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關系調整和世界格局新變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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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與美國等西方大國的關系得到大幅度和一定程度上實質性的改善和發展，相互關系進入了以相對穩定和良性互動為主的新階段。當前大國關系處于冷戰結束以來較好的時期。

俄美元首舉行了多次會晤和互訪，共同揭開了俄美關系新的一頁。雙方簽署了《俄美關于削減進攻性戰略力量條約》，同意10年內將各自擁有的戰略核武器削減2/3，即到2012年底以前將各自戰略核彈頭數額削減到1700～2200枚。(注：《俄美關于削減進攻性戰略力量條約》，見2002年5月24日俄羅斯聯邦總統網站。)該條約達成時間之短和裁減戰略核武器數量幅度之大，在雙方裁軍史上都是空前的。雙方還簽署了《俄美新型戰略關系聯合宣言》，宣布兩國“相互視對方為敵人或者戰略威脅的時代已告結束”，雙方以此為起點“走上了21世紀新關系的道路”。(注：《俄美新型戰略關系聯合宣言》，見2002年5月24日俄羅斯聯邦總統網站。)宣言確立了俄美新型戰略關系的基本框架，兩國商定將采取措施擴大反彈道導彈領域的透明度，探討進行合作的可能性，決定在對付諸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反恐等非傳統領域加強合作。特別是俄美在反恐戰爭中進行的深入和全面合作，是兩國提升關系的突出表現。俄羅斯的合作與支持是美國打擊阿富汗塔利班的戰爭順利進行并很快取得基本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

俄羅斯同北約的關系也得到提升。2002年5月28日，北約—俄羅斯在意大利首都羅馬舉行首腦會議，發表《羅馬宣言》，決定成立北約—俄羅斯理事會，雙方在對方首都或總部建立常設機構，正式將“19+1機制”提升為“20機制”，這意味著雙方進入“新型合作關系”的新階段。在新型關系框架下，雙方將在“共同關心的領域以平等伙伴關系”開展合作，即在反對國際恐怖主義、危機處理、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軍備控制、戰區導彈防御系統、海上營救、民事突發事件、防務改革、應對新威脅與挑戰等領域，俄羅斯與北約成員國都具有“均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稱，俄羅斯與北約的新型關系即20國機制的建立可能改變歐洲安全格局，“標志著俄羅斯與北約關系發生了實質性變化”。(注：陳玉榮：《俄羅斯同西方國家關系發展新階段》，載《國際問題研究》，2002年第5期，第25頁。)與此同時，俄羅斯與歐盟關系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在此背景下，美國與歐盟正式承認俄羅斯是“市場經濟國家”，并在2002年6月底在加拿大舉行的八國首腦會議上，俄羅斯獲得了舉辦2006年八國首腦會議的殊榮，也表明俄羅斯從八國集團的準成員轉為正式成員。綜上所述俄羅斯與美國等西方大國的關系取得歷史性突破，相互關系步入政治、安全、經濟等領域進行全面合作的新時期。

中國國家主席和美國總統布什成功地進行了元首互訪，推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向前發展。布什總統把對華關系定位于由“競爭對手”關系轉變為朋友和“建設性合作關系”，在臺灣問題上明確重申遵守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兩國恢復了戰略對話、人權對話和兩軍接觸與交流。兩國經貿關系進一步發展。雙方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和地區問題特別是在南亞和朝鮮半島問題上加強了磋商與合作，對維護亞太地區和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起了重要作用。兩國在國際反恐斗爭中進行了實質性和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國第一次把“東突伊斯蘭運動”定為恐怖組織，并采取措施切斷其在美國的財援。中美關系不僅走出了“撞機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陰影，回歸到以接觸和對話為主的正軌，而且雙邊關系水平在某些方面還超過克林頓時期。中國與俄羅斯頻繁舉行高層接觸與互訪，推動中俄關系大步前進，全面發展。現在中俄經貿關系、政治互信和戰略協作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兩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進入深入發展和成熟、穩定的新階段。中國同歐盟和日本的關系也取得顯著進展。

大國關系的進展從根本上說是反映和適應了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大國利益交匯增多和相互依存加深的客觀現實與需要，而其主要原因則是恐怖主義的突起和反恐戰爭的發展。

