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建國思想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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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文苑雜志》2014年第十四期

一、推翻獨大型壟斷政權是協商建國思想基礎

在協商建國的歷史中，我們不難發現，第三方面與中國共產黨協商的最根本基礎是推翻國民黨所建立的獨大型壟斷政權，實現真正的獨立、自由、民主，這同時也是對協商建國構想的實踐基礎。為什么我們用“獨大壟斷”而不用“獨裁”這個詞？因為國民黨事實上在大陸從未實現過真正的“獨裁”，形容是“民主無量，獨裁無膽”，這不僅很生動地形容了的性格，也是對派系林立、互相傾軋的國民黨政權的一個真實寫照。不管怎么說，國民黨政權是一個排他性壟斷政權，是型的日趨腐敗政權。因而，作為第三方的代表性政黨，民盟自創立始起，即與中國共產黨協商一致聯合要求結束國民黨的，實現民主政治、多黨共治，不單方面與國民黨成立條約。在民盟與中共的協定要點中，第一條就是“雙方為推翻國民黨，實現民主政治之新中國，應共同攜手奮斗”。第五條是“雙方不得單獨對國民黨作妥協合作，如有談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雙方同意后，始與國民黨成立條約”［3］p59。這個協約并無太多法律上的所謂“效力”，用“君子協定”更為恰當。事實上，雙方雖偶有摩擦，但還是基于基本的道義與利益攜手奮進，在第二條戰線上對抗國民黨政府。作為第三勢力的中堅力量，民盟在1945年10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反對獨裁，要求民主；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口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在正式成立的會議上發表宣言，主張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現中國的獨立、民主與和平。此外，中國農工、九三學社等派也有類似的宣言和主張，這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雖然不能說一致，但某種程度上是利益相關的。1945年到1946年的國共和談讓國人一度認為獨立民主富強的中國就在眼前，但沒有摧毀國民黨政府的戰爭力量，協商建國的基礎就不可能達到，獨立民主富強的目的也只能是紙上的宣言。全面內戰爆發后，第三方勢力絕大多數反感于國民黨日益嚴苛的管制，對國民黨政權的厭惡明顯加劇，對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協商作風和設想甚為贊成。1947年，民盟被解散后，就說：“應當清除這種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如果民盟能夠這樣做，則民盟之被宣布為非法并不能損害民盟，卻反而給了民盟以走向較之過去更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4］p314。這充分說明了共產黨與廣大第三方所共同向往的獨立民主富強如果沒有奠定協商建國的基礎，即推翻國民黨獨大壟斷政權，就不可能實現。在為新華社起草的新聞稿《中共發言人就和平談判問題發表談話》中，回顧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簽訂了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并和各派協作，在政治協商會議上迫使國民黨接受了共同的決議。自此以后，中國共產黨即和各派各人民團體一道，為維護這些協定和決議而奮斗”［4］p1387。隨著形勢明顯有利于中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已經明確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4］p1256。在1949年元旦發表的《將革命進行到底》中，亦主張“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對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4］p1375。因此，推翻以為代表的國民黨壟斷政權，才能真正協商，真正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這是中共與派的根本利益契合點，更是協商建國思想的根本基礎

二、協商建國思想的核心及主要特點

2009年的《建國大業》作為60周年國慶獻禮片而廣受注目，作為影片重點，政協會議成為焦點。如果放到歷史中來，協商建國的核心毫無疑問是“會議”，不管是舊政協會議，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相對于戰場的廝殺，另一條戰線更體現了中共領導人的政治智慧。為了實現多黨合作、協商建國的政治目標，中共克服重重障礙，擺脫了國民黨內各派系的破壞、截殺，以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團結和吸引一切派和各界愛國人士，前來參加推翻反動政府的群英盛會，完成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勝利召開。經過政治協商民主表決，合法地接生了人民共和國，選舉了新國家的領導人。在建國當日，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指出，“在此基礎之上，由全國各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集會，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5］p1。新政協的召開被認為是統一戰線策略的成功范例，它顯示出新政權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對派、社會賢達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協的662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占44％，黨外人士占56％，其中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派的成員約占30％。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主席是，副主席是、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其中民主人士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政務院總理是，副總理是董必武、陳云、郭沫若、黃炎培，其中民主人士占50％。政務委員15名，其中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務院所轄機構負責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占45％。總之，從派參政比例看，新政權毫無疑問是一個統一、團結的民主政府，這是利用“政治協商會議”去實現人民民主的偉大創造。對此論述道：“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強盛的道路。”事實上，這一形式的基本特點，就是讓具有不同階級基礎、不同利益訴求的政治和社會組織，通過對話和協商，形成合作斗爭的綱領政策等共識，共同來建立新中國。這種民主形式，緊緊圍繞“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核心，充分體現了協商建國的理念。其思想主要特點有：

