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政治國民資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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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治」反「人治」的困境
1906年，清政府始宣布開始「預備立憲」，而關于立憲的討論，在此之前已有多年的積累。縱觀清末的立憲討論，無論是革命派的以「約法」論為特征的「三序」構想，還是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都形成于1905、1906年間，這并非偶然。因為二者的形成與始于1905年的《民報》與《新民叢報》間的論爭有著直接的關系。這場論爭同時將清末的立憲討論推向了一個高潮。
在論爭中，盡管革命派與梁啟超針鋒相對，然而他們的立憲主張卻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雖然他們都認識到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所象征的人治傳統是中國走向憲政的最大障礙，但他們自身的主張里卻同樣具有明顯的「人治」傾向。例如，梁啟超早在1902年就說到：「荀卿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誤盡天下，遂使吾中華數千年，國為無法之國，民為無法之民」1.然而，在翌年訪美歸來之后，他卻毫不諱言地提出了開明專制式的主張。那么，梁啟超為甚么會認識到中國傳統中的缺陷卻又「明知故犯」呢？首先，這是因為他遭遇到了「民度」的問題，即真正的立憲需要由人民來推動，而中國的「民度」──即人民程度，指人民的政治意識和能力──尚低，不足以產生這一動力。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梁啟超一人所遭遇到的問題，同時也是同時代啟蒙知識份子所遭遇的共同困境。他們普遍認為，在「民度」尚低的中國要實現憲政，依然不得不借助某種「人治」的方式作為過渡。這一點，無論革命派與立憲派都不例外。
除了「民度」，影響近代知識份子們具有「人治」傾向主張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來自日本的影響。這不僅意味著明治日本的立憲過程對知識份子們的影響（例如，當時不少知識份子將明治天皇看作是開明專制的代表人物），同時，從革命派的《民報》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間的論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法學家及其理論在這場爭論中充當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其中，特別是日本法學家筧克彥的理論為這次論戰的雙方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就這樣，「民度」問題往往使啟蒙知識份子們陷入反「人治」而又不得不借助于「人治」的困境，而來自日本與部分日本學者的影響又更使他們確信這一方法的有效性。1905、1906年間的論爭充分地反映了這一點。本文將具體考察論爭雙方是如何在論戰中使用日本學者的理論來構建自己的憲政理論，同時又陷入以「人治」反「人治」的困境。同時，本文還將揭示，梁啟超如何在與革命派的論爭過程中找到了突破這一困境的線索，并實現了從「開明專制」立場的轉變。
二「開明專制」論與「合成意力」論
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在隨后創刊的機關報《民報》上，革命派高舉「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兩面旗幟，將批判矛頭首先指向反對共和革命、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派」康有為和梁啟超。另一方面，流亡日本后曾一度傾向共和的梁啟超，在訪美歸來后，一改此前的激進態度，認為：「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且歷史上遺傳性習，適與彼成反比例」2.面對革命派的《民報》的挑戰，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以「開明專制」的主張予以回應，與革命派的革命主張展開了激烈的論爭。
