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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資源配置角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出分析。首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作出界定,并簡要分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由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地位轉變;其次從以下三方面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作出分析,即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時,政府作用并未削弱,市場在特殊時期不應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具有中國特色。最后得出的結論與啟示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正常運轉,需要政府作用的良好發揮,需要政府在特殊時期進行必要地調控干預,需要政府對私有資本的力量施加必要的約束。
關鍵詞:資源配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基礎性作用;決定性作用
1引言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市場的作用定位在中央文件中由“基礎性”轉變為“決定性”,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的進一步深化,與實踐的進一步發展。近年來,國內學術界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資源配置的文獻為數不少,在此擇出有代表性者予以綜述。在這些代表性文獻中,部分文獻從若干角度較全面地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張瑞生(2011)認為其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優勢,并應解決其在思想建設以及現實實踐等方面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陳慶修(2013)認為更好發揮其作用應把握五個方面。謝地(2013)認為需從勞動價值論這一理論基礎,以及微觀、中觀、宏觀、國際經濟這四個視角,來理解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市場經濟。胡曉鵬(2015)認為其在起源、功能、模式等方面,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一系列特殊性。張明(2015)認為應從市場經濟機制與市場經濟精神這兩個角度來對其作出整體性解讀;既要貫徹前者,也要規避后者的不利作用。楊承訓(2016)認為其特殊規律可以概括為“四個結合”,并且應駕馭這些特殊規律以興利除弊。也有部分文獻著重從某一個或幾個角度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陳慶修(2013)強調了市場機制與市場規律的重要性,認為應注重用制度的方式來鞏固其成果。王豐(2015)論證了其不是“新國家資本主義”,并在此基礎上闡明其本質。高惠珠和趙建芬(2016)認為勞動本體論是其價值論基礎,澄清這一點對于明確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巫文強(2017)認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其關鍵。在從特定角度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聚焦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重大變革。史蕾(2014)歷史地梳理了黨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認識演變歷程及其內在邏輯。邱海平(2015)指出了中國現階段資源配置的基本現狀和存在的主要問題。杜人淮和申月(2015)認為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內涵包括統領性、先導性、滲透性、公平性。冒佩華和王朝科(2014)、陳文通(2015)著重分析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若干條件。秦廷華(2014)認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破除體制機制束縛,沖破利益固化藩籬,從體制上解決權力尋租問題。程恩富和高建昆(2014)指出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決定性作用在經濟基礎、政府調節方式和調節領域這幾方面存在不同。本文將主要基于資源配置的視角,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出分析。論述具體可分為三個方面:政府作用并未因市場決定性作用而削弱;市場在特殊時期不應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具有中國特色。
2兩類市場經濟的特征比較
在從資源配置的角度進行論述之前,首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作出界定。把握這一獨特的市場經濟形態的特征,是分析其資源配置方式的邏輯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種種特征。第一,公有制居于主體地位,這是其基本特征。不同于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其以公有制為基礎。這就保證了是國有資本而非私有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大局起掌控作用,并且這種掌控作用,主要是靠國有經濟,靠國有大中型企業,對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起支配作用而做到的。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不僅不會削弱國有經濟的實力,反而使其能輕裝上陣,精準把握關鍵領域。第二,共同富裕是根本目標。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少數資本家致富為根本目標,其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盡管我國當前收入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但黨和政府正采取多種措施,力圖保護合法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以實現共同富裕,增進社會和諧。當前已開始推行的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以及正在醞釀中的房產稅,便是精準調控收入差距,遏制貧富兩極分化的利民惠民舉措。第三,宏觀調控強有力。雖然說中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而非計劃經濟,但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是不可拋棄的一個重大優勢。實現共同富裕是強有力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強有力宏觀調控的可能性。這種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能將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并且能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做得更好,更有成效。當前的宏觀調控正從側重于調節刺激需求側轉向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大水漫灌轉向精準施策,在供給不足轉向供給過剩的新形勢下優化供給結構,提升供給質量。