美國對外政策特別是對大國政策是影響大國關系的決定性因素。在“9·11”事件和反恐斗爭背景下，有三大因素促使美國調整其傳統的大國政策思維：第一，美國對其主要安全威脅的再認識。“9·11”之前，美國認為，對其安全主要的現實和潛在的威脅來自于非西方大國即中國、俄羅斯，在遭到“9·11”慘重打擊后，美國猛醒，認識到國際恐怖主義才是其真正主要的現實威脅。美國從而調整其國家安全戰略，把打擊和清除國際恐怖主義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家安全戰略的中心目標和重點。第二，主要矛盾的轉移。冷戰后，美國一直把它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矛盾視做主要矛盾，并根據這一判斷展開其安全戰略布局與行動。“9·11”事件表明美國已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打擊對象，美國這才認識到其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與國際恐怖主義的矛盾，并據此重新展開其國家對外戰略布局，而把其與中俄的矛盾適時后移，并暫做淡化處理。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國霸權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的矛盾。世界其他基本矛盾如西西矛盾、南北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美國與其他力量中心之間單極與多極的矛盾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這也是大國關系改善和提升的主要動因之一。第三，美國對反恐斗爭艱巨性、復雜性的重新認識。“9·11”后，美國認識到國際恐怖主義已成大氣候，以“基地”為中心的恐怖主義分子和網絡遍布全球60多個國家，形成了能協調、指揮重大恐怖行動的世界恐怖主義領導中心，出現了恐怖主義戰略家，恐怖主義組織有能力發起大規模的非常規戰爭。美國還把恐怖主義同大規模武器擴散合二為一，把打擊無形的恐怖主義同打擊它所謂的支持恐怖主義“無賴國家”結合起來。這極大地增加了反恐斗爭的難度。美國深感反恐單靠其一國之力難以奏效，必須加強國際合作，尤需借重其他大國的力量。因此，反恐為大國提升關系、加強合作提供了新的動力、契機和平臺。