（一）具有貫穿性。縱觀協商建國思想的發展過程，我們看到，這一思想貫穿1945年至1949年，從1945—1946年的“聯合政府”策略，到1948—1949年的以中共為領導的人民政協組織方式，即使是在戰爭時期也仍未放棄協商建國努力，只是在等待協商建國的時機到來和基礎恢復。經過殘酷的戰爭對決后，在協商建國的對象和實現途徑方面必然有所調整，具體體現在對國民黨主體力量的排斥和對抗，但是在思想實質上，我們必須承認，這和1945年時期的協商思想具有一脈相承的銜接性。

（二）具有現代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運作是在當時還不具備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下，肩負起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揭開了新中國歷史的第一頁。因此，我們可以說，協商建國思想是在中國當時代議民主尚不能完全開展的時候，作為建國合法性的重要來源而存在，體現了現代建國思想契約性和階級性的雙重融合。

（三）具有實踐性。歷史已經證明，協商建國思想是可操作的、可實現的，其具體形式就是協商建國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經過政治協商會議這個具體的組織形式成功地實踐協商建國思想，確立建國的一系列復雜過程，包括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決定了新中國的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國歌未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國旗定為五星紅旗。會議選出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同時選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人。這個過程證明了協商建國思想在中國運作的可能性，也證明了新中國在建立伊始，并不是中共一黨包辦，協商民主的色彩躍然紙上。

（四）具有借鑒性。毫無疑問，協商建國思想建立在協商民主的理念基礎上，對新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有重要參考借鑒作用。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明確提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這些論述充分表明了協商民主思想在當代的重要價值，也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理念與治國理念相結合的系統性表述，事實上也證明了的協商建國思想在當代仍有發展與借鑒的必要性。

三、協商建國思想的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建構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合法性。協商建國是在中共軍事優勢的基礎上發展的，但決不是無足輕重的，而是一個重要的支撐點，賦予新政權以合法性，加速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合法性是通過民主革命戰爭的方式奪取政權，因此，新中國剛剛建立時，有些中共黨內人士對黨的統戰政策缺乏了解，甚至有人講怪話:“什么派，不過是一根頭發，拔了就拔了！”1950年，在與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談話時說：“對派及非黨人物不重視，是一種社會現象，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要向大家說清楚，從長遠和整體看，必須要派。派是聯系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才行。認為派是‘一根頭發的功勞’，一根頭發拔去不拔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從他們背后聯系的人們看，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不可藐視。”［7］p6這從宏觀上指出了派與其背后的力量都不容小視，閉門造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的確，我們如果透過戰爭硝煙的背后，就會發現所言非虛,非黨人士對于建國的準備和進行影響都十分深遠。建國全過程中，中共的軍事力量逐漸占據優勢地位和國民黨軍事力量的日漸崩潰、國民黨政權最終土崩瓦解被推翻當然是協商建國的實踐基礎。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中共軍事力量乃至綜合力量的全面優勢離不開中間力量的支持，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為中共領導的民主革命作出了相當貢獻。一是支持影響學運、工潮。在抗議美軍強奸中國女學生暴行、聲援“二九慘案”、支持“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聲援“反美扶日”運動等民主運動中，沈鈞儒、馬敘倫、馬寅初、郭沫若、史良等民主愛國人士紛紛發聲參與，民盟、民進、民聯（即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革前身）等派總部及地方支部均紛紛表態支持，形成了“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的“第二條戰線”。［6］p1225二是協助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投誠起義，加速新政權建立。前文已闡述，國民黨軍政投誠起義人員也是協商建國的重要力量，這些人員不少是經過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斡旋和策動而放棄國民黨政權、參與民主革命的，因而這批人員既是協商建國的重要力量，又體現了協商建國的主體對象———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貢獻。事實上，這些人員尤其是高層人員在起義投誠后也大都加入了民革等派組織，對協商建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例如，濟南戰役中吳化文的起義就受到了李濟深、章伯鈞等民革、民盟人士的影響；渡江戰役后，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劉昌義、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郭汝瑰的起義也受到了民革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王葆真的策動；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劉宗寬，則是農工的秘密成員；川軍劉文輝倒戈，也是由民主同盟代為引線搭橋；1949年8月，包括黃紹竑、賀耀祖、龍云、劉斐、劉建緒、李默庵、賈異之、諶小岑、羅翼群、李任仁等44名國民黨立法委員和中共委員聯名發表聲明，宣布脫離國民黨政權，也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幕后策反的作用。三是為建國提供重要支撐點，賦予新政權以必要的合法性。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長期在農村戰斗，對城市的建設與發展缺乏經驗，同樣，城市有產階級對中共也缺乏必要了解，懷有相當的觀望與疑慮。要徹底打敗國民黨建設新中國顯然離不開長期被國民黨占據的大中城市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支持，而派的地位相對中立，他們的聲音對普通民眾以及城市中小資產階級來說無疑會具有更強的感召力。尤其是在國民黨占領的城市中，因為共產黨是非法組織，有恒產者大多不了解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會剝奪有產者的資產，故通過第三方人士宣傳中共政策、參加新政府會在某種程度上起到影響城市民眾、瓦解國民黨殘余力量的作用。1949年后中國共產黨要以城市為重點進行經濟建設，恢復城市經濟與建設城市顯然更需要他們的支持。正如所說的那樣，以協商建國思想為感召的統一戰線陣營“不但對過去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對現在為社會主義事業奮斗也是有好處的”［5］p495。當有人對建國后第一屆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有所非議，認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時，說：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里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8］p34事實證明，的協商建國思想是正確而光輝的，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國民黨軍政起義投誠人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與之后的建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決不是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

