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的基礎是公平原則和當事人提供證據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公平原則要求舉證責任在原告、被告之間的分擔應當符合各自的能力要求，符合權利義務要求，并給予弱者一定的保護。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是“被告對其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舉證責任”，原告負一定的舉證責任。我國的分擔規則有其理論基礎，但這一規定過于原則。從司法實踐上看，隨著行政訴訟爭議越來越多，法院和訴訟當事人缺少一些理性的、清晰的、可供司法操作的舉證責任分擔規則。本文是從舉證責任的概念、內容入手，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的價值基礎進行論述，提出建議進一步完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
關鍵詞：舉證責任、分擔規則、目的、價值
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規則是行政訴訟證據規則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訴訟程序和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主要論述了行政訴訟法實施近十年來，所確立的舉證責任分擔規則有其理論基礎，在實踐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在個案的審理過程中出現不合理的、有悖于訴訟目的的情況時，當事人如何舉證，法院如何調查取證的問題，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規則就顯得太過于原則，無法適應復雜的訴訟實踐，從一個具體案例入手，從價值的角度分析當出現有悖于舉證責任分擔規則時，當事人之間舉證責任可以轉移分擔，法院可以以職權主義來加以適當干涉，展示了價值衡量在舉證責任分擔中的運用。
一、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
(一)舉證責任的概念及其含義
舉證責任最早出現在羅馬法中，現已發展成為各國訴訟法中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但各國對舉證責任的概念的定義卻各有不同。英美法系的學者認為它是指“當事人為證明其主張，所承擔的提出證據的責任以及所承擔的說服責任。”⑴英美法系的學者認為舉證責任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提供證據的責任，二是說服責任，即提出的證據及證據組合，有多大的證明力度，能否支持其訴訟主張。其他法系的學者認為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提出證據的責任，這和英美法系的學者觀點相同。另一方面是結果責任，結果責任要求當事人必須承擔對自己不利的后果。
我國的立法中過去并無直接使用過舉證責任這一概念，《行政訴訟法》第一次出現了舉證責任這一概念。⑵指在行政訴訟中，當事人應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否則，將承擔敗訴風險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是一種將舉證于訴訟后果直接聯系起來的制度。
(二)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規則
1.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規則
由于我國行政訴訟法起步較晚，許多理論都是從民事訴訟法中來的。有的學者認為行政訴訟舉證責任仍應沿用民事訴訟中的“誰主張，誰舉證”分擔規則。如果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照搬民事訴訟中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那么，只要“當事人提出某種訴訟主張，就有舉證責任。當事人提出訴訟主張，但是提不出證據，或證據之證明力度不夠，通常來說，當事人多半敗訴，即當事人多半或肯定敗訴。”⑶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32條被告對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做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的規定，是對舉證責任分擔的規定，即在行政訴訟中舉證責任是由被訴的行政機關承擔的，被告應舉出做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事實和規范性文件，以證明其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法舉證責任分擔有其特征。
第一，行政訴訟強調了行政機關的舉證責任，未將法院以職權取證和原告或第三人的舉證責任置于同等地位。
第二，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分擔相對確定，在行政訴訟中，對于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原告并不會因為證明不了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是違法的而敗訴。
第三，行政機關舉證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事實證據，還包括行政機關做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⑷
