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入世后內部矛盾態勢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基本態勢分析
同志曾明確指出：“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人民內部矛盾明顯增多，有的還會日益突出起來，這是新時期的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正確解決的重要政治問題。”具體地說，在我國入世后，“明顯增多”、“日益突出”的人民內部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就業問題引發的矛盾
入世后的一段時期內，就業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將伴隨著城市下崗職工增加、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難以轉移而更加突出，且呈不斷激化趨勢。城鄉勞動力對有限就業崗位的直接競爭已經不可避免。而更令人擔心的，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年輕力壯、具有一定文化素質的相對強勢群體與城市勞動力中年齡偏大、勞動技能單
一、文化素質較差的人員等弱勢群體的相互“碰撞”。處理不好，勢必造成城鄉兩大勞動者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激化。
(二)“三農”問題引發的矛盾
入世對農村、農業、農民的發展將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沖擊：一是在國際農產品價格普遍低于國內農產品價格的情況下，使本來就基礎設施薄弱、產業化規模化水平低、生產成本高的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民就業、收入都會受到很大沖擊。由于國內外市場進一步趨同和農產品進口數量的增加，將會進一步拉動國內農產品價格下滑，農民增產不增收的問題更加突出。由此可能導致農民心理失衡，對社會、政府產生不滿。二是隨著糧、棉、油等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國外農產品的進入，國有農產品企業壟斷的局面將會被打破，其所擁有的各種優惠政策也會被隨之取消，加之非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進入糧棉油經營領域，將會導致相當一批國有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陷入困境，并可能最終被淘汰，下崗失業的矛盾將更加突出。三是由于鄉鎮黨政機構缺乏財政上的支撐，勢必加大預算外資金的征收力度，使不少地方難以擺脫“農民收入上不去，農民負擔下不來”的困境，有些地方“征稅的過程，形成農村干部同農民群眾對抗的過程”，甚至爆發群體性事件或惡性案件。四是由于農村基層干部在領導方式方法、駕馭市場經濟能力及公開、公正、公道的作風和民主管理、依法行政意識等方面與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存在著明顯的不適應，勢必造成干群矛盾在更深的層次上凸顯。五是在農村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黨組織行政化和權力部門、公共服務部門利益化的傾向，有的不積極履行公共服務職能，而是濫用手中權力，謀取個人或小集團利益，也將進一步加深干群矛盾。
(三)企業轉制引發的矛盾
為適應入世后的市場競爭，國有企業的轉軌、改制和技術改造及投資主體多元化的進程將進一步加快。由此會導致以下問題：直接倒閉或虧損的企業數量短期內可能增加，從而造成失業或下崗人員增加；為適應國際競爭需要，部分企業減員增效，造成短期內用工減少，從而使一部分居民就業困難，收入減少，生活水平下降，醫療沒有保障，住房沒有著落；有的企業集資欠款無法償還，矛盾一觸即發。此外，由報酬、休息、環境污染、人身侵權、占用土地等引起的勞資矛盾、企業與周圍群眾的矛盾劇增，甚至可能發生群體性事件。
(四)腐敗問題引發的矛盾
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其一，來自西方意識形態的沖擊和權欲、金錢、美色等方面的誘惑更加強烈，西方敵對勢力在反腐敗問題上的借題發揮、混淆視聽的來勢也可能更加猛烈。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某些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點和主張，會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部分人特別是青年人和意志薄弱者，黃、毒、賭會比過去更加嚴重。由此導致的矛盾的類型、數量、性質以及影響社會穩定的程度將更加復雜和嚴重。其二，更加靈活的外資并購國有企業和新一輪資產重組方式，會為腐敗分子提供新的侵吞國有資產的機會。其三，政府審批項目減少后，權力更加集中，并因經濟的活躍而獲得更高的使用頻率；部分審批項目成為中介組織的服務項目后，某些由行政機關派生的中介機構可能把權力運作的習慣延伸到有償服務之中，甚至伙同委托方造假謀利，從而使行政管理或有償服務的主客體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
(五)誠信問題引發的矛盾
近年來，社會上特別是經濟生活中的誠信缺失、信用危機問題日益突出，入世后，隨著各方面競爭的激烈，這個問題在一定時期內將進一步凸顯。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政府無信將對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產生惡劣的傳導作用。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政策朝令夕改，缺乏透明度和可預期性；一些地方和官員浮夸造假，“摻水數字”屢禁不止，“面子工程”大行其道，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使政府在群眾眼里大打折扣，動搖了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一些政府官員執法犯法、帶頭違法，從根本上沖擊著社會信任和社會公正的底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法律之間、政策之間、部門之間相互打架等等。這些都嚴重影響政府的形象，造成群眾對政府的不滿，容易引發矛盾糾紛。
(六)社區問題引發的矛盾
隨著入世后我國現代化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因城市擴建、舊房改造、拆遷安置、違章搭建、占路經營、市政管理等引發的問題將比較突出，群體上訪事件、干擾政府正常工作的鬧事事件會有所增加。隨著社區職能的不斷強化，社區成員的“單位”、“組織”屬性的逐步減弱，城區流動人口數量增加，頻率加快，社區人員成分日趨復雜，各種矛盾相互交織，錯綜復雜。隨著入世后城區居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及其民主法制意識、自我維權意識的增強，一些涉及個人生活質量方面的矛盾糾紛日益增多。
(七)分配問題引發的矛盾
有可能引發矛盾的物質利益分配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勞動者之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主要是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日益擴大的趨勢。二是政府與勞動者之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三是弱勢社會群體與其他勞動者收入的明顯差距。其中，部分職工的基本醫療得不到保證；一些失業人員享受不到失業保險；現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起到社會保障體系“最后屏障”的作用，上述問題若長期得不到解決，潛藏著大量的隱患和極為復雜的矛盾。
二、處理時應遵循的原則
正確處理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把握以下原則：
