有門戶之分,以致在文學觀和學術觀上呈現多樣化與相排斥的局面。如果是正常的相互競爭乃至斗爭,必將對文學的繁榮和學術的進步起促進作用。遺憾的是,各家都派性膨脹,視異派為敵人,必欲置對方于死地.以至于諷刺謾罵、人身攻擊無所不用其極。因此看起來熱鬧非凡,其實只能是互相傷害,于事無補。即以新文學家對于鴛鴦蝴蝶派的批判來說,這本來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所據理論落后,所持觀點偏激,所用方法不當,致使其實際效果和學術價值大打折扣。比如他們批判鴛蝴派的核心觀點,就是認定對方信奉“游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其實只能說明他們不承認文學的娛樂功能,不懂得文化的市場規律;他們否定鴛蝴派的通俗小說形式,則不僅說明他們漠視中國讀者的欣賞習慣,而且反映了他們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至于他們大罵鴛蝴派作家為“文丐”、“文娼”、“文氓”、“文妖”等等,更是有失身份。正因為如此,才使他們對鴛蝴派的評價成為過眼煙云,終被歷史所拋棄。即使是前述名著也往往難免觀點的片面性。比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將語言的通俗與否作為區分“活文學”與“死文學”的標準,因此對近代通俗小說推崇備至,而對近代的舊派詩、詞、曲不屑一顧,顯然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片面觀點。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則相反,只講詩、文、詞、曲,不講小說,則是一種傳統的保守觀點。
綜觀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盡管存在諸多缺點也沒有建立起近代文學史這一門學科,然而畢竟對近代文學進行了初步探索,作了全方位的掃描.對某些問題和某些作家作品更有較深入的研究.尤其產生了一批傳世之作,從而為近代文學研究和學科建設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二、近代文學研究的萎縮期(19501979)
本時期與前一時期相比,具有某些明顯的優勢。比如有前一時期的研究作為基礎,有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尤其在中國近代史的時限、社會性質、特點等問題上取得了共識,從而使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主要在以下二個方而有所發展:一是不僅在理論上確認鴉片戰爭和為近代文學的上下限,而且產生了一批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文學史著作。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著《中國文學史》近代文學專編和《中國小說史稿》近代代小說專編、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著《中國文學史》近代文學專編和《中國近代文學史稿〉、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近代文學專編。這些近代文學專編和專史,既一致以鴉片戰爭和為近代文學史的起訖,又對近代文學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從而使近代文學獲得了獨立地位,初步建立起近代文學史這門學科。一是在近代文學綜合性研究方而有所加強。僅從單篇文章來看,綜合性研究306篇,作家作品研究1129篇,兩者的比例是1:3.7,而前一時期兩者的比例則是1:5.2。這些綜合性文章不僅對近代文學的文體、流派、社團等局部性問題進行了專題論述,而且對近代文學的性質、特點、價值等全局性問題進行了宏觀研究,較之前一時期有明顯提高。二是多數近代文學研究者在主觀上都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從而使他們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論深度。比如他們在研究某些綜合性問題和作家作品時,就不是羅列現象與事實,而是結合時代背景進行分析,這顯然是學習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結果。
然而從總體來看,本時期近代文學研究的教訓遠遠超過了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頻繁的政治運動及極左思潮的泛濫。本時期的30年,從“”到“”,可以說政治運動連年不斷,而且規模越來越大,觸及而越來越寬,火藥味越來越濃;與此同時,極左思潮也就聲勢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廣。對于近代文學研究來說在建國初的五六年中,雖然己經開始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如張畢來1955年連續發表了兩篇由批判胡適進而全盤否定《老殘游記》的文章①,但立即受到了學界的批評,說明這種影響還僅限于個別學者。在此后的六七年中,由于歷經“反右”、“”、“”、“反右傾”、“反修”等政治運動,極左思潮得到了膨脹似的大發展。但它對近代文學研究的影響還是雙重性的:高等院校受“”的鼓舞,掀起了一股編寫文學史的熱潮。從而產生了如上所說的一批近代文學史專編和專史,成為本時期近代文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志;然而由于要求知識分子必須“夾著尾巴做人”,所以作為“準知識分子”的大學生成為主角,而大學教師只能扮演配角,從而使這些文學史著作帶有相當的幼稚性和“左”的色彩。