3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方式變革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對于經濟轉型剛剛進行了十多年的中國,無疑是從中央層面體現了對市場配置資源的高度認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此明確。那既然如此,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何還要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呢?這是因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并沒有明確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與市場兩者究竟誰起主導作用,也可以理解為以市場為基礎、以政府為主導”[13]。盡管產品價格已基本由市場決定,但生產要素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受政府的決定或干預。這不利于中國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而如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且這一點在中共上得到重申,這體現了中央層面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更加透徹,也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以更一往無前的氣魄破除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種種障礙。4政府作用并未因市場決定性作用而削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政府在資源配置中就可以不起作用,也并不等于走向“市場萬能論”。“市場萬能論”這一觀點并不新鮮,遠至亞當•斯密時代,近至如今的新自由主義,都熱切地反對政府干預市場。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由理性人假設出發,可以推導出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以至于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理論的一整套嚴密的理論體系。在這個嚴密的理論體系中,并沒有政府的容身之處。然而,從1825年英國爆發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來,“市場萬能論”便被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尤其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以及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更是表明了政府作用被削弱、政府監管不力的嚴重后果。在近30年來,自1989年針對拉美經濟改革的“華盛頓共識”被提出,以及基于“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被應用于原蘇東國家以來,歷史已經見證了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對這些國家所造成的種種惡果。因此,政府并不是市場的絕對對立面,而是市場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當有效發揮其宏觀調控職能,盡可能防患于未然,以使得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得以良性運轉。體現在擴大再生產模型中,便是在宏觀上對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進行監控,處理好兩大部類的關系,避免社會再生產出現停滯與倒退;在中觀上使得兩大部類內部的各副類之間基本保持平衡關系,避免局部危機蔓延為全局危機;在微觀上維持好個別資本運行,為產業資本的循環與周轉提供因行業與地區而異的精準保障。
5市場在特殊時期不應起決定性作用
在當代西方宏觀經濟學中,有短期與長期的概念。但這里的短期與長期,并不是指物理意義上的時間長短。短期關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狀況,長期關注經濟運行的平均趨勢。如果短期中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即如同1929—1933年“大蕭條”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情形,那么在短期中仍任由市場發揮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顯然是不明智的。此時政府應當果斷出手,對資源配置進行臨時干預,甚至在局部領域對資源配置臨時發揮決定性作用。如美國政府就曾在國際金融危機時,對房利美和房地美等金融機構直接提供資金援助。在足夠長的長期中,市場的自發作用使得經濟周期的波峰與波谷有相互抵消的趨勢。此時從總體來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確發揮了最終的決定性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說,政府不能任由市場在短期的波谷中決定資源配置。對于這個長期與短期的問題,凱恩斯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在長期中我們都死了。如果經濟學家們在狂風暴雨的季節僅能告訴我們,當暴風雨已成為久遠的過去時,大海會再度平靜,那他們給自己設定的任務就太簡單、太沒用了(英文原文參:Keynes,J.M.ATractonMonetaryReform[M].London:Macmillian,1923.)。”體現在擴大再生產模型中,當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已得不到經常滿足時,社會再生產將面臨長期運行失衡的局面。大量個別資本已因循環周轉難以為繼而破產,工人也因工資待遇不佳甚至長期失業而使勞動能力下降。這意味著社會再生產如果想要在被破壞后艱難重建,恢復到原有規模,需要高昂的經濟社會成本。
6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具有中國特色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與其他國家或者政治制度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有所不同。從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時所從屬的經濟體制來看,中國實行的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前文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種種特征。這就表明,市場在中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決定性作用時,要受到這些特征的約束;而不是任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盡管幾乎每個國家或地區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都會受到程度或高或低、情形各有不同的約束;但中國經濟中的這些約束是具有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經濟中的這些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約束,歸結到一點,就是允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而不允許私有資本的力量決定經濟社會的發展大局,這里的私有資本主要指民營資本與外國企業資本。盡管市場已經被經濟實踐證明為是一種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如果不對其施加必要的約束,就會使私有資本的力量統治整個國民經濟,進而將其觸角蔓延到社會與文化乃至政治領域。這會危害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說,中國雖然搞市場經濟,允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但不允許私有資本操控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不允許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基礎受到絲毫侵蝕。這一點在現實層面符合中國改革發展實際,在理論層面也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體現在擴大再生產模型中,國有資本應在兩大部類的關鍵副類中占有支配地位,這樣國有資本才有實力在宏觀上調控兩大部類關系,在中觀上為其他副類的良性運行創造條件,在微觀上為個別資本的運行提供良好的宏觀與中觀環境。
7結語
本文從三個角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展開了論述。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得出的結論與啟示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正常運轉,需要政府盡可能防患于未然,需要政府在特殊時期進行必要的調控干預,需要政府對私有資本的力量施加必要的約束。歸結起來,也就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也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即在發揮好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在理論上深化發展社會再生產的理論模型,并借鑒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有益成分;需要在實踐上總結自身發展的成敗得失,并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獲得啟示。這一課題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在中國經濟的改革發展過程中去不斷探索、總結與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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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靳濟遠 單位: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