雙方的爭論所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在中國應該建立甚么樣的國家這一問題上，雙方的根本對立就在于，是應該進行「排滿」革命、實現共和制，還是應該進行政治改革，首先實行「開明專制」。爭論焦點則集中在，中國的人民是否能很快地覺醒并擁有共和國民的資格；國民的資格是在革命中養成，還是應在「開明專制」中培育而成等問題上。
作為這場論爭主角的梁啟超和革命派的留學生們，同樣都在日本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洗禮。梁啟超通過日語大量閱讀和翻譯了西方的近代思想，革命派的留學生們更是直接受教于當時日本第一流的法學專家，因此，這場論爭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的很大影響。在激烈的論戰中，雙方為了更加有力地批判或回擊對方，各自選取并運用了他們在日本吸收的西方近代思想來充實自己的構想和理論。從雙方的文章中，我們隨處可以看到他們對日本學者觀點的引用。但是，日本學者具體在哪些方面對留學生們和梁啟超產生了影響，迄今為止卻鮮有具體的研究3.實際上，雙方的主張與理論的形成，都與日本近代法學家筧克彥（1872-1961）的影響密不可分。
筧克彥是日本明治至昭和期的法學家與神道學家4.1897年，筧克彥從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后赴德國留學。回國后，從1900年起在東京帝國大學擔任行政法、憲法、法理學、國法學等課程。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5成立后，他又應邀成為兼任教授。由于這是日本第一所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置的政法專科學校，當時，有許多進士甚至狀元都在此學習，同時，學生中還有陳天華、汪兆銘、胡漢民等革命派的核心人物。汪兆銘還是速成科的首席優等生。他們都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也是革命主張的主要解釋者和宣傳者。在與《新民叢報》的論爭中，革命派留學生們充分運用在法政速成科所學的知識對梁啟超展開了批判，特別是速成科講師們的講義同時被翻譯成漢語發行6，使得學生們能夠更為方便地直接引用。其中，特別是擔任國法學和憲法講義的筧克彥的「開明專制」與「合成意力」等理論，對革命派和梁啟超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開明專制」論與「合成意力」論是筧克彥國法學理論的一大特色。筧克彥以對「總攬者」即君主的權力是否有限制為標準，將君權國體分為「君主專橫政體」、「君主專制政體」和「君權制限政體」三種政體并以此來解釋日本的立憲過程。所謂「專橫政體」，即專制（despotism），相反，「制限政體」也叫「立憲君權國」，二者的區別就在于是否擁有獨立于君主之外的具有不可侵犯的權限的機關。而處于「君主專橫政體」與「君主制限政體」之間的則是「君主專制政體」。筧克彥認為，「君權專制政體從政治上說，一方面與專橫政體相聯，分不清界限；另一方面又與制限政體緊密相聯，可稱之為開明專制君權國，亦可稱作啟蒙君權國，與哲學上所謂的啟蒙時代的啟蒙意思相同」7.顯然，筧克彥提出的「開明專制」是介于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之間的一個過渡性政體。
筧克彥認為，國家「必是依法而成人格者」8.他主張，使國家成為人格者的國法，換言之即「規律的合成意力」9.所謂「合成意力」，筧克彥將它規定為「各自的意思力集合而成一個意思之力。它任何時候都是基于社會心理合成而來的」10.這里所說的「社會心理」，指的是人類「擁有合群的心理活動」11.也就是說，國家是基于「社會心理」而成的。
筧克彥認為，「規律的合成意力」的形成有兩種形式，即「第一是以大人為本位而生成的法即規律合成意力，它由大人將許多個人合而為一而成；第二是以各個的民眾為主形成規律合成意力的法，從而構成合成人格者」12.筧克彥高度評價「大人本位」形式，認為「大人」可以將個人中不完全的人和「小人」統括起來。而「民眾本位」雖然在這一點上不如前者，但是，發達的民眾集為一體，也是非常堅固的。因此，他認為：「民眾本位與大人本位在任何時候都是相互作用的，今日的立憲國就是在兩者相互作用下產生的團體」13.換言之，國法的形成可分為由君主主導和由民眾主導兩種形式，各有其正當性。
在筧克彥看來，這種「大人本位」的精神自古以來在事實上最為發達的是日本，而在理論上加以闡明的則是中國。中國由于過份執著于「大人本位」，反而沒能使其主義得到進步，相反，日本一面以「大人本位」為基礎，同時又輔之以佛教思想中的「萬民平等主義」，兩者的調和使日本的立憲制得以實現。