大國關系的良性發展也是其他大國從客觀現實出發，對美國實行靈活務實政策的結果。可以說現在是大國發展關系的機遇期和大國對抗的間歇期。

歐美關系逆向演變趨勢

大國關系最突出的變化是歐美關系的逆向演變。所謂逆向演變不是說雙方將從盟友關系演變為敵對關系，而是指歐美加速漸行漸遠、裂痕愈益擴大。2002年歐美矛盾全面發展和激化。在世界安全戰略領域，歐盟反對美國退出反導條約，對美國片面謀求自己的絕對安全和絕對軍事優勢深表疑慮，認為這將嚴重沖擊世界安全體系，打亂世界戰略力量平衡，從根本上損害歐洲的安全利益。歐盟還致力于發展自己的獨立防務能力，加速組建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為最終自主歐洲安全創造條件。美國對此耿耿于懷，盡可能予以牽制和阻撓，竭力將歐盟的防務力量納入北約框架之中，實際上是納入美國的支配之下。在世界政治格局問題上，歐盟主張世界走向多極化，認為這是實現世界力量結構平衡與穩定、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基礎，反對美國推行單極獨霸戰略。有的歐盟大國公開認為由一個超級大國主宰天下是當代世界面臨的最大危險。歐盟以實際行動致力于擴大和深化其一體化進程，加快走向獨立一極的步伐。美國則堅持并強化單極獨霸政策，竭力牽制和阻撓歐盟作為獨立一極崛起的努力。在國際關系問題上，歐盟主張維護現存的國際條約、協議和準則，尊重各國的獨立和主權，反對美國單方面違反、否定和退出國際條約和協定，認為美國這樣做最后可能導致世界秩序的破壞以至蕩然無存，從而可能造成天下大亂。歐盟不同意美國提出的“先發制人”戰略，認為這可能為一國侵犯別國主權以至侵略別國領土制造借口，法國總統希拉克甚至公開指出：“‘先發制人’論可能成為發動戰爭正當化的借口”。(注：《先發制人論成為新的火種》，載[日]《產經新聞》，2002年11月22日。)歐盟主張通過雙邊和多邊協商、對話、合作，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反對美國搞單邊主義、強加于人甚至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的行為。在對待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問題上，歐盟不認同美國把它不喜歡的國家扣上“無賴國家”和“邪惡軸心”的罪名，動輒對它們進行制裁、封鎖、打壓以至動武的霸道做法。歐盟還反美國之道而行之，同其中的大多數國家發展關系、開展合作，大多數歐盟成員國甚至同被美國定為“邪惡軸心”的伊朗和朝鮮恢復或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歐盟還不同意美國一味偏袒以色列和排擠打壓阿拉法特的中東政策，堅持認為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合法領袖，并堅持同他打交道，主張在誰當巴勒斯坦領導人問題上應由巴人民選舉決定，外國不應干涉。就在美國政府提出包括更換巴領導人內容在內的新中東政策不久，歐盟通過一項新中東和平計劃，提出不少比美國方案公正合理得多的建議，無異于同美國打擂臺，受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歡迎。在反恐問題上，歐盟不同意美國搞反恐擴大化和單靠武力解決恐怖主義問題的做法，認為打恐要有證據，反恐要標本兼治，既要打恐，也要防止和解決南北差距擴大等根本性問題。歐盟主張由聯合國在國際反恐行動中發揮主導作用，反對由美國一家說了算，尤其反對美國單方面對伊拉克動武和擅自改換伊拉克政權，并力促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排除授權美國自動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關于伊拉克問題的新決議，打亂了美政府攻伊倒薩的戰略部署。在經貿領域，美國宣布對進口鋼鐵產品加征30%關稅的決定受到歐盟的強烈抵制，歐盟隨即決定對進口的15種鋼鐵產品也加征14.9%到26%的進口關稅，并宣布對價值近4億歐元的美國其他商品加征100%的進口關稅。雖然由于美國讓步，這一輪短兵相接的貿易戰暫告平息，但由于各自貿易保護主義上升，雙方今后制裁與反制裁、報復與反報復的較量終難避免，并將呈深化與擴大之勢。總之，2002年歐美矛盾發展在廣度、深度和強度上都是多年來罕見的。歐盟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不但敢于對美國說“不”，而且敢于公開對美國的單邊強權政策進行抨擊和批評。德國和法國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甚至不惜與美國反目、同美國頂著干。這些表明，歐盟已成為世界上抵制與牽制美國單邊主義的主要力量之一。

歐美矛盾全面加劇和深化是時代和歷史條件及雙方實力地位變化的必然產物，也是由雙方在新的國際背景下對于國際政治與世界安全及戰略格局等當代重大問題存在著理念和利害取向差異這一現實所決定的。其一，共同戰略對手的消失使歐美聯盟內聚力越來越減弱。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后，歐美矛盾雖有所上升，但由于俄羅斯演變方向未明，政治走向未定，且雙方需時間消化冷戰勝利成果，矛盾尚不突出。俄羅斯作為北約主要戰略對手的特性已基本消失，不再對歐美構成嚴重威脅。這使歐美聯盟的基礎大受削弱，歐盟對美國安全上的依賴陡降，歐美雙方在政治和軍事上的依存關系和對對方的戰略重要性呈下降趨勢，原先被共同對手和主要威脅所掩蓋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其二，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朝著淡化意識形態和集團意識的方向演變，歐美在相互關系中都更注意謀求自身利益。在當代歷史條件下，世界主要力量爆發全局性沖突和戰爭的因素基本消除，大國關系趨于穩定和發展，世界總體和平與緩和潮流勢難逆轉，發展經濟普遍成為包括歐美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戰略中心和重點。這使歐美之間主要聯系紐帶——政治軍事聯盟關系和意識形態因素日趨松散，利益紛爭增多。其三，歐盟不斷崛起，要求在歐美聯盟中重新定位。歐盟隨著一體化建設的進展和規模的擴大，力量不斷發展壯大。2002年歐元正式進入流通領域，并確定了吸收10個新成員國的時間表，這將推動歐盟一體化進程和整體實力向縱深發展和進一步壯大。歐盟的崛起勢必推動它要求在歐美聯盟中和世界舞臺上進行權力再分配和角色的重新定位。歐盟與美國爭權的要求和成為世界上獨立一極意識的增強勢必同美國維護其北約霸主地位和強化世界單極獨霸戰略相抵觸。其四，美國單邊主義同歐盟戰略目標與利益的碰撞。布什總統上臺后，特別在“9·11”事件與反恐戰爭爆發后，利用美國獨超強勢地位，加緊全球戰略攻勢，大搞單邊主義外交。從否定“京都議定書”到退出“反導條約”，從單方面謀求絕對安全和絕對軍事優勢到緊鑼密鼓準備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從提出“邪惡軸心”到提出“先發制人”戰略，從加強對歐洲安全的主導到加緊對全球戰略要地的軍事滲透和控制，無一不表明美國為了加速實現獨霸全球目標，不惜沖擊和危害現有的世界政治、安全、生態體系，打亂世界戰略平衡，損害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基礎。這同歐盟追求與美國的平等伙伴地位和世界獨立一極，以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戰略目標相違背，直接損害了歐盟的政治、安全、經濟和生態利益。其五，反恐戰爭凸顯了歐美利益分野。“9·11”事件證明，國際恐怖主義打擊目標主要指向美國而不是歐盟。歐盟支持美國打恐有維護自身安全的考慮，也是為了盡盟國的義務。美國搞反恐擴大化，以反恐名義打擊異己國家政權，謀求自身霸權利益，勢將激化受害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反過來助長國際恐怖組織的恐怖暴力活動。歐盟為了避免惹火燒身，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打擊對象之一，只有不將自己綁在美國反恐戰車上，而同美國拉開距離。

