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衍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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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五期

“福利國家生產系統”這一概念在國內學界鮮有提及。在國家和社會關系視野下，“福利國家生產系統”作為一種結構性分析方法，是從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入手，來重新審視福利國家的變遷過程。理解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衍生及其內部差異，其意義在于兩點。一是回答為什么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是多樣性的。通過對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內部差異的分析，我們能夠認識到，國家和社會之間關系程度的差異導致了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內部的差異，并形成了三種基本模式：國家職能供給最小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國家和社會進行法團式協作的，是歐洲大陸模式；國家職能供給最為全面的，是斯堪的納維納模式。可以說，資本主義世界之所以多樣，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其生產系統所體現的國家和社會關系程度不同。二是為進一步研究福利國家改革的“私有化”問題奠定基礎。結構分析的方法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分析福利國家的框架：生產系統和分配系統。那么，以這樣的方法出發，我們發現福利國家改革中“私有化”的部分，絕大部分發生在生產系統領域，除此之外私有化的特征并不明顯。

一、產生和雛形：國家和社會關系基礎上的生產系統

福利國家發生于資本主義，因此，關于生產系統的討論，可上溯至資本主義的發展初期。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并沒有生產系統。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即談到“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并由此對“勞動分工”展開詳細論述，以論證勞動乃國富之源泉的核心論點。《國富論》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斯密對人類勞動行為的重視，不僅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基調，亦為生產系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為沒有勞動，生產就無從談起，生產系統亦只能是水月鏡花。馬克思對勞動和生產的認識無疑比斯密更進一步。雖然馬克思也并未提及“生產系統”的概念，但卻把生產、消費、分配和交換這些人類生產過程中的基本活動，在邏輯上予以梳理和分析。他批判了這種生產過程中三段論式的邏輯關聯，即“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馬克思駁斥了李嘉圖生產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生產和分配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換言之，生產本身也是一種分配。這實際上就是生產系統和初次分配之間的淵源。

在馬克思的分析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的邏輯鏈條，生產系統已經具有了雛形。從斯密到馬克思，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雛形已經開始醞釀。它具有兩個基本特點。第一，它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沒有勞動就沒有生產。斯密把勞動視為創造國民財富的源泉，而馬克思則把勞動視作人不同于其他動物的最本質特征。可以說，勞動是生產系統生發的基礎。勞動分工論則強化了這一論斷。斯密認為，人的自利性是通過勞動分工實現社會財富的增長。換言之，如果沒有勞動分工，個體的收益就無法轉化為社會整體的收益。另外，勞動分工還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有了分工，同數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勞動工作量”，從而促進生產。馬克思對斯密的勞動分工說持正面評價，并以此作為反駁蒲魯東批評勞動分工論的論據，認為機器工業化使得勞動分工本身也在發展，不同于斯密時期的手工工場的勞動分工。生產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勞動分工方式，而勞動分工亦對生產方式的變化產生影響。第二，生產方式由個體性到社會性，從個人的利益計算發展到社會間的合作，這就為生產系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斯密之所以被政治經濟學者推崇為自由主義之泰斗，因其認為個體的自利性有助于實現社會的整體性進步。狄德羅亦認為，人天然是一種社會性生物。傳統觀點認為馬克思所強調的集體性和自由主義之間乃天然對立。實則不然。尤其在生產系統領域，馬克思贊同個體的價值性對衡量勞動價值的重要意義，他援引霍布斯《利維坦》中關于個體價值應償性的論斷來定義勞動的價值。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這一生產過程的整體性分析，實際上反映了生產的社會化過程，以及生產的社會協作方式。從生產的個體自利性，到生產的社會協作性，這就為生產系統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一旦當生產從個體行為演變為社會行為，國家這一變量就必然介入其中，因為自霍布斯始，契約渡讓出來的利維坦就在社會生產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生產就是基于國家和社會關系之上的生產。這時的生產，是社會化大生產，猶如馬克思對斯密勞動分工在不同時期的差異的預見一樣，已經完全不同于過去的生產了。在國家和社會關系基礎上形成的生產，就是生產系統。而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具體體現正是政府和市場關系。