在生成「規律的合成意力」的「大人本位」主張的基礎上，筧克彥展開了他的「開明專制」論。筧克彥主張：「開明專制國以大人本位為精神」。具體地說，即「一是率領下面（的人民）一同進步；一是不專權，權力用于盡力使大家共同進步」14.在他看來，「支那帝國自古以來在專制君權國中采用的是開明的專制政體」，「儒教的治國之策就是開明專制思想」。堯舜時代和唐、宋時代都是非常發達的開明專制時代，而元與清則相反。這是因為，「（元）不是從支那國中的本部興起的國家，而是從支那國外部興起的王朝，因此它極力愚民，為了統治，盡力不讓人民變得聰明；在政法上是可使依之不可使知之，以獨占權力、不予他人為主義。元之后明國起，但制度不似唐代之興，至清國又暗暗采用愚民政策的制度，使人民皆置于滿洲人監督之下，這是清國不興的制度上的根本原因」15.可以想象，這種將漢族與非漢族統治的王朝的區分，對革命派的學生們來說是多么大的支持。
筧克彥認為，在十八世紀的歐洲也興起了開明專制，普魯士的腓力特烈大王和法國的拿破侖一世就是其代表人物。同樣，在日本，明治的「王政復古」之后到明治二十二年（1889）的憲法為止也是典型的開明專制時代。筧克彥認為，立憲制度的確立需要很長的準備期間，但是，「在原來開明專制政體發達的情況下，可以縮短相當的時間」16.日本的憲法就是在經過明治以后二十年間的開明專制后制訂而成的。對日本憲政過程的這一說明進一步鼓舞了革命派的學生們。
雖然筧克彥首先使用了「開明專制」這一概念，但其「開明專制」論不能說是他的獨到見解。因為，早在1861年，明治初期的著名啟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就已有過類似的提法17.但是，即使如此，用以說明日本立憲過程的筧克彥的「開明專制」論依然十分值得關注。因為，對于中國的留學生們來說，重要的是，筧克彥在說明他的「開明專制」論時援引了儒教與中國的例子，也就是說，筧克彥是在中國的歷史脈絡中講述他的開明專制論，所以，他對法政速成科的中國留學生們的影響比起別的講師要更為直接。明治后期的日本法學家與明治初期不同，大都已不具有儒學的功底，像筧克彥這樣關注儒學的學者在當時已是鳳毛麟角，正因如此，在法政速成科中，他的理論對于中國學生們來說更容易引起共鳴，影響自然也更大。
筧克彥還在法政速成科的「國法學」科的期末考試中出題：「何為開明的專制時代？」他要求學生們「回答時根據自己的自由判斷，無需拘泥于講義的內容」，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學生們會用他的理論來構筑革命共和的理論。
三「程度」問題與革命派的「開明專制」主張
在論爭中，革命派的主要批判對象是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革命派反對開明專制本身，事實上，是他們最早從正面意義上使用了「開明專制」一詞，而梁啟超則是在他們的影響下才使用的。
陳天華、胡漢民等人提出「開明專制」，從一開始就與「民度」有關。陳天華最早提出「開明專制」就是針對中國的人民不具有共和國民資格的能力這一現狀的。而胡漢民也說道：「革命為就一時所為之事業，其舉動與社會共之。故社會程度之高下與革命成績之優劣為正比例」18.對革命派來說，中國人民是否有能力進行革命，擁有成為共和國國民資格的「程度」，是不容回避的問題。在進化論已受到廣泛接受的當時，「程度」問題的提出并非偶然。從近代西方的角度來看，沒有自由權利意識、缺乏國家觀念的中國民眾是落后的。這一點，不僅是梁啟超，即使是革命派也不例外，他們討論的都是如何提高人民與社會的「程度」。
盡管革命派對于人民的「程度」尚低的認識與梁啟超并無二致，然而，革命派對人民「程度」的提高十分樂觀。例如，陳天華認為，擁有四千多年歷史的中國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質，且中國的自治團體之組織已有地方自治之實，因此，國民能力必可回復。胡漢民則針對中國在歷史上沒有民權習慣的主張，反駁道，若排除元、清等異族所實行的統治，在秦漢之后貴族階級就已滅絕，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大特色。所以，只要顛覆滿人政府，所有的階級就可以實現平等。胡漢民進一步援引筧克彥的開明專制論，從歷史上來證明自己的主張19：
吾人聞最新法學者之言，謂立憲之先，必有開明專制時代。所謂開明專制時代者，其君以植民權為目的，而用民權為手段，訓練其民，使有立憲國民之資格者，如拿破侖之于法是也。以言中國，則漢唐盛時亦為開明專制時代（說本日本法學博士筧克彥）。準是以言，則中國之為開明專制已久，雖中經異族之亂，而根株不盡斫喪。今日征以歷史而斷言我民族不可以為共和立憲不知何據。
革命派對人民「程度」的提高能如此樂觀，是因為他們認為在中國的歷史中有著養成共和國民資格的豐富資源。而且在他們看來，日本以四十年時間趕上了歐美積數百年之所成，一躍而為一等強國，中國亦可以相同比例，通過「特別之速成法」，「五年小成，七年大成」20，在短時期內使人民的「程度」與能力得到提高。至于具體的方法，陳天華說道：「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預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21.