歐美矛盾是全方位、多方面的。雙方矛盾的焦點是單邊與多邊、單極與多極之爭，矛盾的實質是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誠然，美歐矛盾是西方聯盟的內部矛盾，雙方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合作與協調仍是主要的，但現在歐美關系同冷戰時期和冷戰結束初期相比，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實質性變化。歐盟對美國離心傾向越來越大，聯盟裂痕不斷加深。美歐關系正進入一個關鍵的過渡時期。這就是歐盟從美國的小伙伴逐漸向獨立一極的角色過渡；在聯盟中由美主歐從關系向平等伙伴關系過渡；美歐由實質性盟友關系向象征性盟友以至朋友關系過渡。這個過渡時期是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這個演變是漸進的和長期的，但反映了時代與歷史發展趨勢，是不可避免的。這個過渡時期實際上已拉開了序幕。

美國與中俄關系仍存在潛在危機因素

中俄仍是美國大國戰略應對的重點。雖然美國與中俄關系出現良性變化，矛盾有所緩和，但其關系固有性質沒有根本變化，矛盾主要以潛在形式深化和發展。第一，美國即使以反恐作為戰略重點和中心，也未改變對中俄防范、遏制戰略，在有些方面還有所加強。美國加緊發展反導系統，把中俄列為核打擊目標。借反恐之機大舉進兵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與其中一些國家建立準軍事同盟關系，在其境內建立永久性軍事基地，謀求把該地區從俄羅斯的傳統勢力范圍和地緣后院變成美國推行遏俄戰略的前沿，并啟動北約新一輪大規模東擴，還把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納入麾下，把俄羅斯在中、東歐地區的傳統勢力范圍和戰略緩沖地帶蠶食殆盡，對俄羅斯實施“零距離”遏制戰略。表面上重申“一中”原則，行動上阻撓中國的和平統一進程：公開發出武力“協防臺灣”甚至必要時用核武器“保護”臺灣的威脅，搞對臺軍售升級，首次向臺出售基德艦和潛水艇等進攻性武器，提升對臺官方關系，首次允許臺灣當局所謂“國防部長”訪美，同臺灣當局進行公開和秘密的軍事與情報交流與合作，以關島為基地，加強在亞太前沿的戰略軍事力量部署。這些舉措對中、俄戰略利益構成嚴重挑戰，使美國與中俄關系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潛在沖突的危機。第二，美國把反恐作為第一要務帶有階段性和臨時性。從長遠和根本上看，美國堅持把中俄當做其稱霸世界的主要障礙和主要的潛在戰略對手。一旦美國基本完成反恐任務，很可能將其戰略重點重新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美國與中俄的戰略矛盾可能重新激化和突出。