當被告不能證明具體行政行為合法而法院又不主動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時，則由被告承擔敗訴后果。⑸但是，以上的這些規定并未排除原告的舉證責任。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24日的《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提供其起訴條件的相應證據材料。在起訴被告不作為的案件中，原告應當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經提出申請的證據材料。”第五條規定：“在行政賠償案件中，原告應當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造成損害的事實提供證據。”這里雖然沒有使用“舉證責任”的措辭，但實際上是對原告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定。由此我認為，原告主要起推進訴訟進行的作用，即推進責任。推進責任是指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其訴訟主張構成法律爭端從而值得或應當由法院予以審判的舉證責任。⑹行政相對人必須提供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具體行政行為侵害的證據，使訴訟開始，在被告舉出能說明其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證據后，舉證責任即轉移到原告身上，原告應針對被告舉出的證據提出反證。否則，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這與民訴中的“誰主張，誰舉證”的不同之處在于僅僅是對提供證據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分擔，不是關于結果責任的分擔。在行政訴訟中，法律應積極保護原告舉證證明自己的主張。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規則規定的是有限制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即被告承擔主要舉證責任，原告承擔初步的舉證責任。
2.被告舉證的范圍
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處于被告地位的行政機關，應就自己做出的引起爭議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進行舉證。
⑵被告行政機關要舉證證明做出具體行政行為事實依據，還要舉出做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法律法規。事實依據既包括實體上的事實，也包括程序上的事實。如有關法律要求行政機關做出具體行政行為之前應先舉行聽證，那么訴訟中行政機關應當就是否依法舉行過聽證進行舉證。法律依據主要指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等。特別是對于規章和規章以下層次的規范性文件，既要證明其存在，又要證明其合法性，即要證明符合法律、法規或者不與有關的法律法規相矛盾以及這些規范性文件相互之間不矛盾。
⑶如果行政機關對于引起訴訟進行的具體行政行為無法提供相關的證據證明，則有可能要承擔敗訴的后果。這說明，在行政訴訟中舉證責任對訴訟的后果有直接的關系，最終影響到審判的結果，也就是要承擔敗訴的風險。⑺
3.原告舉證的范圍
⑴證明起訴符合法定條件，但被告認為起訴超過訴訟期限的除外。一般來說，具體行政行為多采用書面形式，但也有違反程序規則采用口頭形式，如罰款沒有處罰通知單、收據，這不僅僅是程序違法，內容也是違法的。這時，如果原告舉不出行政機關實施這一行為的證據，無法證明其罰款行為的存在，而實施的行政人員又矢口否認，法院就很有可能因證據不足而裁定不予受理。
⑵在起訴行政處罰顯失公平的事實或被告不作為的案件中，雖然法院可以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原告的舉證行為與訴訟后果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但原告需要對其訴訟主張承擔初步的舉證責任。如行政不作為案件中，原告應舉證證明，其已向行政機關處申請或者證明行政機關已經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正受到不法侵害或威脅；其要求行政機關保護的權益合法，且該合法權益正受到非法侵害或將要受到非法侵害；該申請屬行政機關職權范圍之內。
⑶在行政賠償訴訟中，證明因受被訴行政行為侵害而造成損失的事實。原告請求行政機關賠償的，人民法院有權要求原告舉證證明損害事實的發生，損害同具體行政行為之間的關系，損害的程度及損害賠償的依據等。如果此類案件中，原告無法舉出證據，則有可能承擔敗訴的危險或裁判無法滿足賠償請求。這符合“誰主張誰舉證”規則。
⑷要求提供反駁被告答辯理由的依據⑻。雖然原告提不出或者不提出反證并不影響人民法院判決撤銷或變更具體行政行為，但如果原告能夠積極地提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反駁行政機關的答辯，則對于他的訴訟請求的成立和證明具體行政行為違法將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如行政許可案件。因為“一旦一方當事人提出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表面成立的依據，另一方當事人就要提出反證，否則就有可能敗訴。”⑼
4.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的理論基礎
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規則關系到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訴訟的進行。在訴訟中確立被告負主要舉證責任，原告亦應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具有其理論依據。
⑴被告舉證責任的理論基礎
首先，行政訴訟舉證責任是行政程序證明責任的延續和再現。⑽無論原告還是被告，都想通過訴訟來維護其在行政程序的主張。在行政執法過程中，行政機關處于主導地位，實行職權調查主義。這意味著行政機關應積極主動的調查一切與行政決定有關的事項，行政機關在合法的調查范圍內可以采取不同的調查方法。這樣就造成了：行政機關收集證據的多樣性，查證舉證能力強；行政機關證據調查的專業化，有很強的證據取舍和解析能力；行政機關掌握著多數的行政證據。這種狀況的存在是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的內在要求，同時構成了行政程序和訴訟中行政機關負主要舉證責任的原因和基礎，成就了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中負主要舉證責任的可能性。