應該注意到，與祖述筧克彥理論的胡漢民不同，陳天華所主張的作為恢復國民能力之必要手段的「開明專制」，不是歷史上曾有過的「開明專制」，而是作為民主政體的過渡，由革命黨在革命后實行的「開明專制」。由此我們已可看到「約法」理論的影子。盡管胡與陳的「開明專制」主張不同，但是借助「開明專制」此解決「民度」問題的思路無疑同是受到筧克彥的影響的。然而，筧克彥理論是為了強調作為「大人」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在立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主張革君主的命的革命派在援引筧克彥理論時又是如何解決這一邏輯上的矛盾的呢？
可以說，同是筧克彥的理論使革命派對他的天皇中心論具有免疫力。筧克彥認為，一個國家國體的決定「不應只依據我們的道理來判斷，必須依其國的歷史來決定。所謂歷史，即我們所擁有的社會心理、國民道德思想的集合」22.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國體是由它在歷史中形成的社會心理所決定的。在立憲過程中，不同的國家因其不同的歷史和社會心理，具有不同的特殊精神。《民報》的另一主筆汪兆銘充分地活用了筧克彥的這一主張，他主張：「日本人對于萬世一系天皇之觀念，皆其歷史上所遺傳之特別之原因結果也……我國民而為民權立憲也，固亦有特殊之精神不必強學英法美也，非唯不能學，抑且不必學也」23.顯而易見，從這一立場來看，中國不具備「萬世一系的天皇」的歷史和「社會心理」，因此，對于日本的君主立憲也必不可求。對于革命派來說，受異族統治和壓迫的歷史才是中國所固有的。因此，重要的是以「民族主義」來喚醒民眾，形成反滿革命的「社會心理」以確立不同于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下的立憲制度。
那么，汪兆銘構想的憲政理論與陳天華和胡漢民又有甚么不同呢？
在梁啟超發表了〈開明專制論〉后，汪兆銘為了與梁啟超的主張劃清界限，他與陳天華和胡漢民不同，有意地避免正面使用「開明專制」一詞。他首先將「開明專制」分為廣狹二義：「語其廣義，則專制之善良者悉謂之開明專制，日本筧克彥氏所謂中國漢唐盛時亦得謂之開明專制時代也。語其狹義，則必政權生大變動之后，權力散漫，于是有以立憲為目的，而以開明專制為達此目的之手段者」24.拿破侖一世時代和思黃（陳天華）所主張的「開明專制」即屬于后者。這一區分可以說是對陳天華與胡漢民所提出的不同意義上的「開明專制」的總結。
在區分了二者之后，汪兆銘表明，自己的主張與陳天華的「開明專制」有所不同，而對梁啟超的「開明專制」理論則絕對排斥。在此，他沒有說明自己的主張與陳天華之間有何不同，而是先闡述了反對梁啟超的「開明專制」的理由。
首先，汪兆銘認為，行開明專制者，或必須有非常英杰之才；或必須為眾所推戴。如拿破侖、腓力特烈或明治天皇，但是中國的現政府卻不符合其中任何一個條件25.再者，更為重要的是26：
開明專制者，待其人而后行。……然欲得其人非能自然必至，乃偶然之遭值而已。且治國者不徒恃有治人而兼恃有治法，開明專制有治人無治法者也。彼非無法，而法之力不足以限制之，則猶之無法也。故開明專制非適宜于今日之中國，尤非能望之今日之政府者也。
可以說，汪兆銘的批判抓住了「開明專制」的「有治人，無治法」這一最根本的要害。同時，作為回應，他提出了在革命之后與實現立憲之間，實行「約法」之治作為過渡的主張，這正是著名的孫中山的「三序」構想。
