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散文多重變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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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變奏: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
在鴉片戰爭前后這一歷史與時代巨變的轉折關頭,關注近代國家民族的命運和人民生活的作家中,龔自珍和魏源是突出的代表。一個,把散文的觸角伸向統治階層,對國家的腐敗凋敝現象進行揭露、抨擊;一個,把目光瞄準世界,關注社會的各個領域,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一個,在時代大潮的涌動與現實生活的變動中反思昨天,批判“頹波難挽”的今天;一個,在并不以今天返回昨天,寫今天時,也在思考著明天,抒寫著發展的今天。他們在各自的位置上,為使新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和合理,進行執著、頑強的藝術追求。我們從作家們提供的生活畫面中,聆聽到了歷史的回聲,強烈地感受到新的生活節奏。他們的作品,反映了近代人民的命運,反映了作家在歷史的轉折時期的進步要求、愿望和心理情緒,表現了他們憂患蒼生,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思想感情,仿佛使人們聽到散文近代化進程的隱隱驚雷,這就是龔自珍和魏源等進步作家作品的總主題和主旋律,也是他們對近代散文的貢獻。
龔自珍與魏源的藝術個性和追求,孕育于特定的歷史環境,根連著民族、人民的大樹。歷史和現實,正常和反常,純潔和丑惡,交織融匯為切膚的體驗和深沉的思索。龔自珍的散文,可以看作是作家對災難深重的歷史,也是對自我的一個反省和總結。在龔自珍散文的字里行間,相當宏偉地突現著“歷史感”,中國社會大變革前夕的時代氛圍,天地四方的“至極不祥之氣”,人心世俗的“澆漓詭異”,居上位者的“守眉睫之間而不見咫尺之外”,等等,這一切見聞的匯集,使他痛心疾首地發現,自己所處的時代原來是一個“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的“亂亦竟不遠矣”的“衰世”。以此為基點,龔自珍的筆端從“理”、從“勢”、從“人才的遭遇”這三個主要視角,痛快淋漓地抒寫出了最富有時代色彩的“憂患”。他的散文,不大具體談論時政措施的因革損益,而是以“醫國”的高姿態出現,關心著時代整體性的大關節目。在魏源的作品中,也時時有對歷史和自我所作的透徹的剖析。為了今天和明天不再重復昨天的歷史,他理智、冷峻地描繪今天,卻注進了理想和熱情,滿含著改革者和創造者對明天的希冀與期待。惟如此,他對新生活的感受和捕捉,才具有可貴的敏銳性、準確性和深刻性。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新型散文潮流就是適應了當時散文發展內在藝術規律的客觀要求而以無比的生命力出現在晚清文壇上。它從垂死的邊緣開拓了散文的新生命,從而使龔自珍、魏源的散文具有向舊時代沖決和向新時代邁進的偉大歷史作用。散文作為藝術工具在龔自珍等作家的手中復活了。因此,龔、魏的散文標志著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對清代散文領域內占一百多年統治地位的桐城古文是有力的沖擊,使散文這種最具實用價值的文學樣式在近代文學的開端時期便表現出勃勃生機。
龔自珍與魏源的藝術所長,有時又表現為他們的所短。龔自珍的作品,對衰世的批判有一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但在含蓄隱藉中卻具有一種艱澀玄奧的缺點,文章較典雅、高潔,片面強調了文字的技巧,使文章過分“奇僻”,造成一種佶屈聱牙的不良效果。魏源的文章雖“無沿襲義、應酬語,浩浩落落,以達其見,以伸其說”,但卻缺少激昂慷慨之氣,顯得平緩溫和。
林則徐也是一直注重反映近代社會時代風云的散文作家。他用開眼看世界的襟懷,堅韌不拔地在反抗外來侵略的道路上行進。他雖不以文學名世,但他的政論散文,在近代文學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他的散文,大多是寫給皇帝看的奏稿,基本上是他一生從政的思想、政策、措施的記錄,內容主要包括內政的改革與反抗外國侵略兩個方面,抒發了反侵略反投降的愛國熱情。在表現方法上,他的散文無艱深的詞句,無難懂的典故,信筆寫來,質樸無華,情隨筆到,敘事細密而具體,說理曲盡而詳明,與龔、魏的風格不同,然而同樣有說服力。他的文章對后來維新派的時務文有很大影響。
第二重變奏:早期改革者的開拓氣概