其次，從行政訴訟的屬性分析。訴訟的目的影響著舉證責任的分擔。因為舉證責任是訴訟中的一項制度，其設計必然要遵循目的、體現目的、實現目的。行政訴訟的目的，一是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控制行政權，防止行政權的濫用；二是保障行政權。行政訴訟的本質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和制衡，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通過控權達到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目的。這體現在舉證責任上，主要是要求行政機關為其主張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
⑵原告舉證責任的理論基礎
首先，從主觀條件上看，當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主張，為了勝訴，提出對自己有利的事實根據，用以支持自己的訴訟請求和反駁對方的主張。基于此，原告有提供證據證明自己主張的內在要求，即敗訴的風險促使原告舉證。傳統的行政訴訟法理論認為，原告應負擔關于行政行為的違法原因的舉證責任。但也有學者認為，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是對行政行為的效力的承認，但不能推定行政行為的具體事件事實的存在，還應該分要件事實的種類來分配舉證責任。總之，原告是訴訟的發起者，應就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否則，即應敗訴。因此，在行政訴訟中，原告應積極舉證，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其次，就客觀條件，原告作為行政爭議的實體法律關系的一方，不但了解案件的事實，而且常常是證據特別是原始證據和直接證據的持有人，有履行舉證責任的客觀要求。在行政訴訟中，我們要堅持由哪一方舉證更有利于案件的真實情況就由哪一方負舉證責任。有些個案如行政賠償案件，原告舉證更有利于查明案件的特定事實，原告就應負舉證責任。
⑶行政訴訟是為了保障行政權，提高訴訟效率，行政法是行政權歸屬主體對行使主體的一種約定規則，行政權是歸屬主體即民眾的一項投資，當然要求其行使成本低產高出，追求必要的效率。此目的體現在舉證責任的分擔上就是要求合理分擔，原告亦應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在訴訟進行過程中，為了提高行政訴訟的效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判斷哪一方當事人舉證的困難最小，能及時提供真實可靠的證據，并由此確定由該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這正符合美國法官弗來徹所說的效率原則，即“正義被耽擱等于正義被剝奪，即低效率的代價是昂貴的。人們訴諸法院是希望獲得援助救濟，一個向法院尋求救濟的人希望援助早日來臨，否則判決就毫無意義。⑾按照公正的要求，行政機關要提供全部的證據，但實踐中行政機關往往只提供能夠證明自己行政行為合法的證據，而不提供對原告有利的證據。因此，在行政訴訟中由原告承擔對自己有利情況的舉證責任是必要的，完全由被告承擔一切舉證責任對司法效率、司法公正都不利。
二、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的益處
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在舉證責任的分擔上，并未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來舉證的做法。只有雙方共同負有舉證義務，共同向法庭提供證據、質證，并且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不同情況來確定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才能真正保證實質意義上的平等。
(一)有利于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
這種分擔規則的確立有利于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行政法與民法、刑法的不同決定了在行政案件中，作為行政主體的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處于一種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機關以職權作出的決定具有強制力，是公權力。面對擁有強大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訴訟中的原告是處于弱勢地位。這種弱勢的地位決定了原告無法承擔主要的舉證責任。大多數情況下，原告很難或者完全不能占有關于具體行政行為的足夠證據。這不利于原告行使自己的權利，追求自己的主張。因此，《關于證據的規定》通過證據規定加強對弱勢方的保護，如舉證責任的分擔不同，舉證時限的最后期限有差異，取證限制不同，不僅被告及其訴訟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請法院調取證據，原告、第三人不僅可以對法院委托的鑒定部門作出的鑒定結論申請重新鑒定，對被告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鑒定結論也可以申請重新鑒定，被告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決的，被告提供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行政執法人出庭作證以及主要針對行政機關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充分體現了對原告合法權益的保護，對弱勢方保護的傾向明確、清晰、顯然，這些規定對于營造良好的行政審判環境，保障原告的實體權利和相應的訴訟權利，體現法律的平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有利于規范證據規則