「約法」是「三序」構想中的第二階段。眾所周知，「三序」指的是革命方略的三期，即「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后改稱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第一期，各縣由革命軍組織軍政府，通過軍法掌握地方行政，以三年為限；第三期是全國解除約法，制訂憲法，軍政府解兵權和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和國民議會議員27.而作為兩者之間的過渡的第二期的「約法」，根據汪兆銘的解釋，即革命軍每定一縣，即立軍政府掌握兵權與（行）政權，同時與人民相約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軍政府發命令組織地方官廳遣吏治之，人民組織地方議會監視軍政府。這樣縣縣相聯擴大到全國。在這種地方自治之下，陶冶人民，使之擁有共和國民的資格。
汪兆銘對人民的權利意識亦即「民度」的提高非常樂觀。他同陳天華等人一樣從中國的歷史中尋找資源，認為堯舜時代以來中國已知國以民為本，因此，中國國民并不缺乏公法的基礎觀念，只是精密程度較之西方不足而已28.至于「自粗而精」的過程，則可以通過教育和革命（革命本身也是教育的手段）培養人民的民權的習慣來實現。而革命時可能出現的革命軍政府的軍權與民權之間相抵觸的問題，則可以通過「約法」來解決這一矛盾。由此，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汪兆銘所說的與陳天華的「開明專制」有所不同的主張即「約法」，他刻意避免使用「專制」字樣而代之以「法」，可謂用心良苦。
那么，對于革命派的「開明專制」或「約法」構想以及他們對「民度」的樂觀態度，作為爭論對手的梁啟超又是如何反應的呢？
四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
梁啟超之所以由傾向共和轉向主張「開明專制」，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認為中國人民養成共和國國民資格需要歷時長久。1906年初，梁啟超在其主持的《新民叢報》上開始連載〈開明專制論〉，闡述他思想轉向后的主張。
在文章中，梁啟超將專制分為「野蠻專制」和「開明專制」，二者的區別在于：「凡專制者，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29.他認為，對于中國來說，作為立憲的預備，開明專制是最適合的。這是因為，首先，中國不能實行共和立憲制。因為，共和國民要求具備可以行議院政治的能力，但是，梁啟超認為今日中國國民不具有行議院政治之能力，因此，也「非有可以為共和國民之資格者也」30.不僅如此，由于「人民程度未及格」和「施政機關未整備」，同樣，在今日的中國也不能實行君主立憲制。
梁啟超在給朋友的信中承認：「弟所謂開明專制，實則祖述筧克彥氏之說，謂立憲過渡民選議院未成立之時代云爾。」31同時，他坦陳作此「極端」之論是為了與革命派的主張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開明專制論〉中，梁啟超首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汪兆銘的「約法」主張。從主觀方面來說，梁啟超提出發動革命者「其果能有此優美高尚之人格汲汲于民事乎」的疑問，「約法」之下，「人民所由此區區之權利，出自軍政府之殊恩，非自初有所挾，而使軍政府不得不予我者也。軍政府欲奪回之，隨時可以奪回之」32.另一方面，從客觀方面來說，革命一起，必有多數革命軍響應，這時，如何能保證其他革命軍都能服從于一個軍政府？另外，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如果人民最初不肯受軍政府之約法，又將奈何33？梁啟超看來，對于這些問題革命軍政府都只有依靠「強制力」來解決。同樣，對于陳天華的革命后實行「開明專制」以興民權的主張，梁啟超認為，那實際上就是戒嚴令政治，它最束縛人民的自由而使人民自治力萎縮憔悴34.因此，開明專制不能在革命之后實行，革命時代是不可能陶冶成共和國民資格的35.