經歷過外國殖民主義侵略的歷史浩劫的近代有識之士,他們在鴉片戰爭的炮火轟擊之后,關注著什么,思考著什么,準備怎樣迎接新的挑戰?他們在探索,散文作家們也在探索。早期維新派和太平天國革命的散文家們是昨天慘痛經歷的產兒,又是現實和未來的希望的耕耘者。他們逐漸擺脫傳統古文的束縛,進一步擴大了散文的內容,運用散文“記事述情”,表達改革社會與御侮圖強的思想內容。馮桂芬、王韜和鄭觀應運用通俗古文寫作的近代報章政論文體,在近代散文的變革上,比起龔自珍和魏源,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馮桂芬的政論性散文集《校廬抗議》、王韜的《園文錄外編》、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等文章的發表,為散文的近代化提供了新的啟示:散文的變革僅僅是從理論上進行批判是不夠的,還要以實踐來表示它的對立,才能更顯出理論的威力。同時,還必須常把各國發生的事情與中國的社會現象作比較,把靜止的封閉式的中國放在“事變繁極”的世界范圍中來考察,并充分利用報刊這一陣地樹立近代的輿論意識,通過中外輿論交流,沖擊舊的文體桎梏,促進散文的改革。因此,論述時政,譴責列強侵略,維護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論述中外關系,探索社會政治的改革,便成為回蕩于早期維新改革派散文作家作品中的主旋律。
從《漫游隨錄》、《普法戰紀》到《園文錄外編》,是王韜散文創作上的一個突破。《漫游隨錄》是我國最早介紹近代歐洲社會和資本主義“文明”的游記體散文。它第一次向中國人展示了近代西方社會的風貌,為中國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份寶貴資料。當中國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還埋頭于詞章考據之學、沉浸于科舉之中時,王韜能夠認識到科學技術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性,可以說他不但“明智通達”,而且堪稱時代的先覺者。他對西洋科學技術的介紹,無疑是對中國傳統的“道本器末”、“貴義賤利”的價值觀的否定和批判,同時也表明王韜在世界觀上已經開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王韜的《歐游心影》,雖然走馬觀花,所見亦多流于表面,但他通過比較中英兩種制度,認識到資本主義無論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封建社會優越。從寫作上來看,筆調輕靈生動,語言平易淺顯,風格樸實自然,是一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游記散文。
《普法戰紀》是王韜根據外國報紙對1870年7月爆發的普法戰爭的報道,結合自己的歐洲見聞編譯而成的。此書的編成,距離戰事的發生僅僅4個月。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記述海外戰爭的散文著作,也是近代“睜眼看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這對于當時國人了解外國的歷史和現狀,特別是及時了解歐洲的局勢,有著旁無所貸的歷史作用。所以,《普法戰紀》可以說也是中國近代早期認真探索國外情形、有著較大影響的一部著作。在寫作上,反映事件非常迅速及時,記敘翔實,關于戰爭的起因,戰事發生發展的時間、地點、規模、經過以及戰爭的結局和影響,其記述還比較完整正確;同時還旁搜遠引,兼述西方諸國的歷史政情和社會風俗掌故,可以說是具有“報告文學”的雛形。
王韜發表在《循環日報》上的論文,明白曉暢,議論風發,針砭時弊,并且貫穿著鮮明的“變法”思想。“變法自強”的口號,最早是由王韜在1875年的《循環日報》上提出來的。王韜后來將《循環日報》上發表的政論文選編成《園文錄外編》,系統地闡述了王韜的資產階級早期維新思想和政治主張。戈公振評價王韜創辦《循環日報》倡言變法時說:“《園文錄外編》即集該報論說之精華而成。其學識之淵博,眼光之遠大,一時無兩。”王韜政論文的思想,是魏源、馮桂芬政論思想的繼續發展,所謂“繼續發展”,就是在他的文章里,已基本上擺脫了從中國古代圣賢先王的文庫中尋找變法資料,更多的是強調要“師西國之長,集思廣益”來變法。值得注意的是,從宣傳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角度來看,《循環日報》比《時務報》的創辦要早22年,它對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思潮的興起無疑起著曉角晨鐘的作用。正如王韜的變法自強思想,為戊戌時期的維新派開啟道路,《循環日報》對后來的《時務報》起到先驅示范作用一樣,王韜的政論散文在近代散文的發展史上亦具有開拓性。