這種分擔規則有利于規范行政訴訟證據規則，使其操作更簡易。我國關于行政訴訟證據的有關規定過于原則化，難以解決行政審判實踐中復雜多變的證據問題；行政訴訟不同于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有許多不同的特點，民事和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在許多方面不能適用于行政訴訟；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世貿組織的有關協議和修改后的中國國內法律，對行政訴訟證據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關于證據的規定》的頒布統一了各地的不同的證據規則，在提供證據的要求上，特別詳盡的規定了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材料的條件，在法院委托調查的程序上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材料的條件，在法院委托調查的程序上，證據保全的申請及措施上，質證的對象、順序，證人作證以及認證等諸多問題上都作了詳盡的規定，從而使證據的提供、調取、質證、認證等活動，更易于操作，運用更加規范。這一證據規定將促進行政審判的程序公正，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完善行政訴訟證據規則，有利于人民法院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司法審查的職責。
(三)有利于對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關注與保護
今年來，通過行政訴訟來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一方面是由于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國家公權力與個人私權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各種社會矛盾也突現出來，立法活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暫時解決了一部分矛盾，但不能完全滿足實踐中大量的需要，人們只好尋求其他途徑來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另一方面我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德方針政策，面對大眾普及法律知識，公民德法制意識增強，自動關心國家大事，尋求解決辦法。《關于證據的規定》充分考慮到了這種需要，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條款的規定上，一是涉及國家密秘的，由法庭予以確認，并不得在開庭時公開質證；二是對當事人無爭議，但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責令當事人提供或者補充有關證據；三是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事實認定的，人民法院有權依職權調取證據。這些規定意味著我國行政訴訟日趨完善。行政訴訟是司法權作用的一個方面，司法權的本質就是行政訴訟的本質。司法權是國家權力的一個方面和一個組成部分，可以說國家的本質決定了行政訴訟的本質。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行政訴訟就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即人民民主，行政訴訟通過國家治理的手段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是公民自覺守法的手段，也是制約行政權的手段。公民的積極性提高，自覺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鞏固國家機構，保證國家長治久安，促進社會公正和公平，為保證改革和發展、穩定做出應有的貢獻。
(四)有助于真正實現法治
這種分擔規則融合了現代法治和程序正當觀念，使我國行政訴訟法與國際接軌，逐漸趨向依法行政，有助于真正實現現代法治的基本觀念如平等、自由、開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獨立和司法審查制度等在我國法律中的體現。在美國法中，是指行政行為必須滿足對個人的最低公平標準，如在做出決定前要給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義的聽證機會。在聽證時要防止偏見。英國法中確立的自然公正規則規定，“在司法上，一個法官如果對他所受理的案件有個人利益牽涉在內，就不能審理這個案件。每個人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這個規則是避免偏私的必要程序。歐洲大陸國家稱其為回避制度。”⑿英美的這個規則基本同義，美國稱其為正當法律程序。《關于證據的規定》借鑒國外證據立法和審判實踐，廣泛吸收證據理論的研究成果，適應WTO規則的要求。WTO是在市場經濟基本故則基礎上運行的，將一些共同的和先進的以及最能體現市場經濟精神與自由平等市場經濟觀念的基本法制原則、觀念確定下來，作為各成員國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指導，世貿規則要求各國的司法裁判與之相適應，建立“平等、統
一、獨立、透明”的訴訟機制。我國的證據規定，在證據的告知、證據交換、質證、新的證據的界定、證據的排除、以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裁判、闡明證據是否采納的理由以及直接言詞原則等，充分考慮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堅持和發揚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體現并融合了現代法治和程序正當的觀念。