在此后的一二年內,由于對國內外“修正主義”威脅的夸大估計,極左思潮進一步膨脹,對近代文學研究的沖擊也就更大。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那場既針對近代譴責小說、又針對其研究者的一箭雙雕的大批判運動。關于發動這場運動的原因和目的,其發難者穆欣說得十分清楚:“近年來的歷史證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陰魂不散’,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現,而其建國后的表現就是所謂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武訓傳》的出籠.以及學界對于譴責小說的肯定,因此批判譴責小說及其肯定者具有“現實意義”。所謂“現實意義”,當然是指當時的“反修防修”,可見這是一個學術研究為政治服務的典型事例。這場批判運動之所以半途而廢,乃因“”的突然爆發,善于“弄潮”的批判者們另有目標,因而無暇顧及了。當“”后期“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之時,他們又想起了近代文學,連續發表了一批文章。但這一次不再是批判近代文學及其研究者,而是在其中尋找“批林批孔”的彈藥,這更與近代文學研究毫不相干了。
以上事實說明,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是與頻繁的政治運動密不可分的,是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加以使用的,而貫穿始終的主導傾向則是極“左”思潮。這種頻繁的政治運動和極“左”思潮的大泛濫,曾對整個文學研究領域造成不良影響。由于近代文學的特殊性,又以近代文學研究的受害程度最為嚴重。本時期的政治運動雖然五花八門,但其主要打擊對象無非是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而近代文學恰好就是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文學,因此研究近代文學具有不小的危險性,稍一不慎,就會招災惹禍。這就造成了兩種結果:
其一,有些人視近代文學研究為畏途,轉向了其他研究領域,以致較之前一時期,本時期近代文學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都大大萎縮,研究者只有數十人,研究文章只有1435篇,還不到前一時期的一半。
其二,有些人雖然從事近代文學研究,但為了保險起見,只好采取“寧左勿右”的態度,其具體表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選題無視近代文學的實際,而以當時的政治風向、作家的階級出身和政治派別為取舍,人為地制造了某些“熱點”和“禁區”。僅以研究文章為例:前期研究龔自珍的文章只有52篇,本期猛增為117篇,其原因是龔自珍被視為“法家”;前期研究秋瑾的文章只有50篇,本期猛增為107篇,其原因是秋瑾為“革命家”;前期研究蘇曼殊的文章達263篇,本期銳減為4篇,其原因據說是蘇曼殊與鴛蝴派有某種瓜葛;至于太平天國文學和民間文學成為本期的研究“熱點”,而《蕩寇志》、鴛蝴派成為本期的研究“禁區”,其原因自不待言。
二是丟棄歷史唯物主義,專用政治實用主義。某些研究者在評價近代的文學流派、文學社團及作家作品時,不是看它們在當時起過什么作用,對文學的發展有無貢獻,而是看它們對當前的政治斗爭、方針政策乃至中心任務有無用處。上述龔自珍研究在“批林批孔”中的大大走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三是機械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把作家研究變成作家階級成分的劃分,把作品當成證明研究者預定觀點的材料庫,視需要與否進行取舍與組合。這就是為什么不少近代作家的階級出身、政治派別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所在。
四是曲解“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評價標準,把二者加以割裂,甚至篡改為政治標準唯一,藝術標準被取消,以致在政治上落后而藝術上高明的作品遭到排斥和批判,而相反的作品卻備受青睞。這一點不僅表現在文學史著作和專論文章中,而且表現在作品選本之中。
政治運動和極左思潮對于本時期近代文學研究的不良影響還可以羅列下去,但僅此已經足可以說明:學術研究固然不能脫離政治,然而它一旦被政治所左右,完全成為政治的工具,它就不再是科學。這樣的學術研究,對于個人是生命的浪費,對于國家也一無所補,對于學術更是一文不值。這大概就是本時期近代文學研究留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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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0世紀近代文學研究經歷了三個時期,形成了一個馬鞍形軌跡:初期(1920-1949)差強人意,中期(1950-1979}}成績最差,后期(1980-1998}成就最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大環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環境。近代文學研究的成就與缺點,也與研究者有著直接關系。研究雖然難以左右社會,卻完全可以把握自已,保持學者的良心和清醒的頭腦。這應該是20世紀近代文學研究史給予我們的一個深刻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