第一，實踐宗旨、服務群眾的原則。以“實現、維護和發展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把解決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作為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關鍵。對群眾反映的問題，要認真給予答復，及時加以解決。向群眾承諾的事情，務必兌現，取信于民。
第二，黨委領導、齊抓共管的原則。預防和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在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組織有關部門，協調各方力量，分工負責，齊抓共管。
第三，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堅決貫徹落實黨政領導、部門和單位領導維護穩定責任制，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按照分級負責、歸口辦理的要求，屬于哪一級、哪個部門解決的問題，都要主動解決，并千方百計把問題和矛盾解決在基層、當地、內部和萌芽狀態。建立健全責任追究制，落實一票否決制。
第四，預防為主、教育疏導的原則。要深入研究重大改革措施特別是那些事關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改革措施出臺后可能產生的社會矛盾，跟蹤調查實施過程中出現的重要情況和突出問題，適時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要堅持抓早、抓小、抓苗頭，堅持深入扎實的法制宣傳教育，堅持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對群體性矛盾則堅持宜疏不宜堵、宜散不宜聚的原則，防止因方法不當激化矛盾。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不允許動用政法干警從事法定職責以外的活動。
第五，依法處理、多措并舉的原則。把教育、行政、經濟等手段與法律手段結合起來，堅持依法分析認識問題，依法處理解決矛盾，將化解矛盾糾紛工作納入法制軌道。對利用人民內部矛盾制造事端的，及時取證，選擇時機，依法處置。對利用人民內部矛盾從事破壞活動的敵對勢力和不法分子要采取果斷措施，依法嚴厲打擊。
三、預防處置對策
同志指出：“正確處理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涉及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性問題。”新時期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就其本質而言，都是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矛盾，大多屬于利益關系問題或者是思想認識和思想觀念問題，一般不具有對抗性。但是，由于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改革、建設仍處于體制轉換時期，有些方面還不配套，社會管理、防范機制落后于社會發展的情況大量存在，加之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利用我國改革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在人民群眾中間造謠惑眾，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導致矛盾激化，由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黨的十六大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深入調查研究，區別不同情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正確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重視對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以維護社會政治穩定，是我們黨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建國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充分說明，什么時候正確處理了人民內部矛盾，民族就團結，國家就穩定，社會主義事業就順利發展；什么時候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得不好，社會生活就動蕩不安，社會主義事業就遭受挫折。因此，廣大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站在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準確分析和把握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特點和規律，充分認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斷提高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自覺性。
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最根本的是要從主要矛盾入手，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整個社會的物質基礎，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如下具體的對策建議。
(一)以“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為目標，健全完善預防調處人民內部矛盾的長效機制
在新的歷史時期，必須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從新的實際出發，從創新機制入手，認真研究和探索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思路、新辦法。
1.建立健全領導工作機制。(1)在省市縣分別建立“社會矛盾調解指導委員會”，負責領導協調轄區內的社會矛盾排查調處工作，代表黨委政府制定政策，總結經驗，指導工作。(2)加快人民調解工作改革發展步伐，實現人民調解制度與訴訟制度的銜接，發展多種形式的人民調解組織，形成全方位的化解矛盾組織網絡。(3)大力提高調解隊伍素質和調解工作質量。(4)作為承擔指導調解職能的基層司法所，應明確為縣市區司法局的派出機構，并定編定職，配齊配強人員。
2.建立健全排查預測機制。實踐證明，定期或不定期地開展社會矛盾糾紛的排查治理活動，是預防和及時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方法。現在的問題是，要改變過去那種短期的、突擊性的、大呼隆式的做法，使之經常化、規范化、制度化。要制定有關規章制度，比如矛盾糾紛登記制度、報送報告制度、分流督辦制度、檢查考核制度、研究預測制度等等。要根據排查情況，及時研究矛盾糾紛的苗頭、傾向、原因、規律等，掌握工作的主動權，切實將不安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狀態和初始階段。
3.建立健全聯動聯調機制。這是由新時期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決定的，主要包括：一是信息共享，預警聯動。通過糾紛排查和調解網絡的信息反饋，調解指導委員會匯總后，將帶有共性、傾向性、全局性的不安定因素通報各調解組織，使之心中有數，及早開展預防工作。二是部門協作，聯調聯處。對于情況復雜、跨區域、跨系統、跨單位的問題，由調解中心或指導委員會組織協調，確定參與調處部門，共同商定解決問題的方案和措施。三是對于涉及全局性矛盾糾紛的排查處理，實行黨委政府統一領導，全員行動。總之，通過這一機制，將分工負責與聯合調處相結合，將屬地管理與集中接訪相結合，將按程序調處與急事急調、特事特辦相結合，使矛盾化解工作落到實處。