王韜在龔自珍、馮桂芬等前輩作家散文改革的基礎上開拓出來的“報章體文”,頗具自己的特色。他這種“無所師承”,不受拘束,按時代的需要,“記事述情,自抒胸臆”的散文,“往往下筆不能自休”,感情充沛,氣機流暢,猶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為后來梁啟超的“縱筆所至不檢束”的文章,樹立了榜樣,梁啟超的新文體正是從王韜開創的“報章體文”發展而來的。可見王韜在散文近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鄭觀應在散文形式上亦有革新,為了適應報刊上發表,多數篇幅短小,行文多用中西、古今比較論證辦法,條理清晰,論述透辟。在語言上,王韜說:“其詞暢而不繁,其意顯而不晦,據事臚陳直而無隱。”作者盡量采用通俗流暢、淺顯易懂的文言文,語言顯豁,易于為讀者接受。且文筆清新活潑,優美流暢,體現了近代散文社會化、通俗化的走向,對桐城古文無疑是一個沖擊,對后來政論作家和“新文體”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散文近代化的進程中,鄭觀應的散文亦具有革新意義。
第三重變奏:維新變政者的文體創新
在甲午戰爭之后,當一種完全擺脫古文家法、自由活潑、富于鼓動性的“新文體”呈獻給文壇時,人們振奮了———因為一場掃蕩舊文體開創新文體的散文近代化高潮到來了。
“新文體”是資產階級維新派在近代散文變革中的一種創造。它是適應宣傳維新變法主張的歷史要求而產生的,也是近代散文發展的必然趨勢。新文體的代表作家是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梁啟超為這種“新文體”的建立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同時也包含著梁啟超的同代人乃至其前輩的共同努力,康有為便是在傳統古文向新文體過渡這一轉折點上的關鍵人物之一,而譚嗣同則是可稱開路先鋒和最積極的實行者。康有為是維新運動的杰出領袖,他站在歷史的較高階段上,從巨大的歷史潮流中吸取思想活力,冷靜地觀察落后了的東方古國,接受八面來風的吹拂,開始突破封建思想與封建文化的藩籬,把外來思想與本國實際結合的任務提到了歷史的日程。同時他把文學活動與歷史發展的主潮相結合,最終從傳統的古文中走出來,蔚為散文大家。在當時的文壇上,康有為的散文,思想奔放,直抒己見,不僅在內容上表現出飽滿的政治熱情,而且在藝術上追求毫無拘束,感情盡情傾瀉的藝術境地,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因而,梁啟超將康有為列為“清末散文大家”(《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1954年10月上海版單行本,第57頁),是以他那受進化論和西方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的影響所形成的中國文學進化觀來審視中國散文發展,從整體意識上去評判康有為散文的歷史地位的結果。縱觀近代散文的發展,康有為的確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人物,他是晚清“文界革命”的先驅,其散文創作為新文體的誕生起著積極的作用。
譚嗣同的散文深刻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和他所經歷的人生道路,記錄了他的理想、熱情、思辨、學識,同時也為新文體的發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譚嗣同對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中出現的淺顯平易、富有號召力和煽動性的解放了的文體極表贊賞。他在《報章總宇宙之文說》一文中,盛贊天下文體“未有如報章之備哉燦爛者也”。他認為報章文體的好處并不囿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能夠較多地反映出民眾的呼聲。他為《湘報》的發行而歡呼。他的政論散文《仁學》便是比較典型的“報章文體”,難怪時人驚呼其為“駭俗之文”。總之,譚嗣同的散文熔多家思想于一爐,取其精華為我所用的論辯方法,使文章呈現出長于雄辯、恣肆的特點。行文則時駢時散,時古時今,力求文意表達通暢。特別是以感情之筆說理,情因理發,理因情顯,情理相得益彰。譚嗣同本其沖決一切網羅的勇猛精神,為新文體在荊榛莽叢中開拓了一條大路。