三、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規則的再思考
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舉證責任的規定采用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說，兼采合理分擔說，即在一般情況下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在特定情況下由原告承擔部分舉證責任。《解釋》對于舉證責任的分擔較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進了一大步，但仍有其不足之處，當出現個案的審理有悖于上述訴訟規則時，法院和當事人如何才能更好的操作舉證責任的分擔呢？運用價值分析的方法來完善這種不足。
舉證責任的價值，主要是指訴訟中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所承擔的舉證責任對勝訴和敗訴所產生的主要影響作用，在行政法律或行政司法解釋中，應明確進行規定。如：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要求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對其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行政機關拒絕承擔舉證責任或者所舉的證據是做出具體行政行為以后收集的，法院應如何裁決。價值衡量在舉證責任分擔中有三種功能：在現有制定法提供的舉證責任規則不明確時，就需要價值衡量去彌補；在現有制定法提供的舉證責任規則將導致明顯不公平時，就需要價值衡量法去“熨平法律織物上的褶皺”；即使現有制定法提供的舉證責任規則是明確且“合理”的，如果一方當事人有異議，也將運用價值衡量去維持其正義性。
(一)價值衡量對行政訴訟當事人舉證責任分擔規則的影響
下面從一則案例具體分析：
湯某在派出所接受詢問期間出現明顯不正常的生理反應，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盡管楊某家屬一再要求進行尸檢，可縣公安局不但未進行尸檢和法醫鑒定，而且責成湯某家屬將尸體送往殯儀館火化，造成湯某死因難以確定。湯某家屬起訴要求公安機關賠償。法院要求被告“酌情賠償”。
這個案例屬于行政賠償范圍。在這類案件中，人民法院有權要求原告舉證證明損害事實的發生，損害同具體行政行為之間的關系，損害的程度及損害賠償的依據等。如果原告無法舉出證據，就有可能承擔敗訴的風險。如果像這種類型的個案仍然采用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規則的話，原告很難舉出充分的證據，其結果是不公平的。兩名法官在評論該案時，除進行事實推理外，還指出了一個政策性考慮：湯某死因已無法查清。所以，判令公安機關對其死亡負全部賠償責任或者完全不負責任，“都是不利于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維持社會安定，調處好官民關系的”。⒀這種態度不免令人有“和稀泥”的感覺，在實踐中可能是圓通的，但在理論上沒有提供一種堅定、清晰的立場，并且與侵權賠償法的精神不一致。我們有必要考慮行政訴訟的這種分擔規則在遇到個案時應如何分擔。“在一個證據規則貧乏的制度內，在一個其立法更多的代表立法者的善良意圖而非代表制度實踐經驗的國度里我們既應承認確立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則的立法之意義，也應努力突破它現在的或潛在的束縛。”⒁
如果一味有原告舉證，違背公平、正義原則。這時，運用價值分析方法將會使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更加符合公正、效率的原則。證據法學者指出，在訴訟的對抗過程中經常發生證據轉移的情況，有時甚至在原被告之間轉移。一旦一方當事人提供證據推翻了對方的證據，天平的指針就倒向這一方當事人，除非對方當事人提供更有利的證據推翻了他的證據。
從價值衡量的基礎上，我認為在此案中，舉證責任應轉移給公安機關。因為公安機關未能履行尸檢義務，導致事實無法查清。衡量各種法律價值，應當責令其承擔在事實認定上的不利后果。
首先，公安機關在本案中負有尸檢義務。湯某在派出所接受詢問，“活著進去死著出來”，公安機關無論如何應對死因有一個令人滿意的交代。公安機關僅以湯某生前患有腎病為由，認定湯某死于“腎病發作”，是草率敷衍不能令人接受的。通過尸檢查明死因，是一個誠信的政府所必需的。如果尸檢證明公安機關實施違法行為導致當事人死亡，那公安機關就應敗訴，安撫死者家屬，改善政府與人民的關系；如果尸檢證明公安機關沒有實施違法行為，那也能夠還公安機關一個清白。
其次，公安機關沒有履行尸檢義務，應當承擔在事實認定上的不利后果，公安機關違反尸檢義務導致事實無法查清，這在證據法上可以視為“證明的妨害”⒂。沒有制定法明確規定在本案中公安機關未予尸檢在事實認定上的后果，法院能否根據價值衡量予以確定。筆者認為法官的推理即湯某死于突發性疾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公安機關沒有進行尸檢，就責令死者家屬把湯某火化，導致湯某死的不明不白，而且再無水落石出的可能性。“任何人不能從自己的錯誤中獲利”，這是一項不言而喻的法律原則。在當前的執法狀態下，類似本案可能發生的警察刑訊之人死亡以及肇事后毀滅證據的現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公安機關通過拒絕尸檢可以掩蓋他的違法行為，那必將鼓勵公安機關以及任何行政機關在類似案件中通過毀滅證據來逃避法律責任。因此，即使沒有制定法的明文規定，法官也可以從公安機關未予尸檢的事實推定其實施了違法行為。如此可以促使公安機關主動、誠實的做好尸檢，給死者家屬、給社會“一個說法”。⒃
(二)價值衡量對法院職權主義模式的影響
職權主義模式中法院不受當事人的主張和舉證范圍的限制，可依職權進行調查，同時可對自由裁量和純技術問題進行全面調查。在這種模式下，當事人的舉證活動并非是查明案件事實的唯一來源，法院可以進行職權調查，原告的一些舉證困難可能因此解決。相反，被告的舉證責任則因為調查范圍的加大而增加。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34條規定：“人民法院有權要求當事人提供或者補充證據。人民法院有權要求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調取證據。”這項規定將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擔置于職權主義模式要求下。
