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性善與性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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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日至2日，“《文史哲》雜志人文高端論壇之五”在濟南南郊舉行，來自中國大陸及臺灣高校的近三十位知名學者與會。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自由主義是西方政治哲學之大宗，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和標志，兩者長期以來曾經勢如冰火。自由主義者一度認為，儒學不止是專制制度的幫兇，更是這種制度的直接設計者。第一代港臺新儒家曾致力于從“老內圣”開出“新外王”（民主和科學），但與此同時卻又堅稱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性。那么，如何界定這種獨特性？長期以來，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性善論”是儒家“德治”或“人治”的根基，而“性惡論”則構成西方自由主義“法治”的前提。這種觀點雖有以偏概全之弊，但深究下去似乎也不無道理。例如，荀子主張“性惡”，強調“明禮義以化之”，然而，問題一旦涉及如何“明”、如何“化”，諸如“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心之官則思”等“準性善”命題，便自覺不自覺地登場。就此而言，儒學從根本上離不開“性善”基因。西方自由主義雖然不乏理性主義光輝，比如將社會契約視為人類理性的自然選擇，但霍布斯的“人對人是狼”的“自然狀態(tài)”預設，卻使我們聯想到荀子的“性惡”學說。更何況，西方憲政制度背后，還有一個更加源遠流長的基督教傳統，“原罪”說則是其基要教義。有鑒于此，《文史哲》編輯部以“‘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為題，舉辦第五屆人文高端論壇。

本屆論壇以《文史哲》編輯部與《中華讀書報》社聯合評選的“2014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作為開幕式。主辦方和與會者就“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引起空前關注”、“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后續(xù)效應、“”話題的學術化、“陸臺新儒家之爭”、“學術大師”的資格問題、熱點評選能否“反映時代的狀況”、“人文研究的精神氣候正在重構”、“該人文學者登場了”、“中國的人文理想、價值理念被世界認同”等各抒己見。

上述熱點及熱議，構成論壇研討的時代背景。作為十大熱點之一，“陸臺新儒家之爭”直接涉及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問題。首都師范大學陳明教授含蓄地認為，以西方自由主義為參照物的港臺新儒學已經過時。臺灣慈濟大學林安梧教授則指出，港臺儒學至少存在三四個流派（其中有些比較低調），直接擁抱西方現性與自由主義的儒學思路早已不能代表港臺儒學的新氣象。如此看來，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已然享有共同的“中國本位”意識。不過，儒學與自由主義，未必截然二分。清華大學唐文明教授力求坐實陳寅恪關于王國維具有“獨立之精神”的評論。通過援引消極自由、反思自由、社會自由的劃分，唐教授最后將陳寅恪筆下的王國維式“自由”界定為“倫理自由”。山東大學謝文郁教授贊賞唐文抓住了人乃是在特定的社會傳統中行使自由這一基本事實。山東大學郭萍博士和黃玉順教授則試圖借助“本源性的自由”概念，論定孔、孟、荀實乃“中國自由主義者”。

對于“究竟何為自由”，復旦大學孫向晨教授認為，“權利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區(qū)分，然而這兩種基于個體本位的“自由”概念都不足以支撐個體本身，為此還需要一種黑格爾式的“社會自由”。而針對山東大學顏炳罡教授“以仁義為體，以自由為用”的構想，張祥龍教授認為，在人之為人層面，“自由”（在更深長的時間意識中進行選擇）構成人的“本性”，而不能稱之為“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全喜教授則認為，自由問題與自由主義完全是兩檔事情，后者的核心即“個人自由的邊界不要受制于外部強勢的壓迫”。話題因而向原定的論壇主題回歸。那么，作為兩種政治理念，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分野，究竟能否歸結為“性本善”與“性本惡”的對立？對此，絕大多數學者表示難以認同。清華大學方朝暉教授指出，在《孟子》得勢之前，荀子、董仲舒、王充、劉向等均反對“性善”說。此外，他還指出：《荀子》的“性惡”論立場，并不妨礙其“德治”與“人治”理念；西方近代政治哲學中的“性惡”論者多半主張君主專制，“性善”論者才是民主制度的擁躉。中國人民大學秦暉教授指出，實際上并不存在什么“西方性善，中國性惡”，或“中國人重視道德，西方人重視制度約束”的定論。黃玉順教授則征引王船山“性日生日成”提法，指出儒家的人性論其實非常復雜。張祥龍教授則指出：霍布斯預設“人對人是狼”的“自然狀態(tài)”，然而“親子之愛”現象對此“性惡”預設構成深刻挑戰(zhàn)；霍布斯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體系，寧肯蹩腳地挑戰(zhàn)“親子之愛”現象。人性論的主觀捏造性由此可見一斑。林安梧教授總結道，論壇就此已經達成一個重要共識，徹底打破了“基于人性論證制度”的迷思。

實際上，儒學和自由主義均表現出兼蓄“性善”論與“性惡”論的格局。制度旨在糾偏，故不可能預設人性全善；制度須藉人性而運行，“性善”因素因而不可或缺。中國人民大學任劍濤教授認為，從來沒有一種國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單純的“性善”論或“性惡”論基礎上的。中國人民大學梁濤教授則提出《荀子》“性惡心善”說，認為健全的“心性－政治”理論必然同時兼顧“向下”、“向上”兩種生存傾向。山東大學何中華教授進而分疏了“性善”論的超越性與“性惡”論的經驗性，認為其中隱含深刻的中西思維方式差異。與會學者總體上一致認為，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并不存在諸如“性本善”對“性本惡”的本體論鴻溝。就此而言，二者有進一步融合的空間。實際上，“五四”百年之后，學養(yǎng)豐厚的激進自由主義者已經很稀罕了。對此，上海師范大學蕭功秦教授提出三點觀察：第一，西方那一套已經喪失其普世性地位；第二，中國本土的文化被視為可資吸收的資源，不是完全可以拋棄的東西；第三，較之1980年代初，學界如今已經頗有家底，冷靜的思考大大取代了情緒化的東西。面對曾經強勢的自由主義話語，學界似乎正在嘗試深度調和。而對“自由”概念進行辨析，則是這項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

有意思的是，部分具有儒家情懷的學者，試圖反過來刺激一下自由主義。慕朵生認為，自由主義的歷史淵源在于基督教，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自由主義者批判質疑儒家文化，乃至投身基督教懷抱，乃是中華文明衰微的重要原因。顏炳罡教授則提出“以仁義為體，以自由為用”的設想，其中明顯蘊含“以儒家價值為本”的訴求。而作為一名基督徒學者，謝文郁教授同樣具有濃厚的儒家情結。在簡單指出基督教“原罪”不等于“性惡”之后，他轉而區(qū)分“責任政治”與“權利政治”。要之，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不負責培養(yǎng)責任意識，盲目移植這種政治體制，已在世界各地造成有目共睹的社會災難。中國兩千多年來則采取“責任在先，權利在后”的模式，政府主導社會成員責任意識的培養(yǎng)，社會成員在各盡其責的基礎上享有權利。當然，在過去兩千多年的運行中，這個體制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最高領袖，也即天子／皇帝責任意識的培養(yǎng)問題。在正視“責任政治”傳統的基礎上，吸收“權利政治”的某些優(yōu)點，大概才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出路所在。

作者：鄒曉東 單位：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