現在國內外對美國調整國家安全戰略對大國關系的影響的認識存在兩個誤區：一是認為美國提出“先發制人”戰略完全改變了美國實行了幾十年的威懾、遏制戰略，是針對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和俄羅斯等大國在內。這是不確切的。其實美國對大國仍主要實行威懾、遏制戰略。“先發制人”主要是針對它們所謂支持恐怖主義和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而不是針對中、俄等大國，因為美國承擔不了這樣做的嚴重后果和代價。二是認為美國調整國家安全戰略后，把反恐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其冷戰思維和冷戰政策殘余不復存在，大國關系從此進入消除對抗和全面合作的新時代。這種觀點同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實踐有很大距離，是站不住腳的。

世界多極化進程曲折發展

美國一超獨大地位和在大國關系中的主軸作用增強，霸氣高漲；同時，大國關系互動和力量重組態勢愈益朝著牽制美霸的方向發展，世界多極化進程繼續在曲折中發展。

大國的作用和地位是由實力對比和大國之間相互依賴程度決定的。美國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力量繼續擴張，對諸強的實力優勢繼續擴大；美國在政治、外交、安全、經濟上對諸強國的影響遠超過諸強國對美國的影響。美國依仗實力強勢和天下無戰略對手的“機遇期”，大搞單邊主義、黷武主義和反恐擴大化，以期加速實現其獨霸世界的戰略目標。

大國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和美國強化單極獨霸戰略促進了大國力量重組趨勢的發展。中俄在政治和戰略上愈益靠近，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斷深化和充實。歐盟同中俄關系愈益密切和加深，同美國拉開更大距離。在當代條件下，大國力量重組并不意味著大國重新聯合和結盟，更不意味著大國將走向對抗，而是意味著實力較弱的大國為了自己國家的根本利益，增強互相借重和加大發展相互關系的力度，在國際法的框架中加強協調、合作，共同制衡惟一超級大國單極獨霸世界的戰略。這種新型的大國力量重組趨勢有利于保持世界戰略力量的平衡和穩定，是促進世界多極格局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當前大國力量對比和關系互動態勢對世界戰略格局的變化產生了復雜影響。

美國推行全球戰略的終極目的是建立由它支配的單極世界秩序。布什政府調整國家安全戰略，謀求絕對安全和絕對軍事優勢，推出“先發制人”戰略，強化單邊主義，根本出發點都是為了加速實現這一目標。現在美國GDP約占世界的30%，軍費開支約占世界的41%，美國綜合國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對其他大國的優勢有所擴大。美國以強大軍力作后盾，打著反恐旗號，擴大在海外駐軍，現在美國在世界上130多個國家程度不同地保持軍事存在，在一些地區擴大了地緣政治版圖和勢力范圍。美國的獨超強勢和強化全球戰略攻勢給多極化進程帶來新的困難和曲折。在一定意義上看，當前世界戰略格局帶有某些單極色彩，美國的世界主角地位和在國際事務中的主要作用有所強化。但是，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也應做恰如其分的估計，不應夸大，更不應將其神化。就經濟力量而言，當今世界存在三個中心，即美國、歐盟和東亞，并不只有美國一個中心。就軍事力量而言，不能籠統地說美國在世界上占絕對優勢，世界戰略力量仍基本保持均勢。因為僅俄羅斯一個核大國就擁有同美國大體相等的戰略核力量，即使根據俄美新的削減戰略核力量條約，到2012年雙方都將保有1700～2200枚戰略核彈頭，在戰略核力量上雙方仍是勢均力敵。總言之，俄美都保有能摧毀對方多次的核打擊能力，大國之間特別是俄美之間“核恐怖平衡”并沒有被打破。就外交而言，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全球戰略攻勢并不是處處旗開得勝，在不少問題上碰壁受挫：搞反恐擴大化和提出“先發制人”戰略受到包括其盟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非議和反對；在日內瓦人權大會上提出反華提案連年失敗，并落選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推行偏袒以色列、打壓阿拉法特的中東政策陷于孤立；對一些國家的“遏制”政策未能得逞，等等，這些表明美國在世界上不能為所欲為，更不能主宰世界的命運。現在西方有人宣揚當今世界已成為美國獨家主導的單極世界，美國已是“君臨天下”的“世界新帝國”，顯系夸大不實之詞。美國固然憑獨超強勢給多極化進程帶來干擾和沖擊，但其單極圖謀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抵制和牽制。同時，促進世界多極化的力量也在發展。美國不能扭轉世界多極格局的發展方向，世界多極化趨勢仍在曲折中向前推進。 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