二、衍生和變異：福利國家生產系統

“福利生產系統”（WelfareProductionRegimes）最早由伊芙琳•胡博和約翰•史蒂芬（EvelyneHuberandJohnStephens）在2001年提出。他們認為，“生產系統”關涉福利國家的體制，是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構成的系統。在生產系統中，相關的制度包括公營和私營企業制度、勞資利益行會（如商業行會和雇主聯盟）制度、勞動力市場制度、進行經濟決策的政府部門，以及這些組織之間的互通關系；相關的政策包括勞動力市場政策、宏觀經濟政策、貿易政策、工業政策，以及金融管制。這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構成了塑造人們行為動機和規范的框架，并且不太容易受到短期政治操控行為的影響。由上可見，福利國家的生產系統，涉及到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組織、勞動力等要素，本質上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提出并非偶然。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很多學者已經開始反思福利國家發展的理論，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福利緊縮理論提出質疑。相較于福利緊縮的政治學分析，不少學者認為福利國家并沒有出現明顯的緊縮。尤其以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保羅•皮爾遜為首的福利研究學者把批評福利緊縮的分析稱為福利國家的新政治學。福利國家生產系統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胡博和史蒂芬試圖從“生產系統”角度對傳統的福利理論進行反思，為福利國家的發展正名。當然，對于把勞動、生產以及生產系統看作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要核之一，不乏批評者。這些批評者把關于生產系統的新說視為對傳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分析的異數，甚至是背叛。馬克斯•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分析，比起馬克思極具批判性的思路而言，要溫和得多。他似乎并不承認勞動和生產這類外在行為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也不會對資本家攫取剩余價值的特性進行批判；相反，他認為人的理性技術程序決定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換言之，是主觀而非客觀，意識而非物質，理性而非勞動和生產，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類似地，熊彼特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專門花費一篇共十章來分析資本主義能否存活，最終得出結論：資本主義能夠存活，其原因是不斷的生產技術變革或是“產業突變”（IndustrialMutation）。這里，熊彼特再次強調了一種技術變遷量性積累基礎之上的偶然性，從而否定了客觀性或物質性的基礎性作用，亦否定了勞動價值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除非勞動是生產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勞動都是同一性質，否則它絕不會順利地起作用”。對勞動價值論的貶斥，實際上正是對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根本性懷疑。此外，涂爾干以社會學的視角對勞動分工予以重新闡釋，強調勞動分工的社會有機性和結構功能性，而忽視勞動分工對資本創造的助推性和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實際上是否認了福利國家生產系統賴以存在的基礎。

三、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內部差異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包容度也愈大，加之斯密以來的自由貿易理念隨著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漸至擴大，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早已不局限于國家內部。因此，對于福利國家的生產系統，其完整描述應包含兩個層面：國內層面和國際層面。國內層面，主要是古典的生產系統的理解，即國家和社會關系，或更進一步，政府和市場關系；國際層面，主要是全球化對福利國家發展的影響，以及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而決定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內部差異的主要特質，是基于國家和社會關系的一些因素。因此，接下來我們會主要探討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國內層面那些能夠決定其內部差異的因素是什么。就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國內層面而言，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不斷調適，以及福利國家的發展，加之資本主義國家文化和宗教的非同源性的影響，其國家和社會關系也逐漸發展為多元特性。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內部層面的特點已經無法用一種國家和社會關系模式來解讀。福利國家類型學（Typology）就是為了更好的解釋福利國家之間的差異性而發展起來的，即用不同的福利國家模式所表現的國家和社會關系，來解釋福利生產系統的差異。換言之，類型學就是圍繞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對國家和社會關系的不同模式進行比較分析。因此，理解福利國家類型學的發展，對我們認識福利國家的生產系統，有著重要的意義。較早有影響的相關研究由皮特•卡岑斯坦（PeterKatzenstein）提出。其類型學提出的動機來自于對福利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應對石油危機的不同反應。為什么不同國家采取不同政策來應對危機？在《權力與財富之間》，卡岑斯坦等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解讀。其核心論點是，不同的政策反應來自于不同的國家和社會關系，卡岑斯坦將之稱為“國內結構”（domesticstructures）。其關注焦點在于兩個維度，一是國家權力結構的集中度，二是國家和社會的關聯度。他認為，不同的福利國家，在兩個維度具有不同特質（見表1）。