（二）有利于實現建立獨立民主富強新中國的目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為了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而殫精竭慮，早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大會宣言就指出：“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個聯合戰線里奮斗的目標是：（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經過24年的艱苦奮斗，到1945年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1億人口的解放區、100萬以上正規部隊、260萬民兵。然而，中國共產黨雖然力量已有大幅提升，但氣勢洶洶的國民黨政府看上去更為強大。面對復雜戰后格局，是繼續民主革命，還是偏安一隅？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全黨說：“我們的任務是什么呢？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9］p10261949年后，國民黨敗局已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已經摧枯拉朽地席卷大江南北。英美等帝國主義勢力逐漸被驅逐出中國領土，獨立這個目標事實上已經不遙遠。那民主呢，沒有民主的支撐，富強這個目標也很有可能被扭曲。很早就關注到了內戰后的政治格局，針對當年在晉綏中出現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傾口號，他明確提出：“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6］p1268按照的想法，就是我們共產黨人雖然為奪取全國政權進行了艱苦的奮斗，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我們是為人民打天下，也應該由人民來坐天下。因此，我們要通過統一戰線建立新中國，團結包括派在內大多數人民建立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的新中國。同樣，富強這個理念也離不開派與其背后的民族資產階級。1949年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主張“利用一切于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斗”［6］p1479，體現了從政治和經濟的現實出發，反對破壞工商業，這無疑對新中國的富強是有莫大幫助的，1949年到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也證明了的思想是正確的。因此，獨立、民主、富強這三個目標三位一體，構成了協商建國思想的總戰略意義。歷史是波瀾壯闊的，也是復雜多變的，新中國建立的歷史就是協商建國思想的發展史。作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協商建國思想貫穿新民主主義革命尤其是解放戰爭時期，產生并蘊涵于的整體建國思想中。如果說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那么協商建國思想就是的統一戰線理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的有機結合。協商建國思想既有協商民主的基礎，也有選舉民主的融合；既有各黨派穿梭商討的場面，也有各方齊聚一堂的人民政協大集會研討；既有統一戰線與人才建設理論的支撐，也有革命大洪流時代的推動。因此，的協商建國思想是具有貫穿性、現代性、實踐性、借鑒性的系統思想體系，對建立新中國具有重大戰略價值，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對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更有深遠意義。

作者：金一馳單位：北京師范大學