正像汪兆銘指出了梁啟超「開明專制」的最主要的弱點在于「有治人，無治法」那樣，梁啟超同樣也抓住了「約法」的要害，即「約法」亦無法擺脫「人治」的缺陷。雖然汪兆銘以「約法」代替了「開明專制」的說法，但是，其「人治」性格依然。
為了回應梁啟超直指要害的批判，汪兆銘必須從理論上進一步武裝「約法」的主張。論爭因此進一步深化，而筧克彥的理論依然是汪兆銘主張的重要依據。他援用了筧克彥的「合成意力」論，從「社會心理」上論「約法」：「法之發生，非存于具文而存于人之心理。心理有二，一曰個人心理，二曰社會心理。社會心理個人心理所合成者也。根于社會心理所生之意力曰合成意力」36.因此，汪兆銘認為，只要革命黨通過教育與革命使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普及于國民之心理，「約法」就會應于其必要而生。
對此，梁啟超一度感到難于應付而求助于徐佛蘇37.然而，他很快找到了「約法」的弱點，他同樣引用了筧克彥在法政速成科的國法學講義反駁汪兆銘。
首先，梁啟超指出，筧克彥的「合成意力」論與契約說不同，強調的是心理的合成。而且，作為國法本質的「規律的合成意力」，同時要求有「外部的組織」即強制執行力作為保證。但是，革命派所主張的「約法」與國法不同。軍政府在與人民約法時，完全站在相互平等的地位上，只不過相當于社會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契約。而不受國家權利作擔保的契約是不具有強制力的。也就是說，「約法」作為一種「約」，并不具有國法的權威性。因此，革命黨最終只有依靠其高尚的「人格」來作為擔保，而且，假如有一方違約，只有通過力量的強弱來作裁判。而這正與「約法」的大義相悖38.
再者，梁啟超認為，共和的國民心理──「社會心理」──必非久慣專制之民能以
一、二十年之歲月而養成39.作為「規律的合成意力」的基礎的「國民心理」須是自由發動的。若一時刺激于感情不可謂真40.而在梁啟超看來，「排滿的感情論，最易煽動一般少年氣盛之人而驟占勢力于社會。……以感情投合社會，非社會之福，而社會之禍也」41.排滿的感情論是不可能養成「共和之真精神」的。
與排滿革命主張相反，梁啟超認為，從中國的現狀出發，除以「開明專制」作為過渡，別無選擇。問題的關鍵毋寧說是在于，中外歷史上絕少有君主自發地實行開明專制，因此，立憲要求必始于人民，梁啟超認為：「人民之求立憲，實能立憲之最高原因也」42.具體的方法就是勸告政府實行開明專制，要求立憲43.
對于梁啟超主張的立憲手段，革命派又對梁啟超進行了反駁，在他們看來，對政府實行勸告與要求需要伴隨著實力，而人民卻不擁有這樣的實力。與此相反，梁啟超卻認為，開明專制正是培養國民實力的手段。而這一手段比起革命黨人通過民族革命來煽動人民的感情的方式要現實得多。就這樣，雙方都認識到憲政的實現關鍵在于「民度」的提高并圍繞提高「民度」方法針鋒相對，但雙方都無法擺脫「人治」思維，有效地說服對方。
論爭就這樣你來我往地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直到1907年《新民叢報》的停刊而告終。論戰期間，盡管《民報》聲勢浩大，在氣勢上似乎壓倒了《新民叢報》，但事實上雙方都沒能在理論上戰勝對方，那是因為，梁啟超的「開明專制」和革命派的「約法」在理論上實際上都同出自一爐。
可以說筧克彥理論在論爭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對于革命派來說，筧克彥指出的中國「開明專制」的歷史可以成為提高中國人民的政治意識與政治能力的基礎。同時，筧克彥將元朝與現政府的清朝看作是「興起于支那國之外的王朝」，更支持了革命派堅信作為異民族的腐敗的清政府不可能實行「開明專制」，革命勢在必行的想法。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與《民報》的創刊同步而生的以「約法」為最大特色的革命方略，是在論爭中得到逐步充實的，而作為其主要解釋者的汪兆銘在解釋「約法」時的主要依據正是筧克彥的理論。