4.健全完善目標責任機制。具體包括：(1)按年度提出明確的目標任務，納入當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體目標之中，并簽訂責任狀。(2)建立矛盾糾紛管轄責任制。即明確各部門矛盾糾紛管轄范圍，明確涉及多個部門的矛盾糾紛的主管部門和協辦單位，明確解決時限。(3)建立矛盾激化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即凡因責任心不強、官僚主義、工作不力而使矛盾激化為刑事案件或集體上訪事件、群體性事件造成嚴重后果的，由所在黨委政府追究單位領導和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并與評比先進、晉職、晉級、獎勵掛鉤，配套實施“一票否決制”。
(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就業，合理調整利益分配，建立扎實的社會穩定基礎
面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和入世的現實，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強化社會保障功能，合理調整分配關系，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是政府的重要職能和突出任務，也是減少矛盾、維護穩定的重要措施。
1.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一是各級政府要在落實“兩個確保”的基礎上擴大到“四個確保”：確保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確保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按時足額發放，確保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按時足額發放，確保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按時足額發放；二是進一步健全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保障對象實行動態管理，對資金實行專項管理，做到應保盡保；三是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把符合條件的城鄉貧困居民都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同時將外商投資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納入社會保障范圍，并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線的發放標準；四是盡快建立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的發生。
2.努力擴大社會就業。就業一人，脫貧一戶，穩定一家。要自覺地把擴大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正確處理結構調整、深化改革、招商引資、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與擴大就業的關系，努力開辟新的就業領域，增加就業崗位。要支持、吸引外商和民間資本來投資、多投資，擴大就業基礎；要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制定完善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使其更多地容納就業；要采取更為積極的措施，引導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對吸納勞動力多的行業和企業，要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給予有力支持；要開發公益性就業崗位，搞好對特困群體的就業援助；要加快以縣城為中心的農村城鎮建設，適度膨脹大中城市，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拆除城鄉壁壘，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異地轉移；要建立“政府幫”、“他人帶”、“自己找”的再就業體系，實現彈性大、靈活性強、多樣化的就業形式和更加寬廣的就業渠道。
3.合理調整利益分配。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社會分配不公平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不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且是危及社會穩定的大問題。中央已經并將采取更大力度，調節、公平分配全社會收入和財富，抑制和縮小收入差距，同時，要充分利用立法、稅收等調節器，把利益分配調整到一個合理的范圍，以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三)深化法制道德教育，加強誠信建設，提高全體公民的素質新晨
這是預防和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措施。以實施“四五”普法規劃為契機，突出抓好世貿組織法律規則、國際經濟法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關法律法規為重點的宣傳教育。要根據我國入世后預防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實際和需要，在普法教育中，大力進行機制、形式和方法的創新，增強實效性；要根據不同對象，區分層次，對從事不同行業、職業和不同年齡段的公民，有的放矢地進行法制道德教育，因人施教，因事施教，因時施教，增強針對性。要下決心把學法用法情況列為任用各級領導干部的基本條件，增強約束力。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要求，以社會主義法律道德為內容，以規范、教育、監督為手段，以提高干部群眾的法律道德素質為目的，發揮法律、道德在調整人際關系中的作用，實現干部群眾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提高和自我發展。要加強誠信建設，構建信用社會，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法人及個人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建立必要的激勵機制，形成“信用就是生命”的公民意識和社會道德。要加大對不講信用行為的道德約束，使人們都能時刻感受到誠信缺失所付出的代價大大高于從不講信用行為中所獲得的利益，使全社會明白失信者一定會“惡有惡報”。同時，政府要通過立法、建制和自己的表率行為，提高公信力，樹立誠信政府形象，以取信于民。
(四)大力提高廣大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依法執政水平和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能力
實踐中，由于行政執法主體混亂，行政執法行為不規范，法律實施機制不健全，執法人員素質低等原因，導致行政不作為、濫用執法權侵害公民合法權益、行政訴訟和集體上訴、群體事件增多的情況比較嚴重；由于公務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缺乏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經驗，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較低，使本來可以在初始階段和萌芽狀態化解的矛盾激化和復雜化，甚至把可以正常解決的問題激發為矛盾糾紛。所以，大力提高行政執法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依法行政、依法執政水平和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能力，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是當務之急。韓非子有句名言：“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只要有一支強有力的、高素質的、對人民負責、對法律負責的“奉法者”隊伍，實現改革、發展、穩定的目標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