在對危機下不同政策反應分析的基礎上，卡岑斯坦在另一本專著《世界市場中的小國》中，歸納了三種資本主義國家類型：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和法團主義。他所歸納的這一類型學聚焦于不同利益集團組織和國家在政策制定中的自主性角色。這一分析路徑，顯然和同時期西達•斯科波爾（ThedaSkocpol）對國家在政治經濟發展中所應扮演角色的分析思路相通。斯科波爾的國家中心視角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國家自主性（stateautonomy），她強調的不是國家本身的制度分析，而是國家作為能動的制定政策的主體作用，政治經濟分析應該把“國家”這一變量重新找回來。斯科波爾和阿門塔（SkocpolandAmenta）回顧了工業化邏輯、新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論的問題和社會政策之間的關系，并指出其問題，以及民主政治（選舉、政黨）對社會政策的影響，并討論了跨國背景下國家戰略、地緣政治和社會政策之間的關系，最后指出國家作為行為人（statesasactors）對社會政策制定的影響，以及社會政策對政治的重塑（socialpoliciesreshapepolitics）。他們所持有的國家建設論（state-building）認為，國家會影響和塑造社會政策，同時社會政策會轉換政治（socialpolicytransformspolitics）。斯科波爾關于國家中心論的思想來源之一，是福利理論的左派所持有的權力資源理論（PowerResourceTheory），其倡導者考皮（Korpi）正是國家論者，主張普遍主義而非選擇主義，以及社會福利供給的國家性而非私人性。可見，資本主義國家類型學的發展本身，正是伴隨著福利國家的不斷發展而演化的。卡岑斯坦之后，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借用國家理論和新馬克思主義，從福利分配視角提出了新的類型學，即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和保守主義福利國家。我們可以從資格、融資和受益三個角度對三種福利國家進行總結（見表2）。埃斯平-安德森所用的三個核心變量之一，就是通過養老金的構成來測量國家（或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然而，他的測量維度更偏向于福利的公共供給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聯，換言之，其分析手段更側重于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而非政治經濟結構，故而對于我們理解福利國家的生產系統助益有限。

隨后，羅伯特•吉爾平也對福利國家進行了類型學分類。不同于埃斯平-安德森，吉爾平主要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對福利國家的不同特征予以解讀。他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分為三種類型[13]。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themarket-orientedcapitalism）。它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國家只在政治經濟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企業的控制也相對分散，如許多大公司的最大股東也僅控制1%-2%的股權。二是以日本為代表的發展型資本主義（thedevelopmentalcapitalism）。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具有主導作用，國家和大財團之間的緊密結合，以及以國家為擔保的企業融資，為大型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企業的股權控制也更加集中。70%以上的股權往往由聯合企業集團控制[13]。三是以德國為代表的社會市場資本主義（thesocialmarketcapitalism）。源自俾斯麥時代的福利發展，使得德國的資本主義具有國家和社會相結合的特征。國家除了對少數夕陽產業和郵政、電信等國有企業進行補貼之外，對市場的干預較日本而言要少。金融和工業相結合，國有銀行，如德意志銀行，通過貸款和入股對企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卡岑斯坦、埃斯平-安德森和吉爾平的類型學，核心都是關于生產系統層面的國家和社會關系的研究。卡岑斯坦基于國家和社會的一維平面理論發展出與國家權力結構相調適的二維空間理論；埃斯平-安德森則從養老金維度切入生產系統的研究，以國家（或政府）和市場關系為因變量，來簇群分類（cluster）差異化的福利國家；吉爾平則從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入手，基于政府對市場的控制程度和企業管理的離散程度，來討論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趨異性（divergence）。

概言之，上述類型學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從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視角，對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內部差異進行分析。大體上可以總結為：（1）以英美等前英殖民地或英聯邦國家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這種模式更強調社會自主性和市場自由性，因而也更具有自由化特征，其生產系統也最為發達。（2）以德法等歐洲大陸國家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模式，這種模式更強調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協同合力，因而帶有國家主義的特征。（3）以北歐國家為代表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這種模式在生產和分配之間更強調分配的功能，其生產系統的功能發揮不及分配系統。此外，以日本等東亞后發資本主義國家為代表的發展型模式，由于其國家和財團之間的緊密聯系，也被視為對福利國家生產系統模式的一種補充。通過國家和社會關系視角來理解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內部差異，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多樣性，并且為我們進一步分析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屬性奠定了基礎。它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福利國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私有化改革，實質上只是福利國家生產系統對其內在屬性自我反饋機制的應用，私有化過程只是福利國家生產系統的一種自發趨向。但也正因為如此，福利國家的私有化改革其實多數只局限于生產系統領域，而“全面的”私有化改革是不存在的。

作者：冉昊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社會發展理論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