梁啟超是散文近代化進程中有突出貢獻的一位作家。他不僅對散文在理論上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號,而且在創作實踐上,身體力行,寫了許多激動人心的新體散文,對散文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梁啟超把《時務報》至《新民叢報》中期(1896~1904)這一階段的文章稱為“新文體”,以區別于當時占正統地位的桐城古文、駢文和時文、八股等類的“舊文體”。這種新體散文亦有別于近代早期維新派的文體,特別是在語言的革新上。梁啟超寫作的新體報章散文,是以社會的改革和國民思想啟蒙工作為當務之急的,這就把新體散文的創作從書齋擴展到整個社會,形成了他創作新體散文有決定性影響的創作思想———“新民”思想。他在1898年11月在日本創辦《清議報》給該報所規定的“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的性質便是這一思想的闡釋。而由此產生的結果是,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散文的社會功能,提高了散文的地位,而且也極大地改變了散文本身的面貌,使他的新體散文呈現出鮮明的特征。綜觀梁啟超的散文,特別是他在戊戌時期的散文創作,其成就和影響是巨大的。他的散文在思想內容上表現了資產階級文化的特征,顯示了其包融萬匯的胸懷與氣度;在藝術形式上有較大的變革,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散文的社會化。他創造的“新文體”,結束了桐城派散文的一統天下,開創了一代新文風。
第四重變奏:民主革命家的語言革新
語言是文章的基本材料,它是人類表情達意的工具。但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的脫節,現代語言與古代語言的分離,為人類交流思想、傾訴情感造成了許多人為的障礙。語言文學,既是一個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是一個民族的文學的載體,這個載體本身有著內容和形式的兩個方面。語言問題“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系。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胡適:《談新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第295頁)。隨著世界文學進入中國,文學家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文學語言通俗化,是潮流所向的一種趨勢。特別是隨著資產階級救亡運動的開展,才有條件興起白話文運動。因此,近代散文在繼資產階級“新文體”之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在維新派散文改革的基礎上,為使散文語言更趨通俗化作了進一步的努力。語言的近代化,這是比敘述方式更為重要的主體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領域升起的新的美學原則。秋瑾、鄒容、陳天華、柳亞子、孫中山、朱執信、、黃小配、黃遠生等對于近代散文的意義,在于確立了一種真正屬于近代的“寫作姿態”,刷新了近代散文的語言,提供了一種不同于傳統的“美文”的審美信息。從他們的散文創作來看,散文的語言不是一般修辭學上的語言,即不是以準確、生動、形象為特征的“美文”,而是主客體互相滲透,即此即彼,既是內容,也是形式;既是文學,也是生活的語言,是一種不僅包括了作家的才華、智慧、思想、人格等因素的文學表達中形成的風格,而且蘊含著耐人尋味的韻味、情趣、色彩的語言。而在這面呼啦飄揚著的語言旗幟上,更加觸目映進讀者眼簾的是四個大字:文體創新。因此,只有當白話散文逐步成為近代散文的語言載體時,中國近代散文才真正邁出了自己帶根本性變革的步伐。
鄒容的政論散文《革命軍》,以火山爆發式的革命熱情,雷霆萬鈞、叱咤風云的磅礴氣勢,催動三軍披堅執銳、沖鋒陷陣的語言節奏,表現出灑脫奔放的文學風格。《革命軍》可以說是一篇表現革命內容的有代表性的新體散文。在語言方面比“新文體”更趨通俗化。女革命家秋瑾極力提倡白話文,她的散文通俗易懂,更趨白話化。柳亞子在“五四”前10年創作的白話散文,也為近代散文走向自由化、通俗化、社會化,起了一定促進作用。黃小配的《五日風聲》,運用報刊新聞報道的方式,在報告文學領域作了一次開拓性的嘗試。在語言上擺脫了傳統的束縛。黃遠生的散文以新聞報道體式為文學界開創了一個新局面,這位“報界奇才”的文章淺顯易懂、妙趣橫生。他的通訊報道,亦已具報告文學的特征。如他的《外交部之廚子》、《日日記》等,集中反映他的通訊報道的文學性質。他以白描的手法,把耳聞目睹的人與事,加以提煉概括,選取最能表現人或事的細節表達出來。他的散文可以說是文學革命的先導,在近代散文向現代化過渡的進程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副歌一:兩支“特異”的動情和弦