另一方面，梁啟超也受到筧克彥的影響。首先，他通過陳天華間接地受到筧克彥的「開明專制」的啟發，撰寫了〈開明專制論〉。在與革命派的論爭期間，他又直接閱讀了筧克彥在法政速成科的講義錄，對革命派對于筧克彥的「開明專制」論以及「合成意力」論的理解提出異議，并進一步堅持自己的「開明專制」論。
革命派與梁啟超在理論上同源。在互相指責對方的主張中存在著「人治」的缺點時，雙方不能不意識到自身也存在著同樣的弱點同時卻都無法克服這一缺點，擺脫「開明專制」的模式，因此，彼此在理論上都無法取得優勢。結果，雙方在邏輯上都陷入一種循環論，即推翻「人治」的專制制度、實現立憲的要求應始于人民，而人民「程度」的提高又必須借助于某種「人治」的方式。為此，爭論在邏輯上陷入僵局。事實上，無論是革命派還是梁啟超，在認識上有許多一致之處。他們在追求憲政這一共同目標的同時，都認識到立憲當始于人民，而現實中人民的民權意識、政治能力的「程度」還不夠，需要通過教育來加以提高。在如何提高人民的「程度」的問題上，盡管二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張──革命派主張通過革命教育與實行革命來鍛煉人民，而梁啟超則主張通過勸告政府實行開明專制，在開明專制中教育人民──并展開水火不相容的論爭，但是，無論「開明專制」還是「約法」，在依賴于「人治」手段這一點上卻又是驚人地一致的。
五代結語──「速開國會」主張的形成
總之，這場論爭促成了革命派與立憲派雙方在理論上的構建，但同時又充分暴露了雙方都無法擺脫「人治」的思維，陷入了邏輯上的循環論的問題。
但是，這種循環論在論爭結束后旋即被打破，而得以打破這種循環論的是梁啟超在這場論戰中形成的國會觀，雖然它在論戰中因梁啟超倡「開明專制」的「極端」之論而沒有得以展開。
在與革命派的對峙之中，梁啟超提出了「凡國民有可以行議院政治之能力者即其有可以謂共和國民之資格」這一前提，這意味著，能否運作作為立憲象征的議會是衡量國民是否具有立憲能力的標準。這種主張看上去似乎只能導向「開明專制」的結論，但是，梁啟超的國會觀卻潛在著另一種可能性。
梁啟超將議會分為兩種，即立于輔助地位的「監督機關」和立于主動地位的「指揮機關」。共和制中的議會必為「指揮機關」，而在君主立憲制中議會為「監督機關」即可。因此，對于作為監督機關的議會，梁啟超認為：「茍國民程度未能誕育完美之政黨如英國者，則惟此乃適，惟此乃能生存也」44.針對陳天華提出「特別之速成法」并對在短時期內形成中國人民的共和國國民資格表示的樂觀態度，梁啟超說道：「以特別速成法使一般人民能立于國家之監督輔助機關的地位而完其責，此吾敢言也。若謂以特別速成法，使一般人民遽能立于國家之指揮主動機關的地位而完其責，此吾所不敢言也」45.也就是說，在短時期驟然要求人民具有通過議會運作國家政治的能力并不現實，但是，通過速成教育使人民擁有監督政府的能力卻是可能的。事實上，梁啟超并不是一味地強調「開明專制」，同時還注意到起監督作用的國會的重要性。梁啟超對人民的「程度」的慎重態度始終沒有改變，但是，通過這種國會觀，梁啟超克服了人民「程度」不足，應先以「開明專制」作為過渡的消極態度，打破了循環論的局限。
論爭結束后，梁啟超通過創辦「政聞社」等政治活動以求立憲。在闡述「政聞社」所持主義時，梁啟超所列舉的第一條就是：「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46.他依舊反對革命，但此時的他已由一個「開明專制」論者轉變成「速開國會」論者，到辛亥革命爆發為止，梁啟超的政論文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開國會」這一主題展開的。他也因此成為清末國會請愿運動在理論上的事實上的指導者。這一時期，梁啟超充分展開了他的國會觀，比起主張「開明專制」時期，他更多地強調人民的主體性。這與他在論戰期間的勸告政府實行開明專制，在開明專制中培養「民度」的主張相比，更具積極性和感召力4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其中，作為梁啟超最嚴厲的批判者的革命派同樣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