目前，我國法律實行的是當事人舉證與法院調查取證相結合的證據制度，但由于現行法律、司法解釋對此項制度的規定相對原則，對于在何種情況下由法院調查取證、何種情況下由當事人負舉證責任的標準不明確。實踐中，法院為了查明案件事實，依職權調查取證甚至包攬證據的現象還存在不少案件在證據的收集和提供方面較混亂，其結果，導致了法院在同類案件中采取不同的收集方法。這一方面導致法院的工作業務繁重，疲于奔波，另一方面對案件裁定的公正性和公平不利。
從具體的法制環境和審判改革的方向出發，人民法院應當正確、適當的運用權利。
第一，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應依當事人充分履行舉證責任為前提。我國行政訴訟法第34條分為兩款，其中首先強調法院要求當事人提供或者補充證據，其目的在于指出法院調查取證應依當事人提供證據為前提，不要包辦代替當事人提供證據的責任。爭議是當事人之間發生的，當事人有責任提供證據，協助法院查清事實。法院取證的主要目的是就有關事實進行充分調查。因此，法院應在有必要時才收集證據。
第二，在下列情況下人民法院有權要求當事人提供和補充證據：當事人提供了主要證據，沒有提供次要證據：當事人提供次要證據而沒有提供主要證據；當事人提供了對自己有利的證據，而故意不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據；當事人雖然掌握了證據，但出于種種原因未向法院提供或全部提供；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不夠準確；某項證據的成立要有其他證據佐證，當事人并無提供。
第三，為了保證證據的客觀、公正性，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收集和調查證據。在一定情況下，必須由人民法院直接向有關行政機關及其他證人調取證據。有的人認為，既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關，代表國家履行職責，那行政機關調查收集證據足以說明案件的真實情況，人民法院不必再進行證據的收集和調查。如果行政機關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把問題調查清楚了，證據收集全了，對事實做出了結論，而人民法院把行政機關的證據、結論完全拋在一邊，重新調查，重新勘驗，這樣就會造成嚴重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延誤和經濟耗費。從價值的角度衡量我國實行的這種職權主義模式要求人民法院在審查行政機關所收集和調查的證據的基礎上，為了保證證據的客觀、公正性，還有必要以法律賦予的職權獨立的進行調取證據，作為被告舉證和原告以及其他當事人提供證據的必要補充。
在行政訴訟中，由被告負主要的舉證責任，但在特殊情況下，原告亦應具有充分的證據保護意識，對適用法律有不同意見或者認為行政主體主觀方面有惡意等情況下，就應當承擔主要的舉證責任。法官可以通過職權主義來加以適度干預，運用價值衡量體現行政訴訟目的，重新分配，只有行政訴訟雙方舉證責任明確、清晰，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才能起到應有的重要意義。
注釋：
⑴劉善春著：《行政訴訟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1頁，中國法制出版社
⑵應松年編：《行政訴訟法學》，第152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⑶劉善春著：《行政訴訟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1頁，中國法制出版社
⑷應松年編：《行政訴訟法學》，第152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⑸畢可志：《論完善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⑹羅毫才主編：《行政法論叢》，第439頁
⑺王能干：《淺析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
⑻畢可志：《論完善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
⑼羅毫才主編：《行政法論叢》，第441頁
⑽高家偉：《論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北京法律出版社
⑾宋冰：《程序、正文與現代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⑿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版
⒀皮宗太、洪其亞：《違法行為能否推定：對一起公安行政賠償案件的分析》，《行政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
⒁沈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個性化研究之初步》，《中外法學》，2000年第4期
⒂葉自強：《民事證據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⒃何海波：《舉證責任分配：一個價值衡量的方法》
參考文獻：
1.劉善春著：《行政訴訟原理及名案解析》，中國法制出版社
2.應松年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3.王能干：《淺析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
4.畢可志：《論完善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
5.高家偉：《論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北京法律出版社
6.沈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個性化研究之初步》，《中外法學》，2000年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