一支是著名翻譯家、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的散文,回蕩著先秦散文古樸淵雅的情韻。他用古文譯介了大量的西方學術著作,較系統地介紹和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影響于中國思想界和文學界,可謂是前無古人的,在應用古文方面作出了新貢獻,功不可沒。但嚴復在散文體式、語言上過分注重辭章,追求文采,就容易產生深奧難解、因辭害意等毛病,勢必削弱文章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用古雅的文筆和馴雅的語調來作文與譯文,的確是嚴復的缺點。同時,嚴復亦鄙薄一般“報館之文章”。盡管如此,嚴復有些散文也在起著微妙的變化。章太炎在《社會通詮商兌》中對嚴復的批評,從另一角度說明了這一變化。由此可見,嚴復散文中那反復申述、欠含蓄、不簡潔、多感嘆等表述方式,正是作者不自覺地向桐城古文的某些框框挑戰的表現,因為那種古文程式已不適于用來發揮豐富的新思想和愛國激情了,這也許是嚴復始料不及的。
另一支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文學家章太炎的散文。章太炎是近代文壇上“以文章排滿的驍將”,他撰寫了政治、時評等文章,批判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思想知識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章太炎的散文內容非常廣泛,經史子學、語言文學、醫學、教育、經濟、哲學等方面都有涉及。他的散文,在1916年前后20年,對比非常鮮明:前20年的創作,意氣風發,鋒芒畢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戰斗性,打動了不少讀者,對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后20年,章太炎未能隨著時代的步伐而前進,因此,其散文也逐漸失去了昔日的光輝。這正是章太炎政治思想多變、帶有先進性又具有復雜性的艱辛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在散文中的反映。不過,章太炎的散文能根據客觀需要的不同,采用不同體裁乃至不同的語言,取得了一定成效。縱觀他的散文創作既有引經據典、文字古樸的文章,也有筆調活潑的白話文。但章太炎的大部分散文,其主導風格還是古奧典雅的。他的散文受魏晉文風的影響較深,體現了魏晉風骨,文辭古雅,顯示了他雄勁的學力。加上他用字古奧,索解困難,即使在文學上有些合理見解,也不容易為人們所理解。這樣就決定了章太炎不可能為新文學開辟一條道路。
副歌二:兩束“變調”的古典音符
一束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桐城湘鄉派的散文。曾國藩作為桐城湘鄉文派的領袖人物,他把“義理”擴大到政事,強調以“禮”為本,以“經濟”為綱,試圖對桐城文派的思想旗幟程朱理學有所改造。他對桐城文派的文風,也是有所變易的,并沒有亦步亦趨。實質上,曾國藩中興桐城文派,就是以“湘鄉派”改造“桐城文”。隨著清朝統治的崩潰與新思潮的興起,無論桐城文派或湘鄉派古文都為人所拋棄,代之而起的是“新文體”和稍后的白話文。當然就桐城文派中間,也有一些如王運、張裕釗、薛福成、黎庶昌、郭嵩燾等作家沖破傳統古文的束縛,創作了一些較有現實意義的散文,這說明散文的變革、發展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另一束是翻譯家林紓效法唐宋文的散文。林紓的文筆追蹤韓、柳、歐、蘇,因而雖從事西方名著的翻譯,為近代文學的開放,以取法西方文學,起了先鋒作用,可是在文體上卻緊閉大門,固守門戶家法,為文宗奉桐城古文的“雅潔”。他的《春覺齋論文》就是桐城古文“義法說”的具體化。當然,林紓所謂師法古人,又不等于亦步亦趨地模擬古人,他認為學古而不拘泥于古,訣竅全在學其法而變其貌。由此也可以看出,近代社會的急劇變化,使林紓的散文創作也起著微妙的變化。
綜觀近代散文創作,盡管作家們行色匆匆地走完了80年的風雨歷程,他們是帶著發育不全的散文胚胎走進文化新紀元的,然而近代散文的成就已昭示著中國散文的深刻變化,即散文更加貼近時代、貼近心靈、貼近人生、貼近生活本身了。散文的這種變化,是時代生活的變化使然,也是散文家們更新散文觀念的結果。這一方面表現了散文的自覺,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散文表現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使散文發揮更大的作用,更易于為讀者接受。
近代80年的散文之所以超越了古代散文,一個明顯的標志,就是散文越來越走向大氣。寫小山小水抒發個人悲歡的“小景”散文已越來越少。這一時期的散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一是篇幅長;二是這些作者都傾向于思考各種大命題(時代、國家、民族、開放、改革、制度等)。當然,這種大氣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在的呈現。大氣是一種理性精神,一種博大的情懷,一種人格智慧的閃光。這一時期的散文不同于以往的“學者散文”,作家們不再局限于考據、訓詁、求證,不再沉緬于“過去時態”的回憶或以閑適的“隱士情調”為最高旨趣,而是以近代人的眼光和情懷觀察生活、思考歷史和把握時代,并傾注進個性和“自我”色彩。
理性精神的弘揚,不僅把近代散文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而且使近代散文與世界優秀散文接上了軌。因為世界的優秀散文,不管是傾向于說理議論的《論說文》(培根)、《隨筆集》(蒙田)、《思想錄》(帕斯卡),還是傾向于抒情描述的《懺悔錄》(盧梭)、《夢茵湖》(梭羅)、《戰地隨筆》(坦貝克);他們的一個重要傳統或特色,就是重理性。他們關注時代、思考人生、探索歷史,縱橫捭闔,議論風生,分析獨到。因此,歐洲的散文曾開啟了一代文風,推動歷史前進。今天,我們把中國近代散文提高到世界近代散文的杰作之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與世界文學的觀照中,看到近代散文的歷史行程。
近代散文的文體創新,也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變化。文體不應當僅僅理解為文學體裁。文體的內涵是豐富的。按照別林斯基的說法,文體,是才能本身,思想的浮雕性,它表現著整個的人。也就是說,文體是作家主體人格與精神,也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方式,是語言的表達與呈現。隨著近代歷史的巨變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家們對散文這種古老的文體做了新的透視,同時由于任何使用別種文體的敘事經驗和寫作技巧對散文進行改造組合,于是,散文便在這種嫁接中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敘述已擺脫了封閉性、同一性的模式,而語言也變得越來越富有彈性。這一切都顯示散文藝術形式的開放性。在中國散文敘事形式變革的大合唱中,敘述更成為近代散文的“文體革命”的新動向。新晨
文體創新的另一方面的內容,是語言的近代化,這是近代散文發展中極為重要的主體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領域的一個變革原則。從近代80年的散文來看,在語言上的確比古代的散文前進了一大步:語言越來越豐富和直白清淺、通俗易懂了。語言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人生狀態。近代散文作家努力將散文語言朝著語言與文字合一的方向發展,使近代白話文成為充滿活力的一種語言形式。
近代散文的變革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又一個繁榮時期。當然在散文繁榮的背后,也的確存在著某種蒼白和遺憾。其一是階級的軟弱性,導致變革的不徹底;其二是近代社會的復雜性,造成散文作家思想的多變和散文發展的多重性。然而,中國古代散文在近代化進程中的成就與不足,為“五四”以后的現代白話散文的發展提供了歷史的借鑒和有益的啟示。
【內容提要】
近代散文在新舊文化潮流交替中經歷了4次重大轉變:鴉片戰爭前后,以龔自珍、魏源等人為代表的散文創作表現出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標志著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從19世紀初起,馮桂芬、王韜等人又以改革者的開拓氣概,把近代散文的發展推上了一個新階段;在與甲午風云結伴而來的近代散文變革高潮中,梁啟超等維新變政者的文體創新開創了一代新文風;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前后,秋瑾、鄒容等民主革命家散文的語言革新邁出了近代散文帶根本性變革的步伐,對近代白話文的形成及文體拓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近代散文的這一創作主流與恪守傳統卻又起著微妙變化的散文流派匯成中國散文走向近代化的多重變奏。
【關鍵詞】近代化理性精神文體創新多重變奏語言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